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孙中山北伐受挫及其再起

自孙中山1920年11月回广东重组军政府、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始终以护法为号召，以发动北伐、推倒军阀政权、谋求全国统一为职志，声言“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粤处偏安，只能苟且图存，而非久安长治，能出兵则可以统一中国”。为此，他在尽力谋求两广统一、联合西南各省的同时，还与先前的敌人皖、奉两系和解，结成三角同盟，广集同道，壮大力量，以谋首先推倒在北京当政的直系统治。但是，由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所限，孙中山的北伐征程充满了艰难和困扰。

1921年9月，粤军在广西赶跑旧桂系领袖陆荣廷，两广局势的相对稳定为孙中山的北伐创造了条件。10月8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提出北伐案，得到通过。15日，孙中山离广州，出发巡视广西，拟以广西为基地，集中军队经湖南北伐。12月4日，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大本营，任命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秘书长，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合许崇智的粤军第2军、李福林的第3军以及熊克武的川军，号称有兵力10万之众。孙中山的北伐方略是：“吴（佩孚）逆若来，则用小包围之法，击之于衡宝一带。彼若退守武汉，则用大围之法，以荆汴、长岳为正面攻击，由汉水出萍樊为左翼，由赣出九江、黄州为右翼，三路以制其死命。两者皆以有他军为援，应为我之大利。闽王（永泉）攻赣之背面，鄂孙（传芳）乱吴之后方。形势既利，浙卢（永祥）皖马（联甲）即可据长江下游，而豫赵（倜）鲁田（中玉）共起，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发布北伐动员令，饬令李烈钧率滇、黔、赣军为第一路，自桂林经永州攻赣南鄂东，许崇智率粤军并联合湘军一部，经宝庆、湘乡攻武汉。27日，在桂林举行的北伐誓师典礼上，孙中山颁布誓词谓：“民国存亡，同胞祸福，革命成败，自身忧乐，在此一举。救国救民，为公为私，惟有奋斗，万众一心，有进无退。”

然而，在北伐誓师表面的轰轰烈烈之下，孙中山的北伐征程并非一帆风顺。直系对北伐的政治阻挠和军事抗拒自不待言，关键是孙中山阵营内部对北伐的态度并不一致。孙中山本倚为军事主力的粤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陈炯明（兼广州政府内务总长、陆军总长及广东省长），对北伐很不热心，孙中山无法说动陈出兵北伐，只能令其回粤筹划北伐后勤与军饷，这就为陈炯明在广东图谋自立提供了机会，也为北伐留下了隐患。就在北伐军刚刚出师之际，积极支持北伐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仲元）于3月21日在广州突遭狙击（23日身亡），北伐后方顿失依赖，26日，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先行回师广东，稳定后方。但此时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孙中山不愿失去乘直系首尾难顾之机出师北伐的机会，故在4月16日的梧州军事会议上又决定改道经韶关向赣南进军。4月20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和内务总长职，命广州政府外交、财政总长伍廷芳兼广东省长。5月初，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在进行中，4日孙中山在广州发布《声讨徐世昌令》，声明：“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所认为民贼者，惟徐世昌及共恶诸人。”6日，孙中山与胡汉民、许崇智等到达韶关大本营，此时奉军已在战争中失败，但北伐军态势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孙中山致函张作霖称：“前以我军后方问题须先解决，故于上月改道出师，还定粤局，促成北征。乃值贵军已入关，不能同时相应，抱歉之至。……此间准备完好，文于六日亲至韶关誓师讨贼，督饬各军急速进行，不变初志，以践前约。贵军精锐，未失所望，乘时反攻，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彼虏既疲于奔命，则最后胜利，仍在吾人也。”

孙中山督率北伐的军事部署是：以赣南为进军中心，赣州为夺取目标；以李烈钧任北伐军总司令兼中路总指挥，统领滇军朱培德部、黔军谷正伦部、赣军李明扬部，由南雄进攻大庾（今大余）、南康等地；右翼为粤军黄大伟、李福林、梁鸿楷部、赣军赖世璜部，由南雄进攻信丰、虔南（今全南）、龙南、定南等地；左翼为前敌总指挥、粤军许崇智部并与湘军联络，由仁化进攻崇义、上犹等地。与此同时，孙中山还派人就商于浙督卢永祥，希望浙江“与我军同时一致动作……浙能于我军攻赣时即攻江苏，据南京为上策。我军得赣后会攻江苏为中策。然中策非我志也。我计由九江夹攻武汉。”

