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日战争——战场医疗



清军战场医疗

清日战争中的清国军队，没有明确的卫生医疗编制，战场医疗处于一种涣散的无组织状态。外国观察家记载：“清军忽略维持战斗力生存的卫生编制，军中没有固定的医师、卫生兵、担架员以及后方的战地医院。合格的军医和士兵比例相差悬殊，在医生欠缺的情况下，伤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救助治疗，成为战斗减员的重要原因。中医疗法的缓慢疗效，无法适应近代热武器造成的创伤。清军没有免费提供医疗的制度，治疗伤病的费用和营养费须个人承担。战地医疗无法得到保障，直接动摇了兵卒战斗的士气。骑兵部队的兽医也非常缺少，作战马匹出现疾病时，经常不能得到及时救治。”

战争中，清军意外得到了民间的医疗帮助。1894年 12月，由外国团体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对清国的伤兵和难民展开了无偿救助。红十字会医院是在清国的西方传教士组织创办的慈善机构，以国际红十字会宪章为宗旨，实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当时的红十字会医院主要设置在营口、芝罘、天津等地的西洋人居住区。

营口红十字会医院主要由外国传教士和船运业人员组成，主事者为戴利医生和契雷斯特医生。随着战争的延续，红十字会医院规模逐渐扩大，许多外国医生加入到医院中来。从1894年12月创办到翌年4月战事基本结束，营口红十字会医院发展到4所，医治清国伤兵近千人。

芝罘红十字会医院成立于1895年1月，部分伤兵从辽东半岛战场转来接受治疗。战争初期，当地外国人就开始筹划救疗伤兵和难民的计划，一位名叫塔斯瓦特的教会医生拜见芝罘官员，建议设立红十字会医院为战时伤兵提供治疗。在道台资金的援助下，医院很快建设起来。芝罘红十字会医院的地理位置远离辽东半岛主战场，伤病员数量不多。日军拓展山东战场后，这里接受了大量从威海卫战场败退下来的伤兵和难民。

天津是李鸿章指挥对日作战的大本营，红十字会医院成立时，曾经暗中求得李鸿章的支持，因此存在浓厚的官方背景。天津红十字会医院的规模超过营口和芝罘，当地西洋人组建了“红十字联合会”，设立红十字会医院5所，并派遣红十字会医疗队支援营口红十字会，治疗伤兵总数约1,400人。天津红十字会在山海关设立了伤兵转运机构，安置前线撤退的伤兵。旅顺陷落时，天津红十字医院派遣船只前往旅顺收治清国伤病者，由于日军担心暴露旅顺的虐杀现场，拒绝停泊在港外的红十字会轮船靠岸。

红十字会的战场救助，拯救了大量清国伤兵和难民的生命，可是红十字会的医疗活动一度陷入经费和药品不足的困境。医院负责人请求在上海的英国教士姆威廉出面募捐筹款，当时颇有影响的《申报》馆获知此事后，立即用报馆代理“协赈所”的名义向社会筹集捐款，为红十字会医院募捐到4,500英镑、白银1,000两。继《申报》馆募捐之后，上海仁济善堂董事施善昌也以“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的名义，在报上发布“劝募北洋医院经费”的启示。经过半月余的募捐集得白银13,000两，由上海英国领事馆转交红十字会医院。瑞士国际红十字会也向清国政府捐助药品和钱物，该会闻知清日开战，寄赠药料三十箱，值银三千余两。旅居上海的外国人成立了一个红十字会募捐筹款的办事机构，由上海各外国领事、传教士、驻沪外国银行董事自发组成，协调各地红十字会医院的资金周转。

西洋人红十字会在战中治病救人的无私奉献，对医疗条件极差的清国军队来说是意外的恩惠，西方文明启蒙了清国人的视觉和思维。战后，清国政府认识到战争医疗的重要性，开始组建随军医院、前敌行营医院以及活用红十字会医院的慈善机能。遗憾的是这些启蒙的认识，一直延迟到清日战争十年以后才开始付诸实施。1905年 7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设立随营医院，为军内伤员提供医疗的场所。随营军医学堂聘请日本医学士一人，担任总教习及随营医院诊察长，雇用医疗助手、药剂师，开展军内医疗活动。这是清国军队在东西洋医学背景下，最初登场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军队医院。

