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西南各省的局势演变

西南各省处在北洋系军阀的控制之外，为了对付北洋系军阀的扩张与“统一”，西南各省多能联合对外，保存实力，坚持自主，互相声援，联省自治就是他们对外自保的护身符之一。自护法战争之后，西南各省还不时“团结”在“统一”政府（广东护法政府、非常政府、大元帅府）的领导下，对外自成格局，俨然国中有国。但是，西南各省内部从来就没有平静，各省与统一政府之间，尤其是各省内部派系之间，仍然是矛盾重重，并有着激烈的内争。各省大小军阀拥兵割据，省中有省，以至县中有县，进则觊觎统一，担当霸主；退则割地自保，成“土皇帝”。为了自身派系和个人的利益，你争我夺，从无止息，以致政局动荡不已，民众深受其害；战争是家常便饭，动乱成社会常态。这种矛盾冲突夹杂在北洋系军阀南进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北伐之中，更显复杂多变，头绪纷乱，甚而使研究者企望从中理出一条简单明晰的发展脉络与线索亦非易事，以下简单叙述西南各省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的局势演变。

湖南湖南夹于南北之间，从来就是南北争夺的主战场，南北交锋不断，但自吴佩孚率军北撤后，湖南省内的派系矛盾上升，激烈程度超过南北矛盾，成为湖南局势动荡的主要根源。1922年元旦《湖南省宪法》公布后，根据其规定，省长将由议会选举产生，统领军民两政，实为全省最高长官。正在掌权的赵恒惕视省长之位为其当然之座，但其他政治人物也不甘心就此放弃，其中最主要的争夺者是谭延闿。1920年11月，谭延闿因政争失利而被迫离开湖南，蛰居上海，后投身于孙中山阵营，但他在广东时有寄人篱下之感，对重返湖南政坛当家做主有浓厚的兴趣，如今省长明文规定由民选产生，谭将之视为自己的机会，而且他在湖南还有不少支持者，自认可与赵一争，因此决定参选，从而掀起了湖南政坛谭、赵之争的波澜。

为了对付谭延闿争夺省长之位的挑战，赵恒惕采取的战略是联合林支宇，对付谭延闿。此次湖南省长选举的候选人，以地区分配名额，结果中路推出谭延闿，西路推出林支宇，南路推出赵恒惕，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赵恒惕以助林支宇竞选省议会议长为筹码，利诱林支宇放弃参选省长，使三足鼎立成为两强相争，而赵、林结合的实力显然强于谭延闿。1922年5月，湖南省议会选举结果揭晓，赵恒惕、林支宇派当选者有109人，占全部议席的2/3，形成对谭延闿派的压倒优势。

