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袁世凯帝制自为

孙中山、黄兴等领导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横遭镇压，或流亡海外，或蛰伏国内，实力大损，暂时已无力与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并控制了大部分地方省份政权的袁世凯相抗衡；其他各派政治势力，或风流云散，或为袁氏之附庸，舆论噤声，气氛肃杀。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气焰日高，以为大敌已去，莫可谁何。此后种种行为，肆无忌惮，视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不啻为一人一家之私产。故民二之后半期，实际已成变相之帝国。民四之帝制运动，其根本早竖立于此矣。”至1914年中，随着国会废弃、立法体系重建以及中央和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就绪，袁世凯实已独揽大权，其头脑中早已有之的帝王思想复又发酵，在其个人野心的膨胀和左右亲信政客的鼓动下，由个人独揽大权开始，“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步步迈向帝制自为之途。

袁世凯的政治生涯开始于晚清帝制时期，长期浸淫于封建思想之中，帝王的无上权威与世袭特权对其有强烈的诱惑力。还在辛亥革命发生时，袁之左右已有人向其进言，乘乱得天下，以成就帝业。但格于当时的内外环境，袁还是选择逼退清帝、拥护共和，并因此而成为民国大总统。但就袁之内心思想与行为做派而言，他其实对民主共和既没有什么了解，也没有多少认同，相反，对帝制时代的种种言辞与做法，他倒是烂熟于心，极易上手，故再行帝制对袁并非例外。只是在革命派力量仍然较强的民初，袁世凯即便有这样的想法，也还不能公诸于众。因此，当1913年3月有人上呈改行帝制时，袁当即发令痛批：“此等鬼蜮行为，若非丧心病狂，意存尝试，即是受人指令，志在煽惑，如务为宽大，置不深究，恐邪说流传，混淆视听，极其流毒，足以破坏共和，谋叛民国，何以对起义之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赞成之友邦？”

二次革命失败后，随着袁世凯执政地位的不断巩固，他对帝制的态度显然有了变化，重行帝制的议论开始渐渐浮出水面。但是，令袁世凯大为恼火的是，拥戴其称帝的舆论尚未形成，鼓吹清室复辟的舆论一时倒颇为嚣张。清帝退位后，部分前清王族（如前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等）、遗老遗少（如前直隶提学使劳乃宣、湖南布政使郑孝胥等）、保皇党人（如康有为等），仍不忘往日荣华及前朝“恩典”，自居为“忠臣”，不时发表复辟言论，并得到一些别有图谋、唯恐中国不乱的日本浪人的支持。虽然袁世凯对前清旧臣颇为礼遇，但他们对袁的篡位仍耿耿于怀，颇有微词。1914年7月，前清学部副大臣刘廷琛在辞谢政事堂礼制馆顾问聘呈中明言：“民主国与中国国情不适，已为众人所信。然袁公误自称帝，有悖初意，亦必为中国举国所不服。”故应“返大政于大清皇帝，复还内阁总理之任”。劳乃宣则在10月间刊行其所著《正续共和解》，认为袁“不忘故君，实为众所共见。特限于约法，不能倡言复辟。且幼主方在冲龄，不能亲理万机，亦无由奉还大政，故不得不依违观望以待时机也。”名为恭维袁世凯，实则有迫袁拥清室复辟之意，一时间复辟言论甚嚣尘上。眼见这帮清室遗老的言辞实在太不成话，不仅影响社会观听，而且有碍自己称帝之计，袁世凯不能不出而平息。11月中旬，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各地军政要员及参政院参政员纷纷发表通电，声讨鼓吹复辟者为“淆乱国体，离间五族”，“惹起外患，酿成内乱”，要求“从重惩治”。据此，11月20日司法部发文，申明“国体定为共和，固永久无可更变。乃竟有无识顽民，倡为复辟之邪说，以冀动摇邦本，淆乱人心。”“应即随时查拿，按照刑律内乱罪分别惩办。”23日，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发出《申禁复辟邪说》令，斥责倡言复辟者“谬托清流，好为异论，其于世界之大势如何，国民之心理奚若，本未计及”；凛然宣称“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嗣后如有造作谣言，或著书立说，及开会集议，以紊乱国宪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

