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西摩联军受阻及其溃败

随着京津地区特别是京城局势的急剧恶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荣禄至颐和园痛哭，力请慈禧太后还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遂于6月9日早晨从颐和园匆忙赶往宫中，召集大臣会议，讨论局势及对策。

荣禄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虽然有心继续剿灭义和团，平息局势，但随着京津地区局势的持续恶化，尤其是列强的不断进逼，他们的意见在此次会议上已不占主导地位。相反，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主抚派在会上假借“御侮”的旗号，力言招抚义和团共御外侮。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赞同，于是会议决定不再对义和团进行剿除，命令董福祥军从南苑进驻北京城里，并任命端王载漪为总理衙门新任首席大臣，实际管理总理衙门的日常事务。另外一些主抚派骨干如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那桐等满洲贵族中著名的保守人物在总理衙门上行走。这些结果意味着主抚派的暂时胜利。

端王载漪出任首席军机大臣等重要人事变动的消息当天就被各国公使所获悉，这一系列变动引起了各国公使的普遍不安。他们认为，总理衙门新任首席大臣端王实际上是义和团的首领，所有情报都表明端王载漪是宫廷内设立义和团神坛的主要支持者。端王和其他几位获得任命的官员在先前并没有主持过外交事务，外交团对他们也不是很了解。他们在任职之后既没有对各国使馆进行例行拜访，而各国公使或许是受那些传闻的影响，也不愿意主动与他们进行接触，于是中外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各国公使在传闻的诱导下普遍认为，由端王出任首席大臣便意味着在北京的外国人的处境更加危险，也意味着总理衙门此后与朝廷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总理衙门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多少会考虑到外国人的利益，而极可能变成一个执行清廷排外政策的工具。因此，美国公使康格甚至提议各国公使不应当承认这一人事变动。

一、西摩联军强行出发

清廷的最新决定引起了公使团的高度恐慌，窦纳乐于当天晚上8时30分致电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及英国舰队司令官西摩将军，告诉他们北京的局势正每时每刻地变得更加严重，必须派部队登陆，立即为联军大规模进军北京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在贾礼士的请求和安排下，各国驻天津领事和海军司令官立即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窦纳乐所提出的立即安排卫队前往北京的紧急要求。日、意、奥、美等国领事和司令官同意和英国军队一起派遣所有可能使用的士兵充任卫队，保护正在修复铁路的筑路人员，并为救援各国使馆而逐步向前推进。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西摩便率领军队由塘沽乘船向天津进发，其他各国军队也连夜由大沽口外的军舰换乘炮艇或鱼雷驱逐舰向塘沽转移。

6月10日清晨，西摩率领的联军抵达天津，他们立即威逼直隶总督裕禄下令修通铁路，并为陆战队准备开往北京的火车。他们甚至扬言：如果裕禄不能答应他们的这个要求，他们将采取必要的手段夺取一列火车。面对联军及领事们的压力，裕禄表示：他在未得到朝廷的许可之前，无论如何无法同意外国军队乘火车进入北京。有了裕禄的态度，铁路局当然不肯为联军调度火车，他们的理由是铁路被义和团破坏了，开往北京的火车无法运行。

中国方面这些消极的手段根本无法阻止联军向北京进发，英国人和德国人自己跑进车库，抢占了机车，并派上了自己的司机。上午9时30分，西摩率领英、美、奥、意等国500名全副武装的联军乘坐第一列专列向北京进发。这列车除一节车厢装有速射炮、野炮等重武器外，许多车厢装有准备修复铁路的材料和工具；除了军人，还带有几名英国工程师、司机，并强迫70多名中国劳工随行。他们计划如果真的遇到被义和团破坏的铁路，他们就边修复，边行进。

上午11时，由英、德、日、法、俄等国600余人组成的第二批联军也乘专列向北京方向驶去。这一天，联军共从天津开出3列火车，共运送联军2053人。在此后的两三天内，向北京运送的联军与武器不断增加。

西摩联军出发时准备并不充分，他们自信凭借他们的装备应该很快就能够冲进北京，甚至打算赶到北京公使馆吃晚餐。因此，海军陆战队只带了二三天的粮食，每名士兵也只发给200余发子弹。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太低估义和团和清军的反应和能力了。