战争中，西方红十字会支援清国的活动受到日军的关注和监督，曾派遣代表和医师前往红十字会医院进行视察。红十字会是民间的中立组织，医疗只限于人道意义上的救助，医疗规模和条件难以适应大批战伤救助的需要。明治天皇早年曾宣布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因此战争中的日本对西方人协助清国救死扶伤的行动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辽河平原作战期间，大本营派遣了一支特殊使命的医疗小组，前往西方人在营口设立的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战伤学研究。日军陆军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解村田步枪的实战性能。军医小组在红十字医院详尽调查了负伤清兵的伤口状况。结果发现，大部分清兵中枪位置，多发生在身体背部或臀部，身体前部被弹者非常稀少。这一调查结果和前线作战兵士的报告研究表明，负伤清兵是在逃跑的状态下，被敌军枪弹命中的。按照村田步枪的设计性能，弹头在500—600米之间具有最佳穿透效果，而清兵的软组织伤口内大多数留有弹头，可见一些清兵是在逃至1,000米以上时，被无力弹头追伤所致。

清军医疗制度上的缺陷，导致清国对日作战中处于极端被动的境地。西方红十字会奇迹般地出现，无疑给清军送来及时雨。他们无所求地向清国人伸出援手，外来文明对封建王朝进行了又一次道义上的精神感化。然而，清国人却没有在他的史书上，给为大清国作出贡献的外国红十字会留下感激的纪念篇章。

日军战场医疗

日清战争的战场卫生，是日本近代第一次海外作战遇到的最大课题。日军陆军野战卫生长官军医总监石黑忠惪，负责战争中野战部队的卫生事务，统理伤病者治疗、送还后方、疾病防疫等职责。履行职责包括卫生部人员调遣、医疗物资补充、恤兵团体的指挥监督、战地各军医部编制下卫生部队的指挥监督、内地部队的卫生勤务和陆军省医务局间的统辖。

日军军医指挥机构主要分类，军军医部（第一、二军司令部各设置一单位）；占领地总督部军医部；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南进军军医部；师团军医部；兵站军医部；威海卫占领军及混成第七旅团军医部。部门编制有：队属卫生员；卫生队；野战医院（近卫、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师团各设两单位，第五师团设三单位）；卫生预备员；卫生预备厂（各师团设一单位，归兵站部调遣）；患者输送部（各师团设一单位，归兵站部调遣）；兵站部附属卫生部员（分为兵站监督附属、兵站司令部附属两种）。

从1894年6月入侵朝鲜至1895年 12月从辽东半岛撤军，日本在朝鲜、清国本土、台湾、日本内地的出征部队和本土部队中，死亡者总数达20,159人，占总兵员数285,853人的7%。海外战役中，日军共死亡13,488人，其中病死11,894人，占死亡人数的88%。出战部队患者数为171,164人（朝鲜22,061人、清国本土83,299人、台湾65,804人）。战地入院患者数为115,419人，其中送回日本本土治疗的患者，朝鲜和清国本土共40,300人、台湾27,300人。日军在战场上的非战斗减员比例之高，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想。

作战部队大量伤病死亡的原因，除了战斗中直接死伤外，大部分是因战地气候环境恶劣、居住状况简陋、清洁饮用水缺乏等因素引起的疾病造成的。尤其在朝鲜、辽东半岛东南部、台湾及澎湖岛作战中，部队遭遇疫病袭击的惨状丛生，痢疾、霍乱、伤寒、疟疾、脚气等疾病造成大量的非战斗减员。陆军在战中发生意想不到的脚气大流行，使战争中枢的军医总监，为明治军队创建军医制度的医学博士石黑忠惪受到各方的批评指责。1897年，石黑辞去医务局长职务，但他创建的军医制度对军队的战伤救治仍然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清战争期间，日军卫生系统的运作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战地救护

战地救护作业是战争中日军最重视的战场行为之一，救护行动不但可以挽救生命，也能最大程度保护作战部队的有生力量，形成第二次投放战场的后备军。日清战争的战地救护，是对日军海外作战机制的初次考验。在陌生的作战环境下，日军庞大的救护、救助、救援机能，令欧美军队震惊不已。

