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仁宣之治

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于第五次征讨漠北途中病逝，庙号为“太宗”。后来到嘉靖十七年，其庙号被改为“成祖”。这是后话，朱棣死后，长子朱高炽即位，年号“洪熙”（庙号“仁宗”），不过在位仅一年即病死，其长子朱瞻基即位，年号“宣德”（庙号“宣宗”），这两朝一般被认为是明王朝的和平发展时期。

经济上，积极推行与民休息政策，注重农桑，兴修水利。爱惜民力，提倡节俭，薄赋救灾。仁宗时禁止为宫中采办宝石、金珠以及烧铸进贡等项，将北京、山东交纳的枣减征半数。宣德三年，修复都江堰等水利工程四十余处，朱瞻基还命周忱与况钟疏浚太湖入海水道，解除了苏松地区的水患。宣德四年（1429），免畿内税粮十七万余石。宣德七年，山西旱灾，蠲逋赋二百四十余万石。同时鼓励民众开荒，并令军队屯田。史称宣德年间，东自辽左，北抵宣府、大同，西自甘肃，南尽云南、四川，中原则大河南北，处处兴屯田。在这些积极经济政策鼓励下，仁宣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粮食产量明显增加，民众生活安定，府库盈余，经济发展超过了永乐时期。

明仁宗朱高炽像

在政治上，这一时期内阁制度进一步完备。明代内阁制度的基本形成，是在朱棣时期，但当时阁臣的秩位尚不高，阁臣的权位还远远不及尚书。这一时期，打破了阁臣“官仅五品”的限制，不断提升阁臣的官阶。仁宗时阁臣即由正五品的大学士加官至尚书，同时恢复设置三公三孤官，授予阁臣公孤之衔。宣德时，内阁开始有“票拟”权，即阁臣草拟对臣僚各种章奏的处理意见。这是内阁的最大权力所在。阁臣获得了票拟权，也就是直接掌握了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人们把明代的内阁之职比之于古代的丞相，也是因为其有票拟权的缘故。这一时期，内阁由三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主管，时人有“三杨用事，政归内阁”之说，基本上形成了阁权重于部权的局面。“三杨”在内阁时间都很长，其中杨士奇四十三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历任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大学士。这种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使他们成为德高望重的重臣，在朝臣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和很大的影响，这对于日后阁臣权力的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

明宣宗朱瞻基像

朱高炽和朱瞻基一心致力于做好守成令主，力求社会的安定和统治的稳固，在政治上力求宽松开明的气氛。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一月，朱高炽刚即位不久，就恢复了建文朝殉难大臣的身份，宣布建文诸臣及方孝孺为忠臣，下令宽宥建文诸臣家属，将其在教坊司、锦衣卫、洗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皆释放为民，归还他们的土地。朱瞻基时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使建文旧臣和同情建文帝的士人们解除了顾虑，效忠皇室。永乐朝臣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侍郎杨勉等人，因直言极谏而触怒永乐帝，被“下诏狱”，而“杨溥及黄淮一系十年”，朱高炽均开释复职，予以重用。

洪武时期朱元璋因吸取元末吏治败坏的教训，采用了历史上罕见的严刑峻法，仅借“胡蓝之狱”就诛杀文臣武将数万人；朱棣继承了洪武朝“以猛治国”的基本政策，加上其王位的获取颇有“以篡夺天下”之色彩，在登基之初，也采取了野蛮而疯狂的屠杀手段。这种强权手段的直接后果便是在加强了皇帝绝对权威的同时，也使得皇权与大臣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在惶惶不可终日、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下，为官者大都尸位素餐，持禄固宠，不敢“批龙鳞而逆天怒”。

为扭转这一局面，朱高炽、朱瞻基尽量礼遇大臣，并多次鼓励大臣，若有政事阙失，一定要敢于诤谏，不必有所顾虑。因此，这一时期臣僚上奏时，阿谀奉承的情况比较少，直言政治得失的情况比较多，朱高炽、朱瞻基也能倾听一些朝臣的奏议来改进统治政策，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经常进行考察黜陟。他们对大臣的信任也比较稳定。当时“三杨”掌管内阁政务，蹇义掌吏部，夏原吉管户部。他们长期掌握朝政，协力相资，成为皇帝的左辅右弼，博得朝廷内外的赞誉。这一时期，用人方面能够做到唯才是举，出自公心，尤重才干。如周忱、况钟、曹鼎、于谦、孙鼎、陈继等人，都是明代著名的清官，对“仁宣之治”作出了贡献。而这一切与三杨等人忠心耿耿地同心辅佐不无关联。史称三杨执政，“天下清平，朝无失政”。