西摩联军出动的消息传开后，很快激起义和团和部分清军的强烈愤怒。京津铁路沿线的义和团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拆毁铁轨，搬走枕木，迫使联军边修路，边行进。西摩联军在第一天虽然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反抗及袭击，但行进极为缓慢。到晚上，西摩乘坐的第一列火车也只行进到距天津50公里处的落垡车站。

在北京，当联军出动的消息传来，清军内部首先发生震动。原先奉命在杨村一带保护京津铁路和镇压义和团的聂士成于10日紧急致电荣禄、裕禄，请求率领部队返回天津芦台，放弃镇压义和团的任务，以便反击联军的进攻。刚刚调进北京的董福祥的甘军得知西摩联军出动的消息后，迅速控制了北京火车站，他们准备迎头痛击胆敢向北京进犯的联军。甘军骑兵甚至于6月11日在永定门外杀死了出城迎接联军的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并残忍地将其肢解。两天后，清政府就杉山彬被害事通过内阁发布上谕，要求相关部门限期捉拿凶手，尽法惩治。倘逾期不获，定行严加惩处。与此同时，北京同天津以及同西摩联军之间的电报联系中断，这使各国公使、西摩联军及天津的领事团对局势的恶化更加忧心忡忡。

西摩联军向北京进发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关切与恐慌。慈禧太后清楚地意识到西摩联军大规模进京是一种不祥之兆，可能会极大地动摇她的统治地位，因而坚决反对西摩联军进京。在西摩联军出动的第二天即6月11日的下午，清政府委派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前往各国使馆，告诉他们增加使馆卫队是不必要的，劝说各国公使命令联军停止前进。各国公使根本不愿听从劝阻，他们一方面抗议清政府不努力保护使馆和铁路，致使联军行进极端困难；另一方面命令各国舰队司令要毫不犹豫地抽调自己军舰上的全部兵力飞速进军北京。窦纳乐明确告诉徐景澄和袁昶，交通中断将增强各国公使对安全的忧虑，以致为援救在京欧洲人而采取的措施可能超过局势的实际需要。窦纳乐建议清政府如欲促使各国撤兵，就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铁路线，并尽快恢复交通。

12日，许景澄、袁昶、敬信、那桐、赵舒翘等再次奉命先后两次赴各国公使馆进行交涉，继续劝说各国公使命令联军停止向北京进发。敬信和那桐属于最近被任命的总理衙门大臣。至于赵舒翘，外国人只知道他是奉命专门调查农村义和团运动的专员，那个调查使赵舒翘感到满意，他认为义和团是愿意听从政府的劝告和申斥的。由于各国公使带有这样的既定认识，可以想见，他们对这几位清政府官员的来访自然不会予以多大的重视，对于他们关于联军停止向北京进军的建议根本不予考虑。

总理衙门的劝阻不起作用，但来自义和团的破坏和阻挠却使联军的行进越来越困难。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仅在联军从天津出发之后的第二天下午，当联军正在西摩的指挥下抢修廊坊附近的铁路时，突然出现一队头扎红布，手持大刀、长矛和木棍的义和团向联军猛扑过来。联军措手不及，只好向廊坊车站仓皇逃去，义和团跟踪追击。然而正当义和团奋力追击联军的时候，突然从后面赶来一队美军，架起大炮向义和团猛烈轰击，义和团当场死亡30余人。

面对死亡，义和团越战越勇，他们面对来福枪和机关枪秋风扫落叶似的射击，还是勇猛冲锋，没有丝毫的恐惧与踌躇，义和团众转身冲向美军，一个身穿白袍、腰系红带的团民，甚至勇敢地逼近联军副统帅麦卡加拉身旁，用长矛向麦狠狠地刺去，不幸牺牲在麦的手枪之下。

在现场的义和团众与美军展开了生死搏斗，很快吸引了附近村庄更多的义和团。越来越多的义和团众将这支美军和已逃往廊坊车站的联军紧紧围困在车站一带。他们时而向联军发动突然袭击，时而后撤拆毁铁路，连续两天，战斗不断。

