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义和团转战京津与使馆卫队进京

对于窦纳乐的要求，索尔兹伯理表示原则接受。不过他也告诫窦纳乐，除非为了保卫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否则未经与他磋商并获得他的同意，不得轻率地使用任何武力。3月29日，英国军舰“仙女”号和“快捷”号由上海抵达大沽口外的海面。

4月7日，美国和意大利两国的军舰分别开到大沽口。12日，俄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军舰在大沽海面组织了一次武装示威，以向清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英、美、德、法四国公使于4月6日再次联名照会清政府，要求清政府在未来的两个月内，必须将义和团一律剿除，否则他们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

一、义和团转战京津地区

当英、美、法、德等国的公使向清政府不断施压的时候，俄、日公使几乎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些抗议行动。3月中旬，五国公使建议进行海军示威的时候，俄国公使格尔思甚至表示反对。他在与窦纳乐进行私人接触时曾告诫后者，这类示威的行为不仅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反而会带来不可预测的问题，有意阻止列强对中国进行军事示威。反过来，格尔思也对清政府提出忠告，希望清政府不要无视列强的警告，无论如何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制止骚乱，以免列强的军事干涉。4月15日及5月15日，格尔思两次通过章京联芳转告庆亲王，强调由于列强干涉，恐怕会有最严重的后果，他希望清政府不要失去时机，在义和团还没有强固和还没有在驻集于北京周围的大队士兵中获得信徒时，坚决而有力地将之镇压下去。

俄国的建议没有引起清政府应有的警觉，列强的警告也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高度警惕。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依然没有根本的变化，义和团在这种暧昧的政治环境中却逐步成长壮大。1900年2月，义和团运动已经发展至天津城厢内外，每有人在南门外瑞和成机器磨坊后宽阔地方练习拳脚，河北一带亦有之。时署天津县令的阮国桢巡行街市，也发现在天津市区不少地方，童子三五成群练习拳术。他们“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官不深究，匪等愈无忌惮，沿街孩童，三五成群，无非以练拳为戏者。”

在直隶固安、定县、清苑以及涿州等地亦都于2—3月间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显然，至少从2月开始，义和团运动已经向京津一带转移，并开始影响京津地区的稳定。3月12日，直隶河间府任丘县“拳厂林立”，引起了官府的注意，知府王某督同知县王蕙兰前往“劝禁”，然行至梁召村时，该村义和团民千余人竟然“持械抗官”，与清军发生激烈冲突，击伤千总一名。3月下旬，天津通城贴有匿名揭帖，号召民众起来抗击洋人，并约定于农历三月初一日起事，攻打外国租界，宣称“用术将尔各教堂房屋，悉行拆毁，纵火焚烧”。直隶静海、杨柳青等地的义和团先后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双方互有伤亡。

义和团在京津一带开始活动，并不能单纯地看做是一种无组织的自然状态。根据清政府方面的报告，义和团在3月间确实曾经有计划地“分遣党羽在山东、直隶各省煽诱愚民”，“近因直隶拿办严紧，潜来近畿一带传教惑众，行踪诡秘”。据御史李擢英的调查，京师义和团主要来源于山东，这大概是因为山东新任巡抚袁世凯的强行镇压，迫使义和团向京津地区转移，这些义和团“散布京城，潜通南宫、冀州一带，无知之辈，明目张胆，到处勾劝”。

稍后，义和团便开始在京师公开出现。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记载：“京师演拳，始于三月间。”据3月间至京师的唐晏记载，此时京师“纷传义和拳之多，几至遍地皆是。每当夕阳既西，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家亦为之者。且闻端邸为之倡首。又闻某处设有拳坛，其坛上但供伏魔大帝神牌，或有供鸿钧道人者。又未及，则沿街多贴有告白，仿佛希腊神话。时廷议方禁止习拳，告示皇皇，以拳为厉禁。然凡有告示处，则后必有义和拳之告白粘于其后，一若互相诘难也。”