经袁世凯此番雷厉风行的打击，鼓吹清室复辟的议论“烟消火灭，响绝声沉”，一帮遗老遗少纷纷避走，复辟风潮销声匿迹。但这并不说明袁世凯将坚持共和，此举不过是为其个人称帝预留地步。果然，不数月之后，帝制之议再起，只是此次倡言的主角已经不是前清遗老遗少，而是袁世凯本人及其周围一干希图攀附之辈。

袁世凯称帝的风潮最初是以学理讨论的面目出现的。民国成立后，由于共和制在实行过程中的种种不如人意处，不时总有些共和制“不合国情”的言论出现，而且此等反对共和民主的言论不仅出于国人之口，也出自一些实行共和民主制国度的洋人之口，其中尤以袁世凯的法律顾问、美国人古德诺鼓吹甚力。1915年8月，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知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古德诺此文为袁世凯总统府事先请其论共和与君主孰优之命题作文，而其熟谙袁之想法，兼以个人对中国政治的体认，发出君主优于民主之论并不奇怪。而无论其个人与袁世凯称帝的直接关系如何，此等出自在共和民主制下生活的知名人士的言论，为袁称帝提供了舆论助力则无疑义。

外人的言论毕竟不能完全由袁世凯操控自如，为了称帝的需要，袁开始组织自己的人马，制造称帝舆论，首当其选的是杨度。时任国史馆副馆长的杨度，对袁图谋帝制事先当有与闻，且又善体察袁意，他主动向袁表示准备组织鼓吹帝制的机构，并以“学术自由”为辞，打消袁对此举可能引起外间反弹的担心。在得到袁的默认后，杨度快手快脚，于1915年8月23日在北京发起成立了袁世凯筹备帝制过程中最为知名的机构——筹安会。

最初列名筹安会理事的所谓“六君子”，即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颇为体现出袁世凯筹划为帝制造势之匠心与用意。袁不用旧官僚和旧帝制派，而用曾加入过同盟会并为反清革命干将而又在事后拥己的孙、李、胡、刘及学界名流严复，以此撇清自己与清室的关系，同时堵社会舆论之口。但他们在筹安会中多不过挂名而已，理事长杨度才是筹安会真正的核心人物，从理论鼓吹到实际策划，为袁世凯称帝出了大力。由杨度起草的《筹安会宣言》，打着关心国事的旗号，声称：“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其后，杨度又以《君宪救国论》成为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的头号吹鼓手，其行帝制的理论依据与古德诺同为一体，即中国“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人人皆知大乱在后”，故“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如此则“前清与民国之弊，皆可扫除矣。以此而行君主立宪，中国之福也。”杨度此论公然倡言帝制，“与规定之国体相反，在法实为大逆！共和政府竟容筹安会高唱异说，绝不干预，则上峰固赞成筹安会之活动矣，又何疑焉。”

筹安会主张重行帝制的言论既得到“上峰赞成”，其公开发表后全国各地都出现呼应言论则不奇怪。急于攀附袁世凯的大小官僚，纷纷驰电主张实行君主制，所谓“公民请愿团”等民间拥戴团体也纷纷出现，其名称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甚而有乞丐请愿团亦堂而皇之地在请愿队伍中据有一席之地。1915年8月30日北京发至各省的密电称：“现所提议之计划，为各省分头遣送请愿代表，请愿书稿将于北京草成，而后于适要时，分电各省。”因此，这些所谓民意的实质明眼人一望便知，却在一时间造成了实行帝制的“民意”基础。1915年8月30日和9月1日，袁世凯的御用机关参政院遂以民意为由，集议讨论各路“请愿团”的要求。但袁世凯可能是“做贼心虚”抑或准备未当，6日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参政院宣达他的意见，一方面表示“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而“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其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又提出，“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袁的态度其实非常明确，即他要做“多数国民之公意”推举的皇帝，而此时之“国民公意”尚不够“多数”，故不能不有上述表示。如时人所论，“无非故作艰难，直逼出‘民意’二字”。有了袁的表态，拥袁称帝的急进派不敢怠慢，当即捏合各请愿团合组“全国请愿联合会”，19日向参政院请愿，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并解决国体问题，参政院当即决定接受。有了这样全国性“多数国民之公意”为基础，袁世凯的态度也不再含糊，9月25日咨复参政院，决定于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

