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直系当政与北京政局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独大，实际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北京政局也因黎元洪之复职一时似又复上正轨，但其内里之矛盾与冲突却一日不复停止。不但旧有的中央与地方、南与北、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间的矛盾依旧，而且新的矛盾还在不断产生，尤其是直系内部保定派、洛阳派的矛盾，成为影响此时北京政治的主要因素。

直系虽为北洋军阀三大派系之一，但在其形成过程中，一直有南（苏、鄂、赣）北（曹锟、吴佩孚）之别，其首领冯国璋较为低调且又早逝，内部关系不似皖、奉两系那般紧固密切。及至曹锟、吴佩孚以武力征讨而崛起，苏督李纯自杀、鄂督王占元被逐、赣督陈光远势微，北派力量才在直系中占据了优势。曹锟、吴佩孚统率直系力量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胜利后，直系力量得到大扩张，他们在直系中的领袖地位亦无人可敌。但曹锟虽为直系最高领袖，此时却基本不直接领军，只是一心希图成为大总统，过把总统瘾，满足其虚荣心；而实际领军的吴佩孚，能征善战，有一统天下的野心，但却不能统领直系所有的军事力量，也不是直系共同拥戴的政治领袖。曹锟与吴佩孚在一些问题如推举总统等方面意见并不一致，但格于历史与个性，吴佩孚对曹锟保持以下事上的尊重、礼遇及效忠，而曹锟对吴佩孚也能大度容忍并容纳其不同意见，两人关系的融洽对维系直系团结与团体利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吴佩孚在其驻节地洛阳招贤纳士，插手政治，一方面公开标榜“军人不干政”、“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另一方面则频频对北京内阁之更换以及政府之政策表示意见，俨然政府之太上皇，难免有“功高震主”之势，使曹锟心生芥蒂。而且，曹、吴之间的个人关系还受到其身边左右人等的影响，这些人各有企图，各拥其主，都想在政治上发号施令，满足个人及小集团利益，他们在曹、吴身边的挑拨构煽，也不能不影响到曹、吴关系。由于曹锟、吴佩孚分别以直鲁豫巡阅使与副使的名义驻节于保定和洛阳，因此曹、吴身边人的政治集合又被称为“保派”（结合津派）与“洛派”。在第一次直奉战后，保派与洛派之间围绕一系列问题产生矛盾摩擦，暗中以至公开较劲，形成保、洛之争，并直接影响到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局。

直系内部的矛盾分歧自奉系失败、黎元洪复位后便已开始，其中心在于对所谓“最高问题”的态度，而其表现则为愈演愈烈的阁潮。直系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之后，曹锟急于取代黎元洪登上总统宝座。他常对左右说：“北洋系袁世凯、冯国璋都当过总统，现在该轮到我了。”而吴佩孚虽不反对曹锟当总统，但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认为应俟实现全国统一后，再行此举，俾可水到渠成。直系中的保派多为曹锟的直接下属，他们投其所好，加紧“最高问题”的进行，尤其需要控制北京政府，以利操作。拥护吴佩孚的洛派则对此不以为然，也在积极插手北京政府的组成。而曹锟谋求早日当总统的企图又与还想在总统位上待下去的黎元洪发生矛盾，为了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黎元洪自然偏向于不主立即选总统的洛派，从而使直系间的保洛矛盾又渗入府院关系的复杂因素。加以内阁组成循例须国会通过，而国会内部各种集团派系的组合又时时变化。如此种种情况，使直奉战后的北京阁潮发生之频、争斗之烈实为北洋时期之最，从而也反衬出北京政治在武人干政下之特有生态——派系纷争。这种派系纷争，有派系间的，亦有派系内的，但基本上并无政治理念或基本政策的差别，而主要是出于派系自身利益的考量。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复职当天，任命颜惠庆署理内阁总理，因“颜与何人皆能共事，且素无私人”，直系保洛两派因而“素重视颜，黎据此征颜，颜亦力辞，经强劝而后就”。但颜惠庆出任总理后，却得不到国会的支持。众议院议长吴景濂野心勃勃，其“为人不学无术，使气逞强”；“遇事把持，意气偾张”；“一面与直系周旋，一面要索以巨额党费及自身组阁为报酬”。他对颜惠庆上台很不满意，而且他“有一群新进的国会议员为其羽翼，供彼指挥。内阁的成败，悉视其喜怒而决定。而此一国会，既为产生下届总统的机构，因此更增重了他的牵制力量。”由于吴景濂的反对，颜惠庆不敢将内阁名单提交国会通过，他本人也不安于此临时身份，急于求去。7月31日，颜惠庆请假离职，由教育总长王宠惠暂代总理。