京津铁路上的战斗持续不断，义和团的阻击使得联军无法继续前进。或许是受这种事实的鼓励，慈禧太后在派大臣“善意”劝说列强停止用兵无效之后，竟于6月13日给裕禄发布一道上谕，以为各国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列强如再不满足，继续向北京派兵，后患将无穷。她指示裕禄迅速将正在前线镇压义和团的聂士成部全数调回天津铁路附近驻扎扼要，以便能够有效地阻止联军强行进京，并速令大沽口炮台守将罗荣光加强戒严，以防不测。

有了清军的介入，联军的行动更加困难。14日清晨，已被围困两天两夜的联军乘义和团不备之机，继续乘火车北上，但在离开廊坊车站三英里半的地方便寸步难行。前面的铁路遭到义和团的彻底破坏，在视线可及处的铁路路基已变成了一条马路。

二、义和团大闹京城迫使清政府出台招抚方案

义和团在完全切断西摩联军前进的道路后，又将攻击的重点放在北京的防卫以及截断联军退回天津的后路上。6月13日下午，义和团大量涌入京城，并同已在城里的义和团会合。大批义和团的涌入引起了公使馆的高度恐惧，所谓使馆卫队在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直接指挥下，竟然动手在北京街头肆意抓捕、驱赶，乃至枪杀、炮击义和团，这不仅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京城更加混乱，而且无疑激起了义和团对外国人的仇视。

是日夜，愤怒的义和团在京城内起事，到处公开宣称“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义和团“一意以毁坏洋人产业为务”，开始有计划地攻击教堂和教民，崇文门奉真教堂、东堂子胡同施医院、椿树胡同堂子、勾栏胡同两教堂、米市路西天主教堂所开的商铺，以及四牌楼六条胡同赫德家、日本旧馆等，“同时八处皆烈煌飞腾，满天通红，付之丙丁矣”。义和团还乘机占领并破坏了一些外国人的房屋，数百名教民及外国人的仆役被杀害。不过，也值得指出的是，义和团的这次行动并没有伤害欧洲人。

西摩联军开往北京无疑引起了清政府的忧虑，正是这种忧虑促使清政府放弃先前对待义和团的强硬政策。政策的改变激励了义和团攻击教民的勇气。同时，西摩联军向北京的进攻也是引起义和团大举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义和团本来就对欧洲人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现在既然听说欧洲人的军队要开到中国的京城，他们当然愿意起来帮助清政府抵抗这些外国人。他们除了在北京制造主要针对外国人的骚乱外，也有意识地加大对京津铁路破坏的力度，果断地截断西摩联军与天津、与北京的交通，使联军从京津之间的地带往返天津运送给养的火车开到杨村就无法再回去，西摩联军被义和团围困于京津铁路的中间点。

14日下午，义和团对留守落垡车站的联军发起攻击。这批联军招架不住，便开动一辆轨道车到廊坊求援，迫使西摩派兵回来援助。待西摩的援军来到，义和团主动撤退。西摩又匆忙率领援军赶回廊坊，仍然幻想修复铁路，继续向北京进发。

6月14日晚上，在紧靠划分使馆区和外城的那部分城墙的外面，发生了义和团民示威事件。几千名团民在举行集会，高喊“杀死洋鬼子”的口号，使北京使馆区的安全受到威胁。夜间，这些团民曾对使馆区的哨兵进行过几次试探性的攻击，但都被使馆击退。

15日，留守落垡的联军又一次受到义和团的包围，情况十分危急。西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命令部分联军立即返回落垡，以便确保廊坊—落垡—杨村之间的铁路畅通。这样，当陆路实在无法进京的时候，才能确保联军从杨村沿水路进京。否则，一旦落垡失守，联军就有可能被义和团团团围住，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到那时，炎热、饥饿、伤病、义和团的攻击一起出现，困守廊坊、落垡、杨村的联军只能全军覆没。出于对最坏情况的顾忌，西摩于16日决定全军撤回杨村，试图在必要时从北运河乘船北上进京。联军在西摩的指挥下开始两线迎战，部分联军留守廊坊，西摩率领联军退到落垡。