凡此，无疑引起各国公使的惊慌。3月22日，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赴总理衙门，通报山东等地义和团运动越演越烈的情况，并暗示清政府如果仍不认真“弹压拿办”，各国将“电请本国自行设法办理”。4月6日，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名照会清政府，要求清政府务必于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4月12日，英、美、俄、法四国舰队群集大沽，以武力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

列强的不满确有事实依据。不过如实说来，清政府除个别的官僚如端王载漪等对义和团有所偏爱外，就其整体而言，他们对义和团并非一味纵容和默许，不论是山东巡抚袁世凯还是直隶总督裕禄，他们一直奉命以强硬的手段予以镇压，举凡发现哪里出现义和团，他们无不迅速派兵“妥为弹压解散”，毫不客气地将“设立拳厂，煽惑滋事首要匪犯拿获”。然而遗憾的是，他们的强力镇压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义和团运动不仅没有因他们的镇压销声匿迹，反而在4—5月间迅猛发展，直接影响到京师的安全。

4月中旬，义和团在卢沟桥至保定一线频繁活动，他们分散在附近的乡村中，并且相当成功地在当地居民中招募了信徒。义和团定期举事的匿名揭帖到处张贴，据估计，仅仅屯扎于保定府南门外的义和团就有万余人。在卢沟桥的义和团百余人举行会议，并皆暗带兵器，散布揭帖，专以杀害教民、仇对洋人为词。各国公使甚至清政府都普遍担心，这些在帝国京郊活动的义和团可能很快会与京城中的外国人发生冲突。

4月下旬，部分义和团民潜入京师，凡遇教堂，他们遍贴揭帖，宣称现在中国的“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鼓动民众与他们一起定期举事，攻击教堂和外国人。4月底，京城第一个义和团的坛口终于在东单牌楼西裱背胡同于谦祠内出现。

进入5月，京城内外的义和团相互配合，越闹越大。近畿一带，如清苑、涞水、定兴，尤其是保定府，相继发生焚毁教堂、杀害教民等多起恶性事件。在京城地面，“颇有外来奸民，妄造符咒，引诱愚民，相率练习拳会；并散布谣言，张贴揭帖，辄称拆毁教堂，除灭洋人，借端煽动。”在西四牌楼羊市南壁上发现的义和团乩语云：“一愁长安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人马乱，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义和拳太软，六愁洋人闹直隶，七愁江南喊连天，八愁四川起狼烟，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餐，过戌与亥是阳间。”随后不久，类似的揭帖在京城到处张贴，声言焚毁教堂、使馆。“在京洋人，均有自危之心。各电本国，请兵来京，自行保护。”

到了5月下旬，当外国军队进入京津地区之后，义和团运动反对外国侵略的怒火越烧越旺，其规模已经遍及直隶和京津地区，其政治诉求也在开始发生变化。一份落款为5月28日的义和团揭帖写道：“兹因天主教并耶稣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联系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他们由先前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斗争，义和团运动也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清政府内部的排外势力在义和团运动的激励下逐渐占有优势地位。而外国列强面对这种形势，则不得不放弃先前依靠清政府自身的力量去剿灭义和团的政策，开始谋划依靠自己的军事实力去剿灭义和团，平息事态，确保他们的在华利益。

5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向各国公使报告说：义和团在距离北京90英里的保定府附近的某处，毁坏了3个村庄，杀死了61名天主教徒，企图以此事件激起各国武装直接镇压义和团的情绪。