严厉打击贪赃官吏，吏治清廉，也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朱高炽、朱瞻基对贪赃行贿之徒均深恶痛绝，不论官职高低，一律依法制裁。都御史沈润接受贿赂，被谪戍辽东。左都御史刘观因贪污被捕下狱。对于不称职的官吏，朱高炽、朱瞻基也能够秉公斥逐，决不姑息。如宣德八年（1433），裁汰京师冗官七十余员。相对于洪武朝、永乐朝的大杀朝臣而言，朱高炽、朱瞻基用刑要慎重许多，废除了一些严刑酷法，如不许“于法外用鞭背等刑，以伤人命。尤不许加入宫刑，绝人嗣续”。这一时期对大臣乱关乱杀的现象也减少了许多。

仁宣时期，针对前朝连年用兵，造成“白骨蔽野”的惨痛局面，更鉴于北部蒙古的威胁基本解除，决定采取严谨边备，不忘远略，息兵养民，以防御为主的边备政策。既减轻了民众负担，也保持了边境地区的稳定。

宣德时期还有一项重要决定，便是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后便中止了这项活动。这中间固然有耗费甚巨，“劳民伤财”，北边危机日益严重等诸种因素，使得明朝廷有充分理由中断海外发展，但此举之影响是深远的。“它严重地影响海军建制的力量和士气，削弱了它的沿海防御能力。这从而促成了日本海盗在下一个世纪的进一步的掠夺。最后，明朝从印度洋和南洋的撤退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而此时欧洲列强正开始进入印度洋。宣德统治时期不但标志着中国在欧洲水域的统治地位的结束，而且是明帝国孤立于国际事务的开始。”

这一时期还改革了科举取士法，分南卷和北卷，按比例录取。洪熙年间，“南六十，北四十”。宣德元年七月，改南、北卷为南、北、中卷。如以百名为例，南取五十五名，北取三十五名，中取十名。北卷地区有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十二省府；中卷地区是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和徐、滁、和三州；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等十六省府属南卷。从此，虽各卷录取比例和人数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会试按南、北、中卷取士的定例从此确立。这一改革把取士人数从地域上加以平衡，以改变以往由于文化水平的差异而造成的会试多取南士的局面，从而大大激发了北方士人的积极性，扩大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剑桥中国明代史》如此评价洪熙帝朱高炽：历史盛赞洪熙帝是一个开明的儒家君主，他像他模仿的古代圣王那样，坚持简朴、仁爱和诚挚的理想。他因大力巩固帝国和纠正永乐时期的严酷和不得人心的经济计划而受到一致的赞誉。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反映了一种对为君之道的理想主义的和儒家的认识。过早的死亡阻碍了洪熙帝去实现一切目标，但尽管如此，他留下来的遗产仍是一清二楚的。除了人道主义的社会活动外，他对儒家的政治理想—一个道德上坚毅的皇帝采纳学识渊博的大臣们的忠告统治天下—也作出了贡献。

总体而言，洪熙、宣德时期的统治政策，由洪武、永乐时期的严峻而趋向平稳。朱高炽、朱瞻基在朱元璋、朱棣创业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来保持社会的安定与统治的稳固。这一时期在皇室内部虽然爆发了争夺皇位的“高煦之叛”，但很快便被平服，没有酿成大的祸乱，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大。一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言：宣德的统治是明史中一个了不起的时期，那时没有压倒一切的外来的或内部的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争论。政府有效地进行工作，尽管宦官日益参与了决策过程。及时的制度改革提高了国家行使职能的能力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两者是贤明政治的基本要求。后世把宣德之治作为明代的黄金时代来怀念，这是不足为奇的，故而史称这段时间为“仁宣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