北伐军当面的对手——直系出身的江西督军陈光远部是直系在南方布局的薄弱环节，陈部实力有限，且为粤、闽、湘省三面夹击，态势孤立；陈为前苏督李纯的部下，非曹锟、吴佩孚嫡系，与曹、吴关系不深，且在湘鄂战争期间对援鄂态度暧昧，意存观望，令吴佩孚颇为不满。北伐军入赣后，陈光远一面调集部队抵御，一面表示“军事方兴，需款万急”，要求北京政府拨款支援，并电告曹锟、吴佩孚、萧耀南等称：“现在各军均在前线，后路一空，无队可援。除饬尽力支持相机办理外，请飞速派队来赣援助，方能御此大敌，保全危局。”但曹、吴虽然令蔡成勋领军援赣，其行动并不迅捷，以致陈光远抱怨：“两电请援请弹，乃奉院部真寒两电，一无所应。”

北伐军在江西作战初期的进展较为顺利，自5月中旬入赣后连战皆捷，陈光远部无力抵御，6月13日北伐军克赣州，兵锋直指吉安，陈光远自觉无力控制局势，15日弃职逃离南昌。当日，刚刚复职的大总统黎元洪拿陈光远作为废督裁兵之例，令免其江西督军职，由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节制江西军队。为了迅速取得北伐的突破，孙中山将大部分部队放置在前线，广东后方没有足够可靠的留守部队。当陈炯明在后方显露异动之状时，孙中山则无力控制。在北伐进军的胜利声中，后方不稳势将影响前方军情，致北伐功败垂成。

陈炯明本为孙中山所信赖的粤军将领，其在广东主政也与孙中山的扶持直接相关。如时人所论：“本来，总理对陈炯明，起初是很信爱。同时，陈炯明对总理也同样如此。后来因为彼此间意见渐渐隔阂，同时，又有些人在旁挑拨离间，便渐渐发生裂痕。”但陈虽与孙在北伐等问题上看法不一，时有不同意见，孙却初不料其有背离之心，而事实却是陈炯明羽翼渐丰之后图谋在广东自立，认为孙中山在广东的地位与影响不利其个人利益，遂与直系曹锟、吴佩孚等暗中有所联系。1921年冬，陈炯明派代表到北京与政府接触。1922年初，吴佩孚也派代表到广东私见陈炯明。接着，双方代表1月29日在洛阳订立言和条约。据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的粤海关情报记载：“陈炯明将军正在惠州集结军队，并关注着直奉两派战斗的结果。若吴佩孚打胜仗，陈将回师广州，驱逐孙逸仙；要是吴打败了，陈将固守惠州基地，以待云贵之增援——陈早与吴佩孚、唐继尧结盟。”果不其然，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后，6月2日吴佩孚致电陈炯明，要他“勉为其难，定粤之后，携手定国，所深望也”。5日又电闽督李厚基，要其“援陈去孙，早定粤局，以期统一”。13日北伐军占领赣州后，也检获多封吴佩孚、陈光远与陈炯明准备“夹击”北伐军的密电。因此，陈炯明最后的背孙拥直并非意外之举。