谭延闿在省议会选举中失利，他对此心有不甘，遂策动拥己之第6混成旅旅长陈嘉祐（驻郴州）发表通电，揭露选举“黑幕”，否认选举有效，并以鼓动当选议员到郴州举行非常会议而抵制省议会。同时，谭延闿还以孙中山正在筹划之北伐向赵恒惕施加压力，并策动己派军人迎合湘人收回仍在直军手中的岳州之要求，放出出兵岳州的风声，企图以此分裂赵恒惕与吴佩孚的关系，挑起湘直战争，以削弱赵在湖南的实力。但赵恒惕与吴佩孚早有默契，为避免与直军冲突而使谭收渔人之利，他派人向吴佩孚交涉，称“直军驻在岳州，破坏湖南自治，如不及时撤退，他将无以约束部下”。此时吴佩孚正在筹划武力统一，南方的赵恒惕和陈炯明为其重点拉拢对付孙中山的对象，因此对赵之要求表示优容。6月19日，吴佩孚致电赵恒惕，告其直军准备自岳州撤防，嘱其“会商陈炯明，将中山余部许（崇智）黄（大伟）等军早行消灭，以免若辈阴谋酝酿，扰乱湘粤，阻挠统一”。7月11日，吴佩孚与赵恒惕成立协定，规定岳州为不设防城市，双方不得驻军，由警察维持地方秩序。27日，直军第24师张福来部由岳州回撤至河南。赵、吴妥协加强了赵恒惕的政治地位，也使谭延闿“借刀杀人”的计谋未成现实。此后，孙中山因与陈炯明分裂而离粤，北伐军事中止，陈嘉祐旅被改编，谭延闿失去军事支撑，省长竞选更无成功希望。8月20日，湖南省议会进行省长预选，赵恒惕得133票，谭延闿得87票。9月10日，湖南各县议会进行省长决选，赵恒惕以1603票的压倒多数当选为湖南行宪后的第一任省长。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就任大元帅，任命谭延闿为军政府内政部长，准备继续北伐。湖南为北伐必经之地，谭延闿也不能忘情于湖南，他随即联络陈嘉祐与沅陵镇守使蔡巨猷，策划武力倒赵行动。事为赵恒惕所知，他下令调蔡为湖南陆军讲武堂监督，以削其兵权。谭则请孙中山任蔡为湘西讨贼军第1军军长，公开摆出与赵武力抗衡的态势。8月7日，谭延闿在衡阳就任孙中山所委之湖南省长兼北伐讨贼军总司令，所部湘西镇守使蔡巨猷、宝庆镇守使吴剑学、衡阳镇守使谢国光及陈嘉祐等均改称军长，预备北进讨赵。赵恒惕亦不甘示弱，他以维护省宪自治为号召，通电责难“一二失意流寓之党徒，拥首倡制宪之人，为根本破坏省宪之举”。旋将所部改称“湖南护宪军”，8月11日以省长兼任护宪军总指挥，令贺耀祖、唐生智旅由益阳、常德攻沅陵，叶开鑫旅由长沙、湘潭攻衡阳，拉开了伐谭之架势。赵恒惕的举措得到了直系的支持，因为直系“以大势观之，赣西如得完全，自非援助炎午（赵恒惕）不可。盖赵存则赣西可固，赵去则湘赣绝无相安之理”。所以，当赵恒惕向直军要求接济军械时，直军同意由湖北萧耀南处提借部分军火，使“湘军军实充足，得以拒谭，而炎午地位，因之巩固”。而当湖南战局暂时不利于赵时，吴佩孚又决定由湖北出动部队重占岳州，以为赵助。如曹锟的参谋长陆锦所言，“赵炎午能否恢复，虽不可知，然必须设法利用，为吾们效用。”

8月25日，谭、赵两军在衡山交火，赵军获胜，31日进占衡阳，谭延闿率部后撤。同日，因表示中立之湘军第2师鲁涤平部团长朱耀华倒向谭方，引谭军自湘潭夜袭长沙，毫无防备的赵恒惕于仓促之间出城奔醴陵，前线赵军亦自衡山一线后撤，准备回师长沙。9月13日，赵军贺、唐、叶旅分兵攻长沙，谭军寡不敌众，退向湘潭，赵恒惕重返长沙主政。14日，湘军第2师师长鲁涤平发表通电，提议谭、赵两方息兵止战，在长沙召开和平会议。22日续电请双方在其驻地湘潭姜畲开会，并建议谭任湖南省长，赵任湘军总司令。谭、赵双方因需要争取时间准备再战，同意鲁涤平之请，派出代表到姜畲进行和议。谈判持续了20多天，双方因对省宪存废问题相持不下，没有达成妥协，10月中旬和谈破裂，战事又起。赵恒惕因有直军支持，没有后顾之忧，全力反攻谭军，11月7日再占衡阳，完全解除谭军对长沙的围困与威胁。此时，陈炯明部正在广东与孙中山属下之部队交战，孙中山急调谭延闿回师援粤，11月13日谭部回师广东，谭、赵之战结束，赵恒惕控制了除湘西之外的湖南全境。

