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直奉矛盾的激化

直皖战后，直、奉两系因其势力的大体平衡而形成了共治北京政府的局面，但军阀派系的团体利益和扩张意识，注定这种共治局面不可能长久维持。直系以其军事实力战胜皖系，认为奉系的贡献有限，不甘与奉系分享北京政权，摆出了凌驾于奉系之上的态势；奉系亦有问鼎中原的企图，在助直倒皖之后，其向关内扩张势力范围，染指中央政权的野心日渐明显。直奉双方虽然还勉强维持着对北京政府的共治格局，但私下里都在勾心斗角，纵横捭阖，整军经武，各有图谋，力图超越对手，独占中央政权。1921年的援鄂战争，使直奉双方原本脆弱的平衡向着有利于直系的方向摆动。直系援鄂的结果是夺得湖北地盘，占据两湖要冲，控制京汉全线，实力遂大为增长。吴佩孚得到两湖巡阅使的任命，成为同曹锟、张作霖并肩的显赫武人与实力人物，大大增强了直系对北京中央政治的发言权，也引起了奉系的强烈反应，直奉双方的矛盾由隐而显，逐渐激化。

直奉矛盾发展的最初表现就是对北京政府控制权的争夺。北京政府靳云鹏内阁是直皖战后直奉双方共治妥协的产物。靳云鹏本与皖系有较深关系，直皖战后因缘际会当上了阁揆，为了维持其政治生命，对直奉双方都不敢得罪，只能看直奉的脸色行事;随着直奉矛盾的发展，靳云鹏的态度使奉系感觉其对奉“表面虽予尊崇”，但实则有“扶直抑奉”之嫌，靳云鹏的处境从此越加艰难，在直奉两强的夹缝间动辄得咎、左右为难，加以财政困难，无力开支，靳内阁的地位已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

北京政府的财政一向不宽裕，靳云鹏内阁成立后，财政状况更是江河日下。国内战争频仍，灾荒四起，用款之处所在多有，催款之电日日发至，而北京政府却基本上没有门路应付如此开支。外债因主要抵押品已用尽而无处可借，内债“合计总额超出三万万元，历年本息积压甚巨”，“各银行饱受旧债之累，不复能承受”。北京政府的财政甚至窘迫到“使馆经费亦久不汇寄，致各外使借债度日，实不成体统”。值此之际，1921年11月发生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家银行停兑风潮，更凸显出北京政府财政之困窘，并对北京政局的演变发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国内成立较早、实力较为雄厚的两家主要银行，并因有较多政府参股而成为准国家银行，担负着为北京政府筹资放款的任务。正因为两家银行的官商特质，时因“筹垫军政各款为数太巨，以致周转不灵”，兼之日本为在华盛顿会议上逼中国就范，有意制造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之谣言，“谓中交两行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现在政府不能按期付还债款，是政府已不能维持，即两行亦将不能自立。……于是外人共管之说随之而成，外国银行从前收用中、交钞票者乃一律拒绝收用。”消息传出后，影响到商家和普通民众对中、交两行所发行钞票价值的信心，自11月16日起，主要在北京与天津两地发生挤兑风潮。由于事发突然，银行准备不及，中、交两行一度限制兑现，更增加了市面的紧张气氛。为安定市面，平息风潮，11月18日，北京财政部电令要求“凡中国交通银行钞票一律收用，毋得拒绝”。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提出紧急办法，要求中、交两行在两星期内恢复无限制兑现，各界不得散布各种捕风捉影之谣言，“遇有拒绝两行钞票之人，无论何界何人，无不立予严惩”，同时派出警察沿街巡视稽查。经此双管齐下之动作，人心渐定，风潮止息。

在中、交两行停兑风潮中，掌握着交通银行大权及大量金融资源的交通系起初听之任之，不予置理，甚而主张干脆停兑，以向政府施加压力，不仅反映出交通系对早先靳云鹏排斥己方人物入阁的怨恨，而且背后还有奉系支持的影子，反映出奉系因为与直系的矛盾，正在寻找干预北京政治的时机，而中、交两行停兑风潮恰时逢际会，成为奉系倒阁之手段。奉系的下一步，则为利用徐世昌与靳云鹏的矛盾，借徐之手赶走靳云鹏，改组北京政府，扶植己方中意的人物上台。

