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五四运动的思想源流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运动。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阵营的成员，中国在决定战争遗留问题处理和战后世界和平问题的巴黎和会上受到列强的不公平待遇，不仅没有享受到战胜国应有的荣耀，反而备受屈辱，由此而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反应，以北京学生运动为开端，最后发展为社会各阶级、阶层共同参加的抗争运动。因此，五四运动究其实质是一场政治运动和爱国运动。但是，作为其思想源流，五四运动与此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以思想启蒙为旗帜、以民主和科学为主旨、以百家争鸣为表现形式的新文化运动，为国人开启了全新的视界，激荡着长期浸淫于传统思想与文化熏陶中的国人心灵。提倡蔑视传统、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充分的精神条件。

民国成立后，共和制度的诞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民初的思想界一度颇为活跃，对民主的追求、对制度的设计，均有热烈的讨论，国人的思想也随着共和制的诞生而获得了新的活力。但是，袁世凯当政后，其施政理念趋向于复旧，注重于褒扬以礼义廉耻、四维八德、忠孝节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思想界一时处在较为沉闷的状态中。1914年9月，袁世凯发布“祭孔令”，以“道德”为中国的“立国根本”，提倡以尊孔读经而讲求传统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1914年12月23日，袁世凯在天坛行祭天礼，其官位设置、上下称呼、处事之道等均有复旧之趋势，直至其谋划称帝，将复旧推向了高峰。一时间，民国的社会面貌颇有回复旧观之征象。

在一片复旧的沉闷空气中，有识者仍在思考国家的前途命运以及其应走的发展道路。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国人的认识水准较前毕竟有了变化，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概念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慢慢滋养着人们的心灵，而经过清末民初的革命激荡与舆论开放，传统的、封建的、专制的种种事物概念，也正在引起人们的反感与抵制，这种变化在城市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人们中表现更为明显。相较于晚清时期，民国成立后的出版、传媒业数量更多，出版与报道面更广，虽然与民初的开放环境相比，袁世凯确立其统治后，政府对出版、传媒业的控制有所加强，但毕竟已无法恢复旧观，他们在政府控制的缝隙中仍然博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1915年，因为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刺激了国人的爱国意识，对新思想的传播也是有利的因素。所有这些，都为传播与弘扬新思想、新观念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15年9月《青年》杂志的创刊，一般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青年》主编陈独秀早年受到维新派思想的影响，后赴日留学，又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1903年回国后积极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创办上海《国民日报》、芜湖《安徽俗话报》，参与组建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民国成立后，他一度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协助都督柏文蔚工作。“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6月回国，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以《敬告青年》为名发表的发刊词，标示了他办刊的目的和方针在于弘扬“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大主张，归结为“科学与人权（民主）并重”，从而打出了作为新文化运动象征的民主（时称“德先生”，即Democracy之音译）与科学（时称“赛先生”，即Science之音译）的大旗。

陈独秀笃信进化论，认为“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故其在1916年9月将《青年》改名为《新青年》，以凸显其“新”而与“旧”抗衡。此后，因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则以《新青年》为中心，团结北大的文科的一批同仁在其周围，如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高一涵等，担任《新青年》的作者和编者，《新青年》的影响因此而越来越大，发行量不断增长，读者争相传阅，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有关讨论，请参阅相关研究论著。

弘扬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诉求，也是其时中国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因为民国建立后，民主遇到了军阀专制的挑战，而实行民主的重要基础则是对世界的科学认识，所以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实为切合解决时弊之要求。《新青年》作者群体或多或少都写过弘扬民主与科学的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言论是陈独秀所发：“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因此，“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新文化运动还特别注重反对封建礼教，也就是所谓纲常名教。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礼教在中国有长久的历史，也是封建专制制度在思想上的维系者，因为所谓忠孝节义实际提倡的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上下、尊卑有序的固定、僵化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每个人的地位已经命定，从而也就封堵了新思想新制度产生的可能性，大大有害于中国的变革与进步，尤其是在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继续这样的保守体制，将使中国更难以应对强势西方入侵的挑战。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都接受了新思想新思潮的影响，都是民主共和的拥护者，他们认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然“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故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予以激烈的批判，其中尤以鲁迅以文学创作方式刻画之封建旧礼教的罪恶更为深刻。他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还有什么比“吃人”这样的表述对封建旧礼教的批判更深刻呢？难怪同为批判封建旧礼教的大将吴虞对鲁迅的小说写下了这样的观感：“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对封建旧礼教的犀利批判，之所以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与其提倡文体革命，也就是白话文运动是分不开的。中国的汉语文体长久为文言文所垄断，虽然民间话语使用口语，文学创作也有相应的反映，但居于官方垄断地位的仍是文言文写作，口语以及相应的白话文只是不入流的表达方式。这种状况束缚了人们表达方式的自由，不利于许多文化水准不高的人学习并接受文化知识，有碍于文化的传播，更不必说诸多文盲学习文言文之难了。因此，新文化运动将改革文体视为革命之举，加以大力提倡，亦为顺理成章。

