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发展经济，奖励农桑

明初政府面临的是经过长期战乱破坏后的社会局面：人口减少，土地荒芜，社会经济亟待恢复。朱元璋本人起自贫民，亲身体尝过官逼民反、民不聊生的苦难，尤懂得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百姓境遇的好坏。因此，他做了皇帝后，在经济上的主要指导思想便是安养生息，采取宽仁手段，使民受惠，以期长治久安。

农业方面，主要采取了鼓励移民垦荒屯田、宽赋免租、兴修水利、发展桑棉种植等措施。

明初的屯田主要有军屯和民屯两种形式。军屯主要是为了保证军事供给，民屯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田广的地方。如洪武三年（1370），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地农民四千余户到濠州种田。移民由政府发给牛具种子，三年不征其税。另外，针对某些地区租税过重，农民无力负担，重新出现逃亡的社会现象，朱元璋下令削减苏松嘉湖地区的田租，并诏：凡各地闹水旱灾荒歉收的，蠲免租税，由官府贷米，适当补贴。这些措施使百姓在历经战乱后，稍获休息，有利于明初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在明初的移民中，迁徙富民于中都和京师值得注意。如洪武初年，朱元璋迁江南十四万民户于他的老家凤阳，其中有不少为江南当地富豪。洪武二十四年（1391）徙天下富户五千三百余户于南京，洪武三十年（1397）又徙一万三千余户于南京，这实际上也是朱元璋打击地方豪强势力的一种手段。这些富户离开了原来的家乡，财势俱失，因而对中央政府的威胁也大大减少；而中都和京师，是明朝政府统治力量最强的地区，也便于对这些豪族地主的控制。被迁徙到凤阳等地的一些江南地主，留恋原来在家乡的生活，但政府不允许他们私自回去，故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常扮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到家乡扫墓探亲，沿途唱着他们自己编制的凤阳花鼓，“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以发泄对朱元璋的不满情绪。

大明通行宝钞

明初政府对水利兴修也很重视，广西的灵渠、四川都江堰等，都曾在洪武年间先后修复。明政府还以此作为考核官吏是否胜任的标准之一。据洪武二十八年（1395）的统计，全国共计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疏通河流四千一百六十二处，修建陂渠堤岸五千多处。

明政府也十分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政府下令种植棉花，由政府规定各地种植桑、棉额数，并以赋税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一政策的推行，有利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尤其是竭力推广桑、麻、棉的种植，为明中后期丝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手工业商业方面，明初政府基本上采取了扶植的政策。首先，改革匠户制度。元代的手工业工人被征调后，就终身服役，地位也很低。明初将匠户改为轮班匠和住坐匠两种，前者每三年为政府服役三个月，住坐匠每月服役十天，因病不能服役的可纳钱代役，其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这使得几十万工匠的绝大部分时间可以用于社会生产。商业上，主要采取轻税政策，凡商税三十分取一，违犯者以违法论处。洪武十三年（1380），明政府下令裁撤税收额米不足五百石的税课司局共三百六十四所。

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明洪武四年刻本，天一阁博物馆藏）

明代《皇都积胜图》所绘之承天门外的商业区

此外，明初政府还颁布法令，恢复奴婢的人身自由，提高其社会地位；承认战乱中农民垦种的荒地和无主田地，否定了逃亡地主对抛荒田的所有权。这些措施对当时社会的稳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社会经济的恢复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洪武丈量鱼鳞图

在对农民的管理上，明初采取了“以良民治良民”的办法，在江南、湖广、江西、福建等地，创立了粮长制；基层组织制度方面，仍沿袭前代的里甲制。朱元璋还下令对传统农业时代最为关注的户籍与地籍进行整理，政府花大气力清丈耕地，调查户口，编制了《黄册》和《鱼鳞图册》。《黄册》，实际上就是户口总册，十年一更造。造册时，每户要在政府颁给的清册供单上登记本户籍贯、丁口、姓名、年龄、田宅、资产。由里长、县、府、布政使司层层造册，最后上报户部。因送给户部的户口总册封面用黄纸，故称《黄册》；又由于《黄册》上所登记的人丁和资产是政府征赋派役的依据，故又称《赋役黄册》。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丈量土地，以一个粮区为单位，记载每块田地的亩数、质量、田主姓名，并绘制成图，因所绘的田亩形状像鱼鳞，定名《鱼鳞图册》，作为明政府征收赋税的依据。

明初政府通过上述经济政策的实行，使得社会生产大大恢复发展，社会出现了自长期战乱后的第一次复兴、繁荣，也为后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