（1）队属卫生员　队属卫生员在战地开设临时绷带所，从事战伤者初期的收治作业。临时绷带所的开设次数为：第一军战区26次、第二军战区33次、台湾战区36次。战斗负伤者的运送，由辅助担架卒和卫生队担架卒担任，有时也有兵卒或军夫协助搬运。台湾战场的小规模战斗比较频繁，队属卫生员多随作战部队转战，即时搬运伤员撤离。队属卫生员除了前线救助外，也负责向后方转移伤者，在临时开设的休养所内收疗伤者，协助各医院患者集中场所的检疫等工作。战争中，日军相继在朝鲜发生痢疾；在清国本土发生霍乱、冻伤，在台湾发生霍乱、疟疾、脚气等疾病，队属卫生员日夜辛劳，救护出大量濒临死亡的病患。

（2）卫生队　开设绷带所救护从第一线转来的伤病员，绷带所规模较战地临时绷带所大。日军在朝鲜及清国本土作战期间开设45次，台湾开设25次。朝鲜作战时因为缺少合适的房屋，绷带所主要使用帐篷。在清国本土和台湾，大多利用民家或寺院庙宇设所。绷带所收容伤者最多的几次分别是：平壤战斗，混成第九旅团收容200人以上，元山支队百人以上；缸瓦寨战斗，收容数200人以上；盖平战斗，收容百人以上。1894年 12月至翌年3月，辽东半岛的气温降至零度以下，战斗创伤和冻伤引发伤口感染恶化，给战地救护增加了预想不到的困难。卫生队除救护伤病者外，还开设患者集合所，收集行军途中的患者转往后方，协助驻屯地野战医院、舍营医院的勤务。卫生队在清国本土的海城、貔子窝、普兰店，台湾的基隆、台北、新竹、嘉义等地的野战医院、舍营医院，有效发挥了战场作业机能。

（3）野战医院　野战医院是大型战地临时医疗机构，在朝鲜和清国本土作战期间共开设32次，收容患者5,011人；侵台战争期间开设野战医院5次，收容患者1,298人。朝鲜作战时，野战医院的设施条件以军用帐篷为主，在清国本土和台湾大多将民居或寺院庙宇作为医院设施。第一军凤凰城、海城作战时，战伤者和冻伤者充满野战医院，医院同时分担转送患者的业务。为了解决患者收容困难的局面，野战医院增设了舍营医院、避医院、预治疗所，协助收治重伤病患者。这种战地临时院所，在朝鲜和清国共设置66所，收容患者23,049人，收容规模最大的为凤凰城、海城、盖平的舍营医院。台湾战场的野战医院，在台北、基隆、新竹、鹿港、台南设置的舍营医院15院，收容患者16,078人，使伤患、病患收治混乱的局面得到缓解。

（4）卫生预备员　战地道路交通不畅，受野战医院的委托，以兵站卫生编制的卫生预备员为基干，开设了战地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以支援前线、兵站、后方间的医疗卫生衔接业务。兵站内收容的患者，多数是战地送来的因伤病失去战斗能力的患者，经前期救疗处置后，再向后方转移。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在安全转移伤员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战役设立的定立医院、兵站医院、患者集合所合计12家，清国本土共9家、台湾战役设3家，总计收容、转移患者18,485人。最高峰时，一家医院收容、转移患者达到600以上。

（5）兵站部附卫生部员　由于兵站卫生勤务繁重，野战卫生长官为兵站监部、兵站司令部的卫生预备员配属了临时兵站部附卫生部员。卫生部员主要是陆军卫生部员、赤十字救护员、陆军省雇用的医师及药剂师，其总数达到2,475人。兵站医院、患者休疗所（患者集合所、患者宿泊所、患者修养所）的卫生部员，主要辅助卫生预备员完成收治通过部队中的患者和向后方转移的任务。

（6）患者输送部　兵站休疗所收容的患者经陆路向后方转移的业务，由患者输送部担任。此类患者休疗所在朝鲜和清国共设立47所，输送患者36,620人。在台湾设立8所，输送患者10,305人。患者输送部同时担任绷带所、野战医院患者的转移业务。

