细说历史——大礼议之争

朱厚熜继位后与大臣们的第一个冲突，便是大礼议之争。为他个人及其生身父母的尊崇问题，君臣争吵了达十七年之久，对于当时明朝的政局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朱厚熜的父亲朱祐杬是朱见深的第四子，祖母是邵贵妃。作为庶出王子的后代入继帝位，不合当时的封建正统观念，因此，杨廷和等众阁臣主张朱厚熜作为朱祐樘的过继儿子继承皇位，以朱祐樘为父，张太后为母，而以他自己的生身父母为皇叔父母。这种“移易”父母的办法，固然符合所谓的国体礼仪，但却是朱厚熜所不能接受的。他认为在诏书中并没有这样的安排，他也并不是以太子身份继位，因此他没有义务遵循传统的“移易”礼仪。此外，最关键的是，朱厚熜特别想要借大礼议的事情，表明他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幼主，更要通过大礼议来表明君主的绝对意志。因此，当大臣的方案呈给他的时候，他当即表示不满，要求另议。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疏》，提出了符合朱厚熜心理的主张，建议尊朱厚熜的亲生父母为帝后，深得朱厚熜欢心。

当时围绕着大礼议，朝臣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前朝六部众臣僚，他们可谓人多势众；另一派是官微职轻的张璁、桂萼等人，他们的背后则有嘉靖皇帝的支持。嘉靖始终不甘心在大礼议问题上退让，多次提出。而杨廷和等人也毫不示弱，先后封还御批四次，上疏三十次，引起了皇帝的不满。杨廷和意识到了这一点，自知再干下去前景不妙，便申请退休，于嘉靖三年正月，离任回乡。后来在嘉靖皇帝的盛怒下，朝臣退让了一步，同意给嘉靖的亲生父母加“皇”字，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母章圣皇太后”，这样与朱见深还是有所区别。但朱厚熜还不满意，要去掉“本生”两字，遭到大臣的拒绝。朱厚熜大发雷霆：“尔辈无君，难道还要使朕无父吗？”随即召来百官至左顺门，正式下令：去掉“本生”两字，更定尊号为“圣母章圣皇太后”。

这件事在朝臣中引起极大波动，成为大礼议之争中最激烈的一幕。群臣无法接受这一有违国体的诏令，他们群情激愤，决定集体跪伏请愿。成化朝时，为慈懿皇太后葬礼之事，文武百官曾跪哭文华门。慈懿皇太后即英宗的钱皇后，英宗临终时曾特别交代皇后死后要与自己合葬，但继位的成化帝朱见深生母为英宗的周贵妃，在钱皇后死后不许其与英宗合葬，被百官“哭谏”，最后，朱见深让步，听从了众臣的意见。故而这次为大礼议事，朝臣两百多人，跪伏左顺门哭喊，“声震阙廷”。嘉靖皇帝命司礼太监传旨劝退，自辰时至午后，先后传旨两次，众臣仍跪伏不起。嘉靖皇帝恼羞成怒，逮捕一百三十四人入狱，各部官员中，四品以上者夺去俸禄，五品以下者杖之。先后有一百八十余人惨遭廷杖，十七人被杖死。嘉靖皇帝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其生父的神主自安陆迎到北京，奉于观德殿，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不复言“本生”。

左顺门事件是“大礼议”的转折点。经过这场打击，杨廷和一派或死或贬，剩下的也大多顺从形势，再也不敢坚持初衷了。嘉靖皇帝和张璁、桂萼等人的主张顺利地一一实现，而且，由于许多人的阿谀奉承，后来对嘉靖皇帝生身父亲的尊崇典礼，甚至超过了张璁等的初议。十几年后，嘉靖皇帝决定让其父朱祐杬入太庙，以达到其所谓生为帝统，死为庙统之意。此前，献王虽已追尊为兴献皇帝，但尚未称宗，也没有入太庙，距离合乎标准规格的皇帝在礼仪上尚不齐备。直至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在礼部尚书严嵩手中，终于把朱祐杬尊为睿宗，祔于太庙，配享上帝。至此，嘉靖皇帝对其父亲的尊崇典礼，也达到了极点。严嵩也因为在大礼议的最后阶段“秉虔尽职”，赢得朱厚熜的欢心，为其日后夺取内阁首辅之位奠定了基础。

就大礼议之争而言，表面上不过是一些礼仪细节的争执，但其背后，却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就政治动因而言，杨廷和坚持让嘉靖帝“考孝宗”的原因，虽然史无明言，但从当时的形势看，杨作为武宗临终的顾命大臣，尊崇孝宗、武宗系统的地位，对他一干人等大有好处，否则其作为顾命大臣的权威就要大受影响，其他弘治、正德时期阁臣的地位也要受削弱，所以这实际上蕴含了内阁首辅与皇帝争夺权力的因素。而对嘉靖帝来说，杨派的主张实际上宣判了兴献宗没有皇位继承权，从而压低了它在皇族中的政治地位；同时，剥夺了嘉靖帝尊崇父母的权力，否定了他的独立人格，削弱了他的皇帝权力。而且杨派的主张和做法还会引出另一方面的严重后果：即嘉靖帝是他们按照宗法制度迎立的，因此他们有“捧日之功”，是“定策之勋”，这样便极易出现“定策国老”挟持“门生天子”，相权分割皇权，外廷干涉朝政的局面，而这是嘉靖皇帝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因此，嘉靖帝竭力为其生父争得尊崇，除了人情、心理的因素外，也是为了要与当时位居内阁首辅、身为顾命大臣、权极一时的杨廷和相抗衡，以争早日体现其君主意志。那些依附嘉靖帝的意见，与杨廷和意见相左的人，多是一些中、下级官吏或失意官员，他们想通过这场争论，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因此，大礼议之争其实是反映了当时明廷君臣之间的争权夺利。它由此也开了明中后期朋党政治的先河。

此外，张璁、桂萼派所依据的主要是传统礼法中的“孝”，父子之间的“孝”是三纲五常的核心，“孝”是“忠”之本，“孝”而后才能“忠”。他们特别强调“帝王相传，统为重，嗣为轻”，而自古以来，帝王莫不以孝治天下。因此，嘉靖帝只继统，不继嗣，而且追尊父母，乃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之事。正因为这些，张璁等人的主张能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

由此，亦有学者指出，权力的对抗是在议礼双方论辩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其争论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传统礼制，而不是治国方略，争论内容在很多方面集中在礼仪用语和古代礼仪的含义及经典文献所记述的传统上。既是辩论，就需要有一定的根据，以理服人。虽然其论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搀和党派斗争的色彩，但仔细辨析双方论辩的基础或思想背景，则会发现，其极为巧合的是，这一过程中新旧两派的对立，实际在学术背景上正是正统的朱学与新兴的王学之间的互相抵牾，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传统程朱理学的批判。地方官员在所有细节的争论上都紧跟朝廷，从而推动了引导这种批判的王学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