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严刑重法，惩奸治贪

朱元璋起自民间，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平民出身的皇帝，深知民间百姓的疾苦，故而他对封建社会常见的通病—贪污受贿，特别是对“蠹政鬻狱，大为民害”的贪官墨吏更是恨之入骨。他认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因此他即位之后，便告谕群臣：“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而对百姓疾苦，则视之漠然，我深恶痛绝。如今要平法之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首先他严禁官吏法外诛求，以峻法重绳贪官赃吏；其次采用警省臣民的策略，并告诫官吏亲属严守法度；此外，还建立了严格的官吏考课和监督制度，对官吏进行八个方面的考察：一贪、二酷、三浮躁、四不及、五老、六病、七疲、八不谨。对考察称职者升，不称职者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品格卑鄙者免官为民。

朱元璋对自己的女婿都毫不姑息。欧阳伦是马皇后所生女儿安庆公主的驸马，曾官任都尉。据史书记载，明初茶禁异常严格，而欧阳伦多次派遣家人偷运私茶出境贩卖，从中牟取暴利。欧阳驸马所到之处，对百姓百般骚扰。一次，驸马贩运私茶过甘肃兰县（即今兰州）河桥巡检司，竟捶辱司吏，司吏不堪忍受，将其告发。朱元璋闻知此事后大怒，不顾马皇后与公主的说情和哀求，将驸马欧阳伦赐死。与此同时，陕西布政使明知驸马利用职权擅自役使吏民贩运私茶，触犯法令而不举报，还为他办理公文，起车载运，也被赐死。

马皇后像

明律规定，受贿六十两银子以上就要斩首示众，而且还要被处以剥皮（揎草）之刑。当时府州县衙门旁边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故而民间又称土地庙为皮场庙。有的衙门公座旁还摆着前任贪官塞满稻草的人皮，令继任者触目惊心。在这种严厉惩治的思想指导下，不仅对真正的贪官予以严惩，即便对有贪污嫌疑的行为也决不姑息手软。明初的空印案和郭桓贪污案便是典型的案例。

按照明朝政府的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县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钱谷数字若有分毫差误，整个报册就要被驳回，重新填造。各布政使司离京城远近不一，远的达六七千里，近的也在百里上下，重新填造的册子还必须盖上原衙门的印信才算合法，为此往返需花费月余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为了避免户部挑剔，减省来回奔走的麻烦，进京计吏往往都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这种空印文册盖的是专印，不能用作其他用途，故而也得到户部官员的默认。这本来也是公开的秘密，上下都习以为常。然而，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一秘密后大怒，以为这样做一定会引发严重弊病，下令严办，处死户部尚书和各地布政使司主印的长官，辅佐的官员杖百戍边。当时正值胡惟庸党案风声最紧之时，朝廷上群臣已没有多少人敢站出来分辩，因此，空印案中被处死者达数百人，受杖戍边者达数千人，其中有不少是无辜的。建文朝名臣方孝孺的父亲—官誉甚佳的方克勤，也在该案中被杀。

明版崇善寺建筑全图。崇善寺创建于唐代，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三子晋王为追荐其母孝慈高皇后大事扩建。

郭桓是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朱元璋怀疑他与北平二司官吏伙同贪污，于是又兴大狱，将户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全都处以死刑，追赃七百万石。供词牵连到各布政使司官吏，追赃时又波及全国各地一大批的地主富户，中产以上的地主家破的不计其数，被杀的达几万人。被杀的官吏中，其中自然有贪官污吏，但朱元璋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诛杀，其中有很多无疑是无辜的清官。因郭桓案牵连面过广，引起了整个统治阶层的恐慌和不满。朱元璋觉得如果任这种矛盾继续发展下去，也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便一面以手诏形式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状，一面把直接审理该案的官员处死，结束了这件大案。而从史籍“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的记载看，有大量地主富户被杀，可见朱元璋此举的用意并不完全在于惩治贪吏，也是其聚敛财富的一种手段。

郭桓案还有一个重要影响便是，我国最早的关于记账必须使用大写数字的规定，也自此开始。郭桓案事发后，为了改变当时的财务混乱现状，杜绝财务管理再出现篡改数字的情况，朱元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管理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将汉字中的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在进行钱粮等财务登记时改写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陌、阡”。这一举措对于堵塞财务管理上的漏洞，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成为我国历史上金额大写规则的首创。朱元璋还下旨：谁若违犯，则有杀头之罪。当然，这种用大写数字记账的规定当时仅限于记载钱粮的数字。到今天，这种做法已成为定制。后来，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将“陌、阡”二字改写为“佰、仟”，在财务往来中一直沿用至今。

明皇陵图，此为明太祖朱元璋之父朱世珍的陵墓。

洪武一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也是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这也使得洪武朝的大多数官吏能够相对约束自己，不敢过于骚扰百姓。有明一代，也以洪武一朝风气最廉。但是，贪污现象仍然存在，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朱元璋身为皇帝，可以利用皇帝的权威杀人，却不可能铲除滋生贪官污吏的社会土壤，因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消灭贪官污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