徐世昌和靳云鹏同与皖系有深厚关系，但靳与交通系有隙，而徐与交通系通好，府院关系时有龃龉，“府院同床异梦，徐氏故无时不欲乘机倒靳”。徐世昌的总统之位来自于皖系控制的安福国会，直皖战后因直奉妥协而得以暂保，但随着直系势力的坐大，对徐的总统之位形成直接的威胁，使徐世昌对直奉矛盾的态度开始偏向于奉系，以延续其权位。当中、交两行停兑风潮发生后，交通系在奉系支持下据以倒阁，徐世昌也乐观其成，借内阁人事问题向靳发难，从而形成了以奉系为后台，以交通系为吹鼓手，以徐世昌为直接运作者的三方共同倒阁运动，而直系因靳云鹏并非己方人物，本无所爱，靳又对解决直系军饷等等问题无能为力，遂对其不愿施以援手，靳阁倒台的命运由此注定。12月14日，奉系首领张作霖走上前台，自奉进京，表示“对于政局上发生之风潮及政府各方面之一般的意见，彼甚愿斡旋一切而化除之”。在如此明显的压力下，靳云鹏实已无法再干，17日辞职赴津，徐世昌遂顺水推舟，即于次日任命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阁揆，并开始了组建新阁的运作。

靳阁垮台后，徐世昌属意由其老关系、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组阁，以利用其掌握的金融资源，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而交通系一向在政治上野心勃勃，从拥袁世凯称帝，到拥徐世昌为大总统，梁士诒都是主角之一，此时梁士诒亟图入主北京政府，过把阁揆瘾，并得到了奉系的大力支持。但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对此却颇不以为然，他担心以奉系的武力得到梁士诒的财政支持，将对直系大为不利，故主张由王士珍组阁，或以颜惠庆代之，并告直系各省督军，“慎防梁士诒组阁”。但事态发展之快为吴佩孚始料未及，靳云鹏去职后，徐世昌即邀梁士诒组阁，并与张作霖共同请直系首领曹锟入京相商，以示对曹的尊重。曹锟的政治敏感度不及吴佩孚，且以为梁士诒组阁事木已成舟，到京后未表反对。12月24日，徐世昌即任命梁士诒为新任国务总理，交通系干将张弧为财政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奉系出身的鲍贵卿为陆军总长，齐耀珊为农商总长，奉系及其支持的交通系显然控制了此届内阁的大权，从而使直奉矛盾由此而骤然激化。

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之初，因“既握揆席，又占财交两部，踌躇满志，如愿以偿”。他提出了三大政策方针：（1）树立外交政策；（2）活动金融经济；（3）消弭内战。但在实行方面，他的做法离此甚远，因为“消弭内战”显然是梁力所不能及者，“树立外交政策”则因其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同意“借日款赎路”的外交决策而广受批评，“活动金融经济”无非举债而已。梁士诒虽有“财神”之誉，但面对北京政府庞大的财政亏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国内主要银行均认为政府“无确立财政整理之计划，惟以滥借为能事，以致各银行号因之资金空乏，受累无穷”，不愿再借款给北京政府，使梁士诒无法靠借内债而解决财政危机。梁士诒只能铤而走险，低声下气地向以外国银行团为主的中外银行团提出巨额借款要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922年1月26日，北京政府与中外银行团签订“九六公债”借款合同，借款总额9600万元，以未来关税实行切实值百抽五后增加之收入偿还（关税未加前或不敷应用时，仍以盐余偿还），主要用途为偿还各项内外短期公债。不过，此项借款虽成，无非以新债还旧债，对直接改善北京政府的财政困境并无多大裨益。同时，梁士诒上台后，在政府各部门广为安置交通系人马，把持各个实权部门，在地方谋划任用奉系人马替代直系，赦免直皖战后被“褫夺官职，免职讯办”的皖系军人，表现出与奉系合谋并联合皖系，与直系对抗的意图，从而引发直系的强烈反弹，也为直系所不能容忍。

