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瓦德西蓄意扩大侵华战争

联军攻占北京一个月之后，联军统帅瓦德西姗姗来迟。9月21日抵达上海，25日至大沽。随后，他召集各国舰队司令官会议，认为为了保证联军在冬季的联系，有必要扩大对华战争的范围。

9月29日，各国舰队司令会议决定派运输船驶往秦皇岛，用快艇掩护部队登陆，并派一批战舰去山海关轰击炮台，以便在完成对秦皇岛的登陆之前吸引该处清军的注意力。不过，各国舰队司令会议同时决定，在对这些地方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同意专使禧在明（英国驻朝鲜总领事）的请求，派遣他前往山海关和秦皇岛，向该处的中国守军劝降，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双方的伤亡。当天晚上，禧在明在瓦德西元帅侍从武官鲍威尔上校的陪同下，乘“矮人”号军舰出发。

30日中午，禧在明等在山海关登岸，找到驻守那里负责指挥的记名提督郑才盛。郑才盛告诉禧在明，在滦州的俄国人发来电报说，他们打算于9月30日夜间或10月1日，至迟于2日占领山海关炮台。中国守军已经接到命令，定于当天下午撤离。

中国守军撤离后，由布里格斯海军少校率领的“矮人”号18名士兵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5座炮台及火车站。

10月1日晨，“矮人”号返回，将占领山海关炮台的消息向西摩作了汇报。西摩为了防止俄国人强行夺取山海关炮台，一面采取停火车、止电报等办法封锁消息，一面决定各国舰队于当天动身前往山海关增援，并派一支联合舰队驶往秦皇岛登陆。

10月2日，法国和意大利的军队顺利地占领了秦皇岛。10月3日，英国的1200名后援部队在芮德准将的率领下自威海卫基地乘运输船抵达，以取代英国军舰“矮人”号上登陆的部队，然后由这支1200人的后援部队分别驻守山海关和秦皇岛。瓦德西元帅指令芮德准将负责指挥山海关和秦皇岛两个地方的全部联军。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并没有很快控制住北京周边的形势，特别是由于有相当一批传教士在形势最严重的时候依然坚持在中国内地不回去，这样北京周边地区（特别是直隶省）的形势就随着北京的被占领而恶化。窦纳乐等各国公使和联军方面都得到报告说：到8月末，显然有中国基督教徒，而且或许还有欧洲传教士在直隶省内各个地区，他们在前两个月中对义和团或清军的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反抗，其中有些人仍然遭到围困，并有被屠杀的可能。

鉴于这样的形势，窦纳乐于9月1日致信外交团，建议所有各国公使要求指挥联军的各国将领，如有可能，组成一支别动队，目的是为了援救那些可能在周围容易达到的地区坚持斗争的基督教团体，并且通过转移清军和义和团的注意力间接帮助那些在较远地方的基督教团体。

各国公使会议讨论了窦纳乐的建议。俄国公使格尔思虽然完全同意窦纳乐信中的内容，但是他对各位公使表示，俄国军队已经接到命令，不得在北京近郊以外地区采取行动。就俄军来说，不可能为联军的这类行动提供任何帮助。与此同时，窦纳乐的这个建议也被提交到联军将领的会议上，俄国将军的发言与格尔思的看法如出一辙。

由于俄国的反对和行动的实际困难，窦纳乐要求联军出兵北京周边地区援救传教士和基督教徒、剿杀义和拳的建议只好暂时放弃。然而待瓦德西到达天津不久就发布命令，要求各国驻北京的将领协同派遣一支远征军自天津出发远征保定府。

瓦德西的命令与窦纳乐的建议不谋而合。然而现在的形势已经不是窦纳乐写信时的9月初，联军对北京的占领已经有一个多月，北京的形势已趋于稳定，北京周边的形势在清政府，特别是兼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的关照下也有了很大改观，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已经开始了议和谈判并努力劝说朝廷尽快返回北京，联军方面如果再向北京之外地区扩大征战，似乎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于是他们以彻底铲除义和团为借口蓄意扩大战争。

10月12日，英国将军嘎仕礼遵照瓦德西的命令，率领一支远征军离开北京和天津前往保定府和正定府，他们为自己寻找的理由是彻底铲除那里的义和团以及营救尚在那里的传教士，并将为那些当年7月在那里被屠杀的传教士向中国方面索赔以及进行报复。根据报告，此时在保定府和正定府的外国传教士及铁路技术人员和他们的眷属共约20余人。

联军远征保定府和正定府的消息于联军出发的当天就被中国方面所获悉，当天（10月12日）下午，李鸿章在与窦纳乐举行会晤的时候，首先询问为什么要派远征军讨伐保定府？窦纳乐答道：远征军的目的只是为了营救那些仍在保定府和正定府及其附近地区的外国传教士，并且对保定府城7月屠杀传教士的行为进行惩罚。李鸿章请窦纳乐转告联军统帅，清政府已就保定府、正定府的传教士的人身安全问题作了安排，他个人就曾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多次下令该地方官员严密保护各国传教士，他深信那些仍被关押、扣留的传教士将很快获得释放，而不致遭到伤害。