5月18日，窦纳乐通过伦敦会得到消息说，义和拳在北京的东南大约40英里处毁坏了他们的一个礼拜堂，并且杀死了一个中国牧师。窦纳乐为此立即致函总理衙门，在通报情况的同时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以避免继续发生骚乱。同一天，窦纳乐又前往总理衙门，询问清政府正在采取什么步骤，并且特别强调必须保护偏僻的农村地区。在座的总理衙门的大臣们终于承认局势是严重的。但他们也向窦纳乐解释道：清政府前一天已经颁布了一道上谕，指令顺天府尹、五城御史、步军统领衙门等磋商立即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措施，并在近几天内奏报已经采取什么步骤。至于窦氏提及的广大农村地区，清政府也已专令直隶总督严厉镇压义和拳。据窦纳乐回忆，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在此次会晤过程中的态度是真诚严肃的，他们既与窦纳乐坦率地讨论了中国政府必须加以克服的实际困难，也以最严肃的口吻向窦氏保证说：这些困难将得到克服，而且在很短时间内必能将这场大规模的骚乱镇压下去。

总理衙门诸大臣的态度无疑鼓励了窦纳乐，使窦氏相信清政府已经开始严肃地对待义和拳骚乱，他和各国公使过去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开始见到了成效。然而第二天，即5月19日，担任各国驻华公使首席代表的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将居住在北京西什库教堂的法国主教樊国梁刚刚写给法国公使毕盛的一封信在各国公使中传阅。樊国梁在这封信中用最阴森的笔调把北京的情形描绘为黯淡无光，中国的局势似乎已经彻底失控，变得日益严重和危险。按照他的描述，北京的四面八方已经被义和团所包围，义和团的拳众日渐逼近北京城。他请求公使相信，他是一个了解真实情况的人，而且不会随便胡说，发生在北京和整个华北地区的所谓宗教迫害只不过是一个掩饰，义和团的主要目的是要消灭在中国的欧洲人，这种目的已经清楚地写在他们的旗帜上。樊国梁悲观地预言：最大的不幸事件即将来临，义和团在北京的同谋者正在等候他们到来，他们将从进攻教堂开始，而最后将攻击各国使馆。

樊国梁大主教在北京居住了30多年，同社会各阶层的中国人经常接触。各国公使在阅读了这封信之后，普遍地感到尽管樊国梁的信竭尽夸张之能事，其对势态严重性的渲染，尤其是其严厉的措辞似有夸大之嫌。但鉴于樊国梁的经历及其人际关系，在适当考虑他的言论可能受到他那些中国教徒恐惧情绪的严重影响之后，对于他慎重表述的对形势的看法是不能够漠然视之的。俄国公使格尔思在看完樊国梁的信之后，立即给俄国政府发出密电，强调北京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估计各国都将派军队来中国保护他们的侨民和传教士，因此他也请求俄国政府早做准备，派遣有陆战队的军舰到秦皇岛待命，一旦有必要时能够很快赶到北京保护俄国使馆和俄国侨民。

各国公使在阅读了樊国梁信的第二天下午，在法国驻华公使毕盛的请求下，由公使团团长、西班牙驻华公使葛络干召集英、美、俄、法、德、意、奥、西、比、日等11国公使举行会议，讨论中国所面临的局势以及他们的应对方案。在这次会上，法国公使毕盛呼吁各国公使高度重视樊国梁对局势所作的估计和判断，强调对于前途的危险无论怎样估计都已不算过分。他建议各国共同调动军队来北京，以保护使馆和各国教堂。他声称对于总理衙门所要采取的措施，只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因为总理衙门几乎从来就没有对义和团采取过真正的严厉惩处措施。

英国公使窦纳乐是最初提议调集军队向中国施加压力的人，可是他此时却并不支持法国公使立即调集军队直接介入镇压义和团的行动。因为在会议之前，窦纳乐曾经亲自“访问”过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大臣们的态度和保证使他深受鼓舞。他认为，樊国梁之所以对形势作了如此悲观的估计，主要是因为樊国梁受了中国教徒对义和团恐惧情绪的影响。他相信一旦清政府拿出诚意和精力，义和团事件很快就会得到平息。同时，窦纳乐基于英国政府已经制定的立场，宁愿局势进一步恶化，也不愿操之过急，弄巧成拙，他不想对已经愤怒无比的中国人再施加压力，更不想因此压力而促成清政府内部排外势力的进一步结合。窦纳乐呼吁各位公使沉着应变，暂缓出兵。此外，他赞成各国联合照会清政府，并盼望能下几天大雨，浇灭激起华北乡村不安的持续干旱，这将比清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可更迅速地恢复平静。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干旱助长了华北广大农村地区的动乱以及对洋人的仇视。