四川四川军阀派系之多，战争之频、为祸之烈、政局之乱，即使在北洋时期也是全国少见。1920年，四川省内军队已有3个军（下辖10个师、9个混成旅）及川北边防军和川边军，人数不下十几万。其中有刘存厚的武备系、刘湘的速成系、邓锡侯的保定系、熊克武与但懋辛的一军系、刘成勋的三军系等等，由于四川军阀独有的防区制，各军驻防区域俨然独立王国，一切政务均由军人决定，互相之间你争我夺，混战不已。据统计，北洋时期四川省内的军阀战争，每半个月就有一次，大战则几乎年年都有。自袁世凯死后，四川政局一直扑朔多变，省内各派军阀明争暗斗，还有外省军阀参与其间，并在护法之役后的一段时间里，反客为主，控制了四川政局，更加剧了四川局势的混乱与动荡。用时人的说法是：“时离而时合，亦友亦仇，随和随战。要之，万变不离其宗者，为扩张私利，保有实力，诛求无厌，剥削地方。”

1920年，先是3月唐继尧免去熊克武的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务，引发川、滇、黔军之间的战争，熊克武部于6月被川黔联军击败，退出成都。其后，因唐继尧企图凌驾于川省当局之上，将川省军、民、财政大权归之于其任统帅的川、滇、黔“三省联军总部”，以此“存川督之虚名，割地方之大半”，又引起川籍军人的不满。熊克武以驱逐滇、黔客军为号召，鼓动川省各派军人联合对滇、黔军作战，以刘湘为前敌各军总司令，但懋辛、刘成勋为军长，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等为师长。接战后，川军于9月5日克成都，10月克川南泸州、叙州（宜宾），滇军第2军军长赵又新于10月8日战死于泸州，滇军退川南永宁（叙永），黔军退重庆。10月，川军杨森、刘文辉等部攻永宁，但懋辛等部攻渝北合川，刘湘指挥邓锡侯、田颂尧等部攻渝南江津，陈能芳、陈国志等部攻渝西永川。15日，川军余际唐师占重庆，16日杨森部占永宁，滇、黔军分别退回云南和贵州，结束了外省客军主导四川政局的局面。随后，川军将领于12月10日在重庆开会，决定成立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暂维政局”，并提出自治主张，以“顺应世界之新潮，发达民治之基础”。1921年6月6日，四川各军联合办事处推刘湘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

刘湘上台后，政治上标榜川省完全自治，脱离南北政府；军事上以但懋辛为第1军军长（熊克武派），杨森为第2军军长（刘湘派），刘成勋为第3军军长（中立派，力量较弱，实力不及其他两军），但尽量扩充己派实力，削弱他派实力；经济上，力图控制四川税收与兵工厂，掌握物质资源。因其种种利己损人之图，很快即引起其他派系的不满，尤其是与较偏向于南方广东政府的熊克武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熊克武、但懋辛联合刘成勋的第3军及省联军，发起倒刘运动。在各方压力之下，1922年5月14日，刘湘明为通电辞职，暗却积极备战。此时，战胜奉系之后正在积极谋划武力统一的吴佩孚见川省时局可乘，遂于6月间致电宜昌孙传芳和武昌萧耀南等，要他们对四川“相机援助，以树怀柔之德”。他在洛阳会见杨森后，致电刘湘，请其“与杨子惠（杨森）团结一致，以资应付，务使奸不得逞，功有所归，川局底定”。有了直系的支持，刘湘自恃可战，声称“胜算要靠北军来援，尚须有待，只能加强准备。”但杨森急欲开战，以此树威并扩充实力，并谋代刘湘而领川政，擅发作战令，甚而派人告刘湘：“杨在为你打天下，如战胜，功归于你；战败，由杨森负责，你又何必大惊小怪哩！”刘湘只能默认，但告诫杨说：“熊、但用兵诡诈，不可轻敌。”

