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大沽失守与清政府仓促宣战

在联军方面看来，西摩联军之所以在京津的道路上行进困难、动作迟缓，主要是它的后路被清军所控制，后援部队不能及时提供支援。从军事战略上看，为了打通天津通往北京的道路，联军必须设法占据大沽炮台。

一、联军强占大沽炮台

大沽位于天津东南、海河入海口的南岸，东临渤海，北靠京山铁路，是北京通往海洋的东大门，又是天津之屏障，是海上通往天津的必经之路，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大沽口自明朝起开始设防，中间虽有变化，但其地位一直引起中国军方的重视。当八国联军组成的时候，驻防在大沽口的清军约有3000人，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为驻守大沽口的最高指挥官。此外，还有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率领的“海容”号巡洋舰和“海龙”、“海犀”、“海青”和“海华”4艘鱼雷艇停泊于大沽口内。

联军将领试图占领大沽炮台的计划最初无法获得各国领事的支持，各国驻天津领事担心，立即进攻大沽炮台将会激起中国军民更加猛烈的反抗，从而使外国人和外国军队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倘若联军执意夺取大沽炮台，那么联军将要为每个在内地的外国人签署死刑证。因此，领事们主张即便确实需要占领大沽炮台，也必须“缓占”。

然而各国海军将领们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指出：在中国需要保护的外国人有四类，即分散在各地的传教士、处境危险的西摩联军、在北京的外侨和在天津的外侨，如果延迟行动，并不意味着能使传教士和外侨的安全得到保障，反而会使西摩联军的处境更加危险；反之，如果迅速夺取大沽炮台，一则可为挽救西摩联军打开交通路线，二则能为后继的大批联军取得登陆的据点，三则可以排除驻大沽炮台的清军对各国舰队的威胁。有了部队，才能“代剿团匪”，才能真正保证传教士和外侨的安全。更何况，这些将领把挽救自己的派遣部队不致被歼视为军人的“首要天职”和“最紧要的义务”。

各国将领执意强占大沽炮台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津京地区的局势日趋危急之后，清军确实从山海关向大沽炮台增兵，并在大沽口水面部署了大量的水雷，将铁路、电线有计划地进行了破坏，有意阻止各国军队在此登陆。6月16日，俄军水师参赞副提督曾当面指责罗荣光称，“拳民焚毁教堂，中国并不实力剿办，且海口已安水雷，明系有与各国为难之意。”在这些各国将领看来，清军的作为显然是一种“助匪为虐”的不合作态度，“实与各国有碍”。基于这些事实和判断，各国将领必然将大沽炮台视为自己必须占领的军事要地。

攻打大沽炮台，本是各国海军的联合行动，但在这一行动中俄国军队表现得最为积极、最为迫切，实际上充当了这次行动的主谋和元凶。俄国军队的目的是想尽快提高俄军在联军中的地位，以此削弱英国在联军中的影响。俄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强调，如果俄国运送派遣军前往中国，俄国就必须主宰北直隶湾的登陆地点和前往北京的铁路，就应该在大沽设立前进基地，应保证把大沽和至北京的铁路沿线建成主要的据点。驻扎在旅顺口的俄国远东司令阿克谢耶夫也认为，既然英国的西摩将军已经取得首批进京联军的统帅权，那么攻占大沽口的联合舰队就应该由一个俄国军官来指挥，以便与企图担任领导角色的西摩将军相抗衡。

俄军方的建议得到了俄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于是俄国军队凭借地理优势，迅速指派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基利杰勃兰特海军中将立即从旅顺口抽调1600名官兵星夜向大沽口转移，以便作为进犯大沽口的联军主力。

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基利杰勃兰特是当时各国驻大沽口海军将领中级别最高的军官，且年岁居长。俄军事当局之所以任命他率领军队前往大沽口，实际上是期望他能够成为联军进攻大沽口的最高指挥官，夺取联军的指挥权。基利杰勃兰特到达大沽之后，一方面派人详细侦察大沽炮台的布防情形，一方面加紧与各国舰队指挥官串联勾通，两次邀集各国海军将领到俄旗舰“俄罗斯”号巡洋舰上开会，密谋进攻大沽炮台的具体措施。基利杰勃兰特没有辜负俄军事当局的“期望”，他确实充当了后来进攻大沽炮台的联合舰队司令。