与窦纳乐的态度比较接近的是美国公使康格。康格在5月18日也同总理衙门的官员会晤过，他相信清政府确实觉醒了，清政府已经对局势的变化感到惊讶，因此可以相信，清政府将要采取有力的行动以尽快平息义和团事件。基于这样的判断，康格劝说各国公使建立信心，不必匆忙请求各自的政府调兵遣将。

根据各国公使的态度，法国公使毕盛草拟了一份联合通牒，要求清政府用特别的办法尽快扑灭损害各国在华利益的义和团。第二天，即5月21日清晨，首席公使葛络干代表与会各国公使将照会提交给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在收到各国联合照会后一度感到非常恐慌。经过慎重研究，总理衙门在限期的最后一天对联合照会作了答复。答复强调，总理衙门正在奏请朝廷发布一道更加严厉的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上谕。答复并请各国公使相信，清政府为镇压义和团而准备采取的措施与外交团所建议的那些措施并没有分歧，而总理衙门过去已经采取的各项措施也证明与各国使节的要求完全一致。

各国公使收到总理衙门的答复之后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总理衙门的答复是一般性的，是含糊其辞的。他们指责总理衙门既没有把马上将要发布的上谕内容告诉他们，又没有讲清楚清政府在过去所采取的措施中有哪些不足，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向清政府进一步施压。

其实，总理衙门的答复并非是一般性的，更不是故意含糊其辞，对中国政治情况有着自己理解的赫德就比较清楚地看到了清政府的矛盾心情。他于1900年5月27日告诉远在伦敦的同人说：“各国使馆正讨论如何应付义和团。北京似将面临外国军队占领的局面。中国朝廷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如不镇压义和团，则各国使馆将以采取行动相威胁；如准备镇压，则这一强烈的爱国组织将转变为反抗清朝的运动。”两害相权取其轻，清政府此时不仅感到各国的压力，而且义和团运动的失控也使得它不得不痛下决心，采取有力的措施以平息骚乱。5月25日，经慈禧太后批准，步军统领等衙门联合发布《禁拳章程》，严令查毁揭帖，不准刻字铺刻违禁字样，一旦发现有此等“奸民”，便从重惩处；对于青少年练拳，应责成其父兄实力禁止，如仍敢听任子弟练习，“唯尔父兄是问，立传到案，分别办理”；对于那些依然胆敢聚众演习武术的拳众，章程规定要“邻右同坐”，实行株连。在此前后，直隶总督裕禄也多次派兵前往直隶中部地区义和团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进行镇压。

清廷的行动并没有获得各国公使的信任。5月26日晚，首席公使葛络干再次召集公使团会议，研究局势和讨论出兵问题。法国公使毕盛在会上抢先发言，用十分激烈的言词攻击总理衙门的答复仅仅限于一些口头的保证，过去未见实行，现在也只能用来安慰各国公使。接着，他列举所得到的各种情报以证明在中国的罗马天主教会中存在的恐慌是有足够的理由的，并断言在北京将要发生一次严重危及所有欧洲人安全的暴动。他甚至认为，在北京城内外的教会各教堂，清政府派驻士兵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教会，而这些士兵和义和拳结为兄弟，帮助拳民恐吓基督教徒，因此清军派驻各教堂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教堂，而是为了在确定屠杀教徒的时间到来之前防止教徒逃跑。在城内，清政府张贴的布告总是被愤怒的群众撕毁，这些激愤的群众谴责清政府竟敢取缔像义和团这样的爱国组织；教士和教徒同样在各处受到威胁和辱骂。义和团已经变得这样大胆，以致他们现在竟敢在街上点火作为集合的信号。毕盛的结论是：中国即将发生一次极为严重的骚乱，在北京的所有欧洲人都迫切需要保护。如果清政府拿不出迅速而有效的措施，那么他建议各国使节应该请求各自的政府调来足够数量的使馆卫队，以预防可能发生的骚乱。

