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孙中山回粤再度开府

自1918年5月孙中山离穗赴沪，虽然还挂名于广州军政府总裁，但实际已脱离了军政府的领导事务。他有感于革命进程之不顺利，在1918年8月30日发表的《通告海外革命党人书》中感慨言之：“伏念文行年五十有二，奔走国事者垂三十年，无非欲奠定邦家，使臻强富；此心此志，为公为私，当为我党所共喻。近虽屡遭挫败，而得百折不挠者，此非尽文一手一足之烈，纯恃吾党诸君子竭力相维，故文深信吾党实系于中国之存亡。使吾党驰而不张，则中国或几乎息，……归沪而后，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故亟重订党章，以促党务之发达。”故此他在上海居留的2年半期间，在关心国事党务、思考革命道路之外，潜心于理论著述与组织重建，“专理党务，对于时政，暂处静默，以避纷扰”；主张“吾党进取之时机已在目前，惟恳诸同志群策群力，从事于党务之扩张”，以此奠定革命再出发的坚实基础。

孙中山最重要的理论著述之一——《建国方略》，主要撰写于他此次在上海居留期间。此前，他在1917年撰写了《民权初步》，后又在1919年撰写了《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这三篇著作后来被合编为《建国方略》出版（《孙文学说》为之一——“心理建设”，《实业计划》为之二——“物质建设”，《民权初步》为之三——“社会建设”），反映了孙中山对革命与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也是孙中山心目中的革命与建设蓝图，国民党主政后更成为其施政的基本国策与指导方针。

《孙文学说》主要讨论的是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孙中山回顾其革命历史说：“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但他痛感“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其中缘由，他认为是大家“思想错误”，笃信“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故，“而视吾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因此，他希望“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他以论述“行易知难”为中心，提出“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孙中山于此强调“行”的重要，即“能知必能行”，意在革命低潮时期鼓舞同志的士气，坚定继续革命的信念。

《实业计划》是孙中山构想的建设蓝图。他认为：“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他提出六大建设计划，特别注重交通、矿山、通讯、水利等事关国民经济基础的部门建设，不仅具有宏观的启示意义，而且其中若干具体建设规划也已为后来的历史演进证实其前瞻性与可行性。孙中山特别提出：“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但其进行之方，将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乎？”他认为西方经济发展的“旧路径”，“不啻如哥伦布初由欧至美之海程”，“犹人行黑夜之景况”，而“中国如一后至之人，可依西方已辟之路径而行之”，即汲取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实业计划》的中心思想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表现出孙中山的宏大眼光与宽广视野。

《民权初步》介绍了建设民主政治的基本程序问题。孙中山认为：“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因此，他在其中详细列举并说明了开会、结社、议事、讨论、表决、修正、动议的方法与程序，看似入门读物，却是为素来缺乏民主程序熏陶的民众普及实行民主的基本知识。民主的实质固然重要，但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程序公正所保证的，而此等程序公正往往又是被国人所忽略者，故孙中山不厌其详地介绍、推广实行民主的程序事项，实出于其对中国国情之深切了解与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热切期望。他特别强调：“切不可因一时情面或他种理由，而设一先例，以致将来有碍一会之自由行动者。而于选举职员更宜留意，庶免蹈此弊。如有不觉中陷于此等之恶习，则速改为佳。盖先例非一成不变者也，其效力只行于未得良法之前而已；如一旦得更良之法，则当以代之也。”

虽然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继续革命事业、建设民主国家的思想动员、政治构想与经济蓝图，但是，在国民党还没有全国执政权的情况下，他的设想并不能进入实践的过程，而只是停留于文字的表述。不过，这并不妨碍孙中山思想的前瞻性、进步性与可行性。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及思想解放潮流也给了孙中山以诸多鼓舞，他自认其“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之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在而不在将来也。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熔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