1922年7月9日，杨森所部兵分两路由重庆向驻在川东北的第1军发动突然袭击，第1军因准备不足，初处守势，主动放弃忠县、万县，旋即反攻，第2军不支而退。8月1日第1军克渠县，2日克达县，第2军退回重庆，又遭到省联军的围攻，杨森被迫于7日率部出渝，节节后撤至川东万县、奉节一带。杨森的失败使吴佩孚颇为焦虑，他认为“渝在虽小挫仍能恢复，渝亡纵苟延亦必终败”，遂急令陕西刘镇华出兵川北绵阳，牵制第1军，策应杨森，“俾杨无后顾之忧”；同时令宜昌孙传芳率队沿江西上，“进驻夔万，以应急援”。杨森退出重庆后，第1军继续追击，12日克万县，18日克奉节，杨森防备不周，所部大败溃散，本人只身逃出奉节，搭轮到宜昌，投靠吴佩孚，收拾整理残部，出任第16师师长，从此成为北洋军阀武力图川可用之棋子与先锋。

当第1、第2两军交战时，但懋辛等致电在成都的刘成勋、赖心辉、邓锡侯等，请他们出兵相助。7月10日，第3军军长刘成勋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以邓锡侯、赖心辉分任正、副总指挥，率部进攻第2军。第2军腹背受敌而不支，8月7日，与杨森离渝的同时，刘湘亦离渝暂避，并于月底回原籍大邑，四川政局发生重大变化。11月上旬，第1、第3军在成都召开善后会议，决定川省暂取自治态度，推刘成勋为总司令，暂兼摄民政；废除军长制，各师、旅原有单位暂不变更，分期实行裁兵，破除防区，统一财政。由于明令废除军制，缩编部队，引起了各军内部的矛盾，各自争防区，争粮饷，所谓裁兵反成了扩军。1923年1月，第3军下属的第7师师长陈国栋与刘成勋发生内讧，引起第1军助刘攻陈，而中立派第3师师长邓锡侯则助陈攻刘，成都、重庆重又陷于混战之中。

四川省军的内讧，有利于吴佩孚插手其间，挑动内战，以图其利。在吴佩孚的支持下，驻守宜昌的杨森部与刘存厚老川军系统的邓锡侯、陈国栋部联手，并得到刘湘所部的协助，向第1、第3军及川北、川东边防军开战。1923年2月14日，杨森、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陈国栋、刘文辉等，发出讨伐熊克武、但懋辛的通电，随后杨森部由鄂西奔袭川东万县，邓锡侯部在川中围成都，拉开四川军阀又一次大规模内战的序幕。与此同时，吴佩孚下令组织援川军，其中以王汝勤为鄂西总司令，卢金山为总指挥，刘镇华为陕边总司令，吴新田为总指挥，孔繁锦为甘边总司令，袁祖铭为黔边总司令，四路大军在四川周边摆开合围之势，形成对川军各部的压力。

川军内战开始后，杨森、邓锡侯部发起进攻，东西呼应，占据上风。3月8日，东线杨森部占万县，4月6日继占重庆，一军向永川、合川方向退却；西线刘成勋于30日通电辞去川军总司令以及省长职，率部退出成都，4月5日邓锡侯、田颂尧部进占成都，6日邓锡侯被推为四川联军总司令。其后，熊克武、但懋辛、赖心辉等决定反攻计划，分兵三路，先取成都，再图重庆。5月5日，第1军发动反攻，击败川联军，13日熊克武、但懋辛、刘成勋、赖心辉等又入成都。随后但懋辛部北进占绵阳，刘存厚军及陕军、甘军北撤，邓锡侯、陈国栋部退向通江、南江、巴中方面。为了支援川联军，杨森部由重庆西进，5月底与第1、第3军在资阳、资中、内江等地开战，6月上旬杨军败退，与袁祖铭率领的援川黔军合据隆昌，再败后杨军退泸县，黔军退大足，第1、第3军分途追击，先后占领合川、铜梁、大足、璧山等县，合围重庆。6月4日，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赖心辉为前敌总指挥，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24日，刘成勋通电复任川军总司令，7月25日熊克武通电就任讨贼军总司令，以吕超为讨贼军第1军军长，石青阳为第3军军长，但懋辛仍任川军第1军军长，并发出讨贼军布告谓：“川中历年事变，推其乱源，则曹锟吴佩孚诸人，实尸其咎……总之，捍卫川省，即所以屏障西南；廓清渝夔，即可以进窥武汉。”7月30日，杨森、邓锡侯、刘文辉、陈国栋、田颂尧等亦发出通电，拥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四川内争又以南北对峙的面目复现。