俄国公使格尔思同意毕盛的意见，以为总理衙门的照会确实不能使人满意，他表示有理由相信总理衙门的照会没有适当地表示清政府的意图，不相信清政府已决定采取有效措施。他不能相信北京所面临的危险像法国公使所描述的那样急迫，然而他承认法国公使所具有的情报来源使法国公使比其他国家的公使能够更好地对局势作出判断。因此，俄国公使和其他国家的公使一样深切地感到不能忽视法国公使毕盛所表示的看法。不过，俄国公使格尔思还认为，既然危险并不像法国公使毕盛所描述的那样急迫，因此原先考虑的陆战队登陆的方案足以应付目前的局势。

德国公使克林德声称，无论期望清政府做任何有效的事情，或者是各国公使采取任何行动，例如调来卫队，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一决定的依据是相信清政府能够继续保持稳定，或者是希望当它垮台时帮助扶持它。克林德宣称：他认为清政府正在土崩瓦解，他不相信以设想中国的稳定为根据的任何行动能够奏效。

其他各国公使基本同意毕盛等人对总理衙门的责难，他们更倾向于相信毕盛的情报来源，但他们对毕盛对局势的判断，尤其是他所预言的那些危险，则将信将疑。

各国公使最后约定起草一个照会，要求总理衙门向各国公使具体说明清政府将要采取哪些有效措施镇压义和团运动，委托早已约定第二天面见庆亲王的俄国公使格尔思和英国公使窦纳乐，当面将公使团的看法作进一步的说明，表示如果届时的答复仍令人失望，他们便将立即要求各自国家的政府紧急调遣使馆卫队进入北京，自行保护。

5月27日下午，庆亲王奕劻相继接见了窦纳乐和格尔思。窦纳乐发现没有必要向中国方面再度强调局势的危险，因为中国方面显然已经听到了关于这个问题所能说的最坏消息，而且庆亲王不客气地立即打断窦纳乐的发言，明明白白地向窦纳乐表示清政府对于最近义和团活动的表现所感到的深切忧虑，很显然，正在激起的动乱和不满不仅是针对外国人和中国基督教徒的，而且也是反对清政府的，他们是国家的敌人。庆亲王告诉窦氏，清政府已向直隶总督发出最严厉的训令，要求直隶总督逮捕和惩罚首恶分子，并驱散受欺骗的一般民众。在北京城内，清政府也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稳定局势。庆亲王告诉窦纳乐，作为驻京部队的军事指挥官，他愿意亲自承担对所有外国人的保护。言下之意，他希望窦纳乐告诉各国公使对中国局势大可放心，相信清政府有能力尽快恢复秩序。兼任步军统领的另一位总理衙门大臣崇礼向窦纳乐介绍了步军统领衙门遵照上谕所采取的措施。

庆亲王期望窦纳乐能够向各国公使转达清政府的上述保证，当然是希望各国不要火上浇油，相信清政府有能力尽快恢复北京的正常秩序，并将竭尽全力地保护各国使馆及所有外国人的安全。

窦纳乐忠告庆亲王说：所有国家的使节都认为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局势相当严重，并因此报告他们的政府。如果他们不能从清政府方面得到他们企图得到的保护，那么，他们自卫的方式便将是调集使馆卫队，当天下午或许就要决定是否调集使馆卫队的问题。同时，如果调集使馆卫队，他们前来的人数无疑将比以往多得多。