基利杰勃兰特于6月15日主持驻大沽各国海军将领会议。会议记录中说：已经见到许多中国军队调动，有切断津沽铁路的企图，在白河口也布置了水雷。会议决定必须采取措施保全铁路并保护天津外侨，于是迅速占领大沽炮台的主张便自然很容易地获得各国将领的一致同意。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军队的动向毫无疑问带有敌对的性质，大沽炮台的清军企图遏制外国军队继续在大沽口登陆，从而使天津、西摩联军、北京的情势日趋险恶，特别是在大沽以及通往天津的道路上集中了大量清军，这一切都促使他们下决心立即夺取并占领大沽炮台，然后以大沽炮台作为联军大举进攻中国的滩头阵地。不过，当天的会议并没有就夺取大沽炮台的行动作出最后决定，但显然已经为这一军事行动进行了准备。会议之后，300名日军立即被派往塘沽，占领塘沽火车站；250名俄军和法军被派往溯铁路线而上的军粮城火车站，企图控制津塘之间的交通联络，保障进入海河的水路畅通无阻。

各国海军将领在第二天上午于“俄罗斯”号巡洋舰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缜密的分析，以为清政府已经从先前对义和团的镇压转为同情。为了控制局面，为了有效地保障外国人的安全，他们最终决定不惜代价，夺取对于整个战局至关重要的大沽炮台。会议限定中国驻大沽炮台守军投降的时间为17日凌晨2时，并决定将这份经各国军舰司令或舰长签字后的会议记录送交直隶总督裕禄和大沽炮台的中国守军将领罗荣光。

16日上午的会议大约于11时结束。之后，各国海军将领就对兵力部署进行了周密的安排，计划兵分两路攻击大沽炮台。

联军强行攻占大沽炮台的意图没有得到美军的支持。美国驻华舰队司令恳布夫早在6月14日就通知英国海军上将布鲁斯说，他未被授权向一个与美国保持着和平的国家发动任何战争的行动。15日，他以不能侵占清政府的财产为理由，向联军宣布美军拒绝参加对塘沽车站的占领。16日，他拒绝在“最后通牒”上签字，不愿参加对大沽炮台的联合进攻。但是，美国军舰“莫诺卡西”号的舰长崴兹已收到命令要保护美国的利益，所以，在联军与清军正式开战的时候，同意收容大沽和塘沽的外侨。他同时宣布：一旦美军受到清军的攻击，他将认为那就是宣战，他便会当即采取相应的行动。恳布夫对其他各国进攻大沽口的不合作立场得到了美国总统麦金莱的支持，他们的理由是：美国并未同中国作战，因此联军这种“敌意的示威”会加强义和团对西摩联军和所有外国军队的抵抗，从而进一步激怒清政府，促成“排外分子的团结”，使本来已经十分严重的局面更加恶化。

不幸的是，在后来的战斗中，本未参加进攻大沽炮台的美国军舰“莫诺卡西”号仅仅收容了大沽和塘沽的外侨，却首先被清军的炮弹所击中。由此，恳布夫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战争状态，于是他开始与其他国家的海军军官们合作，进攻大沽炮台由“七国联军”变成了“八国联军”了。

已有足够心理准备的罗荣光收到联军的最后通牒时并未惊慌失措，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联军的武力要求。他一方面下令各炮台马上投入战斗准备，一方面立刻派专人赴天津向直隶总督裕禄报告最新情况。与此同时，罗荣光还派专人通知驻守在大沽的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请其命令各鱼雷艇管带赶紧预备战事，到时由海神庙夹攻，与炮台守军共同迎击联军的进犯。