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获悉有关清政府似乎有不利于外国使馆的消息，给直隶总督裕禄写了一封信，劝告裕禄向朝廷说明，所有国家对于各国公使都负有尽可能以最有效的方式给予保护的责任。6月15日，裕禄致函天津领事团首席领事杜士兰，希望杜士兰通知领事团，他已奏报朝廷，并且建议，在一支优良卫队保护下护送那些想离开北京的各国使馆的任何成员前往天津。

各国公使暂避天津的计划没有获得驻天津各国领事的同意。西摩联军也只好继续在进京的途中挣扎，与此同时，北京的情况自6月15日起继续恶化。原来用于保护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在这一天和随后的几天中从南堂附近等地区救出了大约2000名教民，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南堂是城南的罗马天主教堂，在两天前被焚毁。这些难民中有许多人被严重烧伤，或被刀砍伤。看到这些难民，各国公使普遍相信，这些难民不过是义和团所策划的一系列全面大屠杀中的幸存者而已。第二天，类似的救援队伍在一座庙宇中发现许多义和团正准备用祭坛行动谋杀一些教民。救援队伍只好动用武器击毙了40余名义和团民，将这些差点被杀害的教民救了出来。据参与其事的外国人说，在这一系列的救援活动中，基本是使馆卫队独自行动，根本看不见清政府的举措或清军的影子。这无疑加深了各国公使的疑虑。

各国公使的疑虑显然夸大了事实，或对清政府正在进行的活动并不真的了解。实际上，对于北京发生的骚乱，清政府包括慈禧太后在内并没有多少人感到庆幸。6月15日，清政府发布一份措辞相当严厉的上谕，要求步军统领严饬各地面官兵，并着神机营、虎神营各派马步队伍，并添派武卫中军弁兵，会同弹压，加紧梭巡，遇有持械喊杀之犯，立即拿获，送交提督衙门，即行正法。上谕勒限将首要各犯迅速严拿，不准再事姑息。对于那些仅仅附和胁从之徒，该上谕要求饬令即行解散，递解出城。对于京城内外设立的那些义和团坛棚，上谕要求立即拆除。并着派庆亲王奕劻、端郡王载漪、贝勒载濂、大学士荣禄等总负责，督饬派出各员及马步各营和那些地方文武官员实力遵行。从这个上谕看，清政府对待北京发生的骚乱也是相当恼火的，其处理的方式也是相当严肃和相当认真的。

清政府的这份上谕并没有在各国公使那里获得同情和善意的回应。窦纳乐认为，这份上谕虽然表明慈禧太后对于伴随义和团入城而发生的某些事件确实感到不快，但是这份上谕并没有这个广泛流传的信念，即义和团运动本身获得她的赞同和支持。而窦纳乐对这个信念常常予以注意，认为这个信念是局势的一个最危险的特点。基于这种偏见，窦纳乐认为这份上谕只是表明义和团进入北京之后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超过了他们的任务范围，因为他们的掠夺行径已经扩大到了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那里了。总之，窦纳乐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清政府鼓励的一个以排外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部分纲领是：凡是带有外国来源或与外国有关联的一切东西都不应该继续存在而受到破坏。因此，窦纳乐认定，这一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运动绝不会因这道上谕而停止。

制止骚乱或许需要一个过程，由政府和军队出面将义和团递解出城或许需要一段时间。然而事实却被窦纳乐不幸而言中，就在上谕发布的第二天上午9时许，在内城的前门外主要商业区大栅栏内出售洋药的老德记西药房被愤怒的义和团民放火焚烧，火势失控，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其受灾范围南至小齐家胡同，西至观音寺街，东至前门大街，北至西河沿西月墙，烈焰飞腾，金龙万顷，可怜数千家生意生业顷刻间化为灰烬。大栅栏一带为当时京师商业之精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富商云集，尤其是几家颇具规模的大药房均在这一带，凡珠宝、玉器、金店、书店、古玩店以及西洋器物，经过这场大火，所剩无几，其损失之惨重实在无法估计。根据时人的记载及后人的研究，大栅栏大火为聚集此处的义和团有意所为，他们的目标是焚烧具有外国背景的德记洋货店及屈臣氏大药房，而之所以导致如此大面积的火灾，主要是因为当德记洋货店、屈臣氏大药房着火后，义和团勇不许救火，并宣称此火具有神力，只烧洋店，断不连烧民屋。孰知竟无把握，造成巨大损失，并殃及正阳门楼洞及城门上的建筑物。。

