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西南地方的军阀割据

后袁世凯时期是军阀纷争割据的年代，除了北方皖、直、奉系军阀以其较强实力而轮流问鼎中央、争霸全国之外，还有若干实力较弱的军阀割据地方，自成势力，其中最为典型者，为西南地方的军阀割据，如川、滇、黔、桂、粤、湘等省。军阀争战是后袁世凯时期西南诸省的政治常态，尤其是四川，可谓民国地方军阀争战史的标本地域，其战乱之频、变动之速、为害之烈，为祸之惨，均为民国年间所少见者。据统计，自1912年到1932年，四川共发生大小战争478次，月均两次之多，几乎是无日不战，无时不战，而在这些战争的背后，都是以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自然经济资源的不断消耗、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为代价的。

四川地方军阀的混战始自护国战争之后。护国战争期间，云南军队出征四川，战后，主政云南的唐继尧将四川视为其对外扩张的主要对象，滇军不愿离川归省，与四川本地军系发生矛盾，成为四川内战的起因之一。在四川本地军系中，由于其派系的复杂与实力的均衡，在相当时间里没有出现一家独大、唯我独尊的派系，他们之间为争夺省政控制权而争斗不已，并为壮大己方力量而不时引进外力支持，也为滇军以及他方军队入川预留地步，故以土地面积、人口位居西南之首的四川，却成为各派政治力量和周边邻省尤其是云南和贵州争夺的对象，此为四川内战的又一起因。四川重要的地理位置及其丰富的经济、人力资源，为各派政治力量所看重，并成为他们互相争夺的重点地区。因此，从护国、护法到北伐，四川均不乏内战的内外动能，而且无论其表面的理由多么冠冕堂皇，其实际目的无非是争地盘争利益，真可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复杂混乱的程度，即便是后世历史学家，亦须详加梳理，方可得其端倪。

护国战后，蔡锷督川，旋因身体有疾而辞职，由滇军将领罗佩金接任督军，黔军将领戴戡任省长。罗、戴虽同为蔡锷部下，但均有掌控川政的“雄心”，如蔡所言，“所谓善后问题者，俱易解决。惟关于个人权利之加减问题，最易为梗。”罗、戴个人关系因而不协，时有矛盾发生。而川系军人认为罗偏袒滇人，“常抱侵略主义而欲握全川之政权、财权、兵权，尽归之于滇者”，颇为不满，由此形成了滇、黔、川系间的矛盾交织关系。北洋系力图控制四川，极力影响川局，更加剧了四川内部矛盾关系的复杂性。其时北京政府下令整编各省地方军队，罗佩金借此在1917年4月决定将川军5个师缩编为3师1旅，并首先强令裁撤第4师，其操切行事的作风激起了川系将领的强烈反弹。川军由第2师师长刘存厚领衔发表通电，责罗“强滇弱川，编遣不公”，“主客相形，显分厚薄”。4月18日，川军刘存厚部与滇军罗佩金部在成都发生大规模武力冲突，开四川内战之始，史称“刘罗”之战。因为战事突起，且发生于繁华市区，殃及商民无数，被时人形容为“飞灾奇祸，实数百年所罕见”。因战事影响市区生活甚巨，绅商各界包括外国领事均出而调停，4月20日双方停战（小规模冲突仍延续了几天），北京政府亦下令免罗佩金和刘存厚职（罗军退出成都），令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罗之战历时不过一周，却造成成都民众伤亡数千人，财产损失数十万元，房屋被毁被抢数千户的重大损失。不过，与其后四川内战之惨烈相比较，此次刘、罗之战不过是“小试锋芒”的开端而已。

戴戡出任川督，为梁启超和进步党人所力荐，亦为他们据有地盘之希望，但未满足川系军人的主政要求，因此而使川局仍不能稳定。戴戡依靠的黔军实力较弱，刘存厚因此而对戴颇不买账，亦使戴衔恨于心。1917年7月张勋拥清室复辟，戴戡以刘存厚对“伪廷”任命其为“四川巡抚”态度不明为由，发兵讨刘。7月5日，戴军与刘军在成都交火，史称“刘戴之战”。因为刘军早有准备，而戴军实力不济，因此未占到什么便宜，只是“杀戮焚劫，人民转徙逃避、伤亡损失，比刘罗巷战尤巨”。戴戡非习武出身，军事本非其强项，开战后又因势单力薄无力支持，在各方调停下，于13日同意交卸督军与省长职，率部于17日退出成都，21日在仁寿县秦皇寺为刘军截击，戴亡于乱军阵中（戴死有自杀与被毙两说）。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成都市区发生两次大规模战事，往日繁华市街为此付之一炬，其给百姓和商家带来的损失可以想见。

罗佩金和戴戡虽有矛盾，但在联合对川方面仍有一致性，唯当“刘存厚攻罗佩金于前，戡漠然谓不与己事。及身被围，佩金亦去省远，不肯奔助，故俱致败。”此时，滇督唐继尧下令以“靖国”名义，派军入川，准备借机实现其“大云南主义”梦想，所谓“对川及早出师，万不可缓，俾势力达到长江，始有逐鹿希望”。故“刘戴之战”结束后，刘存厚的部队又在成都附近的青神、眉山、乐山等地与滇军交战，川军取胜。其后，川军第1、2、3师联合与滇军于8—9月间在简阳、资阳、内江、隆昌等地激战，滇军再败。1917年11月，唐继尧以“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的名义，派军再战四川。此次滇黔联军首先奔袭重庆，并于12月4日攻入重庆，迫走北京政府委派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和川督周道刚。8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川督，张澜为川省长，意图借重四川地方势力抵御唐继尧的扩张。而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于21日通电加入唐继尧方面，唐遂改称“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刘存厚无力抵御联军的优势兵力，于1918年2月19日率部退出成都，远遁陕南。其后，唐继尧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川省的主要位置基本控制在唐的部属手中。唐继尧“独行己见，又未就（军政府）元帅之职，遽以滇督地位，任命川督，稍挟征服之感，足生反应之患”。不过此时唐继尧自居为西南领袖，他以云南为基地，控制着川、黔，又是广州军政府元帅，为各方所看重，自我感觉甚好，也是他本人和滇系军阀发展的高峰期。

