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朱棣削藩，加强皇权

朱棣自己是以藩王起兵得到皇帝宝座的，因此，他对藩王权势过重的危害自然十分清楚。但他自己又是以藩王利益代表者和保护者的身份“清君侧”而起兵的，所以，他当上皇帝后，一方面要削减藩王的权势，另一方面又不可操之过急，便采取欲夺先予的政策。起初，他对诸王礼恩有加，先恢复了被建文帝贬削的几个藩王的地位，如周王、齐王、代王、岷王等都恢复了旧封，遭他们牵连的部下也大都得到复职。朱棣还对诸王进行慷慨的赏赐，以表彰护驾有功。但诸王们很快就发现，他们在朱棣手下只能安分守法，不能骄恣放纵，更不能干任何危害皇权的事，否则，以朱棣的老辣果断，他们的结局会更惨。

宁王朱权足智多谋，他的三护卫都是剽悍的骑兵，朱棣刚起兵他的部下就被收编，并在“靖难之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朱棣答应他事成后“中分天下”，如今事成了，朱棣成了皇帝，却不兑现先前的诺言，不仅没有把当初收编的部队还他，也没有答应将他封到苏杭地区的要求，而是把朱权改封到偏远的南昌。这样一来，大大削弱了朱权的实力。朱权自然心中不快，但很快便被人向朱棣通报，说他心怀不轨，伺机谋反，朱棣随即派人查访。朱权看到成祖的这种气势，知道一切都无济于事，便只有认命，每日以鼓琴诗书自娱，总算躲过了劫难，终成祖一朝平安无事。

当朱棣感到自己的皇位比较稳固之后，他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削藩行动，包括在永乐初被重新恢复王位的诸藩王。永乐元年十一月，革去代王的三护卫及官属；永乐四年（1406）五月，削去齐王的官属和护卫，八月又将其废为庶人；永乐六年（1408）削岷王朱楩的护卫并罢其官属；永乐十年（1412）削辽王朱植护卫；永乐十五年（1417）废谷王朱橞为庶人。朱棣的同母弟周王朱橚，看到诸藩被削，心中害怕，时常讨好朱棣。但朱棣仍对他不放心，永乐十八年，令人告他谋反，然后召他进宫，让朱棣看告他的信。小心谨慎的朱橚是个聪明人，回去后就献出了三护卫军队。从此以后，远离政治，成为明代颇有成就的科学家。他著有《救荒本草》一书，收录了许多可供人食用的野生植物，还主持编写《普济方》一书，共一百六十八卷，书中集我国历代方剂之大成，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备的一部古代方剂学著作。朱橚还善词赋，著有《元宫词》百章。在历代王室子弟当中，朱橚也算是文化成就较突出的一个了。

这样，通过各种手段，朱棣就把当时掌握兵权的大部分亲王，或削其护卫，或废为庶人，基本上实现了削藩的目的。总体上看，朱棣的削藩比较顺利，不像建文帝那样一波三折。这一方面是二人在性格、策略上的差异，建文帝削藩时优柔寡断，态度不坚决，策略也不当；而朱棣则坚决果断，雷厉风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建文帝已经削掉了几个势力较大的藩王，客观上为朱棣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条件。经过“靖难之役”后，当时已没有足能与永乐朝廷抗衡的藩王了。

北京天坛祈年殿。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建，原名为天地坛。

阳山碑材。朱棣为其父朱元璋树碑而开凿的巨型石材，因过于巨大而被遗弃在南京郊外的采石场。

朱棣还通过实行“藩禁”，进一步加强对诸王的控制。主要有下列措施：一是将边塞掌握重兵的藩王迁封到内地，削减其护卫军兵。二是禁止诸王节制武将，将军事指挥权转移到朝廷任命的将领手中。此前藩王有节制武臣的权力，尤其是边塞诸王，一旦边境有事，即便元勋宿将也都要听藩王节制，客观上为诸藩王培养羽翼、拥兵割据提供了条件，这自然为朱棣所不能容忍。三是禁止藩王干预地方事务。这些措施实施之后，藩王彻底失去了统率重兵、指挥公侯、横行地方的威风，再也掀不起威胁皇权的大风浪。

长陵方城、明楼。长陵为明成祖朱棣与徐皇后合葬墓，建成于永乐十一年（1413），为明代十三陵之首，也是明成祖建北京皇宫（故宫）的第三年（1409）自建的“寿宫”。

在削弱藩王势力的同时，朱棣又大封靖难功臣，使得永乐朝的中央政权有了可靠的武力保证。至此，朱元璋大封藩王所遗留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朱棣对藩王分封还没有从制度上进行彻底改革，他对自己的儿子汉王高煦和赵王高燧，仍然按祖训设立了护卫，从而导致了宣德元年（1426）的“高煦之叛”。宣宗朱瞻基率兵平定了朱高煦的叛乱之后，又先后削除了楚、蜀、肃及赵等王府的护卫。自此以后，王府不再设立护卫，藩王的势力大衰。朱瞻基还进一步规定，藩王不得参政、出仕，严禁与地方官府结交等。此后在“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祖训和历朝皇帝的严厉管束下，藩王们别无“出仕及谋生之路”，从屏蔽帝室镇守一方的地位，下降为坐食禄米的皇室地主，在政治上已起不了大的作用。但到了明朝后期，随着藩王宗室人口的繁衍，皇族人口达数十万之众，成为明朝财政的沉重负担。