大栅栏大火及正阳门部分被焚是庚子年间的一个重大事件，不论对清政府来说，还是对一般老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清政府的态度是认真的。15日上谕曾责成步军统领崇礼等负责将义和团驱逐出城，并要求加强巡逻。然而从当时的兵力看，驻守在京城并可供驱使的步军等实在太少，而各处大火此起彼伏，根本无力扑灭。崇礼6月15日的奏折谈到13日崇文门内的大火时曾指出：当大火刚起时，“刻即调兵弹压。不意各处教堂陆续起火，延烧多处，情形甚迫，实非人力所能扑救。”据此可以推测，清政府对于京城秩序的管理并非窦纳乐所想象的那样任意听凭义和团所为，而是兵力不足所致。17日，巡视中城御史文瑮等曾就大栅栏大火及义和团的发展、京师的兵力状况有一个详细的报告，从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义和团骚乱之所以控制不住的真实原因。该奏折说：“近日匪徒党羽日众，杀人放火，横行无忌。始而近畿滋事，今则城内矣；始而三五成群，今则什百矣；始而托辞仇教，今则害良矣。前三门连日均有杀害教民，焚烧洋书馆、教民房屋多处，并延烧城楼，串入内城东棋盘街情事。红巾金刃，气焰甚凶，加以游勇匪徒，混迹滋事，人心张皇，大局不堪设想。”在文瑮等人看来，义和团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义和团的骚乱，一些游勇匪徒也混迹其间闹事，许多杀人放火事件实际上是这些游勇匪徒所为。至于京城的兵力，文瑮等人在奏折中认为是严重不足，“查每城练勇仅二百名，但就前三门分段巡逻，已属不敷分布。至九门以外，东西南北四城，每城所管地面，纵横合计，远则三百里内外，近亦约有一百余里。臣等有巡视之责，自应遵旨查办。惟地方辽阔，稽查难以周密。目下情形，前三门以外，较之九门以外尤为吃紧。”从这份奏折不难看出京城兵力不足的难题确实不小。

正是鉴于京城兵力的严重不足，清政府在6月17日着派李端遇、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会同五城御史督率弁勇，严密稽查，加意巡逻；城门出入，按时启闭，以靖闾阎并通过军机处寄发各省督抚另一上谕，要求他们重视京城的混乱情况，设法选派部分得力的部队迅速来京，协助平息骚乱。凡此，都应该看做是清政府对待义和拳骚乱比较认真、比较严肃的一面。

6月16日，奉命与奕劻、载漪、荣禄等人一起督率各该员弁严拿义和团的贝勒载濂上了奏折，提出了招抚义和团以抵抗联军的另一个思路。他说：京城辇毂重地连续数日发生多起杀害教民、焚烧教堂，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案件，实属骇人听闻。然推其原因，总由积怨太深之故。朝廷即大加惩治，恐复溃甚防川。若果断绝根株，将来赔偿巨款，偿命太多，实有非今日力所能给者。彼类愿或不遂，仍多责言。彼时人心涣散于内，敌心猖獗于外，大局何堪设想？窃查拳民能避火器，虽无确据，其勇猛之气，不顾生死，实为敌人所惮。不扰良善，则系众口一词。惟漫无纪律，以致奸民乘势扰乱。倘饬统兵大员忠信素孚如董福祥者妥为招抚，练为前队，可以资敌忾而壮军声，“就大势言之，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遽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人心之所同，即天心之所系。转移之机，即在于此。”如果结合西摩联军不顾一切地向北京进军，驻扎在天津一带的联军正在不断集结，以及京师兵力不济，对义和团骚乱无可奈何的事实，载濂的这一建议不能不说也是可以一试的办法。

或许正是有了载濂的这一建议，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这一天紧急召见世铎、奕劻、载漪、那彦图、载濂、荣禄、刚毅、王文韶、立山、崇绮、启秀、敬信、崇礼、铁良、袁昶、联元、许景澄、恽毓鼎等王公大臣及满汉要员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御前会议，决定责成刚毅、董福祥，“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衍，以观后效。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显然，清政府期待用中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招安办法来化解义和团给京师所带来的骚乱。