还在梁士诒上台之前，直系首领吴佩孚即担心其组阁后“合粤皖奉为一炉，垄断铁路，合并中央”，对直系不利，表示出反对之意，并威胁“梁阁实现之日，即大局翻腾之时”。果不其然，梁士诒上台后的所作所为，验证了当初吴佩孚之担心，“大局翻腾”自不可免。吴佩孚先以梁士诒为主要攻击对象，发起倒阁运动，但其深知梁与奉系的关系，故明为攻梁，实为攻奉，反对梁士诒的行动本身已经反映出吴佩孚对张作霖的强烈不满及其准备与奉系决裂的决心。

吴佩孚发起倒梁阁的由头是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日交涉。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中日有关山东问题的交涉中，强迫中国借日款赎回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占的胶济路，以继续控制这条山东的主要交通干线，然中方坚持自筹款项赎路，以摆脱日本的控制。正当双方争持不下之时，却传出梁士诒在会见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时允其以“借日款赎路”的传闻，从而给吴佩孚创造了利用民意倒梁的绝好机会。

1922年1月5日，梁士诒内阁成立不过10日有余，吴佩孚即发表公开通电（“歌电”），打响了倒梁的第一炮。电称：“胶济铁路为鲁案最要关键……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所呼号，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电文表示要与全国父老“群策群力，急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吴佩孚此电既出，轰动朝野，又以其为公开通电，市井皆知，使梁士诒处于不能不为自己辩白的尴尬处境。6日，梁士诒发出“微电”（发电日期倒填为5日），故作姿态，表白自己对胶济路亦“主筹款赎回自办，至筹款办法，或发债票，或发库券，不论向国内外筹款，均以截清先后界限，申明该路收回自办性质为要义”。7日再发通电及声明为自己辩解称：“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其上固望国人之自筹，否则国内外合筹借款，亦可两害取轻，要未尝言及限于日本，亦非但尽日本也……关于山东省问题之中国地位，新内阁完全赞成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至各种悬案，凡曾有不良之影响于邦交者，以公正的办法解决之。”

梁士诒的辩解非但未发生作用，其倒填日期发表通电的做法，更让吴佩孚抓住其把柄，攻其“做贼心虚，恐招全国声讨”，因此“预为立脚地步，以冀掩人耳目，而免攻击。设计良狡，殊不知欲盖弥彰，无异自供其作伪……以堂堂国务院，而作此鬼蜮伎俩，思以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自8日起，吴佩孚连连发表公开通电，痛责梁士诒外以借款卖国，“铁案确凿”；内而起用曹、陆，“以辅助卖国媚外之所不及”；声称：“各省疆吏及各界团体，既皆有请公去位之表示，公亦必不肯拂逆疆吏与民意，而恋栈贻羞。今与公约，其率丑类迅速下野，以避全国之攻击，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去也。吾国不乏爱国健儿，窃恐赵家楼之恶剧后演于今日，公将有折足灭顶之凶矣，其勿悔！”“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吴佩孚电中还表示：“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既甘为梁士诒之谋主，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为民请命，敢效前驱。”矛头暗指支持梁士诒的奉系，对奉系也构成了挑战与压力。还在发起倒梁运动之初，吴佩孚即密电各地直系将领，请求他们的支持，以形成一定的声势。1月6日，吴佩孚在致苏、赣、鲁、鄂、陕、豫等省督军电中称：“梁阁突然实现，所蓄阴谋甚多，包藏祸心，勾结关外，扰乱长江，设不迎头痛击，则塞上风云，江汉波涛，汹涌而来，后患不堪设想。某因此奋作前驱，首先通电揭示，祈各一致声讨。”故当吴之讨梁通电发表后，直系将领纷纷响应，鄂督萧耀南通电称，吴电“义正词严，切中时弊”，自称“识见浅薄，原不敢越分言事，第以兹事关系国权，未便缄默”。齐燮元等通电称：“梁氏入阁以来，种种倒行逆施，至于此极，不第中外大为失望，亦决非全体初料所能及也”；“若竟悍然不顾，依然恋栈，则是愿与国民宣战，国民虽愚，亦必力筹相当之对待”。一时间，梁士诒成为直系必欲推倒的对象。