孙中山此次居留上海期间，对如何重新组织革命力量，继续开展革命事业亦有所考虑。在讨袁护国战争结束后，孙中山曾经决定中止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并考虑恢复在国内政界及社会上仍有影响的国民党的名称与组织，因为前国民党“在京议员及各埠同志，每有规复国民党之议，而国会议员隶国民党籍者尚居多数”；“为党务之扩张计，应徇众议，为复党之准备”。但孙中山对过去国民党思想与组织的软弱涣散亦深为厌恶，并留恋于他一手创建的中华革命党之严密组织与服从领袖，因此主张“须从整顿党务入手”，“参酌中华革命党章程办理”。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与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并行，前国民党人对自己的身份，有一直沿用国民党者，也有仍称中华革命党者，但国民党的社会认同度显然高于中华革命党，这也是孙中山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经过一番审慎的思考与筹备，孙中山决定恢复国民党的名称，对外重张国民党的旗帜。1919年10月10日，国民党正式恢复组织，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其章程规定：“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孙中山担任中国国民党总理，统领全党事务，其下由居正负责总务，谢持负责党务，廖仲恺负责财务。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党为革命领导中心，重新迈开革命的步伐。他在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提出：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根本永远存在，才能希望无穷的发展。……须知党事为革命源起事业，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为生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持。所以办党比无论何事都要重要。……以后我们要把三民主义的精神，传他到全国，完全靠在这党的作用上面，我们同志非拿全副精神来办他不可。诸君切勿以为党事无足轻重，诸君如将党办得坚固，中华民国亦就坚固了。但国民党重建之初，缺乏根据地，组织尚不十分健全，党员思想与行动仍不无软弱涣散之处，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派系众多，各行其是，全党尚未凝结为坚强有力的行动集团，与孙中山的重建初衷不无距离。

由于当时北京的中央政府为北洋军阀所控制，孙中山暂时尚无实力与他们争北京政治之短长，只能始终将其革命立足点置于南方，尤其是广东。1918年5月广州军政府改组后，总裁孙中山、唐绍仪、唐继尧不在广州，伍廷芳、林葆怿不太管事，军政府由主席总裁岑春煊负责一般政务，桂系首领陆荣廷则以其实力成为实际的决策者。但桂系长期占据广东，与广东地方势力有矛盾，其在广东搜刮盘剥的行为亦为粤人所怨恨，逐渐发展为“驱桂”的呼声与行动，对孙中山重回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有利的。在广州的护法国会议员多为国民党人，他们虽然派系林立，与孙中山的关系有亲有疏，但在反对桂系控制军政府、为国民党谋取发展地盘方面则是基本一致的。1919年8月7日，孙中山致电护法国会，认为不法武人“借国会所授之权，以行国民所深恶之政治，移对付非法政府之力，以残虐尽力救国护法之人，毒害地方，结连叛逆，欺骗国会，蔑视人权”；声明“决不忍以之共饰护法之名，同尸误国之罪。兹特辞去军政府总裁一职，以后关于军政府之行动概不负责。”29日，孙中山又致函护法国会两院议长林森和吴景濂，表示“鉴于两年来经过之事实及南中不法武人最近阴谋之真相，觉护法之希望，根本已绝，万无再与周旋之余地”，希望“先将军政府取消，使不致为群盗所居奇”。国民党议员遂在护法国会提出对岑春煊的不信任案，迫其于10月27日提出辞职（未成事实）。此后，桂滇两系又因驻粤滇军统率权问题而生龃龉，原本支持桂系的滇督兼军政府总裁唐继尧，因不满桂系企图攫取驻粤滇军统率权而对桂系生发恶感，使军政府权威大受影响。1920年3月29日，军政府总裁兼外交、财政总长伍廷芳不辞而别，离穗去港转沪。4月25日，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正式宣布脱离军政府，军政府总裁七去其四，不足决策的法定人数，其开会议事的法理依据都成了问题。5月初，军政府召集留粤议员补选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为总裁，但他们实际未到任。护法国会方面，占据议员多数的国民党籍议员陆续离开广州，护法国会亦失去议事的法理依据。广州军政府与护法国会因此而处在难以维持的状态。