舆论及民意支持是袁世凯称帝不能不做的表面文章，但对一向信奉以实力行事的袁而言，称帝与否关键在实力而不在舆论，因此他更看重中央和地方军政大员以及列强对其称帝的态度，以为只要有了这些方面的支持，则称帝必无问题。

袁世凯当政后，通过镇压二次革命，广为任用亲信人等，基本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以及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地方政权。因此，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高官，基本为袁党及北洋派，他们出于攀附心理，希图进一步获取高位，对袁的称帝图谋多表示支持，其中政界的梁士诒、朱启钤、张镇芳、周自齐、袁乃宽等，军界的段芝贵、雷震春、江朝宗等，对袁的称帝图谋更是大力拥戴，不遗余力。他们或上呈劝进，或公开请愿，一时间形成拥袁称帝的强大声势，致各级军政官员以为称帝即在目前，出于利害考量，亦纷纷或主动或被动地随大流表态拥袁，即便有些人内心对袁称帝不以为然，但在外间劝进压力下，也不敢明白表示自己的真实态度。

不过，拥袁称帝的主张一时固然成其声势，但从中央到地方，反对其称帝的也不乏其人。毕竟，在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之后，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重行帝制很难得到思想舆论界主流的认可，其中以梁启超发表的言论可为代表（见下节）。在北京政界和北洋派内部，也有不赞成袁世凯称帝的意见。如副总统黎元洪认为，称帝“障碍颇多，乱党既易于生心，外人尤难于承认”，因此，“总统之号不宜变更，继承之法当为厘定”，建议“莫若定总统世袭之制，既有君主之实而避其名”，“长治久安，莫善于此”。。与黎元洪同为非北洋派的农商总长张謇、教育总长汤化龙先后辞职离任，表示对袁称帝无言的反对。如果说黎元洪等人的态度在袁世凯看来尚出自“外人”，不足影响根本，而北洋派内部的反对意见则不能不引起袁世凯的注意。袁多年的老友、时任国务卿的徐世昌，对袁称帝态度游移暧昧，并未表示支持。在袁乃宽奉命向其游说后，徐不仅未给面子，反而在1915年10月坚请辞职。袁世凯无奈之下，只能任命陆徵祥代理国务卿。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袁最为看重的实力派军人中，陆军总长段祺瑞和江苏将军冯国璋对其称帝事亦迟迟未有劝进表示，阳为回避，阴为反对。此前，1915年5月，由于对袁世凯以大儿子袁克定把持统率办事处、削弱其兵权表示不满，段祺瑞以身体不适为由请辞。5月31日，袁世凯令给假两月，请其“善自珍重”，并令王士珍代理陆军总长（8月29日真除）。6月26日，袁又下令免去段祺瑞手下的头号心腹大将徐树铮的陆军次长职务，进一步削其羽翼。此举显然表示袁、段关系恶化，段祺瑞因此更不会对袁称帝表示态度。6月间，冯国璋进京谒见袁世凯，特意询及称帝诸事，袁以推心置腹之态告冯：“以余今日之地位，其为国家办事之权能，即改为君主，亦未必有以如此！……且自古君主之世传不数世，子孙往往受不测之祸，余何苦以此等危险之事，加之吾子孙也！……设他日有以此等事逼余者，则余惟有径赴外邦，营菟裘以终老耳。”冯国璋闻听此言，真以为袁或一时不至于称帝，不料随即筹安会出笼，帝制言论甚嚣尘上，使他颇为惊异，对袁不露真言很是不齿，开始对袁起离异之心，对称帝之举亦不作表示。在袁世凯派人反复游说后，冯国璋才对袁称帝勉强表示支持，但仍不十分积极。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三人被俗称为“北洋三杰”，而段、冯尤为其中翘楚，两人一则多年领兵中央，一则主政极其重要的江南地方，他们对袁称帝的消极态度，反映出北洋派内部对袁此举并非如表面劝进那般一致，实力派自有其考虑，不过格于环境暂时隐忍未发。