设立内阁与创设东厂

内阁的出现是中国官制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它也是明成祖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有力措施。它与过去的丞相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给后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洪武朝“胡惟庸案”导致中国古代社会长达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长达千余年的君权与相权之争以君权的彻底胜利、相权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宰相府原本是皇帝与六部之间事务处理的中转站，军政大事，都由宰相和几个副手集中处理，最后呈交皇帝批准决定。如今宰相没有了，但国家仍要治理，奏章仍需批复，这使得朱元璋要直接面对繁杂的六部事务。曾有人做过统计，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为例，八天时间里，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份，合计三千二百九十一桩事情。平均下来，朱元璋每天要看两百份奏报，处理四百多件事情。如此繁多的政务，即便朱元璋精力过人，也会应接不暇，心力交瘁。特别是拟旨、批示等，都是要见诸笔端的，而这远非文化程度不高的朱元璋所能独自应付。因此，丞相被废不久，朱元璋便挑选几名文人担任殿阁大学士，协助他批阅奏章，官级五品。这些人只有建议权，没有议决权，实际上等于没有实权。殿阁大学士可以说是内阁制的最早雏形。

到永乐朝，内阁制度基本形成。这一时期阁臣的设置已成为常制，成为一个稳定的官僚机构，并且明确规定其职责是“参预机务”，不像洪武朝那样偏重于义理经史，而对国家事务则很少参决，只备顾问而已。永乐初年阁臣的地位还较低，远远不及尚书，他们的权力也受到种种限制，只不过相当于内廷秘书处，其权力绝不足以与前代的丞相相比。

永乐朝的内阁大学士都来自翰林院。翰林院是文士荟萃之地，明清两代都把翰林院作为储才重地。翰林学士掌秘书、著作之职，他们的品级虽然不高，但如表现出色、才华出众，往往能很快升至显要。永乐朝阁臣的选择和任用基本能够做到“唯才是取，不拘内外新旧职事”，说明此时的内阁有其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对推动当时整个官僚机器的运转，对加强中央集权，是成功的措施。

明代内阁制的发展：洪熙、宣德时期，阁权已重于部权。“三杨用事，政归内阁”（杨士奇在任四十三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

正统至正德时期，阁权全面超过部权，票拟权制度化，成为内阁的一项基本职权，阁臣中的首辅地位日益显著。但由于受土木之变及宪宗朝宦官汪直专权的影响，这一阶段内阁实权一度有所下降。至正德时期，随着“三杨”年老而退出政治舞台，加上宦官刘瑾专权，皇帝也不信任内阁，内阁权力急剧下降。

嘉靖、万历时期，是明内阁制度的鼎盛时期，内阁及首辅的作用发挥最为充分，出现了与历代丞相颇为相似、大权独揽的内阁首辅。万历以后至崇祯时期，内阁权力渐趋衰落。

内阁制度与丞相制度大不相同。 首先，丞相历来有定员定制，而阁臣则无定员定制，其人数多少很不稳定，少时一人，多时竟达十人，阁臣数额缺乏制度上的保证，也使得其职权难以得到稳定的发挥。

其次，丞相、宰相均为历代王朝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央六部为其法定的直接下属；而明代内阁则始终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内阁首辅亦非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六部更不是它法定的直接下属，阁臣本身的品秩比各部尚书要低很多，终明之世不过正五品。阁臣官秩品位获得提高，主要是依靠兼授保、傅衔或尚书衔，而并非由于阁臣职位。内阁与六部之间的关系，在仁宣之前，六部权位高于内阁；仁宣以后，阁臣权力渐重，阁部相持；及至严嵩、张居正等显赫的首辅出现后，阁权开始压制部权了。

再次，历代丞相、宰相均拥有法定的权力，他们不仅“综理政务，统率百僚”，而且对皇帝也具有相应的制衡作用。而明代阁臣包括首辅在内，只备皇帝“顾问”，仁宣后虽然有主票拟的权力，但票拟所提出的意见能否实行，最终则要取决于批红。阁臣没有法定的权力，皇帝始终控制着阁臣的选任和罢黜，阁臣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的信任程度。因此明代的阁权忽轻忽重，作用忽大忽小，很不稳定。明朝以内阁制度取代历代的丞相制度，反映了后期皇权的高度强化，标志着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

朱棣即位之初，曾鼓励告密，有不少人乘机挟私诬告，陷害好人，多有因此而青云直上者。后来，朱棣发现锦衣卫多起诬告朝臣的事件，引起了朱棣对锦衣卫的不信任感。同时，锦衣卫又是个外廷机构，既管侦缉，还要负责侍卫皇帝。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开始设立东厂。这是个内廷机构，由太监主掌，也是明代最大的一个负责侦缉和刑狱的特务机关，其使命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除皇帝之外，任何人都在它的侦察之中。东厂专门出外缉访的称“役长”，役长的下手称为“番子”，他们大多是从锦衣卫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朱棣之设东厂，目的也是与锦衣卫分权均势，制约锦衣卫的力量。

由于宦官昼夜在皇帝身边，报告这类事就特别方便。虽然东厂侦缉的范围极广，但只对皇帝汇报，不受其他朝廷机构的制约，这样，在大大增强皇帝对臣下监视和控制的同时，一切最终决定都出于皇帝本人，这又从根本上杜绝了包括锦衣卫在内的任何机构的僭越专断。因此，自朱棣以后，锦衣卫的地位逐渐被东厂超越。东厂的地点设在京城东安门北（故称“东厂”），它跟锦衣卫合称为明代的厂卫制度，是君权高度强化的产物。东厂一经设立，终明不废。后世皇帝设立的西厂、内行厂等机构都时设时废，没有东厂的影响大。东厂的一切奏本不必经过任何手续，便可直接送交皇帝，就此意义而言，东厂可谓名副其实的特务机关。在永乐年间，朝廷外有锦衣卫，内有东厂，朝廷内外无不处于其严密的监视之下，特务政治无孔不入。朱棣还将东厂大权委与宦官。东厂过重的特权以及对宦官的过分倚重，都为后来的宦官控制东厂、左右皇帝而专权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