胡适是文体改革最早的提倡者，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其文体改革主张为：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对胡适的意见颇为欣赏，随后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揭示“文学革命”的主张，并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将胡适着眼于文字表现形式的文体改革推向着重于改变写作内容的文学革命，表示出他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不妥协的战斗精神。鲁迅则是文体改革和文学革命的积极实践者，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的《狂人日记》，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山之作，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以新文化运动推广白话文使用为开端，白话文渐渐成为中国语文的主导表达方式，一场以文体改革为发端的白话文运动，看似文字表达方式的变化，远不及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那般为人瞩目，但却在中国文化史与文明史上留下了受惠于后人的久远影响，对在普通大众中传播与普及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广泛影响也与运动参加者服膺的百家争鸣理念及其实践分不开的。百家争鸣虽为古人所倡，但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长期独尊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学，缺乏真正百家争鸣的环境，遏制、压抑了其他思想流派的发生与发展，也不利于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新文化运动大大改变了这种状况，参加者可以自由发言、自由讨论，从而刺激了新思想、新观念的生长，而新思想、新观念的生长又推动了百家争鸣局面的继续与扩大。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最终谱写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新篇章。在这个过程中，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一系列改革为实践百家争鸣的理念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中国第一所大学，也是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蔡是前清翰林，曾在欧洲就学游历，富有学术修养和民主精神，他还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在任上推动过教育制度的改革。他出任北大校长后，根据北大现状和中国实际，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将北大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校。蔡元培在北大进行的诸项改革中，最有远见卓识、最富于长久影响力的，是他提出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和百家争鸣的思想取向。他提出：“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革新北大的教员队伍，蔡元培并无成见，而是认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故对其“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主张（思想自由）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论，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根据这样的方针，他在北大既聘请了大力宣扬新思想、新观念的民主派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也聘请了着力维护旧思想旧观念、拖着长辫的保守派辜鸿铭、筹安会的发起人刘师培等人，还聘请了并无明显的政治主张，但学有专长的诸多学者。以国民社、新潮社为代表的学生团体在北大也非常活跃。蔡元培在北大采取的一系列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仅改变了北大的面貌，形成了北大自由、民主的办学传统与求新、活跃的学术空气，而且其影响及于社会，对新文化运动和其后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因此，《新青年》作者、编者群体之不少人出自北大，五四运动以北大学生游行为先导，并非偶然。

新文化运动发生在近代中国少有的思想狂飙激荡、学术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在20世纪10年代中期到20年代中期，学人活跃，学派纷呈，社团勃兴，出版兴旺，各种中西思想相互碰撞和砥砺，各派思想观点尽情表达和切磋，共同创造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丰收期。虽然新旧思潮之间也有交锋与论战，但大体仍循学术的轨道进行，新思潮以其民主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中肯的风范、求实的态度而渐占上风。这种思想的自由表达与学术的活跃空气发生于政治上军阀当道时期，其间可能有各种复杂的原因，诸如军阀间的纷扰争斗使其一时无暇顾及政治之外的其他方面，政府行政管理的混乱无序为学术自由留下了一定的挥洒空间，经济与市场的发展使学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谋生路，租界治外法权的存在亦使有违政府“禁忌”的文人有所托庇，等等。于此可见，思想史的演进自有其内在理路，与政治史未必同步。但无论如何，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总是中国社会的综合环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特定环境之中，而非凭空而起的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从思想领域而言，可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启蒙运动”。应该承认，辛亥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其在思想上的启蒙并不全面而充分，这也是其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并未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重要原因。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其对民主与科学的张扬，对封建礼教的批判，通过新的表达方式普及到社会和民间，使国人又接受了一次思想的洗礼，启蒙了他们的民主精神，增进了他们的科学意识，推动了他们的思想解放，从而也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也有激于情绪而提出的某些脱离国情的过激的、绝对的主张，诸如由提倡白话而反对汉字，由提倡科学而反对中医，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甚而发展为主张“全盘西化”，等等，也曾起过消极的作用和负面的影响，然而，瑕不掩瑜，后人不能苛求先贤，无论如何，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以彻底的反封建精神，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中国这样有数千年封建积淀的大国，以振聋发聩之势，发排山倒海之声，打破过往传统、陈腐、守旧的权威和教条，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更新，在近代中国史上留下了自身不可磨灭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