对于这一具有明显威胁性质的建议，庆亲王从容应对，表示并不反对各国向北京派遣必要的使馆卫队。庆亲王解释说：他已经知道有些国家的公使担心北京的局势失控，有意向北京派遣使馆卫队。清政府现在已认识到义和团运动的力量和破坏作用，因此对于调来外国军队以增进安全可能抱欢迎态度。他再次重申：各国使馆能够期望得到主人应当给予客人的一切保护。

庆亲王奕劻和总理衙门各位大臣的坦诚表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国驻华公使的紧张情绪，给他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们相信清政府终于意识到义和团运动将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危机，相信清政府正在对义和团采取有力措施，义和团运动的进展终于使清政府感到十分惊恐。因此，各国公使在当天晚上举行的会议上决定再等待24小时，以便进一步观察清政府的态度，然后再对是否调兵进京保护使馆及教堂作出最后的决定。

第二天（28日）晚上，各国公使按照预定的计划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将对是否向北京派遣使馆卫队作出决定，只是在决定之前继续等待总理衙门已经答应提出的通知，这个通知是关于上谕的内容以及清政府为镇压义和团准备采取的具体措施。当外交团按照预定的计划召集会议时，总理衙门的通知已经及时送到。然而，鉴于在过去的一天里所发生的严重事件，各国公使普遍认为，考虑治安措施的纯例行套语的时候已经过去，因为那些套语甚至写在纸上也是令人不满的。

在过去的一天时间里，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意外事件，铁路沿线的一些车站，其中包括京津之间的最重要的丰台车站以及机车房和欧洲人的住房均被焚毁。京津之间的铁路联系已经中断，沿途被毁坏的铁路已有多处。

如果说义和团对铁路及车站的破坏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话，那么清政府及其军队在过去一天中的表现实在与清政府对各国的保证不相符。各国公使根据各自的情报已经确认，在这一系列的破坏活动中，清政府对局势的严重性漠不关心，军队无所作为，听任局势继续恶化。

二、使馆卫队进入北京

义和团焚毁丰台火车站的消息和京津铁路已被破坏，以及关于义和团正开往京城以增援他们在城内的信徒等谣言在外交团及传教士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英国公使窦纳乐匆忙邀请北京城内英国教会的重要成员于夜间来到公使馆避难，法国公使毕盛紧急要求法国军队进京保护法国公使馆及法国传教士。在这种紧张气氛中举行的各国公使会议上，各国公使毫不犹豫地同意“不失时机地”调动军队进京保护公使馆。

第二天（即5月29日），惊恐情绪稍有平息。已查明京津之间的铁路并没有遭到破坏，一列载有清政府官员的火车自天津到达北京火车站，这些官员已经着手恢复秩序并使铁路重新通车。步军统领衙门已经奉慈禧太后的命令派兵在东交民巷各使馆附近昼夜巡守，保护使馆；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荣禄亦亲往丰台、马家堡一带巡阅，并派武卫中军五营驰赴丰台，马步三营驰赴马家堡，马步三营移驻永定门内，加强了对北京外围的防守及城内的巡查，期望尽快恢复秩序。

然而，谣言及消息滞后等依然困惑着外国人，他们不相信清军已经遵照政府的指示转变了对外国人的态度。或者是因为这些军队一时间尚未接到上级的命令，或思想尚未完全转过来，于是一些有机会骑马的外国人在通往火车站的街道上依然感到那些站岗或巡查的清军士兵的恶劣态度，或许确有外国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侮辱，或许也有士兵向他们扬言：他们被派到这里站岗或巡查，并不是单纯地为了保护外国人，而且为了阻止外国军队通过城门进入北京。

下层士兵及一般民众的态度当然不能代表清政府的真实看法，但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各国公使已经无意于相信清政府的能力和诚意。29日，已经驶抵大沽口外的各国舰队先后接到进入北京保护使馆的命令，他们迅速派出海军陆战队，由海河乘船到达天津，准备向北京进发。