6月17日零时50分，距最后通牒限定的时间还有70分钟的时候，驻守在大沽炮台的清军“以攻为守”，向联军舰队开火。大沽炮台守卫战中究竟是谁最先开炮，中外记载及研究者的论著说法不一。外方论著及记载多谓中方首先开炮，如英国“安第蒙”号军舰指挥官于事发第二天（即1900年6月17日）从刘公岛致英国海军部的电报就称是大沽炮台的中国军队首先向联军舰队的各军舰开火。而中方的记载及论著多谓联军最先开炮。此据马士的分析，中国守军“以攻为守”率先开炮似乎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联军既已下了最后通牒，就没有必要在最后通牒的时限之前再寻衅。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尤其是罗荣光的报告指责联军先开炮，可以看做是罗荣光在当时条件下不得已的说法。因为既然清政府绝不会允许中国军队首先开衅，那么罗荣光便没有必要承认是他下令首先开炮。而从罗荣光在战前的表现看，当他知道既不能将炮台如联军最后通牒所要求的那样交给联军时，那么他的唯一选择除了“以攻为守”外，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呢？紧接着，联军舰艇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的炮火攻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尽管中国守军浴血奋战，视死如归，但终因后无援兵，大沽炮台在17日早晨5时30分开始陷落。英国军队最先攻占西北炮台和北炮台。之后，南岸两个炮台受到腹背夹攻，终于不支，遂于6时30分失陷。罗荣光收集各营台余部，打通后路，退至西南新城。

大沽之战，中国失掉了炮台，但是中国守台将士在战斗中却表现了英勇无畏、可歌可泣的精神。主将罗荣光身先士卒，副将韩照琦挂花负伤，为国捐躯的将士有90人，负伤者达千余人。据联军目击者描述，在他们所攻占的所有炮台的大炮附近都发现有断手、断脚、断头的英勇捍卫者，沿着胸墙到处都躺着已经死亡或负伤的中国守台将士。

在大沽炮台失守后约3个小时，法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代表列强向直隶总督裕禄提交了照会，内容与联军海军军官送给罗荣光的相同。照会的日期标为16日，实际送交时间是17日10时以后。显然，列强有意防止裕禄从天津派兵救援大沽。

列强的卑鄙伎俩高估了裕禄。裕禄事前虽然没有收到列强的照会，却已通过罗荣光差专人前来报警而获知了消息，他却以“力顾津郡”为理由，没有派兵援助大沽。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沽失陷，裕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除了裕禄之外，对大沽失陷负有直接责任的还有当时驻守在大沽的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叶祖珪事前也曾得到罗荣光的通报，罗明确要求叶在战斗打响之后能够给大沽守军以必要的协助。然而当战斗真的打响之后，叶祖珪却贪生怕死，竟然不顾军情危机和广大官兵的抗敌要求，强令舰队不准开炮，并带领舰队仓皇逃命。结果，悬挂海军提督旗的中国二级巡洋舰被联军各舰队司令扣留在大沽口外，在17日晨举行的谈判中，叶祖珪同意中国军舰与联军舰队一起熄火抛锚。中国最大的巡洋舰“海容”号和三艘鱼雷艇实际上均被联军俘获。

二、假照会将中国推向战争

大沽炮台的失陷，使京城大门洞开，联军便有可能源源不断地从这里登陆直达京城，这对中国当然是巨大的危险。因此清政府将联军攻占大沽炮台视为各国对华宣战，并由此立即展开敌对行动。

清廷决定对外宣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政府内部也有比较复杂的争论。那些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官员如许景澄、徐用仪、袁昶、联元、荣禄、奕劻、王文韶等，以及地方督抚中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都坚决反对清廷与外国列强开战。他们认为八国联军之所以发动侵华战争，根子在于义和团盲目仇外，八国联军只不过是“情急而图自卫”，并愿意帮助清政府“代剿拳匪”而已。这些反战派认为清政府不仅不应该与这些外国结仇，而且应该充分体谅列强基于出兵保护其使馆、帮助清政府“代剿”义和团的心情，痛下决心，尽快平定义和团运动。在他们看来，只要清政府能够有效地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就会自动退兵，眼看就要烧到京城的战火就会自动熄灭，清政府就必然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这些反战派连上奏折，不断要求政府着力“安内”，采取有效措施镇压义和团。6月14日，张之洞、刘坤一联名电商裕禄，拟以三总督的名义联衔会奏，“请旨痛剿”义和团。同一天，袁昶与许景澄联名致函荣禄的亲信幕僚樊云，请荣禄“先清城匪，再图外匪”，自行剿除义和团。

反战言论在朝廷中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光绪帝在戊戌政变之后，或许真的看到慈禧太后废帝立储的阴谋一再被列强所抵制，因此他感觉到八国联军真的能打进北京，对于他恢复权力可能不无好处。所以，他支持朝野中的反战主张。