当孙中山在1922年4月免陈炯明职后，为了稳定后方，对陈还是留有余地，除了仍保留其陆军总长职外，还任命其亲信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以安其心。此时，陈炯明认为对政变尚未准备周全，密告在肇庆的叶举：“拥孙之魏邦平等军均在省，防卫之力不单，而海军已属孙，现在我动，省垣不能固守，许崇智、李烈钧等亦可提兵回战，并受民党群起斥弃，今时机尚未至，切不可轻举妄动，静待我最后之命。”因此，他对孙中山表面敷衍，退居惠州以示不问政事，私下却秘密联络亲信部下，准备发动兵变。在陈炯明的指示下，叶举率部离桂回粤，并于5月中旬不顾孙中山各军不得入驻广州的命令，擅自进驻广州，占据城内外各军事要地，构筑工事，各处布防，为兵变创造条件。随后，叶举等即以粤军官兵名义致电孙中山，要求恢复陈炯明原职。5月25日，孙中山回电叶举等，告对陈炯明“每亟欲挽之复出，电报秘叠，信使不绝于道”，表明对陈“始终动以至诚”。27日，孙中山迫于情势，任命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名义“办理两广军务，肃清匪患。所有两广地方，均听节制调遣。”但孙中山的做法已经不能挽回陈炯明的背孙之心。6月1日，廖仲恺函告孙中山：“陈炯明部屯集省城及白云山等处者日谋响应北吴。粤垣人心，一夕数惊”，广州叶举部更日向滋闹粮饷，受逼无已，因请孙暂回广州震慑。当日，孙中山自韶关大本营回到广州，图稳定后方形势，但陈炯明及其部将对孙多避而不见，同时紧锣密鼓地策划兵变之举。9日，陈的亲信部下洪兆麟密电致陈，将孙中山的总统职位比为“赘疣”，认为此“实足为南北统一之障碍。若不忍痛割爱于须臾，必贻生灵于万劫不复之痛苦”，提出“商谈一切进行计划，解决危局”。14日，陈炯明召开部将会议，决定发动兵变。15日晚，陈炯明以叶举部为先锋，分头攻击观音山总统府、粤秀楼孙中山住宅等处，兵变始作。

在陈军发动兵变前，孙中山已得到警示，部属劝其离开总统府避往安全地带，但他慨然言之：“余负救国救民之责，艰苦不辞，改道北伐……如陈果率其军以叛，占公府，使广州成为灰烬，置余于死地，余亦身死党国而已，夫复何憾。”直至当晚夜深，广州各处已闻枪声，孙中山才在部属恳求之下悄然离开住所，潜行至海珠长堤天字码头，登上海军军舰，安然脱险。16日凌晨，陈军开始攻击总统府和粤秀楼，与警卫团发生激战，并动用大炮轰击，但未能突破警卫团的防线。16日下午，陈军利用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调停之机冲入总统府，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此坚持到最后，化装后由卫兵护卫到达沙面，次日登舰与孙中山会合。如孙中山事后回顾所言：六月十六日之变，文于事前二小时得林直勉、林拯民报告，于叛军逻弋之中，由间道出总统府，至海珠。甫登军舰，而叛军已围攻总统府，步枪与机关枪交作，继以煤油焚天桥，以大炮毁粤秀楼，卫士死伤枕藉，总统府遂成灰烬。首事者洪兆麟所统之第二师，指挥者叶举，主谋者陈炯明也。总统府既毁，所属各机关咸被抢劫。财政部次长廖仲恺，事前一日被诱往拘禁于石龙；财政部所存帑项及案卷部据，掳掠都尽。国会议员悉数被逐，并掠其行李。总统府所属各职员，或劫或杀。南洋华侨及联义社员，亦被惨杀。复纵兵淫掠，商廛民居，横罹蹂躏。军士掠得物品，于街市公然发卖。繁盛之广州市，一旦萧条。广州自明末以来二百七十余年，无此劫也！五年逐龙济光之役，九年逐莫荣新之役，皆未闻有此，而陈炯明悍然为之，倒行逆施，乃至于此！陈炯明发动兵变之后，驻粤海军表示服从孙中山，发表《护法讨逆宣言》称：“叶举等包藏祸心，通敌谋利之不已，竟敢犯及元首，破坏政府，纵兵残杀，劫掠无所不用其极，罪恶贯盈，当为天下所共诛。我等奉命声讨，先行炮击，冀其私心一悟，改逆从顺，免受天诛。如彼仍顽抗，怙恶不悛，当合各省护法大军，协同扫荡，以免护法大业功亏一篑。”孙中山即以海军为依靠，以“永丰”舰为指挥部，率海军与陈炯明对峙。6月17日，孙中山在会见登舰请示的广州政府外交总长兼广东省长伍廷芳时称：“今日我必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而后已。否则，中外人士，必以为我已无戡乱之能力，且不知我之所在。畏慑暴力，潜伏黄埔，不尽职守，徒为个人避难偷生之计，其将何以昭示中外乎？”为了讨伐陈炯明，孙中山令北伐军自江西回师救粤，胡汉民、许崇智等接令后，于27日在赣州决定由许崇智先率粤军与滇军回粤，李烈钧则率其他各部暂时留驻赣南以为策应。7月初，北伐军自赣南回师粤北，沿粤汉路分路进军韶关，与驻守韶关的陈军接战。其后，留守赣南的北伐军在援赣直军蔡成勋部的压迫下退往粤北，亦加入对韶关的攻击。7月19日，回师的北伐军攻克韶关以北之乐昌及其东南之翁源，随后与陈军在韶关和英德激战。因北伐粤军一部投陈，牵动战线全局并影响军心，北伐军失利，全线退却，滇军退往广西，赣军、湘军留湖南，许崇智则率粤军退往闽赣边界，准备进军福建。

