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胡蓝之狱，整肃群臣

朱元璋自洪武元年（1368）建立明王朝后，又经过十多年的统一战争，稳定了北方的局势，元朝残余势力对明朝的威胁得到了缓和，南方的割据势力也基本平定。这些胜利的取得，与他身边有一批运筹帷幄、能征善战的文臣武将是分不开的。这批人因帮朱元璋争夺天下有功，都得到了很多的封赏，在政治、经济以至军事上都有很大的势力。随着新王朝外部敌人的依次平定，朱元璋对王朝内部权势显赫的王侯将相的猜忌也越来越重，担心他们中的部分人恃功倨傲，不服统治，甚至抢夺皇位。加上某些开国功臣的骄纵违法，使明朝统治者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当时既有文臣武将之间的矛盾，也有淮西集团（李善长、胡惟庸）与浙东集团（刘基、宋濂）的矛盾，他们相互倾轧、排挤，不断在朱元璋面前攻击对方，也正好为朱元璋所利用，各个击破。

胡惟庸案

明初时，第一任左右丞相分别为李善长和徐达。由于当时全国尚未统一，徐达经常在外面领兵作战，中书省实权多掌握在李善长之手。而李善长为人小心谨慎，史称“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故而洪武初年，中书省和朱元璋的矛盾冲突尚不大。但是，随着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权力日益膨胀，引起了朱元璋的不安，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逐渐激化。

洪武四年（1371），李善长以患病在家休息，以致很多天没有能够前往中书省处理政事、愧对皇恩为由，上疏恳请致仕（辞官）。其实这并非李的本意，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想借此试探一下朱元璋对他的态度，这也是历代大臣在官场进退时惯用的一招。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朱元璋并没有像他所期待的那样挽留他，而是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李善长虽然心有不甘，也只好辞官回家。此时，徐达仍在指挥北伐之事，朱元璋便提拔追随了自己多年的汪广洋为丞相。但是汪广洋能力平庸，办事乏力，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李善长趁机将胡惟庸推荐进入了中书省。胡惟庸精明强干，又得到李的指点，加上他善于察言观色，曲意逢迎，很得朱元璋的欢心。

胡惟庸，生于元明宗天历二年（1329），卒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字朝圣，定远人。他于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攻取和阳之时投奔其麾下，开始为元帅府奏差，后来又当过宁国县主簿和知县。

当时朱元璋长年在外领兵打仗，李善长于后方主事，握有考察、提拔官吏将士的大权。胡惟庸在知县任上，以黄金二百两行贿于李善长，从此开始平步青云，官至湖广行省佥事。朱元璋称吴王期间，胡惟庸因得李善长推荐，官至太常寺卿。以后，他逐渐得到朱元璋的赏识和信任，洪武三年（1370），胡惟庸入中书省，拜为中书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右丞相汪广洋被贬为广东参政后，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独掌省事达六个多月，进而升任中书右丞。洪武十年（1377）九月，又以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降为左丞。但是，由于汪广洋能力一般，不理政事，只知“饮酒吟诗”，“无所建白”，不久又被贬往广东，胡惟庸开始大权独揽。

洪武初年，当朱元璋以李善长为相时，一直担心相权威胁君权的他，曾与刘基议论过丞相人选的问题，但刘基认为李善长仍旧是最为理想的人选。之后朱元璋问及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三人，刘基认为三人都不是很合适，而以胡惟庸为最下，特别是对胡惟庸的人品更是不屑一顾。徐达对胡惟庸也很不满，多次对朱元璋说胡惟庸没有做丞相的资格。但朱元璋最后还是听从了李善长的建议，提拔胡惟庸为相。胡惟庸有处理政务的才能，加上他为人狡诈，小心谨慎，在朱元璋面前没有露出过什么破绽。在洪武年间“无一日无过之人”的严厉政治氛围中，能够任相长达七年，可见他的手段和朱元璋对他的宠信确实很不一般。

胡惟庸的仕途顺畅得益于淮西集团领袖李善长的大力提携。朱元璋曾比较看重杨宪，意欲用他为相，但杨宪不属淮西集团，并且也看不惯淮西集团部分大臣的所作所为，时常与其针锋相对，因而遭到淮西集团的倾轧，在洪武三年（1370）因弹劾汪广洋和李善长被杀。胡惟庸为丞相后，为了争取更大的支持，将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为妻，从此结为亲家。李善长虽然已经在洪武四年（1371）致仕，但身为淮西集团领袖，位居开国功臣之首，权势依旧很盛，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又将女儿临安公主许配给李善长之子李祺，使其成为皇亲国戚，煊赫一时。

刘基死后，胡惟庸没有了顾忌，依仗朱元璋对他的宠信，渐渐骄恣。内外官员上奏之封章，必先呈阅于他，他便隐匿其中不利于自己的奏章，然后才上呈朱元璋。特别是对于官员的生杀黜陟之事，有些不经奏报便独断专行。官员们畏惧于他的势力，阿谀奉承之辈竞相交结，他的相府一时门庭若市。