光绪帝对八国联军的期望不无由来。慈禧太后之所以由主和走向主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担心她的权力可能会因八国联军的入侵而受到损害，而列强在决心出兵中国的时候，光绪帝也确曾有过废黜慈禧太后、恢复自己权力的想法。因此，当反战的言论一出现，便立即遭到清廷内部以端王载漪为首的后党顽固官僚的坚决反对。

端郡王载漪是大阿哥的父亲。在载漪等人看来，当时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废帝立储，他们对于不断阻挠废帝立储的列强十分恼火。他们主张安内必先攘外，主张利用义和团排外情绪去报复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乘机废帝立储。他们计划一旦完成废帝立储的大事之后，再回过头来集中兵力、集中精力去镇压义和团运动。到那时，哪怕割地赔款损失再大，但废帝立储已成既成事实。“当宣战之日，故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移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日月明概，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侮辱一胜之不可幸邀也，天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主战派的目的也不怎样光明正大，他们并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为了他们小政治集团的私利；他们并不是真的支持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而是利用义和团的仇外情绪去实现自己政治集团的私利。

出于对自己最大利益的考量，慈禧太后当然从感情上比较倾向于主战派的看法。但是作为清廷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也无法仅仅从感情出发去制定政策，事实上她一直在战和之间摇摆不定。在没有得到列强在大沽炮台开衅的报告之前，虽然对义和团的态度是时剿时抚，但她对列强并不敢真正得罪，一直设法向列强乞和却是始终如一的。即便到了列强的所谓“使馆卫队”和西摩联军相继进发北京以后，慈禧太后虽然比较倾向于主战派的意见，倾向于如果列强首先开衅，中国将不惜一战，但她依然不愿扩大事态，依然寄希望于能够有效地镇压义和团，从而迫使列强没有理由继续用兵。

慈禧太后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事态的发展并没有按照她的愿望去进行。一方面义和团运动没有因为清廷的镇压而平息，反而在所谓“使馆卫队”进京之后，尤其是西摩联军出征之后承担了抗击列强、阻挠联军的重任；另一方面，联军在面对义和团抗击，甚至遭到清军阻击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向北京进兵，其气焰反而更加嚣张。

面对这种情况，慈禧太后于6月16日电召善于与列强周旋的两广总督李鸿章立即进京，并于同日下午召集有百余人参加的御前会议，研讨对策。

在这次御前会议上，以载漪为首的主战派和以荣禄、许景澄、袁昶为首的主和派围绕着对八国联军是战还是和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分别站在不同的方面，直接对立。

主和派为了争取主动，抢先发言。他们反复强调中国的力量太弱，不足与列强抗衡。如果真的与外国开战，等待中国的只能是亡国。吏部侍郎许景澄说：中国与外洋交往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东交民巷使馆，义和团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倘不测，真不知宗社生灵将置诸何地？

太常寺卿袁昶接着说：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

太常寺少卿张亨嘉说：义和团决不可恃。

或许张亨嘉的说法太过绝对，立即引起一番争论。仓场侍郎长萃大声说：“此义民也！臣自通州来，通州无义民不保矣。”

长萃的说法来自亲眼目睹，于是很快引起载漪、载濂及户部侍郎溥良等人附和。他们都认为，人心不可失，现在应该利用义和团的热情与列强决一雌雄。

在这种情况下，光绪皇帝按捺不住谈话的兴致，他声称：人心不足恃，只能更加添乱而已。今人喜言兵，然自甲午一战，创巨痛深，效果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诸国合而谋我，何以御之？

对此，载漪反驳道：“董福祥剿叛回有功，以御夷，当无敌。”

光绪帝道：“董福祥骄难用，敌器利而兵精，非回之比。”

侍讲学士朱祖谋也认为董福祥不过是一个无赖，根本不足以成事。

按照主和派的意见，清政府目前的唯一政策选择就是痛下决心，坚决镇压义和团，捕杀首要，惩儆协从；并派人前往各国使馆表明政府的心迹，请求公使阻止添调外兵来华。还有的主和派官僚请清廷考虑调袁世凯、刘坤一等人率军来京以维大局。

此次会议之后，慈禧太后命令总理衙门大臣那桐、许景澄等出城前往马家堡以南，劝阻西摩联军不要入侵北京。如不听命，即派董福祥军前往阻拦；再不服阻，则决战。太后大有先礼后兵的意思了。