陈炯明发动兵变之初并未直接出面，而以其部属叶举等打头阵，但孙中山坚持不离广州，坚持以武力讨陈，迫使陈炯明不得不走到台前。6月18日，陈致电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将事变起因归于“孙公迫成”，明白提出“国会恢复，伪府取消，护法戡乱，目的悉达，抑又何争？南政府不早收束，势必使粤再亡而止”，亦即请孙中山下台。同时，陈炯明对粤军将领解释其行动时，声称：“若孙先生仍为一班宵小所蔽，不惜违反民意，只知贪恋权位，则必有人起而议其后，南方必从此多事，诸将领不患无立功之地。”陈还堂皇地以广东民众利益代言人的身份，请出各界代表劝孙中山下野离穗，以免“糜烂”地方；同时运动海军数舰与炮台守军脱离孙之指挥，俾孙知难而退。但孙中山不为所动，始终坚持不屈，直到北伐军回援失利，“永丰”舰势处孤立，孙在“永丰”舰之部属群谓“赣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敌，战局必危；总统株守省河，有损无益”，孙中山才决定离穗赴沪，“相与我护法同志讨论善后与中国统一计划”。

“六一六”广州变局使正处良好发展势头的北伐被迫中止，给孙中山沉重的打击，也使他感受莫大的痛苦。如他事后所痛陈：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胜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但孙中山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虽然失败如此“惨酷”，但并不能使其放弃对理想始终如一的追求，他坚信“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知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时尤当艰贞蒙难，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最后之努力者”。如何收拾残局，重上征程，是回到上海暂时安居的孙中山所考虑的主要问题。他在进行新的思索，寻求新的道路，发现新的力量，由此开始酝酿他政治生涯中又一次新的转折。

就长期与广大的目标而言，孙中山力求实现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现代中国国家的理想一如既往，但对于实现这一理想的方式方法，除了沿袭联合各实力派的传统做法，着重加强粤、皖、奉三角同盟的合作之外，孙中山开始考虑借重苏俄的力量，引进俄国革命以弱胜强、以小击大的成功经验及其组织与方法，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实行党治，强调组织功用，加强政治宣传，等等。一系列新的思路与方法开始在经历了痛苦失败之后静心思索的孙中山脑海中浮现、成形并渐渐清晰。孙中山的如此思路，得到了正在中国寻求革命力量、力图以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而壮大革命声势与阵营、改善自身革命成功后之相对孤立地位的苏俄之鼓励与激赏，也得到了成立不久、亟欲扩大力量、寻求中国革命成功之路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回应与大力支持。国共两党合作，苏俄、国、共三方携手，共创中国革命新局的情势由此而渐成，孙中山及国民党通过自身改组、实行联俄容共、发动国民革命、实现中国统一的政略策略也因此而在酝酿之中。

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和《党纲》，回顾其多年革命奋斗历史，强调“吾党名称虽有因革，规则虽有损益，而主义则始终一贯，无或稍改”；重申奉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理念，宣示：“三民主义尚未能完全实现，五权宪法亦未得制定施行，此吾党所为旁皇不可终日者。抚已有之成效，既不敢不自勉，思现存之缺憾，又不敢不自奋，则惟有夙夜黾勉，前进不已，以求最后之成功已耳！”其间未提“护法”而强调“主义”，与以往表述已有所不同，或预示着国民党改弦更张之开始。

然在广大而长远的目标之外，短期与具体的选择对孙中山而言更为迫切，他首先需要为自己的力量寻求落脚点与出发点，以便重组队伍，东山再起，他的眼光仍在广东，而选择的突破口则是福建。