吴佩孚与梁士诒之间的电报战，你来我往，一攻一守，成为1922年初北京政坛的大事。在吴佩孚凌厉的电报攻势下，民意舆论沸腾，吴佩孚则成功地利用民意，将自己塑造为“爱国者”，将梁士诒打扮为“卖国者”，使梁处于很难为自己辩白的不利地位，倒梁还是保梁也就成了是否“政治正确”的问题，此对于直系以后用以攻奉，并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进行舆论动员亦有相当之益处。1月13日，梁士诒发出“元电”，称自己向未主张借日款赎路，并未就此事训令华会代表，将外界攻击称为“流言迭起”、“误会滋多”，指责这些言论“以感情之冲动，供他人之利用，为事实之牺牲，牵动政潮，贻误大局”；并表示坚持胶济路即应完全收回，对筹款赎路“誓当破釜沉舟，毁家纾难，力图共济，以绵力所及，尽当担任筹借国内款项三百万元，以资倡始”。即便梁士诒如此“慷慨”，但其“卖国”形象已成，此电仍然无法挽回其声誉之损失。

吴佩孚对梁士诒大加攻击，使梁的支持者奉系首领张作霖再也坐不住了。对吴攻梁之目的，张作霖亦心知肚明，他特意致电徐世昌，为梁曲加辩解，认为吴佩孚对梁士诒“不加谅解，肆意讥弹”；“不问是非，辄加打击”；请求徐世昌“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事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吴佩孚攻梁的本意即为攻奉，故当张作霖出面为梁辩解后，吴佩孚更是不依不饶，在1月中旬发动新一轮电报战，矛头直指梁士诒，要求其立即下野，以此向梁的后台张作霖施以颜色。1月19日，吴佩孚与苏、赣、鄂、鲁、豫、陕六省督军、省长联名致电徐世昌，称梁士诒“以洪宪罪魁，为国民共弃”；“孤行己意，罔恤人言，上负元首知遇之明，下违亿兆希望之切。既犯众怒，即属公敌……应请我大总统乾纲独振，立罢梁士诒，以谢天下。”进而又威胁说：“倘贤奸不辨，忠悃莫伸，则佩孚等仰体元首苦衷，俯顺国民公意，万不获已，惟有与内阁断绝关系。”23日，吴佩孚又致电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告其梁氏“非常坚决，万不肯去”，“我公既掌北门管钥，有拥护元首之责，巩固中枢之任，应速行使职权，以武力强迫梁士诒迅速去职，以安元首而定人心”。可见吴佩孚已下了在不得已时以武力倒梁的决心。同时，吴佩孚还给曹锟、张绍曾和直系各督军去电，言称倒阁后“阁事听元首主持，惟命是遵”，表示自己无意对组阁问题说三道四，以减轻倒阁的阻力。

在直系吴佩孚倒阁的强大压力下，梁士诒备受攻击，无法再干，上台不过一月，即于1月23日称病请假，离京赴津，由颜惠庆再度代理总理职，但梁士诒也未明确表示辞职，显对奉系支持仍持期望，并为自己复出留有后路。梁士诒黯然而去，使其后台奉系大失颜面，面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攻势，张作霖十分恼怒，他不甘就此退让，公开站到前台为梁士诒辩护。1月30日，张作霖公开致电徐世昌，强硬声称：“事必察其有无，情必审其虚实，如果实有其事，即加以严惩，梁阁尚有何辞。倘事为子虚或涉误会，则锻炼周纳，以入人罪，不特有伤钧座之威信，其何以服天下之人心……倘彰纪不明，是非莫辨，国民人心不死，爱国必有其人。作霖疾恶素严，当仁不让，亦必随贤哲之后，而为吾民请命也。”张作霖此电既出，表明直奉矛盾已趋于公开化，为了准备与实力强于自己的直系决裂，张作霖开始联络皖系与南方广东政府，酝酿成立奉皖粤三角同盟共同抗直。2月1日，直皖战后皖系仅存的大将、浙督卢永祥发表通电，要求徐世昌“将总理梁士诒经办鲁案、赎路情形，迅饬查明，详为宣布”；“若不亟为宣布，则外间不明真相，国人何所适从”。此电实际呼应了张作霖的主张，奉皖携手合作以对直的同盟雏形正在形成。