此次御前会议使慈禧太后在和战问题上更加倾向于战，更加依靠主战派。

主战派首领端郡王载漪为了促使慈禧太后早下宣战的决心，竟然于16日晚煞费苦心地伪造了一个列强的“归政照会”，派遣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于午夜时分呈交荣禄。荣禄见信，信以为真，遂于次日黎明速呈慈禧太后

虽说“归政照会”是伪造的，但在当时这个伪造的“照会”模仿列强的口气要求慈禧太后将权力交还给光绪皇帝，确实触及了慈禧太后的痛处。《归政照会》虽然是假的，但归政的想法在外国人中是普遍的。1900年6月19日上海《字林西报》发表社论，主张驱逐西太后及亲信党羽出北京，将政权交给光绪帝。慈禧太后一见照会，既悲且愤，她对洋人的恼怒一时压倒了她对洋人的恐惧，必须对洋人宣战、一决雌雄的底案便在心里基本形成，于是她在当天立即召集第二次御前会议，再次讨论是否宣战的问题。

在17日召开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主和派再次争取主动，重申清政府无论如何不能依靠义和团这些“乱民”去与列强抗争，否则自取灭亡。

光绪皇帝也在这次会议上强调，用人心去抵御外侮本来就是一句空话，更何况义和团是一群乌合之众，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民心，那么又怎能指望他们去与敌人血肉相搏呢？光绪帝强调：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

主和派，尤其是光绪皇帝的言论无疑激怒了载漪等人。他们实在忍不住，遂群起而驳之。他们大肆吹嘘义和团是如何如何的英勇无敌，义和团的法术是怎样怎样的灵验等。不料户部尚书立山举出许多事实，证明义和团的法术并不灵验，根本不具备载漪等人所吹嘘的那种神奇的力量。

立山对义和团法术的揭露使载漪等人十分恼火。载漪气急败坏地立即回击立山道：“用其心耳，何论术乎！立山敢廷争，是且与夷通，试遣山退夷兵，夷必听。”立山也不让步，反唇相讥道：“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不习夷情，且非其职。”慈禧太后调解，叫双方不要争吵，载漪却大骂立山是汉奸。立山起而抗辩，会议气氛骤然紧张。后党官僚20余人面对此景此情，乘机起来“痛哭合词面奏”，皆同意载漪利用义和团宣战的主张。

此次御前会议上，载漪等人的气势占了明显的优势，他们的宣战主张进一步鼓励了清晨就被伪造的归政照会吓坏了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遂取出伪造的照会当众宣布：“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但对于第四条“勒令慈禧太后归政”，慈禧太后并没有当众宣布。她接着说：“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听到这些话，不禁顿首，咸曰“臣等愿效死力”。

她接着宣布：“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恽毓鼎是会议出席者之一。慈禧太后宣战的决心由此而定。

这封伪造照会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光绪皇帝的态度，特别是“各使以兵马钱粮统归管辖为要挟”，肯定会对其原先主和的认识产生影响。据总理衙门章京邹嘉来的观察，联军不顾清政府的劝阻一意进攻北京和各国使节以接管中国兵马钱粮为要挟这两条对清政府高层态度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连光绪皇帝也一度表示：如果确实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那么也只好作“背城之举”，因为毕竟“宗社生民所系至重”。

17日御前会议一结束，清廷即派徐用仪、立山、联元等前往各国使馆说明清政府的立场，希望各国公使劝阻联军进京，声称“如必欲开衅，可即下旗归国”。清政府不惜与列强一战的态度已基本明朗。

然而就在主战派得意洋洋赢得慈禧太后支持的同一天，清廷收到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请总理衙门转奏的电报。刘、张等人在电报中坚决反对清政府对列强宣战，力主严厉镇压义和团，声称政府在镇压义和团的问题上如果再迟疑不决，不利用自己的力量“速剿”，则势必引来各国的干预，一旦各国的军队“大至”，越俎代谋，那么中国也就祸在眉睫了。对于清廷内部一些人主张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御敌的建议，刘坤一、张之洞在电报中也予以驳斥。他们指出：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当追。希望政府在利用义和团的问题上慎重考虑，谨慎行事。

刘坤一、张之洞的电报在清廷内部引起极大的反响。袁昶等主和派深感得到刘、张两位封疆大吏的支持，局面或许会有所转变。于是他们迅速起草《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力陈对义和团“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并建议朝廷责成荣禄“得以便宜从事”，准其对义和团“格杀勿论”。