福建原为皖系地盘，但闽督李厚基在直皖战争后因失去依托而渐靠近直系，为吴佩孚所拉拢，以牵制闽南之广东孙中山和闽北之浙江卢永祥的力量。第一次直奉战后，李厚基见直系势力更盛，更亲近直系，并削去其手下臧致平（第2师师长兼汀漳镇守使）的兵权，又图谋削去王永泉（第24混成旅旅长兼闽北镇守使）的兵权，以稳固其个人统治。但他的做法却使部下与其离心，埋下了倒戈的隐患，加以李厚基在福建当政多年，“内则恣意挥霍，力事逢迎，外则张皇补苴，尽情搜括”，令闽人对其颇为不满，在联省自治的浪潮中提出了“闽人治闽”主张，发起了驱李运动。此时正值陈炯明在广东发动兵变，孙中山的北伐军因措手不及而回师失利。因为由许崇智领导的粤军早与王永泉建立了联系，许崇智本人又曾驻军福建，了解福建情况，并与福建军政界人士有较多往还，粤军遂向福建退却，准备与王永泉联手合作驱李，然后以福建为根据地，整军经武，回粤驱陈。

8月中旬，许崇智率北伐粤军进入赣闽边境的会昌，并通告王永泉以释其虑：“我军此次主张，纯为开创东南新局面，实行孙段携手，闽浙联防。因李（厚基）作梗，故不能不去李。去李以后，闽局自应请伯川（王永泉）主持。”许的设想得到了孙中山的首肯和王永泉的赞同。9月初，北伐粤军自瑞金入闽，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亦于此时潜入闽北延平（今南平），协助王永泉策划驱李事。9月27日，王永泉在延平宣布独立，要求李厚基下台离闽。10月1日，王永泉就任闽军总司令。2日，徐树铮在延平宣布成立建国军政制置府，宣称将“克日移驻福州，处理一切军民诸务”。许崇智与王永泉部随后向省城福州发起进攻，因为李厚基部兵力有限，素质不高，故攻击进展顺利，不过10天时间，即于12日占领福州，迫使李厚基下台离闽。

李厚基下台后，福建的局势一时出现了颇为复杂的状况。10月13日，黎元洪任命前海军总长萨镇冰为福建军务会办，15日又任其为福建省长。萨镇冰为福建人氏，符合闽人治闽的要求，能为福建各界所接受；他一直任职于海军，政治态度中立，与南北均有良好关系，故直系与孙中山均未对其上任表示反对。但皖系对福建地盘却有自己的想法，因为直皖战争后皖系所控制的地盘只余浙江一省，而福建是皖系以前控制过的地盘，王永泉的第24混成旅原为徐树铮统领的参战军一部，故皖系企图利用此次机会，再次控制福建，壮大自己的实力，尤其是野心勃勃的徐树铮在延平成立建国军政制置府，实际是为控制福建预为地步。10月17日，许崇智、徐树铮、王永泉等到福州。徐树铮根据其《建国诠真官制》所倡之“中枢总管纲要”、“省权上合下分”的原则，以建国军政制置府名义，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抚，总揽全省军政。但王永泉并不乐意徐树铮凌驾于其上指挥一切，在稳定了阵脚之后即令徐离闽，并辞去总抚，于31日改称“总司令”。11月2日，徐树铮被迫离开福州前往上海，建国军政制置府由此结束。但已经被赶下台的李厚基不甘寂寞，他以闽南泉州为中心，召集旧部谋划在福建复职，直系也通过北京政府派前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同时组织援闽军，企图进一步将福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2月，李厚基残部被许崇智、王永泉、臧致平等部联手击败，刘冠雄致电北京政府称：“李厚基在闽，人心全失，效力已无，万无振刷希望，用之徒滋纠纷。且建国军早经灭绝，情势已迁，请明令取消讨逆名义，并免李之职，请调京位置，并将闽督一缺裁撤，此后闽省善后，即由冠雄会同萨省长，协同各方继续办理，以一事权。”此前，11月7日，由孙中山任命的福建省长林森宣告就职，他和北京政府任命的福建省长萨镇冰各不相属而又相安无事。但吴佩孚认为，“闽虽一隅，关系东南大局，设再迁延不决，则乱事蔓延，将无底止”，决定调派驻守湖北宜昌准备援川的孙传芳部改而援闽，并支持沈鸿英督粤，以“窥取闽粤地盘”，“使闽浙粤桂不能联成一气”。1923年2月，许崇智率东路讨贼军回师广东，林森失去武力依靠。3月，直系派出的援闽军由赣入闽，王永泉、臧致平等在武力压迫下倒向直系，林森被迫辞职，结束了福建两位省长并存的局面。3月20日，北京政府在直系压迫下发布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令。北洋军孙传芳、周荫人部入闽后，又经过福建内部的征战，使福建逐渐成为直系的地盘。吴佩孚的策略是：“驱逐孙中山出粤，屈服唐继尧于滇，借孙传芳入闽而使浙卢孤立，将东西南渐次收归肘下，扫除一切后顾之忧，然后竭全力讨伐奉张，以达其武力统一全国之野心。”