（7）看护妇（护士）　日清战争是日本妇女初次作为准战斗员参加的战争。日本从军看护制度创建于1890年4月，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养成所第一期录取了10名女性学员入校。根据养成所规定，看护妇学习期3年，毕业后履行20年的应召义务，在此期间，国家有事时须响应赤十字社召集。后来，日本赤十字社女性应召义务年限缩短至15年，再后短缩为12年。看护妇应召规则的效力，一直续存到日军解体后的1955年（昭和三十年）1月16日。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养成所毕业生规定，平时可以在日赤医院勤务或从事其他职业，战时一旦收到召集状，必须立即响应应召命令。实际上，战时，一些分娩不久、处于哺乳期间的看护妇，依然在安置好婴儿后应召出征。日清战争中，日本赤十字社看护妇初次被陆海军医院召集，媒体为此大肆宣传报道，赞誉为“日本妇女从军”之壮举，激励日本国民开始认知和接受看护妇这一新生事物。

日清战争期间，从军看护妇应召647人，仅限定在日本本土陆海军医院供职，不赴战场参加战斗。日清战争结束论功行赏时，由于从军看护妇的优秀表现，也成为政府授勋的对象，看护妇作为一种新兴职业人气上升。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赤十字社条例》修订了日清战争第223号敕令，进一步明确了从军看护妇的职责：（1）战时帮助陆海军卫生勤务；（2）陆海军卫生勤务中有监督日本赤十字社的义务；（3）救护员严格遵守和服从陆海军纪律和命令；（4）看护妇长为下士官待遇，看护妇为士兵待遇。从此日本妇女开始逐渐走向前线，成为支持战争的重要力量。

患者的后方输送

战争中，向后方输送日军伤病员，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由于战场复杂的环境及交通设施的不健全，输送部门面临诸多的困难。清国本土缺乏优良的道路，部分地区可通过马车，但道路颠簸、行进缓慢。朝鲜山多路险，患者运送主要靠人力担架完成。台湾从基隆至新竹间通有火车97里，每日输送力十分有限，仅有50—100人，大多数地区仍要靠担架或利用本地轿子搬运。日清战争中，日本动员所有的搬运手段倾全部力量，就是要将战场的伤病员一兵一卒都运回国内治疗调养，绝不把他们弃留海外。

1894年7月，朝鲜成欢战斗前后产生的伤病者，先在龙山集合，后送往仁川经海路送回日本国内。平壤战斗的伤病者，经由大同江送往旗津浦或万景台，再转海路送回。第一军在义州、安州、鸭绿江、安东、凤凰城的伤病者，集结义州，前往耳湖浦转海路送回。第三师团的伤病者，送往停泊在大孤山附近海面的舰船上送回内地。12月中旬，辽东半岛沿岸海面结冰，负责海路运输的舰船被迫停航。战场上下来的伤病者和急剧增加的冻伤患者一时无法送回日本本土，到1895年1月滞留在兵站区内诸医院的伤病者增加到4,600余人。为减轻救护压力，病症较轻者被送往大连湾、貔子窝，与第二军病患者会合，一同经海路送回。这一状况持续到三四月，黄海北岸冰冻融化后，耳湖浦及大孤山的海路再开。随着辽河平原会战的进展，4月营口港水陆运输开始，各地伤病员在海城附近集合，前往该港乘船返回日本。营口港原有的诸多设施，为伤病员周转提供了便利条件，伤病员经该港返回日本的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日军完全撤出辽东半岛为止。

第二军的兵站据点拥有良好的不冻港，大部分病患在第二军金州作战的登陆地点花园口、貔子窝、柳树屯集合，乘船。1894年11月下旬，旅顺口陷落，日军开通旅顺港向国内运送旅顺战斗伤病员的工作。12月中旬，日军筹备开辟山东战场，从国内到来的诸多作战部队在金州登陆集结。由于霍乱猖獗，日军在金州的登陆地变成了向国内运送病患的中转站。山东威海卫作战的伤病员，集中在崮山后和刘家台救治待命，南岸作战取得主导权后，伤病员在阴山口乘船返回本土。随着北洋水师投降，威海卫港成为转运病患者的基地。侵台作战期间，日军澎湖列岛派遣部队在途中发生霍乱等疫病，多人死亡；登陆后疫情愈加严重，死亡激增。一部分病患乘海军医院船从马公港回内地宇品港；一部分转送台湾基隆兵站医院。台湾战场产生的伤病员，相继在台南、安平、打狗集中，经海路返回内地。