从参加御前会议的名单看，真正有自己的见解且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的大臣实在是少得可怜，像奕劻、荣禄、王文韶等人虽然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在这前后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要么一言不发，要么所说也不着边际，甚者引起京外重臣的严重不满。也就在此次御前会议召开的同一天，盛宣怀致函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劝说王文韶无论如何也应该向清廷最高政治层表达真实的危急状态，坚定清廷剿平义和团的信心。在致函王文韶的同一天，盛宣怀还将同一意思致函荣禄，希望荣禄能够利用自己在清廷中的特殊地位发挥作用，尽早平息内乱，杜绝外患。他通过荣禄向清政府正式提出四点建议：

1请政府发布一道上谕，表示对畿辅各处义和团所焚教堂，所杀教民教士，以及伤毙比、法、意、瑞等国铁路工程洋员、洋匠加意惋惜。

2请政府发布一道上谕，限10日内即行肃清畿辅及津京地区的义和团，并饬将电杆、铁路赶紧修复，以通消息，而便馈运。

3请政府发布第三道上谕，以赈为抚，安抚直隶、京津地区的流民，促使他们尽快返回乡里。

4请政府尽快调整人事，调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因李鸿章督直隶25年，深得民心，虽屡经奇荒，地方帖服，且剿平发捻，直隶、山东、河南等数省至今震其威名，此内乱不难荡平也。至各国兵船集于津沽，水师登岸，由津赴京，数已不少。李鸿章若至北洋，当可劝阻洋兵不再进京，此外衅亦较易消弭也。

盛宣怀致王文韶和荣禄的函件及其四条建议很快上达清廷，由于这四条建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而也很容易获得王文韶、荣禄乃至清政府最高政治层的认同和采纳。然而由于时间的关系，除了调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这一条很快进入实践外，其他的三条或有所表示，或无法实行，因此也就不了了之。

扩大使馆卫队是因为使馆所面临的可能危险，因此如果能够有效地化解使馆这种可能的危险，那么就有可能说服天津的外交团不再向北京派出第二批联军。根据这一思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委派帮办铁路大臣、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津海关道黄建笎、秦皇岛税务司洋员德璀琳与天津外交团领袖、法国驻津总领事杜士兰会谈，以期阻止各国继续向北京派出第二批联军。杜士兰告诉张翼等人：天津外交团鉴于驻北京各国公使不断地催兵，确有再次向北京派兵的意向。其二次出兵虽仍以保护使馆为言，但其中更多地流露出保护眷属出京之意。杜士兰在会谈中承诺：如果清政府能够切实地履行保护使馆及外国人眷属的责任，朝廷能够有切实的谕旨发布以安定外国人心，则续进之兵，可从缓议。杜士兰甚至暗示，清政府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些，他可以通过相关渠道与各国公使会商，将滞留在京津途中的西摩联军召回天津。张翼与杜士兰的会谈情况由裕禄后来专折“五百里驰奏”，裕禄在奏折中明确建议明降谕旨，在京各国使馆及洋人住居处所，多派得力将弁兵丁加意保护。若各国驻京公使及各国洋人眷属有愿出京者，一经各国驻京公使照会总理衙门，即妥派大员，多带弁兵，沿途妥为送至廊坊，由火车来津。裕禄的报告，尤其是其解决问题的办法引起了御前会议的重视，只是鉴于津京之间目前的危险状态，御前会议建议使馆眷属暂时还是不要离开北京为好。至于裕禄关于加强使馆保护并由清廷明降谕旨等建议，均被御前会议完全接受。如果不带偏见的话，应该承认，清政府招抚义和团以及对使馆区加强保护的措施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或许是偏见在各国公使中已经形成，或许是因为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尚没有来得及与各国公使进行沟通，总之，各国公使在得知这一上谕之后普遍认为这是一道“奇怪的”上谕，尤其是这道上谕对义和团起因的解释归咎于“民教寻仇”，更使各国公使难以理解。因此，当总理衙门将关于由荣禄率领武卫中军得力部队保护使馆的意见通知各国公使以后，各国公使的答复是：清军派驻岗哨时，应同使馆本身的卫兵相隔若干距离，以防止暴徒的逼近。这显然是对清军的不信任，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所谓荣禄的军队其实只是董福祥甘军的时候，这种不信任就更加严重。