争取列强的支持，也是袁世凯实现其称帝图谋的重要方面。但因为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欧洲列强无暇东顾，除了在中国有重大经济利益的英国对帝制运动有较多关注外，其他各国对帝制运动的影响不大。对袁世凯称帝最为关注、并企图借机谋利的主要是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的近邻——日本。

袁世凯深知日本对其称帝的关键作用，因此在帝制运动发动之后，便多方打探日本态度，力求日本的支持，为此不惜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对日本作出重大让步。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胃口并不以“二十一条”为满足，而且日本对于中国政治的了解与涉足甚深，一向是多方联络，同时支持各个派别，以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轻易不会作出袁所期待之完全支持的承诺。在袁世凯筹划帝制的过程中，日本政府的态度阴晴不定，时而反对，时而赞成，使袁一时也摸不着日方的底。根据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向外交部的报告，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最初表示“只望中国有实力之政府以图治。现正渐见治安，似不须于名义多所更换”。袁世凯派出多人包括其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向日方疏通，说明“实欲极诚联日”。9月23日，大隈告陆宗舆：“大总统如果诚意联日，日本国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大隈此言更多的是口惠而实不至，但袁世凯却以为日本将坚定支持其称帝。同时，由于日本表态的刺激，原先担心实行帝制将影响中国政局稳定从而影响其在华利益的英国，出于与日本争夺在华主导权的需要，对袁称帝的态度转趋积极，英使朱尔典特意告袁：“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英日两国的表态，使袁以为得到了列强对其称帝的背书，从而加快了称帝步伐。

经过一番运作，袁世凯自以为对内摆平了各方诸侯，对外得到了主要列强的支持，对于称帝可以放手进行。但所有独裁者都有共通的弱点，即个人主观意识膨胀，无视客观世界的变化，袁世凯亦难逃于此。一方面，他自信部署周全，已无人有实力可以反对其称帝；另一方面，其手下的造势活动又大大膨胀了他的自信，使他真以为广受万民拥戴，只等加冕登基。然则如时论所言，民众对此“心实非之，而口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但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一叶障目，难瞭大势，袁世凯称帝的命运实于其初即已底定。

自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起，帝制运动的进行便如火如荼，愈演愈烈。“此事肇议之初，虽由于下面之鼓动，亦实因上峰已暗示主张，故一经发布，即有沛然莫御之势。”由于对反对舆论的钳制与镇压，使舆论一律，对帝制极尽赞美鼓吹，以至有了“悬崖转石不至地不能止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帝制派已经等不及循所谓正常程序办理，而极力鼓吹“立法贵简，需时贵短”，“尤以另设机关征求民意最为妥善”。10月6日，参政院根据“民意”，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决定国体”。10月8日，袁世凯据此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帝制运动由“学理讨论”转而进入实施阶段。为使称帝之举体现出“民意”基础，袁世凯作了缜密布置，梁士诒、朱启钤、段芝贵、杨度等以及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直接参与其事，负责通盘谋划，向各地发出文电，指导进行，其中部分重要文电必经袁世凯过目后方可发出。为了操纵选举，袁世凯下令成立了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专事所谓国民代表的选举及国民会议的召集等项工作。10月9日，国民会议事务局致电各省负责监督选举事务的巡按使，布置有关选举事宜，电称：“将来投票决定国体问题，必有全体一致之精神，方可以震动中外之耳目。然欲收此良果，必先于当选之人，悉心考究，确信其能受指挥，方入此选”；“及之决定国体投票之时，并宜多派干员莅场督视，庶几就我范围”；总之，“由贵监督随机应付。但望形式上无暇可指，既不过为法文所束缚，亦不显于法文相背驰，六辔在手，操纵随心，统由贵监督诸公会同担负完全责任，一切便宜办理。”此电确是不打自招，揭露出在袁世凯操纵下如何伪造拥戴其称帝的民意真相。大约袁世凯自己也知道其操纵选举民意的龌龊真相不足为外人道也，所以国民会议事务局两次发出密电，先是以此事“设或稍有泄漏，转蹈事机不密之嫌，而事关国本，密件若传于道路，尤恐贻政治历史之污”，“务望特派亲信人员严密保管”。俟选举结束后，又干脆提出：“此项文电，无论如何缜密，终贻痕迹，倘为外人侦悉，不免妄肆品评，更或乘史流传，遂留开国缺点。中央再四思维，以为不如一律查明烧毁，庶足以清积牍而免遗憾。”电文要求各省“万望赶速缜密办理”，无论中外各地方所来公私文电信函，一律由各省巡按使监督烧毁，其下发地方者，亦须查明件数，克期缴获，一同烧毁，并电告该局，以便查核。其急迫的灭迹之心暴露无遗。但历史的真相终无法掩盖，不等袁党完全销毁这些文电，反袁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党操纵选举、伪造民意的文电亦很快被公之于世。诚如梁启超所言：“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