1923年8月以后，四川战事的攻防重点在重庆，攻守双方先在重庆外围反复较量，杨森部渐渐不支，9月下旬，战事发展到重庆城下。此前，一直对四川“情有独钟”的唐继尧于5月间派胡若愚率滇军第2军再次入川，10月中旬滇军到达前线，熊克武军得此外援，士气大振，一鼓而败杨军，杨森、袁祖铭逃奔万县，10月16日熊军占重庆。11月底，杨森、袁祖铭与刘湘、邓锡侯在川东万县会商反攻计划，决定以袁祖铭为前敌总司令，率部由万县沿江西进，邓锡侯、陈国栋部则由梁山趋长寿，对熊军构成两面夹击之势。而熊军在占重庆后内部矛盾又起，赖心辉图省长之位，与熊离心；滇军与川军有过往之隔阂，貌合神离；熊军内部互相猜疑，不能同心协力，结果不战而败。12月13日，杨军与邓、陈等军会师江北，次日再占重庆，其后与刘湘等部分途进军成都。熊克武本计划“东路取守，北路取攻，赶造子弹，强募新兵”，继续与刘湘、杨森等部周旋。但刘湘已派刘文辉向赖心辉接洽，“许以保存，令归附中央，不与熊合”，故赖心辉“意在暂取观望，至不得已时，即归服中央，刘禹九（刘成勋）亦同此态度。熊见势将瓦解，又因省兵不愿纸币关饷，军心涣散，遂以但、张（冲）孤守成都，自率兵两团，并带行李八驮，现款十驮，铣（16）日离省，以赴中江潼川督战为名，究不知其何往。”1924年1月中旬，刘成勋与赖心辉致电刘湘，表示将劝熊下野，要求刘湘等停止前进。刘湘得知对手阵势已乱，25日令各部发起对成都的攻势。熊军各怀异志，兵无斗志，各部分向川南、川西退却。2月9日，刘湘等进入成都，赖心辉投吴佩孚，周西成投袁祖铭，刘成勋投刘湘，四川战事基本结束，熊克武、石青阳率部由贵州遵义退到湘西，滇军则退回黔边。此次四川战事，杨森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出力最多，从而摆出了在四川当家的态势。2月18日杨森发表通电，称其奉袁祖铭与刘湘之命，后方防务与前方接济由其完全负责；所有后方驻在军队及军属机关，统由其节制指挥；成都所有行政司法事务，暂由其主持。5月，北京政府任命杨森为四川军务督理，邓锡侯为四川省长，刘湘为川滇边防督办，刘存厚为川陕边防督办，并在此前任命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自认为对倒熊立有大功的刘湘、袁祖铭未能当上川督，颇为不满。袁祖铭认为：杨森“为人跋扈专横，器量太小，将士不服，尚难独自称雄”，刘存厚“甚不洽人意”，“又以省长畀邓晋康（邓锡侯），完全偏一系，致令他方失望，枝节必多”，川军“各自扩张，互相排挤，毫无顾念大局之心。彼此情形，不乱何待”，因此又种下了次年川军各派联合讨杨的远因。

贵州贵州自“民九事变”新派将旧派刘显世赶走之后，推王文华任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长，但王畏“以下犯上”、“以甥逐舅”之恶名，没有回黔主政，而是指派卢焘为黔军总司令，任可澄代理省长。新派虽在贵州政坛获得胜利，然贵州政局并不因此而得安宁，因为新派内部随即分化，矛盾斗争又起。