按照当时国际通行惯例及国际法原则，保护各国使馆的安全本是驻在国政府的责任，外国军队无权调动军队自行保护，更何况各国驻华使馆在当时并未真的受到威胁和冲击。然而弱国无外交。各国似乎根本无视清政府的存在。

外国军队乘火车进入北京必须得到清政府的同意，否则中国铁路上的官员是没有权力将外国武装人员运往天津的，更不要说进入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了。当各国军队在大沽口等地集结的时候，公使团曾向清政府提出调动大批军队进京保护各自的使馆，并要求清政府提供运输上的便利。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代表各国领事致函直隶总督裕禄，要求于各国军队抵达时“竭力帮助登岸”，并速饬所属相关部门尽快向各国军队提供火车，以便这些军队赶赴北京，保护使馆，以期妥速。

清政府在得知各国公使派军队进京的决定后大为恐慌，但也不愿放弃外国军队不得进京的原则立场。5月30日，总理衙门在答复各国的照会中拒绝各国军队进京；即便一定要进京，也应该再给清政府一次机会，以便清政府正在采取的措施能够见到实效，希望各国能够尊重中国的主权，不派军队进入北京。直隶总督裕禄也秉承政府旨意，命令中国铁路不得运送外国军队进入北京。

各国公使得知清政府的态度后极为恼火，但是他们也相信，清政府拒绝外国使馆卫队进京的态度不会坚持很久，因为此时的局势极为严重，“人们很激动，而且士兵叛变。毫无疑问，现在的问题是这里欧洲人的生命财产正处在危险中。”基于这样的判断，各国公使于5月30日中午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英国公使窦纳乐在会上告诉各国同事说：总理衙门的一位译员今天早上就使馆卫队问题前来英国使馆面商。窦氏明确表示没有任何事情能干涉和阻止各国使节调来部队的意图，但这支部队的人数是否仅是一支卫队的数目，或者是它将扩大到足以克服有组织的抵抗，这要取决于中国政府。窦氏还竭力劝告这位译员，总理衙门应建议清政府善意地服从局势的需要，并且为卫队前来北京提供一切便利。窦纳乐认为，现在各国使馆和所有外国人所面临的危险，来自清军的远比来自义和团的要更为严重，因此他们迫切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

法国公使毕盛以为清军是不可指望的，各国使馆及所有外国人的安全必须依靠外国军队进行保护，因此向北京派遣特种部队是完全必要的。毕盛还以自己得到的报告强调，可能正是董福祥的甘军才是长辛店5月27日放火烧毁欧洲人房屋的罪魁。

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建议各国公使一致行动，如果总理衙门坚持反对外国军队进入北京，那么清政府就必须作出采取行动的明确决定。否则，各国必须调来特遣部队使用武力。也就是说，外交使团已经无法顾及清政府的态度，已经决定立即向北京派遣特种部队。

各国公使大体同意意大利公使的判断和建议，推举英、俄、法、美四国公使立即前往总理衙门进行交涉，宣布外交团的意图。

四国公使在会议结束后立即赶到总理衙门，他们威胁中国官员说：不管清政府的态度如何，外交团调兵进京保护使馆的决心已定。同时，为了避免将来的后果，他们劝告清政府对于外交团的决定予以同意。如果清政府善意地答应外交团的要求，那么卫队仅留驻到各驻华使馆不再有危险的时候为止；如果清政府就此提出反对意见，继续拒绝各国派军队进京保护使馆，那就不可能确定结果将会如何。四国公使没有明说而会谈双方都心知肚明的意思是，一旦清政府拒绝各国派遣使馆卫队进京，那么各国就共同调来特遣部队并使用武力，而且还可能会增派大量军队强行北上。到那时，清政府必须承担为此而付出的代价，那就是不但东三省、北五省将非中国所有，可能连中国的南方亦非中国之地了。反之，如果清政府此时能够适度让步，能够向各国进京部队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那么各国军队进京的人数将会很少，并且仅留驻到不再有危险的时候为止。他们限令总理衙门必须在30日当天晚上将答应各国调兵进京的决定通知直隶总督裕禄。