无论其后的历史发展如何，至少在当时，由袁党操纵的国民代表选举还是在各省敲锣打鼓地开场。10月29日至11月21日，各省选出的国民代表先后举行决定国体的投票，在各省当局的监督下，全体赞成的结果可以想见。与此同时，各省当局又掀起了一波劝进热潮，劝进函电如雪片般飞至京师，对袁世凯极尽称颂之词，似乎非袁登帝位则苍生无救。12月10日，中央代表的投票亦告成。12月11日，参政院进行国体投票的总开票，结果共计1993名国民代表，既无人反对，也没有废票，全体如事先所预定，均“恭戴今大总统袁公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随后，在杨度和孙毓筠的建议下，参政院当即草出推戴书上呈袁世凯，恭请袁“俯顺舆情，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之后，当日即发出申令，首先表示“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可讨论之余地”；非常明确地点出了废弃共和、改行帝制的事实。但他接着又故作姿态，表示：“天生民而立之君，天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初无建树，……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他在申令中不能不提及当年致力维护共和的誓词，称：“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誉无可自解者也。”故最后称：“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我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袁世凯并非不想当皇帝，而是企图以洗刷自己背弃共和的事实，为自己立贞节牌坊，并以“民意”的反复推戴增加其称帝的“合法性”。果不其然，一切都在按照袁的计划而行，参政院接到袁世凯的申令后，当晚又呈上第二次推戴书，肉麻地称袁有经武（编练新军）、匡国（镇压拳民）、开化（办理新政）、靖难（成立共和）、定乱（戡定叛乱）、交邻（和睦外交）之“功烈”，“迈越百王”，“荡荡巍巍”，“今兹创业，踵迹先朝，不无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旧乘除之感”。推戴书专门为袁背弃维护民国的誓词辩护称：“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盖当日之誓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结论是“我皇帝惟知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的，初无趋避之成见，有何嫌疑之可言”。有了这份第二次推戴书，袁世凯以为“民意”的功夫已做足，12日他再发申令，恬言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宏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进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至此，袁世凯称帝的“法律”手续当告完成。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得意洋洋地接受了文武百官对其称帝之朝贺，开始以皇帝身份君临天下。还在袁称帝尚未通过国体投票前，内务部即在11月中旬开始筹备袁的皇帝登极事宜。12月1日，登极大典筹备处在北京举行开幕礼，由朱启钤任办事员长。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后，19日即下令正式成立大典筹备处，筹备皇帝登极大典。12月31日，袁下令定新朝年号为“洪宪”，决定自1916年1月1日起，将民国纪年改为洪宪元年。与此同时，袁世凯循过往开国帝王之惯例，大封群臣，12月15日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20日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为嵩山四友，21日封冯国璋、张勋等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等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等为一等伯，朱庆澜、李厚基等为一等子，张怀芝、卢永祥等为一等男；同时重申清室优待条件继续有效。为表示其不似前朝帝王之守旧，袁世凯又下令：今后各级官员谒见时不必跪拜，改行三鞠躬礼；“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所有从前太监等名目，着即永远革除，悬为厉禁。内廷供役，酌量改用女官。”殊不知，就在袁世凯兴高采烈地筹备登极大典，希冀早日过上皇帝瘾时，反对其称帝的潮流正由暗而明、由潜伏而公开，不等其登极大典告成，护国战争的枪声已经在西南边陲的云南打响，袁世凯要考虑的已经不是如何当皇帝，而是如何压服反对派，保持自己统治的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