胡惟庸的专权僭越引起了朱元璋的不安，他开始采取措施，逐步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如前文所述，洪武十年（1377）设通政使司，主管章奏的出纳和封驳；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进一步下令各级官员奏事毋须事先“关白”（奏经）中书省，等于剥夺了丞相的参政权力，这也表明朱元璋对胡惟庸的猜忌已经很深。另据《明史》记载，胡惟庸的家人仗势殴打朝廷官吏，后被人告发，朱元璋一气之下，下令杀了胡惟庸的家丁，并教训胡惟庸管教不严。但胡惟庸却没有去向朱元璋谢罪，而是表现出骄恣怠慢的姿态，甚至公开表示不满。这说明，他对皇帝的态度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唯唯诺诺、小心翼翼了。

胡惟庸的骄恣专权终于令朱元璋忍无可忍。洪武十三年（1380）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禀奏，说胡惟庸一伙欲谋逆起事。朱元璋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除去胡惟庸了。他亲自审理这个案件，将此案钦定为谋逆罪。

胡党一案，延续十余年，株连三万余人，大批功臣宿将牵涉其中，事实上开启了屠戮功臣之端。它是朱元璋借肃清逆党之名，对开国功臣进行的一次大清洗，以期巩固朱姓大明江山，为后继者拔除荆棘，铺平道路，相权的废除是这场杀戮的一个直接结果。朱元璋罢去了中书省，升六部尚书为正二品，直接归他领导；将大都督府改为中、前、后、左、右五军都督府，也直接受皇帝的领导。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设计精神，寓有儒家思想中贤能政治的高尚理想，得贤者而任之，足可补正“家天下”局面中君主非贤的缺失，使得实际政治不致因君主个人的庸愚而蒙受祸害。但在历史现实中，则是君权与相权的不断争斗与制掣。明代胡惟庸案后宰相制度被废，朱元璋还谕示“后世嗣君不得议置宰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辟”，并作为祖训。自此宣告了自秦汉以来长达一千多年的君权与相权之争，以君权的彻底胜利、相权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关于胡惟庸是否谋反，从明代起，历史学家就持有不同意见，如王世贞就对胡惟庸谋反一说表示难以置信，谈迁更是指出“惟庸非叛也”，乃“积疑成狱”。1934年，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一文，也认为胡案只是朱元璋策划屠杀功臣的一个开端。吴晗指出：“胡惟庸的本身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枭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以明太祖这样一个十足地自私惨刻的怪杰自然是不能相处在一起。一方面深虑身后子孙懦弱，生怕和他自己并肩起事的一般功臣宿将不受制驭，因示意廷臣，有主张地施行一系列的大屠杀，胡案先起，继以李案，晚年太子死复继以蓝案。胡惟庸的被诛，不过是这一大屠杀的开端。”

胡惟庸案的真实情况，因为案发时的严令峻法，使得许多当事人不敢如实记述，而后来的人不知道详情，更使得历史实情日渐湮没。后来的史家只能凭《实录》了解，但其中记载又多有出入矛盾之处，从而使得胡惟庸案变得扑朔迷离。

蓝玉案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兴蓝党大狱。此时马皇后早已逝世多年，而仁厚的太子朱标亦于上一年病逝，因受胡惟庸案的影响，在朝大臣早已噤若寒蝉，自保不暇，朱元璋身边已无敢直言相劝之人，所以更多的无辜者成了刀下冤魂。

蓝玉雕像

蓝玉是定远人，开国名将常遇春的内弟，骁勇善战。洪武十四年秋，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率步骑三十万，往征云南。蓝玉在此次的征讨中勇猛精进，能征善战，受到朱元璋赏识。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命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师二十万北征，金山之役大获全胜，降服了元将纳哈出。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委任蓝玉为大将，率师十五万北进，来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附近），征讨元将脱古思帖木尔。脱古思帖木尔以为明军与纳哈出作战不久，粮草匮乏，不会深入再战，没有作迎敌的准备。而明军前锋奔袭他的大营时，恰好风沙弥天，几十步外不见人，明朝兵马突然出现，脱古思帖木尔根本不能做有效的抵抗，仓促上阵的后果便是大败。捕鱼儿海之战是北元贵族遭到的最大的失败，如果说在此之前他们或许还有着重整势力入主中原的希望的话，那么这个希望此后就完全破灭了。从此，蒙古内部就开始陷入了连绵不断的内讧之中，其间虽然有过几次统一，但对明朝始终未能构成倾覆性威胁。朱元璋大悦，遣使劳军，谕中将蓝玉比作卫青、李靖，班师还朝后，晋封蓝玉为凉国公。

沐英像

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总揽大军。但是，他在屡立战功的情况下，骄傲自满，颇有桀骜不驯之色。在家中多蓄庄奴，霸占民田，擅自驱逐前来按问的御史，还在军中擅自黜陟将校，不听朱元璋命令。这引起了朱元璋的极大反感。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出面控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图趁朱元璋举行藉田礼仪时起事。这自然是捕风捉影之说。审讯结果，蓝玉被磔杀，诛三族。接着又大肆搜捕蓝党，连坐被族诛的达一万五千多人。这一案几乎把军中勇武刚强之将杀光，至此，淮西集团的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