日清战争期间，日军自海外向国内运送病患主要利用以下几个港口——朝鲜：仁川、釜山、元山、旗津浦、南浦、渔隐洞、耳湖浦；清国本土：大东沟、大孤山、花园口、貔子窝、大连湾、旅顺口、营口、威海卫、阴山口、龙睡澳；台湾：基隆、布袋口、安平、打狗、东港、枋竂及澎湖岛马公港。运送船只包括以下几类：“普通运送船”，搭载轻症患者，配属临时救护员；“特设输送船”，配属常设护送员和卫生器材，可搭载重症患者；特设输送船开战当年仅一艘，后又增加一艘；“医院船”，是在普通运送船内装备医疗设备，可以实施复杂医疗手术的特殊运输船，从开战至1895年3月，医院船陆续增至7艘。

内地卫生

从战地回国内的伤病患者，被收容在各部队驻屯地治疗。各留守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和其他卫戍地，合计开设了18所预备医院。为了解决预备医院卫生人员的不足，特别从地方雇用医师、药剂师、看护者，补充医疗医护的人力。要塞收容的部队患者，在横须贺、下关、对马设立的要塞医院内治疗。从战地送回国内的病患，从宇品、门司、广岛、小仓上陆，临时收容在预备医院，后换乘火车或汽船，分送到各部队所管辖的预备医院。战时，广岛的预备医院收容规模最大，各院收容患者合计达102,727人。大部分预备医院及要塞医院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896年才逐渐停止，广岛预备医院的工作延续到1899年。

卫生检疫

日清战争战地发生的传染性疾病，造成军队作战能力急剧下降，部分病毒甚至被伤病员带回国内，在民间广泛流行，造成巨大的灾难。开战初期，日本国内开始流行霍乱，患者56,000人，死者39,000人。战争中期，国内痢疾病爆发，全国患者155,000余人，死亡38,094人。1895年，开赴台湾澎湖列岛的军队发生霍乱疫情，传回国内的感染性病毒迅速扩大，造成病死40,150人。甚至日本在两年前宣言消灭的天花病也再度复燃，患者12,400人，死亡3,300人。

面对严重传染病侵袭的势头，日本政府动员全国卫生机关以及军队卫生机关，全面加强检疫、预防、扑灭行动。军方首先在海外关口设立检疫所，对霍乱、痢疾、疟疾、伤寒等传染病进行检疫隔离。战地检疫特设两种类型的检疫所：海港检疫所和陆上检疫所。日军在清国开设海港检疫所4所、朝鲜5所，主要负责对进出人员检疫和对船舶的检疫消毒，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旅顺口及大连湾检疫所。陆上检疫所，在清国开设7所、朝鲜4所。军方同时在国内的下关、宇品、神户三地施行检疫工作，1895年6月以降，似道、彦岛、樱岛三地开设陆军检疫所，对凯旋部队实施检疫消毒，沿途所有火车站均设立检疫所，厉行检疫。凯旋部队归国实施严格的检疫制度，使传染病的患病率得到了有效控制。

民间救护事业

日清战争中“日本赤十字社”是活跃在战场上的医疗卫生民间组织，在陆军卫生部的指挥下，从事医疗救护工作。战争爆发时，该组织向陆军省请愿，获得军方许可，社内救护员分派本土陆军预备医院或随陆军前往战地医院服务。救护员在野战卫生长官的指挥下，依照战时卫生勤务令的条例从事本职工作。最初，负责国内勤务的救护员被派往广岛预备医院，之后随着各地预备医院的设立，相继配属各医院协助工作。赤十字社救护员同时负责给清国俘虏中的患者治疗。负责海外勤务的救护员分海上和陆上两种，海上救护员配属在患者输送船上，协助陆军省雇员负责运输船上的船员、搭乘者的医疗工作。陆上救护员配属第一军仁川兵站医院、清国各地兵站医院履行职责。战争期间，日本赤十字社派遣的卫生勤务救护人员总计1,373人。旅居朝鲜釜山、元山、仁川的日本侨民各医院，院长及职员共计22人，为军方患者提供收容、医疗、护理等服务，也有一定数量的日本居民，组成志愿人员参与伤病者的护理工作。1895年4月，日清两国签订《马关条约》，6月起赤十字社派遣勤务渐次取消，7月至12月全部救护员从清国撤回。