袁祖铭为刘显世提拔的将领，刘因担心王文华坐大而提拔袁以牵制之。袁祖铭曾任黔军师长、前敌总指挥等职，在黔军中的地位仅次于王文华，但王因担心袁超越其地位，调其为总参军，解除其兵权，使袁对王心怀怨恨，在王文华逐刘显世之后，起而与王争夺贵州的领导权。1921年，黔军退出四川后，袁祖铭离队，与王文华同在上海，袁先设计脱离上海，继又令其表兄何厚光布置手下，于1921年3月16日在上海一品香旅馆刺杀了王文华。王死后，卢焘在贵州无力稳定政局，部下五个旅长各据一方，争权夺利，其中以谷正伦与何应钦的矛盾最为激烈，何应钦是刘显世的外甥女婿，又是王文华的妹夫，刘、王既垮，他自然也待不下去，被逼离开贵州到昆明，后转广东，投靠了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蒋介石。

袁祖铭离开上海后，无处伸展抱负，成为流浪军人。由于偶然的机会，他经原在四川相识的友人张英华介绍，拜见了北京政府财政总长潘复，声称可以运动黔军归附政府，实际是想依靠北洋势力重回贵州。潘复将其意转报北京政府总理靳云鹏，因此前北京政府试图说服卢焘“北附”未成，今袁既主动投怀送抱，靳云鹏即表示可以助袁回黔，以将贵州纳入北洋势力范围，“牵制湖南、四川，不使倒向孙中山方面”。北京政府决定拨款20万元作为袁祖铭运动黔军的费用，再由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拨一旅军队归袁指挥，于1921年4月由袁祖铭在武昌组建定黔军，自任总指挥，但假道湖南入黔之议被拒。援鄂战争结束后，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靳云鹏电令吴佩孚“就近与袁祖铭接洽，设法扶助，俾定黔局”。1921年12月，袁祖铭与吴佩孚在汉口相见，吴表示将拨枪械助其回黔，经费“概由中央担任”。此后，袁祖铭利用他在黔军中的老关系，对黔军进行分化瓦解，拉拢了不少黔军将领拥其回黔主政，赶跑了孙中山任命的黔军总司令谷正伦。1922年1月，袁祖铭自湘西洪江回师贵州，4月9日进入贵阳，卢焘被迫卸去总司令与省长职，袁祖铭“定黔”告成，8月被任命为贵州省长。1923年2月，四川大规模内战爆发后，袁祖铭被吴佩孚任命为黔边援川总司令，率部由贵州毕节入四川叙府。2月中旬，唐继尧令滇军入黔，袁祖铭因远在四川，难于回顾，只能决定放弃贵阳，自任黔军总司令，率部入驻四川，后以川黔边防督办名义，据有川东南大块地盘。贵州则由刘显世于4月19日复任省长，因其受滇军挟制，不安于位，9月辞职由唐继虞继任，贵州再度沦为云南唐继尧的附庸。

云南1920年滇黔联军败于四川，滇军第1军军长顾品珍率部回滇，因不满唐继尧之颐指气使，1921年2月5日乘势驱唐下台，逼其离滇，顾品珍以滇军总司令名义实际控制了云南。1921年冬，孙中山集西南各军会师桂林，准备北伐，唐继尧表示反对，并策动驻桂滇军集中于柳州，编为4个军，设立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声称将回滇“戡乱”。1922年春，唐自率军自滇桂边境入云南攻蒙自，另一路则由滇黔边境入云南攻昆明，顾品珍部战败。3月20日，顾品珍战死于路南县天生关鹅毛寨。随后唐继尧复入昆明，重掌云南大权。唐继尧重新上台后，一方面以联省自治为名，巩固对云南的统治，另一方面企图重温“大云南主义”旧梦，向川、黔扩张，并在贵州获得了成功，于是又有两年后袁祖铭杀回贵州的滇黔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