时人论四川军阀制的形成过程为：“总观民元至民六这一段时间，正是一些封建残余军阀和新起民军参加辛亥革命战役者之军事领袖，明争暗斗，由带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战争，渐转变成分赃割据式的战争。”“民五的护国之役，本是很有价值的战争，而滇军入川者，竟一变而为占地盘握政权的勾当。至四川本省军阀，亦于此时大批招抚土匪流氓，筹款充实军械，本着狭隘的地方观念为局部的战争，进行所谓驱北军，排滇、黔的运动。这样一来，一切军事行动都回复到旧封建政权的攘夺上面，而公然的‘剥削民众，争取地盘’，无所顾忌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五、六年间，四川的军阀制度已充分地形成了。”

熊克武担任川督期间，手头仅有一师兵力，而其他川军和在川客军——滇、黔军的兵力数量远胜于熊，为安定局势，解决军费，1918年7月，熊克武发布《四川靖国各军卫戍及清乡剿匪区域表》，以各军现驻防地域为中心，划定为11区（1919年4月改为15区，不包括客军），从而开民国时期具有四川特色的防区制之端。“起初，各军在所辖防区内只是就地划饷，后来，逐渐变成就地筹饷。于是借垫预征，苛捐杂税，敲骨吸髓，层出不穷，有增无减。狡黠的军阀看清了有防区便有军费；有了军费，就能不断扩军；实力扩大，又可争夺防区。于是，演成循环不已的内战。”结果，四川“全省割裂，有同异国。其最大特色为兵愈打而愈多，帅时离而时合，亦友亦仇，随和随战。要之万变不离其宗者，为扩张私利，保存实力，诛求民众，剥削地方。故夫人欲横流，百般诈谲，捐输苛酷，并世无两。论地丁，有征至民国四十五年。论置产，有买尽全县全城房地。论宣传，则左右逢源，趋时竞新，过于京沪。……论其民生困苦之情状，则此天府之国早陷入地域底层。盖兵益多则饷益绌，饷益绌则争益甚，军阀之莫能相安者，势所然也。更自一方面言之，大小军阀割据称雄，吸髓敲骨，社会破产，偕亡之恸，深入人心。”

广西一直由桂系军阀所控制。护国战后，桂系首领陆荣廷出任广东督军，陈炳焜出任广西督军，桂系军阀的势力由此扩张到华南富庶之地与出海通道——广东。由于广东沟通内外的地理位置及其政治经济地位和历史渊源，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更大，陆荣廷也因此而成为西南政治中心人物之一。1917年4月，陆荣廷升任两广巡阅使，陈炳焜改任广东督军，谭浩明任广西督军，成为西南政坛不可小觑的力量，也为北京政府和革命党双方所争取。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因为本身实力有限，需要借重地方实力派的力量，陆荣廷因缘际会，成为护法军政府元帅，更显地位之重要。虽然陆本人对护法并无理念之追求，但出于与北京政府讨价还价以及提升个人地位之需要，他仍然维护着护法旗帜。尽管他不时限制孙中山的行动，不欲孙在广东发展力量，但孙一时也对他无可奈何。与此同时，北京政府也在极力拉拢陆荣廷，甚而一度有以陆为副总统的提议。随着形势的发展，陆荣廷与孙中山的距离渐远，与北京政府的距离渐近，成为孙中山极欲推倒的地方军阀势力。

桂系的根据地在广西，偏僻且贫弱，广东则远较广西为富庶，故桂系统治广东期间，通过各种方法巧取豪夺，榨取财富，令粤人颇为愤恨。即以每年的军费支出为例，龙济光统治广东时期的1915年为1103万元；桂系占据广东后，则从1916、1917年的每年1372万元，增至1918、1919年的每年2726万元。而其来源无非是增加税收，开放烟赌，滥借债款，肆行搜刮等等。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导致粤桂矛盾的积累与发展，最终造成粤桂战争的爆发及桂系的失败。

黔系军阀是西南地方军阀中实力与影响较弱者。护国战后，刘显世出任贵州督军，旋又因省长戴戡调任四川而兼省长，成为集贵州军政权力于一身的统治者。刘显世是贵州兴义人，他以血缘宗亲、门生故旧关系为基础，打造出统治贵州的兴义系军阀集团，但其中又分为以刘显世为首的“旧派”和以刘的外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旧派主要是前清时期的官绅，“保守则有余，进步则不足。当滋新机蓬勃之际，势难迎合世界之潮流”。新派则以留日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包括王文华之兄王伯群、妹夫何应钦以及朱绍良、谷正伦等人，接受了新思想的一些熏陶，认为“现在科学时代，无科学不足以立国，无新学识不足以成才”。旧派是当权派，新派则主要分布于军中，随着王文华在1917年成为黔军总司令，新派势力渐起，并在新旧派的矛盾斗争中渐趋上风。1920年11月10日，新派策动兵变，迫刘显世于13日通电解职下野，由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和省长，新派掌握了贵州省政，是为“民九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