因为广州军政府实际处在桂系的控制下，故孙中山一直在谋划倒桂行动，广州军政府和国会的变故，对孙中山的倒桂行动是有利的。1920年6月2日，已经辞职的军政府总裁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及唐继尧的代表李烈钧在上海集议，次日以四总裁名义发表联合宣言，责广州“政务会议成立以来，徒因一二人所把持，论战则惟知拥兵通敌，论和则惟知攘利分肥。以秘密济其私，以专擅逞其欲，遂有所谓五条办法者。护法宗旨，久已为所牺牲，犹且假护法之名，行害民之实。”宣示“自当同心戮力，扫除危难，贯彻主张”；声明军政府移昆明办公，广州方面的“一切命令行动，及与北方私行接洽之事，并抵押借款，概属无效。所有西南盐余及关余各款，均应交于本军政府。在军政府移设未完备以前，一切事宜，委托议和总代表分别接洽办理。”护法国会其后亦声明移滇开会。但昆明的对外交通不便，唐继尧实际上也不愿军政府和国会迁到昆明，致其统治碍手碍脚，孙中山继续革命的立足点仍然只能放在广东，而要重回广东，就要解决桂系的问题，为此，孙中山着手发动武力讨桂的行动。

桂系在1916年袁世凯败亡后即因缘际会控制着广东，广东较桂系发家的广西富庶，桂系视其为一块“肥肉”，奉行“以粤养桂”的政策，自居为广东的统治者，各级官僚多用桂人，为政苛刻，滥征税收，与民争利；驻粤桂军骚扰地方，军纪废弛。这些都激起广东绅商的强烈不满，驱逐桂系、“粤人治粤”的呼声日渐强烈，成为孙中山和国民党可以利用以“驱桂”的社会基础。桂系亦知其在粤不得人心，为维持其在粤的统治，有意寻求与直系的合作，共同对付国民党。直皖战争爆发前后，桂系首领陆荣廷认为，“直系如得胜利，时局庶有转机，我辈夙主联直，尤应乘时利用，援应直系，自属应有之义。”8月中旬，粤督莫荣新部署所部移师潮、汕，准备出击闽南，既为驱逐属于皖系的闽督李厚基，亦为重点对付国民党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粤军陈炯明部。

驻闽南漳州、龙岩一带的粤军陈炯明部，原为广东省长朱庆澜的警卫军，有两万余人，1918年春以援闽粤军的名义进驻闽南，经过两年多的整训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也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可以依靠的唯一的武装力量。但因陈炯明为驻闽粤军的直接领导人，部队各级军官多为其指派，故陈炯明对部队的影响力超过孙中山，部队实权基本控制在陈炯明手中，因此，与其说驻闽粤军是国民党的部队，不如说是陈炯明的部队。对于这支部队的使用，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想法自然有所不同，孙中山希望其回师广东，驱逐桂系，重新建立国民党的根据地，但陈炯明却不愿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然行动，以免有损自己的实力，妨碍此后的发展。直皖战争发生前后，孙中山认为粤军回师广东的时机已至，多次派人前往漳州动员陈炯明，并与闽督李厚基联络（孙中山此时已有建立粤皖奉反直同盟的考虑），接济陈部军费和军械，而陈炯明此时亦感觉其部长期驻在闽南，发展空间有限，不易得到外援，既为李厚基所疑，亦为桂系所忌，不如回到广东，另谋发展，故同意了孙中山的回师计划。他派叶举、邓铿、许崇智分任中、左、右路军总指挥，自闽南回师广东，其闽南驻地则由李厚基部接管。