黎元洪复职后，曾考虑拉进南方知名人士组阁，以实现“和平统一”，加重自己的政治分量。8月5日，他任命南方知名人士唐绍仪署理内阁总理，就是他实现自己政治企图的第一步。但黎元洪的打算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主张相抵触，所以遭到吴的坚决反对。他致电黎元洪，声称“唐主上海八年和会，世间啧有烦言”；而他反对唐组阁“言之再三”，黎却“卒然发表，显示别有用心”。吴佩孚还致电曹锟，称黎元洪“被奸党阴谋，力拥唐绍仪组阁”，请“通电同志各省，一致主张，径电中央，力攻唐阁不成”。唐绍仪知其不能为北洋系所容，故亦迟迟不到京就任。为了解决内阁虚悬的危机，黎元洪只能派人到洛阳专门征求吴佩孚的意见。就吴佩孚所任之直鲁豫巡阅副使，本来的职权“从理论上讲主要只是统率（节制、调遣）区内的军队。实际上则不然，既不以军政为限，也不受地区名义的束缚，形成超省级的太上皇政府。”吴佩孚曾经表示反对军人干政，表示“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某何人斯，敢行过问？”甚而指斥保派人物，应“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众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但他自己却并不准备如此实行，既然黎元洪前来征求意见，吴佩孚也就不客气地表示：“对唐组阁，绝不赞成，以维持现状为宜。如颜不愿谈，以亮畴（王宠惠）代揆。”王宠惠本为吴佩孚中意的阁揆人选。吴佩孚曾向曹锟建议，王“淡泊超然，请其正式组阁，国计民生，实利赖之”。在吴佩孚的指使下，直系大将冯玉祥、齐燮元、萧耀南等亦纷纷发表通电，认为王宠惠“与各派初无恶涵，以之组阁最为相宜”。由于吴佩孚的坚持，终使唐绍仪内阁流产，黎元洪只能于9月19日任命王宠惠署内阁总理，而内阁组成前须征求吴佩孚的意见也是黎元洪复职后历次组阁之惯例。

新任内阁总理王宠惠和其内阁成员——财政总长罗文干、教育总长汤尔和，当年5月曾和蔡元培、胡适等共同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所谓“好政府”主张，因此，王宠惠内阁又被称为“好人政府”，一度曾被外界寄予期望，而在实际上，吴佩孚是“内阁的后台”，“如果没有吴的支持，内阁就不能维持长久”。但黎元洪任命王宠惠此举却惹恼了保派。因为黎元洪就组阁问题征求吴佩孚的意见而未征求曹锟的意见，显然有不以曹锟为然之“过”，而保派人马在王阁中只有交通总长高凌霨一人，也使保派颇为不满，辄以去王为目标。保派的图谋得到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的支持，正是因为担心阁员名单在国会表决中被否决，王宠惠上任后根本就未将内阁阁员名单提交国会。王宠惠对国会的蔑视态度进一步激怒了吴景濂，他在国会与王宠惠多次发生公开争执，致内阁与国会的关系空前紧张。吴景濂曾当面质问王宠惠：“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也怒形于色地说：“难道你就是国会？”接着，吴景濂骂王“混账”，并说“议长当然可以代表国会”，王则骂吴不配当议长，“议长怎样可以说出下流话来”。理应温文尔雅的两位政界人物，却如泼妇骂街般使横，可见当时两人关系之紧张，也可使人们了解到北京政治的多种面相。

在吴佩孚的支持下，王宠惠内阁虽未因国会刁难而垮台，却因接踵而来的罗文干案而不得不辞职。王阁财政总长罗文干与王宠惠志为同道，在王的支持下，他以财政困难为由，拒绝支付国会经费，以逼国会让步。吴景濂为求国会拨款，通过外交总长顾维钧向罗文干疏通，而罗却不予置理，结果由顾给一家比利时银行写信说明，吴景濂才拿到一笔贷款，得以维持国会的运作。此举使吴景濂极为恼火，因此当罗文干于11月14日为解决政府财政困难而签署奥国借款展期合同，吴景濂即利用此事，与保派联手，指控罗文干擅订合同、丧权辱国、违背法纪、滥用职权，并有纳贿嫌疑，胁迫黎元洪于18日下令逮捕罗文干，拘押于京师警察厅。

