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特务政治与文字狱

朱元璋在历史上以严峻骇世闻名，既是他以猛治国、恩威并重的指导思想的体现，也与他极端严重的猜忌心理有关。他总是担心有人威胁他的统治地位，所以经常派人侦察官僚们的行动。所派的人叫“检校”，实际上就是密探。他们将得到的信息随时向皇帝汇报，朱元璋一旦认为谁对自己不利就立即下手，祸及其九族。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设立了锦衣卫，专门负责侦察、扣押和处刑，并设有法庭和监狱，称为“诏狱”。锦衣卫的权力很大，甚至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常常可以先斩后奏，并凌驾于刑部、大理寺之上，是一个军事特务机构，由皇帝直接指挥。锦衣卫最得势时，连朱元璋最亲信的李善长等人也怕他们三分，检校的身影更是无处不在。

锦衣卫木印

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回家吟诗发牢骚：“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就对他说：“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了一身冷汗，急忙磕头谢罪。宋濂性格谨慎，有一次宴请宾客。第二天，朱元璋问他都请了哪些人，吃了什么菜，宋濂如实作了回答，朱元璋笑着说：“全对，没有骗我。”吏部尚书吴琳告老回到家乡黄冈，朱元璋派人去察看他的行迹，直到听到回报说吴琳在家老实务农时，朱元璋才放下心来。国子祭酒宋讷在家独坐生气，面有怒色。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昨天为什么生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朱元璋便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看，宋讷才如梦方醒，领教了特务的厉害。

严密的特务政治，使得洪武一朝的官员提心吊胆，人人自危。经过胡惟庸、蓝玉等几次大狱之后，朝中更是弥漫着恐怖的气氛。大臣们传说，如果朱元璋将玉带高高贴在胸前，这天杀人就不多；若将玉带掀到肚皮底下，就准有大批官员被杀，满朝文武便会紧张得面无人色。以至当时的京官每天入朝前，都要向妻儿诀别，交代后事，及至傍晚平安回来，便全家举杯庆贺又多活了一天。

宋濂像

明王朝建立后，不少儒生投其帐下，为新王朝服务。朱元璋读书不多，但他懂得读书的好处，也知道读书人能旁征博引，能言善辩，故而他也较为重视儒生的意见。但当时也有部分士大夫对新王朝持敌对态度而不愿出来做官，还有部分人则畏惧明廷的严刑峻法而隐居山林。朱元璋把这些都看成敌对行动。皇帝的尊严使他不能容忍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不敬。另外，他出身贫穷，又当过和尚，做过游方僧，这段卑贱的经历与他后来显赫的至高无上的皇帝身份相比，形成了太大的反差，也使得他内心深处存留着自卑感，因而他称帝后的禁忌特别多。如他自己当过和尚，就忌讳别人说“僧”，“生”与“僧”同音，又忌讳说“生”；和尚是光头，又忌讳别人说“光”；他参加过红巾军，就不准别人说“贼”，“贼”、“则”同音，甚至连“则”也不许说，否则，便有杀身之祸。由于这种猜忌心理，也形成了洪武一朝的文字狱祸。

帝释圣众（明代稷山青龙寺壁画）

梵天圣众（明代稷山青龙寺壁画）

所谓的文字狱祸，就是在文字细节上进行挑剔，吹毛求疵，编造莫须有的罪名，迫害文人。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内有“作则垂宪”句，因“则”字犯忌而被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而被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司、按察司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被诛等。更有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所写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惹得朱元璋勃然大怒道：“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剃发，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骂我做过贼。”徐一夔自然免不了一死。朱元璋这种乱定罪名、妄加诛杀的行为，对明初文化思想起了极其恶劣的窒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