由于对外国使馆及眷属有了比较妥善的安排（至少清政府本身是这样认为的），所以6月16日的御前会议另外一项重要决定就是根据裕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可以阻止联军继续向北京进发。清廷在同一天通过军机处寄发给直隶总督裕禄、直隶提督聂士成以及罗荣光等人的一道上谕称：“现在各国使馆已饬荣禄派武卫中军认真保护，明降谕旨矣。此后各国如有续到之兵，仍欲来京，应即力为阻止，以符张翼等与杜士兰约定原议。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是为至要。钦此。”清廷这份上谕中的自信显然是因为裕禄奏折中所说的张翼与杜士兰的约定。可惜的是，事情后来并没有按照清政府的善良愿望发展。

总之，从6月16日御前会议的几个重要决定看，清政府对于义和团引起的骚乱并没有丝毫的纵容之意，其对义和团由先前的坚决镇压走向有条件的招抚，既是受其自身条件如兵力不济的制约，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招安策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至于对外关系，就其政策的基本走向看，此次御前会议并不意味着清政府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已经有了决断，其政策的变化也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外之间的沟通情况而变化。可以相信，如果没有张翼与杜士兰的会谈及裕禄的报告，清政府此时估计也会出台加强使馆保卫及阻止联军继续向北京进军的政策。问题仅仅在于，清政府的政策没有与各国公使进行良好的沟通，各国公使对清政府的敌视态度使其对清政府的任何新的决策都持怀疑立场。结果，良好的政策期待总是走向自己的反面。

三、西摩联军被迫回撤天津

被围困的西摩联军一方面在京津路上努力修复被破坏的铁路，另一方面还要时刻提防着义和团和清军的突然袭击。6月17日，被围困在廊坊的联军终于第一次从北京方向发现了清军的旗帜。走在前面的是清军的侦察马队，联军猜测可能是以仇洋著称的董福祥的甘军，于是便派出由俄、德军组成的侦察部队。很快，联军的侦察部队与清军交火，清军随即撤退。

短暂的交火引起联军指挥官的警惕。因为自从联军从天津出动以来，清军对联军参与镇压义和团一直表示出友好的姿态，虽说清军也不希望联军继续北上进京，但清军还不至于与联军开战。而现在清军见到联军立即开火，这显然表明清政府的政策可能已经有了新的变化，有了新的转折。

清军态度的转变引起联军指挥官的注意，而困守在京津线上的联军修复铁路的工程困难极大，进展极慢，到了后来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疲劳、饥饿、酷暑、风沙，尤其是义和团持续不断、突如其来的袭击，使联军如惊弓之鸟。17日夜，留守廊坊的俄国哨兵在黑暗中发现一个可疑的黑影，这个可疑的黑影不仅不回答哨兵的口令，反而不停顿地向列车靠近。哨兵以为是义和团，于是发出警报。俄国军队和德国军队分别从车厢中跳了出来，在黑暗中互相射击，英国军队也从车厢窗口向外射击，俄国与德国的军队各有几人被英国人打伤。然而在停止射击之后，他们却发现那个黑影根本不是什么义和团，而是一条狗。

6月18日上午，俄军和德军一大早就到附近的村庄抢掠食物，由于所有的农舍都已人去屋空，他们只好扫兴而归。上午11时，饥饿难耐的联军遭到3000多名甘军和2000多名义和团的联合袭击。冲在前面的仍然是清军的骑兵，他们在后方步兵和炮兵的掩护下，迅速逼近车站，迎面遭到俄国水兵的猛烈射击。清军的骑兵迅速转移进攻方向，绕过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改向联军的右边进攻，又与德国的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随后，清军步兵和义和团冲了上来。装备有现代步枪的甘军，射击技术也较好，他们与装备有更先进武器的联军激战了两个小时，致使双方互有伤亡。联军方面共有6人阵亡，48人负伤；而清军和义和团方面的死亡数字，据西摩的估计应有四五百人。