从吴佩孚发动倒梁阁的运动以后，直系对外表示的态度疾言厉色，剑拔弩张，一时间风云四起，大有战端将起之意。但梁士诒有奉系的支持，如何应对张作霖的挑战，对直系亦非轻而易举之事。在直系内部，曹锟的态度一直较为和缓，加上他与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关系，对奉系不似吴佩孚那般强硬外露、咄咄逼人。吴在发起倒梁运动后，1月9日曾有电告曹，“梁倒填日期之微电已经自认，我方倒梁原为救济外交，外无意见，请强毅镇静。”但曹锟对此态度谨慎，并有电致吴佩孚，吴碍于上下关系，只能复电表示“默体尊指，不为操切”。曹锟毕竟资望高过吴佩孚，而吴对曹也一向表示尊重，曹既主对奉系留有余地，故吴在对外猛烈攻梁的同时，也在私下里数次向奉系首领表示，请其“勿为外人挑拨，疏通误会”；“讨梁原为救国，直奉并无意见，拒听浮言”。1月30日张作霖通电发表后，吴特意致电直系各省督军，要求他们不与张争辩，以免节外生枝。2月初，曹锟在保定召集直系诸将领集议，不赞成与奉系决裂，并面训吴佩孚谨慎行事。3月10日，吴佩孚针对外间“奉直两方将以兵戎相见”之议论，发表通电称：（1）反对梁士诒，“乃反对其举国共愤之媚外政策，非反对其组阁”。（2）“佩孚服从曹巡阅使，为国人所共知，对于张使抱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能反对也明甚”。（3）“内阁失败，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此不能以佩孚之反对梁氏，终为奉直间别有问题者也”。（4）“奉直元气也，内阁股肱也。股肱有疾，方欲进药石以救之，讵有自戕元气之理”。（5）“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畛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足以证明谣言之不足信，稍有智识之人，当悉为挑拨者另有作用，我奉直当局，亦何至为其所愚耶。”吴电明示和解，实际不过是敷衍曹锟的面子，并非吴之本意，事实上也不能约束吴的行动。就在吴发出拥曹锟、张作霖电前数日，3月7日吴佩孚上呈大总统并通告各省督军，以财政部长张弧在发行“九六公债”中徇私枉法为由，“请明令罢黜，交法庭严追吞款，没收私产”，从而一手导演了其策划的打张倒梁攻奉的“盐余借款大参案”。

直系虽发动猛烈的倒梁攻势，但梁士诒自恃有奉系的支持，虽不到任却拒不辞职，张弧也在被直系攻击后一走了之，司法总长王宠惠和教育总长黄炎培一直未到任，内阁成员残缺不全，无法办事，负责代理的颜惠庆苦不堪言，屡屡求去。徐世昌虽然与奉系和交通系联手驱除了靳云鹏，但他也知道，无论直奉双方谁单独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都对他留在大总统之位不利，而直奉共治对他维持现状最为有利。故徐世昌在吴佩孚发动倒梁后，并未站在梁的一方，而是观察形势发展，决定自己的对策。他本有意请奉系首领张作霖的部属鲍贵卿接任阁揆，并已得曹锟之首肯，不料张却坚持维持梁阁。及至直系非去梁不可之意大明之后，徐世昌已经无法两面讨好，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先舍梁以敷衍直系，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张作霖也曾致电曹锟，企图以梁士诒为砝码，以吴佩孚辞去直鲁豫巡阅副使作为梁士诒下台的交换条件，当然为吴佩孚所严拒。4月8日，徐世昌不管梁士诒是否辞职，径行任命周自齐为署理内阁总理，免去梁士诒的总理职，至此，喧腾经月的梁士诒组阁风潮总算以直系的胜利而暂告结束（周自齐为交通系，徐世昌任其署理阁务，也有敷衍奉系之意）。梁士诒内阁垮台遂了直系的心愿，却被奉系视为莫大的侮辱，张作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直奉矛盾因此而更加紧张，战争的阴影正在积聚。