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影响下，主和派积极活动，慈禧太后遂于6月18日第三次召集御前会议，再次讨论和战问题。

在此次御前会议上，由于有了昨天慈禧太后的宣战决心，主战派的势力占优势。载漪等人不顾国际惯例和许景澄等人的反对，主张首先攻打使馆，希望以此威胁各国公使，从而达到“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的政治目的。载漪这一政治短视的外交手段由于极为符合慈禧太后此时的心情，因而当即获得批准。

主战派攻打使馆的主张荒唐至极，实行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主和派对此绝不能听之任之，他们群起而反对。几乎一直沉默不语的军机大臣王文韶也“以一旦开衅，何以善后”为由，请太后三思而后行，认为绝不能听信主战者这些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总理衙门大臣联元“顿首亟言”：假如攻打使馆，势必危及公使们的安全，那么日后联军进京，北京城必然会因他们的复仇情绪所激励而被杀得鸡犬不留。

主和派的这些话引起慈禧太后反感，她禁不住拍桌子大骂道：你们这一套我早已听厌了，假如你们真有本事，何不去劝说各国公使阻止联军入城，“否则且斩若”。

在双方相争不下的情况下，慈禧太后自然无法就立即宣战作出最后决定。她在此次会议结束时，命令户部尚书立山陪同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许景澄等人前往使馆劝说公使阻止联军继续向北京进兵，暂缓宣战。

立山不是总理衙门的官员，但显然他很得慈禧太后的宠信。他们一同来到英国驻华使馆，拜会英国公使窦纳乐，转达清政府的建议。他们首先向窦纳乐表示了清政府对义和团骚乱所感到的遗憾，然后进一步说明义和团对联军所进行的任何反抗不应被解释为得到清政府的赞同，因为清政府不能阻止它。不过，他们也向窦纳乐保证说，现在即将恢复平静。由此他们建议各国援军应留驻在距北京大约12英里的黄村车站，不要冒险挺进北京。

窦纳乐明确拒绝了立山等人的建议，对于义和团与联军的冲突，窦纳乐表示相信立山等人的解释，承认清政府应该没有支持义和团对联军进军北京的阻挠，不过他接着威胁立山等人说，如果清军一旦被发现进攻联军，那就将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于此次来访的真实目的，窦纳乐一直感到困惑不解。窦纳乐的猜测是，最简单而且也许是最可能的解释是，清政府中的主和派被允许借谈判和讨论来宽慰自己，而他们的反对除了使那些谈判和讨论毫无效果及毫无用处之外，无意让他有任何收获。

可惜的是，窦纳乐的这种认识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在当时，他并没有理解立山等人来访的真实用意，更没有帮助这些所谓“主和派”去劝阻联军继续向北京进军。反过来，他如果当时真的理解立山等人的苦衷，真的能够帮助这些所谓主和派去劝阻联军进一步向北京进军和增兵，那么清廷内部的政治格局或许将是另外一个结果，慈禧太后执意“与世界为敌”的事情估计也就不会出现。然而，假设永远无法替代后来发生的残酷的事实。

三、裕禄的报告促使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立山等人的努力没有换来各国公使劝阻联军进京的承诺，而第二天直隶总督裕禄却传来了联军限时要中国守军将大沽炮台交给联军“收管”，否则联军将用武力强行占领的消息。裕禄的报告说：本月17日接到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的一封照会，称“其要意，乃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至明日早两点钟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伊等收管，逾此时刻，不愿善交，则各国水师提督、统领即当以力占据”等语。其实，裕禄收到这封照会的时候已经得知联军用武力强占了大沽炮台，中国守军损失惨重，但是裕禄为了回避自己不出兵援救的责任，他在这封奏折中故意不报告大沽炮台已被联军占领的事实，而仅仅说是法国总领事杜士兰代表各国军事指挥官要求清军交出大沽炮台，这样给清政府统治高层的印象是：列强欺人太甚，竟然向中国索要大沽炮台。从战略上说，大沽为海口重地，也是守卫北京的重要门户，如果将大沽炮台交给联军收管，实际上就是将进入北京的大门钥匙交给了联军。对于联军的这一蛮横要求，清政府最高统治层不禁感到列强太过咄咄逼人。如果同意了这一要求，就不止是丧失北京的一个重要屏障，而且此后的政府也只能在列强的卵翼下苟且偷生，所谓的清政府也只能是洋人的朝廷，洋人一定会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慈禧太后获知这一消息后，为了寻找应对办法，于当天下午在仪銮殿紧急召集第四次，也是决心向列强宣战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