无论福建政局的变化如何，李厚基倒台后，北伐粤军在福建获得了难得的休整之机。10月18日，孙中山指示将北伐粤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黄大伟为第1军军长，许崇智兼第2军军长，李福林为第3军军长，在闽粤边境整军经武，准备打回广东。其后，孙中山又指示将驻守粤桂边境的滇军朱培德、张开儒、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沈鸿英（其时尚未投靠直系）部改编为西路讨贼军，准备自东西两路出兵夹击陈炯明，使其“不能有东西兼顾之力量，即为我军恢复百粤最良机会”。刚刚通过政变上台独占广东不过半年的陈炯明，位子还没有坐热，又要面临孙中山发动的军事反攻，以其有限的实力，确实无法“东西兼顾”，他遂将布防重点放在粤闽边境，以洪兆麟为总司令，同时令杨坤如部防守北江，梁鸿楷等部防守西江，又拉拢旧桂系将领林虎出任援桂司令，并允其事后主政广西。陈炯明的布防计划偏东轻西，为孙中山的军事反攻首先在西线取得突破创造了机会，因为布防在粤桂边境西江方向的粤军第1师梁鸿楷部与陈炯明的关系本不深，其部将李济深、邓演达等在军中密谋发动反陈起事，并得到孙中山的赞助。当他们被调派西江布防后，即与当面滇桂军“暗中与其联络，订定条件，并接济其军饷”，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对陈炯明反戈相向。陈炯明请旧桂系军人领军的举动，更使驻守西江的粤军上下均不满，坚定了他们反对陈炯明的决心。1922年12月底，滇、桂军发起攻势，粤军主动退却，28日滇、桂军进据西江重镇——梧州，随后联合粤军沿西江东进讨陈。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发布《讨伐陈炯明通电》，要求“诸军将士奋勇杀贼，为民除害，凡我粤人，务宜同仇敌忾，以成拨乱反正之功”。此后，西路讨贼军顺西江而下，陈炯明急派叶举担任西江前敌总指挥，但军心已乱，无力抵御。1月9日，西路讨贼军占肇庆。次日占三水，广州城内驻军一部于12日晚反正。1月15日，被陈炯明视为心腹亲信的洪兆麟也在汕头宣告脱离陈炯明，迫使陈炯明不得不在当日通电“宣告解职，完全下野”，并离广州赴惠州，转道于30日到香港。但原本被孙中山倚为回粤依靠的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虽然在1月9日通电宣布即日返师回粤讨贼，2月初离闽回粤，却被洪兆麟部所阻，滞留于粤东潮汕一带，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加强粤皖奉（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反直“三角同盟”方面，孙中山在这一时期也花费了不少精力。三角同盟最早酝酿于直皖战争前后，是段祺瑞为广结联盟、对付直系而采取的主动行动，而孙中山也不反对与各派力量建立关系以为己用。直皖战后，皖系失去了基本力量，但又不甘就此退出历史舞台，遂主动向孙中山示好，双方开始建立伙伴关系，而孙、段关系的建立亦使孙中山调整了对与皖系亲近的奉系之策略，开始与张作霖建立关系，三角同盟的雏形初现。