奥国借款本为中国与奥国银行团在民初分次订立的借款合同共475万镑，后因北京政府无力支付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暂缓执行，未还本金约432万镑。战后，债票持有人要求中方继续履约，但奥国借款本已由巴黎和会决定作为奥国赔偿中国之物，实已无效，当然没有签订新约、换发新债票的理由。此次罗文干为救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并屈服于列强压力，同意续订合同，换发新债票本息合计519万镑，诚有可非议之处，而且合同里有“奉大总统核准，经国务会议通过”等语，但实际上并无此项手续，更为保派倒阁提供了炮弹。罗文干被捕，引发北京政坛风潮。国会方面力主查办罗文干，指罗“丧权辱国，渎职纳贿”，“违背约法，滥用职权”。王宠惠等则力挺罗文干，认为总统和国会直接下令逮捕阁员是违法行为，声称责任内阁对此无法负责，“理应立即引退”。王阁为吴佩孚所支持，罗案发后，吴不能坐视不管。他于20日发出通电，为罗辩护，同时训斥黎元洪，称此案“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同时致电曹锟云，此案“荒谬离奇，实所少见”，“请我师就近质讯，以维法纪”。但曹锟却不给吴佩孚面子，23日曹发表通电，称“罗文干身为阁员，丧权误国……既经拿交法庭，应请大总统毅然独断，组织特别法庭，或移转审讯，彻底根究，期无遁饰，毋令徇纵，以彰国法。”吴佩孚指“违法”者为黎元洪下令捕罗“不成事体”，曹锟则指“违法”者为罗文干“丧权误国”，于此实将直系内部矛盾公诸于世。其后，直系保派将领连发通电拥曹，而洛派将领出于武人对文人的轻视亦不愿多言，甚而有公开通电拥曹者。吴佩孚既不能得直系诸将之谅解，更不愿使事态扩大，影响直系团体利益，便顺风转舵，态度明显软化。25日，吴佩孚致电曹锟，解释自己对此案“疑虑冰释，如果确有犯罪证据，自应依法严惩，以昭炯戒”。吴佩孚既如此表态，王宠惠也无法再干，只能于11月25日通电辞职，随后黎元洪任命汪大燮署总理。

罗文干案哄传一时，对北京政治生态造成颇大影响与冲击。罗案内情如何姑不论，但罗身为内阁总长，在国会起哄之下，由大总统直接下令逮捕，确乎违反“法律程序”。究其实质，则为直系保、洛两派借罗案而斗法，所谓法律的意义其实并不重要。罗案结果，保派虽获胜利，推倒了王宠惠内阁，但直系的内部矛盾因此而加剧，并公诸社会及舆论，于直系维护自身地位并非有利。据称，吴佩孚对曹锟屈服后，“宴客酒醉，谈忠诚不见谅处慷慨泣下，合座皆悲酸”。吴佩孚之智囊白坚武感叹曰：“津方宵小以排吴使，不惜种种陷诬破坏，取保方见信仇敌之集于各方者，亦复币重言甘以为饵，恶货驱逐良币，斯真军阀末路之现象也。”而军阀在罗案中表现之强横更引起社会的反感，吴佩孚个人原有之“清誉”亦因此而颇受影响。史家李剑农评为：“在罗案发生以前，有一部分人，觉得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所以和他表同情。自罗案发生以后，吴佩孚为保持直系整个势力的缘故，一意将顺津保派，忍心地望着一班狐狸豺虎的横行；忘却曹锟的势力全在自身，自身的潜势力全在一部分舆论的同情，甘愿曹锟将此一部分舆论的同情毁去，想专用武力来捣乱南方，制服奉系。他的失败，不必等到第二次奉直战争，在他将顺津保派肆行无忌的时候，已经决定了。”罗文干案对北京政治生态的另一冲击是，黎元洪因为在罗案中未能顺从洛派，尤其是吴佩孚的意见，遭致吴佩孚及洛派的不满，使其失去了洛派原本即不坚定的支持，当其后保派为使曹锟出任总统而掀起驱黎风潮时，洛派不愿施以援手而作壁上观，黎元洪的政治生命亦因此而大受影响。罗文干案对北京政治生态的又一影响是：王宠惠内阁以“好人政府”而闻名，然这些所谓好人在军阀强横政治的干涉下不仅做不成什么“好事”，且自己的政治地位尚不能保于朝夕之间，从而也断了“好人”从政为国谋政的念头，于此表明北京政府不能经由政治精英的体制内运作而实现稳定运转，只能经由军阀纷争而致社会失态，最终以革命收拾北京政治混乱的残局。