1920年8月中旬，陈炯明部粤军与桂军开始交锋，粤军得到广东民众的支持，声势颇盛，进展甚速，20日占领汕头，随后与桂军在惠州一线对峙，兵锋直指省城广州。桂系面临粤军的军事压力，处于不利的态势。广东各地民军纷起，宣布独立，尤其是驻广州的广东警察厅长兼江防司令魏邦平联合民军首领李福林宣布独立，也给桂系造成很大的压力。9月18日，陈炯明发出致桂系粤督莫荣新的最后通牒，要求桂军在两个月内退出粤境，莫荣新等免职，岑春煊限于双十节前离开广州。在粤军的军事压力下，桂系态度有明显松动。28日陆荣廷致电广东方面，表示：“为保全地方计，即请粤省诸公，同筹议妥，速举贤能，继任督军，以维治安，而息纷扰。除陈炯明倡乱逞私不能交付外，无论何人，出担粤事，桂军在粤一日，无不尽力维护……一俟粤局底定，桂军即当全数调回，以符不争利权之初心，而完顾全唇齿之本旨。”莫荣新亦表示愿意离职下野，但以撤离经费问题与粤军讨价还价，表示非有200万元经费无法撤离。为了早日结束战祸，广东各界推出海军次长、广东人汤廷光接任粤督，并决定筹款满足莫荣新的要求，以使桂军早日撤离。但莫荣新旋又不承认汤廷光为广东督军，提出须以沈鸿英督粤，桂军留两师长期驻粤，陈炯明退回漳州，广东须承认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等为撤军条件。桂系实则不愿退出广州，但粤军此时在军事上占优，自然不接受莫荣新的条件。10月21日粤军克惠州，桂系已经无法在广州立足，陆荣廷、岑春煊等遂于24日发表通电：“即日自决辞去总裁，解除军府职务，以期回复国家原状，而减愆由于万一。自今以后，当局应从全国军民愿望，依法召集国会，遵循法轨，与民更始。西南诸省亦应顾念全局，迅速促成统一，妥筹善后，苏息民生。”其后莫荣新亦宣布：“取消自主，粤事应听中央政府主持。……兹为保全粤民，减免战祸起见，于中央政府未任专员以前，先率将士让出广州市区，所有维持地方治安事宜，应由粤民所举之新督军负此责任。”驻广州的桂军退回广西。28日粤军进驻广州，结束了桂系对广东4年多的统治，但陈炯明并不承认先前广东各界推出的汤廷光为督军，孙中山为得到陈炯明对其回粤开府的支持，于11月1日通过广州军政府驻沪办事处，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主持广东军政事务，陈炯明从此成为广东的实际统治者。

桂系自广东败退为孙中山重回广州建立政府创造了条件。10月31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联名发表通电称：“最近粤军回粤，岑（春煊）、莫（荣新）败亡，乃相率逃窜之余，辄为取消自主之说，其情可怜，其事可笑。初不意北方竟引为口实，据闻有伪统一之宣布，似此举动，过于滑稽儿戏，直无否认之价值。惟深察北方之用意，实思以伪统一之名义，希图借取外债，以延长其非法政府之命脉。文等用不惮烦，更为正式宣告，须知岑春煊早丧失地位、资格，而军政府依然存在，初不因岑等个人反复，致生问题。此次北方宣言，文等绝不承认。”11月25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联袂离沪，28日到达广州，29日重建军政府。孙中山等在重建军政府宣言中声明：“当以护法诸省为基础，厉行地方自治，普及平民教育，利便交通，发展实业，统筹民食，刷新吏治，整理财政，废督裁兵，进国家于富强，谋社会之康乐。”

此次孙中山回粤重新开府，因为没有了桂系的掣肘，颇思有所作为。他自兼军政府内务总长，以其先前提出的《地方自治实行法》为蓝本，希望从地方自治入手，推行民主政治实验。孙中山提出的《地方自治实行法》的主要内容是：（1）清户口。以现居地为准，一律造册列入自治团体，悉尽义务，同享权利；（2）立机关。组织自治机关，使成年人都有选举、创制、复决、罢官权；（3）定地价。先定地价，后从事公共经营，庶不平之土地垄断、资本专制可以免却，而社会革命、罢工风潮，悉能消弭于无形；（4）修道路。凡道路所经之地，则人口为之繁盛，地价为之增加，产业为之振兴，社会为之活动，道路一通，则全境必立改旧观；（5）垦荒地。凡山林、沼泽、水利、矿场，悉归公有，由公家管理开发；（6）设学校。凡在自治区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学费、书籍以及学童之衣食，当由公家供给。如办有成效，当逐渐推广，及于他事。此后之要事，为地方自治团体所应办者，则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等事。“如是，由一县而推之各县，以至一省一国，而民国之基于是乎立。”此次他在广州重新开府，在内政部设立了地方自治、社会事业、劳动、土地、教育、农务、矿务、工业、渔业、商务、粮食、文官考试局和行政讲习、积弊调查所，希望对内政有所革新。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孙中山的举措多半只能流于形式，而且在其施政过程中仍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其中令他颇为不满的是列强对关余问题的处理。