李鸿章的请求无法阻挡联军开往保定府的前进步伐，于是李鸿章立即以直隶总督的名义向直隶全省发出通知，命令所有官员协助远征军，并特别指示正在保定的直隶布政使廷雍令各军不得迎敌，并将军械收藏，“勿轻用武挑衅，致启不测之祸”，以免引发新的冲突。

这支远征军成员由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大约3500人组成，此外还有英国第16孟加拉骑兵中队、皇家第12野战炮中队、半个连的马德拉斯工兵等，英国部队由理查逊将军指挥。与此同时，一支同样性质的部队，但人数略多些，正由天津出发。当这两支部队会合之后，全军大约1万人，均由嘎仕礼统帅。

最先抵达保定的远征军为从天津出发的法国军队。遵照李鸿章的指示，廷雍已将保定变成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并派员礼迎法军入境。对于廷雍的举措，法军指挥官表示满意，“声称秋毫无犯，并无用武之意”，并信誓旦旦地宣称法国远征军将设法保护保定安全。法国军队的声明赢得了中国方面的信任，于是保定城头遍插龙旗和法国国旗，一派和平景象。

廷雍的善意与软弱并没有保证保定的安全。后续联军于10月20日抵达之后，迅速占领保定总督署，控制藩署司库，掳掠库藏银16万两。联军将保定划分为四段，由法、英、德、意四国军队“分段占据，我兵枪炮均被收去”，“四城亦派人看守，一切公事皆无从措手”，原先答应“保护”保定的法国军队对此“置若罔闻”。更有甚者，联军开始对所谓先前迫害和虐待外国传教士的行为进行有计划的报复，城楼或城墙的棱角被毁坏，邻近杀害传教士地点的东南城墙被打开一个缺口。联军还成立一个所谓的“国际委员会”，主持对直隶布政使廷雍、城守尉奎恒、参将王占魁进行审判，于11月6日以德、法、英、意四国名义宣布廷雍、奎恒、王占魁“纵庇拳匪，罪尤应杀”，将他们三人斩首，甚至“悬首枭示”，情形极为惨烈。南侵联军还向保定府进行敲诈性罚款14万两，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支付。关于联军侵占保定的情况，

在对保定实施报复行动之后，联军还以清剿义和团为名对保定四周城乡以及正定、完县、定县、永清、固安、涞水、易州、涿州等地进行骚扰，捕杀所谓的义和团民。南侵联军所至之处，一时皆变成刑场，死伤无数。

在四国联军南侵保定的过程中，联军还出兵进犯山西边境，不断向流亡中的清政府施加压力，以配合将要开始的议和。10月19日，南侵保定的四国联军攻打紫荆关，直接威胁山西。11月20日，法军先头部队进驻入晋门户获鹿，山西震动，迫使清军加强了山西另一重要门户井陉一带的防卫。12月10日，法军举兵西犯，进攻井陉，遭到清军顽强抵抗。1901年1月26日，法军又越过五回岭，直奔直晋边界广昌，威逼驻扎在广昌、紫荆关的晋军全部撤出。

瓦德西蓄意扩大对华侵略，其目的是为了在与清政府的议和中争取主动。3月8日，西犯德军兵分两路，在安子岭至龙泉关方向发动进攻，一路抢占有利山巅，向长城岭开炮，一路进犯铜钱沟。山西巡抚锡良虽加派兵力前往助防，仍抵挡不住德军的猛烈炮击，节节败退，致使长城岭、铜钱沟于当日中午同时失守。

南侵联军占据保定之后，不断派兵向保定东南方向，包括运河沿岸在内的广大地区进行骚扰，侵略锋芒直逼山东边境，引起了山东境内及东南各督抚的极大震动。1900年10月8日，南侵保定的法军出兵直捣献县，摧毁献县那些曾经参加屠杀基督教徒的中国人居住的村庄。10月20日及翌年2月19日，德军两次入侵青县，大肆抢掠，并将县城付之一炬。在此前后，德军还对运河沿岸的重镇沧州进行多次扫荡，驱赶清军，并由此继续南下，直逼南皮、盐山、庆云、吴桥等县及东光、泊头等镇，直接威胁山东的安全。

在惩罚保定、进犯山西、威逼山东的同时，联军为了驱逐由北京逃亡张家口的清军，以清除清军对在京联军的潜在威胁，也为了对这一地区惩罚教会的行为进行报复，1900年11月12日，由德、意、奥三国联军出兵北犯张家口。联军所到之处，凡有义和团活动过的村庄，无不被焚毁；烧杀奸淫，气势汹汹。17日，联军侵入宣化城。18日，联军抵达张家口，在那里驻扎了6天，至23日，满载勒索及抢劫来的财物撤离张家口，返回北京。

联军侵占北京之后，各国军队陆续派遣部队四处出击，进行所谓的“讨伐”，给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自1900年12月至第二年的4月，联军共出动46支远征军（其中35支为德军）到北京周边地区进行“讨伐”骚扰，西到直晋边境的娘子关、紫荆关，西北到张家口，南到直鲁边境，联军先后侵占保定、张家口、正定、井陉及山东边境等地，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对当地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直到1901年5月，联军的军事行动才逐步停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