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前后达十四年之久，诛杀四万五千余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功臣也被以各种借口除去。这当中，廖永忠是最早被杀的功臣。廖永忠在很多战斗中立有功勋，特别是在鄱阳湖之战中殊死战斗，几乎殒命于鄱阳湖，朱元璋手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给他，而后平蜀，以廖永忠军功最高，呼之为“傅一廖二”（意为傅友德第一、廖永忠第二）。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以其私自穿着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逾制为由将其处死。其实这只是借口而已，真正导致廖永忠丢失性命的原因在于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政治隐秘：当年廖永忠奉命迎接小明王韩林儿回应天途中，至瓜洲时凿船覆舟，溺死了韩林儿，而这件事无论如何朱元璋也脱不了干系，也始终是朱元璋的一块心病。当时迫于战局需要，朱元璋并没有马上处置廖永忠，而如今天下已定，自然没有再留他的必要，故而借口将之除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廖永忠最终还是没有摆脱因杀人灭口而被诛的命运。

其他开国功臣中，朱元璋的养子（也是他的亲外甥）李文忠被毒死，朱亮祖父子被鞭死，周德兴以帷薄不修被杀，直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王弼、傅友德被杀，洪武二十八年冯胜被杀。这样，经过多次大小狱案，明朝的开国功臣宿将几被诛杀殆尽。在众将领中，只有朱元璋儿时的玩伴汤和洁身远行、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得以寿终正寝，享年七十多岁，他的善终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李文忠像

历史上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产生矛盾的不乏先例，而皇帝如何化解这种矛盾则尤为关键。汉代的刘邦起初大封异姓王，后又心存猜忌，杀戮异姓王；李世民以开明著称，处理较为妥当；赵匡胤则采取了另外一种模式，即“杯酒释兵权”，和平解除功臣的兵权。朱元璋的情况与刘邦有些相似，却又不同。朱元璋是中国封建社会唯一平民出身的皇帝，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多是他的同乡，汤和与周德兴还是他幼时同村的玩伴。这些人在战斗中出生入死，东征西讨，为朱元璋夺得天下。称帝前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待到朱元璋登基成为皇帝后，他们之间却有了君臣的名分，凡事不可逾制。特别是政体要求把朱元璋神圣化，而许多功臣大将从心理到行为都没有适应这种剧变。“起自闾巷而贵为天子”是他们所亲身经历的，昔日平起平坐的朋友，现在却要匍匐称臣，这是起自民间的朱元璋与出身于统治阶级的皇帝建国后所面临的不同情况。如李世民，起兵之初那些追随他的人与他的君臣关系就已确定下来，他们已习惯了这种上下等级，故君臣之间可以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任。而明初的诸多功臣大将在平定天下后成为新贵，占有大量良田美宅，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扩张都与皇室统治集团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像胡惟庸的“擅权挠政”，蓝玉的“进退自恣”，都是专制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此外，朱元璋也是出于其后代能否稳坐江山的考虑。朱元璋称帝时已四十一岁，而天下大定时已六十岁。他出身贫穷，以“起自田亩”的淮右布衣一跃而跻身帝王之列。他不像李世民那样有关陇集团作为政权的可靠屏障，也不像李世民那么年轻，十八岁起兵，二十七岁定天下，诸功臣到他年老时亦皆衰老，对子孙即位无后顾之忧；他也不像赵匡胤那样，三十三岁黄袍加身，身边还有其弟赵光义驾驭功臣。朱元璋当时面临的是子弱孙幼的情况，使他对其子孙能否坐稳江山问题的考虑更多，也更迫切。

当朱元璋大开杀戒的时候，文弱儒雅的太子朱标曾劝谏他不要滥杀无辜，以免伤了君臣和气。朱元璋当时没有说什么，第二天，拿着一根满是荆棘的棍杖丢在地下，让朱标去捡。朱标看到上面都是刺，面有难色。朱元璋拿起棘杖，用利剑削去上面的荆棘，交给太子说：“汝弗能执与，使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思就是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削掉，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我杀的都是奸恶之人，把内部整顿好了，你将来才可以安坐天下。

皇史宬，又名表章库。位于紫禁城东南，是保存皇家档案的地方。由大门正殿、东西配殿和碑亭组成。正殿建于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为拱卷式砖石结构的无梁殿。

总体而言，“胡蓝之狱”是绝对皇权的产物，是朱元璋为建立绝对皇权势所必行的。但他在为子孙扫除障碍的同时，也埋下了祸根。后来，他的孙子建文帝锐意削藩，燕王朱棣起兵“靖难”之时，建文帝身边既没有能征善战的武将可以调遣，也没有老谋深算的文臣可资凭用。假使当时蓝玉等能征惯战的开国功臣还在，朱棣未必敢兴兵，建文帝也不用“逊国”了。

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这一评价虽有过激之处，却也道出了朱元璋滥杀无辜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