马匹卫生

日军在战争时期的马匹卫生管理沿袭和平时期的管理条例。1894年8月，朝鲜釜山附近发生牛瘟疫，陆军省立即派遣课员和数名兽医加强对牛马的卫生管理，防止用于军需搬运的牛马发生死伤减员。陆军省课员对军马卫生、军马医疗、铁蹄材料等进行详细调查，同年制定实施冬季军用马匹防寒用毛毯的供应。各师团司令部、兵站监部、兽医部，对马匹卫生直接进行指导监督，各乘马部队附属的兽医负责马匹日常诊疗管理。野战部队的马匹伤病最多的是鞍伤，朝鲜战役中，鞍伤占患马的4.18%；清国本土作战中占20.34%；台湾作战中占12.6%；诸种消化不良及呼吸病的发病率次之。台湾战场马匹发病率较高的还有皮肤病，占患马的2.5%。其他病患如咬伤、踢伤、头络伤等外伤，占全患马的9.0%。马匹腺疫主要流行马匹特有的细菌性传染病，如鼻黏膜、喉头黏膜等炎症引起发热或淋巴结肿胀化脓。国内马匹患病率占全患马的6.83%；清国则占3.99%。日军对马匹疾病主因的研究表明，朝鲜及台湾作战是夏季，马匹过度疲劳、体力减弱，易引起感染和并发症。而在辽东半岛及山东战场作战时，处于冬季，马匹的健康多有增进。日清战争全战役期间，日军患马累计54,532匹，其中发病后杀死8,994匹，战斗原因造成死伤的马207匹，其中死马97匹、伤马110匹。

战地尸体处置

清日战争双方的伤亡数都超过万人。清军死亡推计25,000人；日军死亡13,488人；军夫阵亡7,000—8,000人。战地尸体处理是维护战场卫生、防止疾病扩散的重要一环。日军对战地战死者和病死者的处理，采取在各战场附近和宿营地附近，开辟临时墓地埋葬的方式。根据战场条件，分别有土葬、火葬、水葬，对应不同的官阶，设立不同等级的墓标。日清战争之初，安葬阵亡者时举行军队会葬仪式；战争中期，政府批准本国的僧侣、神官从军，协助葬仪。阵亡者的葬仪采用符合日本人信仰的宗教，由各派僧侣以诵经法式，举行超度、镇魂安葬故者。

对敌国战死者的尸体处理，日军没有采用日军规定的对死者阶级、姓名、年龄进行识别和登记造册的做法，通常在战场附近合葬，并建设墓标。金州和旅顺战斗中，战死清军以及被虐杀的平民数量极多，而在冬季进行土葬需要耗费很多劳力，故日军改而采用大规模火葬的方式处理尸体。尸体处理时，卫生方面的处置尤为缜密，必须在尸体表面施撒石灰后掩埋以抑制瘟疫扩散。

日清两军凡有过战斗的地方都有日军临时墓地安葬阵亡将士，从朝鲜到清国到处可以看见日军墓地的标记。《马关条约》签订后，如何对阵亡者墓地进行保护的议论沸起，日本政府决定将安葬在海外的日军遗骨全部运回国内改葬。对此，辽东半岛占领地总督部、山东威海卫占领军司令部、朝鲜南部兵站监部，全面收集土葬者的尸体进行火葬，将遗骨送回国内，在政府规划的陆军墓地改葬。依照遗族家属的请愿，在陆军墓地可以建设自己家族的墓标。1896年，日本政府在台湾为作战死亡者的遗骨统一建立了永久安葬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