1922年初，直奉关系恶化，战争正在酝酿，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和张作霖的代表李少白（梦庚）先后在1月和2月前往桂林晤孙中山，孙中山的代表伍朝枢也在3月到奉晤张作霖，讨论三方合作讨直计划。但因孙中山阵营内部的牵扯，孙的北伐未能如期发动，对张作霖与直系的战争未起到配合作用。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奉系败退出关，孙中山因陈炯明兵变而退居上海，孙中山和张作霖均有再起之心，客观情势使双方合作趋向密切。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致函张作霖：“国事至此，非有确定之方针，坚固之结合，不足以资进行……今后破敌之策，仍须西南先发，与敌相持。公之大任，在于迅取北京津保，使敌失所凭依，然后出重兵以蹑其后，则敌不战而自溃，此为共同动作之必要枢纽。”并告张：“文新失策源地，诸君所需维持补充等费，竭蹶应付，拮据殊甚，未审公能有以助之否？”其后，孙中山派汪精卫多次到东北与张作霖会商。张慨然表示：“中山、芝泉与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余等当协力同心，第一步以驱逐吴佩孚、曹锟为目的，第二步再谋新中国之建设。”根据孙中山与张作霖商订的合作计划，先由南方出兵北伐，以牵制长江以南的直军；而后奉军由东北入关，直捣北京；实行南北夹击，打倒曹、吴；战争发动之后相与一致，不为单独行动；扫除敌人以后，组织合法政府，以协商同意定之。为此，张作霖多次资助孙中山数量不等的军费与军火，孙对与张的合作基本满意，曾致函张表示：“此后对于大局，无论为和为战，皆彼此和衷，商榷一致行动，决不参差。迄今此意，秋毫无改。凡公所斡旋，文必不生异同，且当量力为助。”

经过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方协商，“孙、段、张派代表在上海法租界古拔路组织各省代表联合办事处。孙中山的代表为汪精卫，张作霖的代表为姜登选、杨毓珣，卢永祥的代表为邓汉祥（卢是拥段的基本力量，因此邓也就代表段祺瑞），云南唐继尧的代表为王九龄、李雁宾，湖南赵恒惕的代表为吕宓筹，川军总司令刘成勋的代表为费行简，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的代表为赵铁桥。各方代表天天集会，商讨倒曹、吴的办法。”此外，“在上海创办国闻通讯社，每月由孙、段、张各拨经费一千元，以邓汉祥任社长，胡政之任编辑，作为发布反直消息的宣传机构”。可以认为，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粤、皖、奉反直三角同盟即正式形成，此后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是三角同盟的“蜜月期”。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之后，曾经公开声言，粤、皖、奉“三系已经携手了”。三方代表、信使往来穿梭，沟通信息，商讨计划，在推翻直系统治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角同盟是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方基于反直需要而成立的松散的军事、政治同盟，在政治上并无明确的盟约或纲领，组织上也没有统一的执行机构，以遇事临时协商为主。在三角同盟中，张作霖主要以其实力、孙中山主要以其政治影响力而居于主角地位，段祺瑞主要依靠其在北洋派系中的政治资本，而需要借助张作霖的实力。但张作霖与段祺瑞同为北洋派系出身，在政治上有共同语言，与孙中山的革命历史并非同路，政治主张和看法颇有差异，所以三方在推倒直系统治方面主张一致，而在倒直后的政治善后与建设方面看法不一。在倒直后的政治安排方面，粤方曾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以孙任大总统、段任总理，或以段任大总统、孙任总理，张作霖任副总统。皖方表示：“当然以孙作大总统为最适当”，实则段祺瑞仍希望以总理身份掌握实权。奉方先是含糊其辞，表示“只要打得垮曹、吴，什么都好说”，继则“坚决主张拥段拒孙”，俾便以自己的实力控制北京政权。对国民会议主张，皖、奉均未明确表态。对于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奉、皖均坚决反对，张作霖的谋臣杨宇霆曾告孙中山的代表叶恭绰：“根本上虑无合作之可能，且认为目下无从解决。”叶因此感叹：“吾人固非徒只主张打倒曹吴，泄此一口气者。如局势变迁后，建设前途了无计划，何须多此一举为？”因此，三角同盟并非建立在三方共同的政治理念和谋划之上的战略联盟，而更多的不过是出于推倒共同敌人——直系曹锟、吴佩孚统治的暂时合作策略，当第二次直奉战后，直系统治垮台，三角同盟的基础不复存在，也就自然消失于无形。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重回广州，在当晚滇、桂军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要统一滇桂粤诸军，造成统一的中华民国……整顿内部，以广东为模范，统一西南；以西南为模范，统一中国。”此次回粤，孙中山不再提“护法”，也不再成立政府，而是在3月2日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自任大元帅，重行革命征程。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又因此而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