所谓“关余”，是指海关收入在支付各项债务还款及必须开支之后的余额。本来，广东的粤海关关余已在1919年由北京公使团拨出部分交军政府使用，但1920年4月因军政府外交、财政总长伍廷芳出走，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以伍“擅离职守”为由免其职，并请北京政府转告公使团，以后的关余交由岑主持的军政府领取，得到列强的首肯。孙中山回粤重建军政府后，财政极为困难，伍廷芳向广东领事团和总税务司多次交涉，要求拨付关余，但北京公使团以军政府权力仅及广东、孙中山难以代表西南为借口，不仅不拨付关余，而且将其代管的大笔关余拨付北京政府，使孙中山深受刺激。1921年1月21日，孙中山下令强行接收粤海关管理权，要求“凡在军政府所属各省之海关，须从二月一日起，服从军政府之训令，听其管辖。”但列强不仅不接受孙中山的通令，而且派出军舰到白鹅潭示威，使孙中山极为愤慨，也使他认为，只有建立正式政府，才能名正言顺地与列强打交道。

1921年元旦，广州军政府举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九周年纪念会”，孙中山发表演说，提出：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变乱。方针维何？即建设正式政府是也。盖护法不过矫正北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力。……但建议设立正式政府之权，全在国会。国会在北京不能行使职权，而在广州能自由行使，是望国会诸君建议，仿南京政府办法在广东设立一正式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总机关，中华民国前途其庶几乎！余认广东此时实有建立正式政府之必要。对于孙中山的提议，云集广州的各方政治势力有不同的考虑。国会议员中有主张选孙中山为总统、组织正式政府者；有主张以委员制建立西南联省政府者。如果说国会议员的意见对政治运作并不具有根本影响的话，那么实力派的意见更为孙中山所看重。在军政府所辖范围内，失掉了广东的桂系仍然控制着广西，四川内部纷争不已，湖南主张“联省自治”，云、贵地处偏僻且对听命于广东不以为然。因此，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的立足点仍在广东，而掌握着广东实权的陈炯明对此不仅不热心而且反对甚力。据孙言：陈炯明回粤后，对国事则有馁气，对粤事则怀私心。其所主张，以为今之所务，惟在保境息民，并窥测四邻军阀意旨，联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据粤，进可合诸利害相同之军阀，把持国事，可不烦用兵而国内自定。文再三切戒，譬之人身，未有心腹溃烂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国既不保，吾粤一隅何能独保？……凡此所言，陈炯明虽无以难，而终未肯信。实际上，陈炯明之所以不愿孙中山出任正式总统，是担心妨碍他在广东的统治，因“陈握广东最高政权，可进可退，于愿已足，匪特不须乎非常总统，即恢复军府，亦属多事，因军府之设，直接则损害其政权，间接则阻碍其南北之地步”。因为陈炯明掌握着广东的实权，孙中山如果在广东建立正式政府，得到陈的支持至少是默认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于陈炯明的反对，孙中山不断向其说服与疏通，并得到了粤军中以许崇智为代表的部分将领的支持。由于陈炯明此时还需要利用孙中山的支持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故其最终同意了孙建立正式政府的主张。

1921年4月7日，在广州的护法国会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议，因出席人数不足法定人数，遂改开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1）大总统依本大纲之规定行使其职权；（2）大总统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以得票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3）大总统总揽政务，公布命令，统率陆海军；（4）大总统对外代表中华民国；（5）政府设置各部，掌理部务，部长由大总统任免之；（6）本大纲自宣布之日实行；（7）本大纲自施行之日，军政府组织大纲即废止。当日，非常国会以218票（出席议员220余人）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因其为非常国会所选出，故一般称其为“非常大总统”）。