由于在御前会议召开的时候慈禧太后和朝中大臣似乎尚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经沦入联军之手，他们的讨论还是以联军索要大沽炮台为前提。直至6月20日（五月二十四日），清廷仍发布上谕，要求裕禄报告联军索要大沽炮台的最新进展，仍不知道大沽炮台已被联军占据。上谕说：“裕禄于二十一日（17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战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现在招募义勇若干？能否节节接应？拳民大势又是如何情形？著即迅速咨明总署转呈，并遵前旨随时驰报一切。”由此可见，清廷在召开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时仍以列强索要大沽炮台为前提，以为仅仅是外交争端一类的事情，故而比较容易取强硬的态度。大臣们普遍认为，联军索要大沽炮台将要引发政治危机，权衡利弊，他们所能作出的决定就是必须坚决拒绝列强的这一蛮横要求，至少在外交上要作出准备破裂的姿态，以期待列强能够回心转意，放弃这一蛮横的主张。慈禧太后根本无法顾及再让官员们就宣战的利弊得失进行讨论，决定对外宣战。她声称：在各国公使未请“归政”以前，她尚有严惩义和团的想法；“乃归政之事，朝廷自有权衡，非外人所得干预也。况当今体素称弱，垂帘听政，本系不得已之举”，外国人对此无权说三道四。至于各国公使干预她的听政之权，干预中国内政，更系“狂悖已极”。显而易见，慈禧太后匆忙决定向列强宣战，除了列强索要大沽炮台等直接的刺激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最担心的依然是列强的军队一旦进京，就会利用他们的军事、外交力量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强令她将政权归还给光绪皇帝。这是慈禧太后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因此，她反复强调，她之所以决定向列强宣战，实在是有“不得已之苦衷，非臣子所知”。

慈禧太后执意向各国开战的另外一个理由，应该说与义和团的活动有关。义和团运动经过清政府早一段时间的打击和招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清政府手中的一个砝码，慈禧太后似乎也知道义和团所渲染的那些法术并不一定可信，但是当外来压力不断加大的时候，她自然想到利用义和团这个砝码去进行平衡。因此，当此次御前会议有大臣对义和团的法术表示担心、以为不足恃的时候，慈禧太后明确告诉大家：“法术虽难尽恃，人心自有可凭；此时若再失了民心，真不能立国了。”总之，慈禧太后不希望出现腹背受敌的局面，她要在列强与义和团之间保持适度平衡。

当19日御前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慈禧太后命令许景澄等给各国使馆送去照会，宣布“因彼水师提督，塞我大沽口门，占我炮台”，限各国使臣在24小时之内“下旗出京回国”，由清政府派兵护送到天津。光绪皇帝不赞成与各国轻易开战，闻言不禁惊慌失措，绝望中顾不得君臣之礼，匆忙拉住许景澄的手连说“更妥商量”。慈禧太后见状似乎也觉得皇上的做法有失君臣之礼，遂怒斥道：“皇帝放手，毋误事。”侍郎联元见状声泪俱下，苦苦哀求慈禧太后再冷静地考虑考虑，如果一定要宣战，也只应该向挑起此次传教士事端的法国宣战，他说：“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亦启自法，即战，只能仇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如是，国危矣。”联元的哀求无法打动慈禧太后，与列强决裂已成定局。

6月19日下午5时许，总理衙门向11国驻华使馆及关税处送去12份同文照会。照会称：现据直隶总督奏报，法国总领事杜士兰17日照会直隶总督称，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至明日早2时将大沽口各炮台交给伊等收管，逾此时刻，即当以力占据等语。闻之殊为骇异！中国与各国向来和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义和团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各眷属人等在此使馆情形危险，中国实有保护难周之势。“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往天津，以免疏虞。除派拨队伍沿途护送并知照地方官放行外，相应照会贵大臣查照可也。”按照这个照会的意思，清政府由于北京纷乱情势，难以保护11国公使及其属员以及总税务司的洋员在北京的安全，将在24小时之内护送他们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显然这是出于保护使馆安全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