当天晚上，这两列火车勉强开到杨村与西摩会合。义和团和甘军紧追不放，于深夜把杨村车站团团包围起来。联军措手不及，死伤近40人。

还是在6月18日这一天，西摩的联军得到情报说，义和团又在破坏英国人修好的那段通往天津的回头路。中国人正在放火烧毁供联军后撤的各个桥梁，撬掉铁轨，拧开螺栓，或者向铁轨上倾倒一堆一堆的碎石。有的地方，义和团只是把螺丝拧松，铁轨仍留在原地。列车在运行时很难发现这些线路受破坏，因此极容易使列车出轨。为了保住退路，德国人又被指派去修复和守卫通往天津的那段铁路。

19日，与天津后方基地方面失去联系已达6天之久的西摩联军完全断绝了给养。西摩既已认识到进京无路，又意识到他们离开后方基地越远，他们全军覆没的可能性就越大，于是西摩下令联军沿北运河向天津方面撤退，分散的各国陆战队立即向杨村集结。19日凌晨4时，原本气势汹汹欲进北京的八国联军终于承认进军北京的计划失败，开始从杨村向天津总撤退。

西摩的败退更加激励了义和团，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消灭联军，封锁铁路，切断从铁路来的一切支援。他们从每一处河堤、每一道墙壁、每一个村庄大举进攻。联军在汉沟、郎园、曲家湾、赵庄子等地都遭到义和团不同程度的打击，致使西摩联军白天不敢行动，只好选择夜间行军。

6月21日，西摩联军退至北仓，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联军才占领北仓，但担任参谋长的英军上校泽力科在这场战斗中身负重伤，联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3日黎明，西摩联军通过夜行军才好不容易逃到位于天津城北8公里处的西沽。在该处，西摩联军与中国守军似乎通过谈判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和解。但不知何故，当联军的士兵暴露在对面河岸的时候，却突然遭到了中国守军猛烈的炮火袭击。在这种情况下，疲惫不堪的西摩联军利用自己的火力优势进行还击，挡住正面的清军，然后派蒋士敦少校率领的一支海军陆战队和水兵绕过阵地，偷袭清军的后方防线，很快就占领了一个凸出点，并掳获一门大炮。随后，下游的德国人使清军的两门大炮沉寂下来，然后渡河夺取了大炮。西摩联军于是有效地占领了这所对清军来说比较重要的武器库，这所武器库储存有大量最新式的枪炮、军械和弹药。

西沽武器库被联军偷袭之后，守库清军为了夺回武器库，在当天和后来的几天内与联军展开了一系列的激战，西沽附近霍家咀、白庙、教场口一带的义和团民也闻讯赶来助战。一连三天，清军与义和团协同作战，将西摩联军团团地围困在武器库内。他们曾几次向武器库内的联军发起进攻，都由于联军在武器库得到了大量的新式武器和充足的粮食补给而未能攻下。为了进行有效的防御，联军利用缴获的几门大炮和充足的弹药疯狂地对下游的中国炮台进行轰击，但他们几次试图突围，都由于伤员太多而行动困难以及清军和义和团的重重围困而难以成功。西摩联军被死死地困在这所武器库中。

6月25日凌晨4时，另一记载称救援联军的出发时间为6月26日夜间。天津租界的联军组成一支以俄国军队为主的2500多人的混合救援部队，他们在俄国上校希林斯基的率领下从租界出发，由送信奸细带路沿土围子和铁路向西沽行进，于当天上午到达西沽，并将被困的西摩联军解围。

西摩联军逃回租界，致使历时17天的联军北上进京计划无果而终。在这17天中，联军有14天是与义和团和清军的激烈战斗中度过的，联军共死亡62人，受伤228人。据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当时的说法，各国特遣部队的伤亡统计是不完全的。西摩称英国人阵亡27人，而贾礼士在同一天的统计则称英国仅有贝茨上尉及24名士兵阵亡，7名军官及91名士兵负伤。而英国驻烟台领事谭德乐当天的统计为62人阵亡，212人负伤。义和团和清军的阵亡人数有三四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