吴佩孚敢于发起对梁士诒的攻击，当然知道梁背后依托的奉系势力，他早有准备，不患动武。1922年1月9日，吴佩孚在刚刚发起倒梁运动之初，即在给苏督齐燮元的电报中分析形势，认为张作霖“决不盲动无名之师，再蹈辫帅覆辙”，曹锟“不至为关外（指张作霖）及梁叶（指梁士诒、叶恭绰）所软化”，“川湘感情接近，必不肯甘心为关外与财神作伥”，“粤陈（炯明）已有接洽”，“就事实已表见者，据理辩论，彼亦无可藉口”，“倒阁以救济外交，于元首无涉”，“仅攻击交系阁员，余均维持不动”。有鉴于此，吴佩孚认为倒梁有很大把握。不过为防奉系的武力介入，吴佩孚也进行了一定的军事准备，主要是令两湖直军整军备战，以其中一部向北运动，以备应对奉系可能之行动，另有部队监视湘、川动向；对邻近京畿的直鲁豫各战略要地及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汉铁路精心布防，确保万全；新编若干部队，补充缺额，赶造军火枪械，筹集战费。2月23日，吴佩孚在其驻节地洛阳召开直、鲁、豫、苏、鄂、赣、陕、甘八省督军代表会议，一致主张对奉坚持到底，摆出了准备与奉系大干一场的架势。

直皖战后将势力范围伸入关内的奉系，当然不甘心在直系的武力压迫下再退到关外，因此也在积极准备应付直系的挑战。自2月初起，奉系高级将领即连续开会，讨论应战部署，决定令关外奉军向关内运动，关内奉军进行实战演练，同时备粮备饷。由于奉系的军事实力不及直系，故张作霖更注意寻求反直同盟军。他一方面与残余的皖系势力联络，得其支持，另一方面向南方广东政府及孙中山示好，探寻与孙合作的可能性。对于正在准备北伐的孙中山而言，首要敌人就是控制了北上交通要道的直系，故他对奉系的试探表示积极。直奉战前，报载孙中山派伍朝枢赴奉天与张作霖磋商，“奉粤皖三系携手，以谋统一，暗中接洽，似已成熟”。孙中山设想粤方“先以兵出湖南，与敌战于长岳，胜利可进据武汉，退亦可与相持于衡阳”；奉方则“以大兵，直指京畿，囊括直豫，敌前后受攻，势必无幸”。奉、皖、粤“三角同盟”的初步成立，进一步激化了奉直矛盾，对奉系敢于开战也有鼓励作用。但皖系惟余浙督卢永祥较具实力，他和孙中山均因受种种因素牵制，未能如预期发动攻奉与北伐，不能担当对直系南北夹击的任务，应付直系武力的主要责任仍须张作霖承担。如时人所论：张作霖“欲联络孙文、段祺瑞、张勋等，以树吴之敌”；“而孙、段等毫不能为一臂之助。奉张骑虎成势，不能不孤军独进，以冀邀幸于万一。而不知其将骄兵疲，不足以致吴氏百战之兵，此又直胜奉败之原因也。”

直奉矛盾的发展至梁士诒内阁倒台后达到高潮，双方关系已接近破裂边缘。4月3日，吴佩孚以“陕西剿匪事殷”为由，婉拒曹锟令其赴保定相商之电，留在洛阳与以祝寿为由前来的直系将领商讨军事方略。4月9日，关外奉军大举入关，集结于京奉与津浦沿线，后自名为“镇威军”，由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奉系自恃兵强马壮、枪精械足，对直系的态度表现强硬。10日，张作霖致电曹锟，提出三项条件：（1）请元首颁令，军人不得干涉中央政治；（2）请责令吴佩孚回两湖巡阅使本任；（3）允许梁士诒、叶恭绰、张弧自动销假回任。张作霖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即便是本主缓和的曹锟也无法接受，而直系内部此前的和战之争亦因此而消解。13日，吴佩孚致电曹锟，警告“奉军进驻小站、静海、独流，我马厂之二十六师已成包围之势，若不及早准备，必贻噬脐之悔”，望曹“速下决心，有备无患”。曹锟外有奉系动武之压迫，内有吴佩孚等主战之动议，至此已无退路，只能决心一战。当日，曹锟在保定召开直系高级将领会议，决策“放弃天津，固守保（定）、郑（州），衅不我开，取攻势防御”，并授吴佩孚作战指挥全权。至此，直奉双方均已完成了军事动员，战争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