对于孙中山当选为大总统，北京政府及北洋军阀方面自然表示反对。4月27日，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发表通电，称孙中山“是少数私党私认之总统，非全数公民公认之总统”；“彼既自绝于国人，当与国人共弃之”。在西南阵营内部，陈炯明提出孙中山可暂不就职，或就职后先赴欧美考察，以避免南北矛盾的激化。湘军总司令赵恒惕在4月9日致电广州非常国会，声明不承认“非法选出”之总统，并在10日致电孙中山，“劝其严词拒绝，勿允轻就”。甚而在表面上对孙中山当选表示支持的唐绍仪和唐继尧，也在私下里对选举持反对态度。因为需要疏通自己阵营内部的反对意见，孙中山当选后并未立即就职。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举行中华民国大总统就职典礼（军政府于前一日取消），他在就职演说中阐述其“拨乱返治”的主张，号召“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文明之进步”；主张“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至其内外政策方针为：“重要经济事业，则由中央积极担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对外“讲信修睦，维持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和平”。

虽然孙中山出任大总统、组织正式政府，但其政治地位实际上并没有根本的变化，政府的政令仍只能通行于广东一省，并由于陈炯明的牵制而难能实行。孙中山在任上的施政方针着重于对外，即通过征讨桂系，平定广西，扩大广州政府的基础与影响，然后徐图北伐，为统一全国创造条件。因为桂系在退回广西后，仍然威胁着广东的安全与稳定，并有与北洋军阀联手对抗西南阵营之势，征讨桂系较易凝聚己方阵营内部的共识，得到实力派的支持，因此孙中山将讨桂作为其上任后的直接目标并非偶然。

1921年5月11日，孙中山在总统府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先讨桂而后北伐。20日，北京政府亦任命陈炳焜为梧州护军使，以利用粤桂矛盾，挑动桂系攻粤，坐收“统一”之利。桂系在败退广西后颇思回粤，又得到北京政府的支持，自然对攻粤颇为积极。6月13日，陆荣廷下达攻粤令，以林虎、沈鸿英、马济、陈炳焜分统其部，由广西出动，分路进攻广东。面对桂系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西南阵营各省为自身利益计，对讨桂态度趋向一致，孙中山得以大总统名义号令各军，展开讨桂战争。他以陈炯明为讨桂军总司令，率许崇智、魏邦平、叶举等部出击广西，李烈钧率滇军、谷正伦率黔军亦加入讨桂战争，形成合击桂军的态势。

6月20日，粤桂两军在桂东南的粤桂门户——梧州一线展开战斗，粤军士气高涨，连获胜利，对梧州形成包围之势。桂军游击司令刘震寰战前即与广东方面有所接洽，此时决定倒戈。25日，陈炳焜见事无可为，逃出梧州，次日粤军进占梧州，打开了入桂的东南大门。与此同时，李烈钧指挥滇军与湘军自湖南出兵桂北，于7月13日占领桂林，打开了入桂的东北大门。

桂系自广东退回广西后，陆荣廷的威望受其影响，首领地位有所动摇，上下失和，将相猜疑，内部矛盾渐起，影响到桂系内部的军心和团结。在这种情况下，陆荣廷不仅不能有效地整合内部关系，反而轻率决定发动对粤战争，而实际上桂军的作战意愿并不强，统兵将领为保守实力亦不愿力战，当战事初步失利后，桂军不能坚持，显出分崩离析之势，粤军则乘胜而击，扩大战果，使战争很快呈现出一边倒的势头。桂军先后失守梧州、桂林后，各部纷纷自谋出路，表示脱离桂系。陆荣廷在几无可用之兵的情况下，7月22日与谭浩明发表通电，称“因年老病衰，久思息影，……倾接总司令沈鸿英等通电，主张自治，荣廷夙持爱民主义，乐于赞同，当即电饬该总司令等维持本省治安，勉负完全责任”；自身“解除兵柄，引退林泉，一切军民各政，概不与闻”。此后，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等及追随他们的桂军残部退居桂南龙州。23日，粤军不战而入南宁。9月下旬，粤军各部进逼龙州，桂军无力抵抗，30日粤军克龙州，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等出逃越南。

孙中山发动的讨桂战争为时3个月，平定了广西，实现了两广统一，扩大了广州政府的势力范围与影响力，也使其得以集中力量筹划北伐统一事业，但讨桂战争也使陈炯明的实力大为增长，对孙中山的离心倾向日渐发展，孙中山仍然面临着统一、整合己方阵营内部关系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