王宠惠下台、汪大燮登台，保派的组阁意愿并未实现，仍继续攻击汪阁成员与“罗案涉有重大嫌疑”，“继任阁员仍复先行派署，并未同时根据约法提交同意”，因此“亟应另行改组”。黎元洪曾有意请外交家顾维钧组阁，但顾认为：根据宪法规定，内阁阁员负共同责任，因此除非罗案得到澄清，他不可能担任政府职务。接着，吴景濂和王家襄亦登门请顾组阁，并表示了国会的支持，顾同样予以拒绝。与此同时，因为保派对汪阁大加攻击，致汪大燮不安于位，在12月11日坚决请辞，改由王正廷代总理。这已经是黎元洪复职不到半年时间里的第四位总理了。直到1923年1月4日，黎元洪任命张绍曾为国务总理，方使如走马灯般更替的内阁总理职务稍有稳定。因为张绍曾接近保派，与曹锟是把兄弟，又与吴佩孚是儿女亲家，可为洛派接受，且与吴景濂早有沟通，故一时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选，也成了黎元洪复职后经国会通过任命的唯一合法内阁总理。

张绍曾出任阁揆之初，自恃与曹锟、吴佩孚均有关系，又经国会通过，故踌躇满志，提出实行“裁兵、理财、教育、实业诸大政”，但在这些方面，他都不可能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而其提出实现和平统一、先统一后选举、先制宪后选举的主张，既与曹锟急于当总统的想法不合，也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图谋相违，故其上台不久，即与直系保、洛两派均发生矛盾。

张绍曾提出和平统一的主张有黎元洪的影子，因为黎元洪知道曹锟急于当总统，为了延续自己在总统位置上的政治生命，只有抓住和平统一的旗帜，谋求各方的支持，抵制所谓“最高问题”的进行，而张绍曾企图在总理任上干出点名堂，实现和平统一可谓“捷径”之一。因此，黎、张双方互为依靠，实现府院合作，提出了和平统一的主张与进行步骤。1923年1月9日，张绍曾首先致电南方各省，提出“愿努力促成国宪，对外则完成法律上之统一，对内则先谋事实上之协商”。为此，张绍曾派人“陆续南下，向各方疏通，以预备实行他的和平统一的计划”。为了表示其“诚意”和“善意”，张还下令“各军自守防地”，援闽直军暂停前进，“妥为协商办理善后”；派章士钊等赴沪，与孙中山接洽。至于实行和平统一的步骤，张绍曾主张召开“国事协商会”，“解决一切问题，并有请孙及所谓‘海内有力诸公’的人，到京去筹备，以便各项会议的组织召集和议案的起草，都可以预先商议。”

张绍曾提出的和平统一主张，与吴佩孚一向所谋划的武力统一企图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从而为吴佩孚所不容。吴佩孚当时正在南北对峙的前沿地带——广东与福建策划新的“武力统一”行动。他在广东收买桂系军阀沈鸿英，作为攻粤的前锋，在福建督导孙传芳率直军援闽，企图夺取福建地盘，北可以监视浙江，南可以对付广东。为此，他极力要求张绍曾任命沈鸿英督粤，孙传芳督闽，以激励沈、孙两人积极行事。吴佩孚的要求一度为张绍曾所拒绝，因张认为吴之做法太过操切，过于刺激南方，但吴佩孚坚持其要求，并警告张绍曾，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的命令“无论如何必须发表”，责难张之统一主张为“空言，不求实际，殊属非是”。在事关直系团体利益的根本问题上，直系对外的态度是一致的。2月17日，曹锟、吴佩孚与鲁、豫、苏、皖、赣、鄂6省直督联名要求北京政府尽快发表沈、孙两人的任职令。直系和吴佩孚的态度给了张绍曾当头一棒，也使刚刚提出和平统一主张的张绍曾下不了台，只能故作姿态，于3月8日向黎元洪提出内阁总辞职，表示：“受任之始，即宣以和平统一为职志，以促成宪法为指归，期以扫除已往之纠纷，企图未来之建设……淹逾两月，心长力短，事与愿违。自维才不足以济变，诚不足以感人。近日以来，粤中有僭名窃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调剂无方……惟有援立宪国之成例，全体引咎辞职。”黎元洪此时需要借助张阁抵挡曹党，故不允其辞，并责其“岂可因责言之来，遂令作洁身之计”，“敦促阁员，即日视事”。黎元洪的挽留不过是表面文章，张阁留任的关键仍在直系的态度。经过多次往还交涉，在吴佩孚的压力下，张绍曾最终屈服于直系的武力，同意发布沈鸿英、孙传芳的任职令。3月19日，张绍曾内阁宣布总复职，并通过以沈鸿英为广东督理、孙传芳为福建督理的内阁令。从此以后，即便是张绍曾本人也羞于再谈什么和平统一，而其关于先制宪后选举的主张仍为正在策划由曹锟继任总统的直系保派所不容，保派又因此而掀起了新一轮更为剧烈的倒阁潮，北京政治又陷入动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