面对四国公使的狂妄姿态，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当然希望用拖延的办法予以缓和。他们借口事关重大，必须要同正在颐和园的庆亲王进行协商之后方可答复，他们建议四国公使不必催之过急，中国方面一定力争在次日下午予以答复。

四国公使无意听从总理衙门大臣的建议，或许是因为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日）为中国传统的端午节，他们担心义和团将在那一天弄出更大的危险，因此坚持使馆卫队必须在第二天（即5月31日）抵达北京。他们要求总理衙门必须尽快训令直隶总督裕禄为各国使馆卫队进京提供方便，否则沿铁路线前来的特遣部队将有充足的人数，以应付因此而产生的困难局势。

在当晚举行的外交团会议上，四国公使向与会者通报了与总理衙门交涉的最新进展，各国公使就最新局势和将要采取的步骤达成一致。他们议定向各国驻天津首席领事发出一份电报，说明各国使节的决定，期望首席领事在与直隶总督进行交涉的时候，能够说服直隶总督裕禄尽快向各国卫队提供进京的火车。

此时，各国驻天津首席领事为法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杜士兰当四国公使大闹总理衙门的时候就已前往直隶总督衙门，要求直隶总督裕禄为各国军队进入北京提供协助。在收到各国公使的电报之后，他更明确地当面告诉裕禄称，各国此次送兵进京，并非与中国为难，不过是为自为保护起见。各国向北京派遣使馆卫队的决定已由各国公使会议通过，万难改易。现在各国军队均已抵达天津，因此不论总署同意与否，各国使馆卫队定准明日进入北京。他希望裕禄能够予以积极的协助并努力促成。他甚至威胁道：如果候至明晨尚不能获得满意的答复，那么各国军队即赴车站乘火车动身；若火车拒绝运送各国使馆卫队，那么各国军队亦将自行起早前往。

强大的外交压力以及对6月1日端午节可能发生灾难的担忧，不能不使清政府屈从于各国的要求。5月31日黎明前，总理衙门秉承慈禧太后的旨意致函四国公使，同意撤回反对外国军队进入北京保护使馆的意见，但强调各国所调军队不得超过30名，而且一旦在北京恢复秩序之后必须立即撤退。同日晨，总理衙门奉命致电直隶总督裕禄，准许他派火车协助各国运送军队进入北京，但必须控制进入北京的外国军队人数。该电同时告知裕禄：由于此事尚需到颐和园与最高层商量，“往返需时，先闻”。似乎在得到了最高层的同意后，时至近午，总理衙门再致电裕禄，同意“洋兵护馆，准由火车运送”，但“人数不得过多，致碍邦交”。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将同情义和团并声言将要阻击外国军队进入北京的甘军从北京车站附近撤走，以防清军与列强的军队发生冲突。

各国公使在当天早上收到总理衙门的信后，立即开会讨论，他们对于清政府对他们在调兵人数上的限制根本不予理会，决定在天津已经准备就绪的所有那些特遣部队应立即前来北京。各国公使电令驻津各领事与直隶总督裕禄直接交涉，从速安排各国军队乘火车进京。

在直隶总督裕禄的协助下，由英国、俄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军队参加的300多人的联军，于5月31日下午7时左右由天津乘一专用火车抵达北京马家堡站。第一批进京的使馆卫队人数说法不一，窦纳乐在1900年6月10日致索尔兹伯理的信中说总计337人，其中英国特遣部队由75名士兵和3名军官组成。而裕禄在当天致总理衙门的电报中根据铁路局查点“洋兵上车”的实在数目为：英国兵72名，军官3名；美国军官7名，士兵56名；意大利军官3名，士兵39名；日本军官2名，士兵24名；法国军官3名，士兵72名；俄国军官4名，士兵71名。总计各国军官22名，士兵334名。随后，德国、奥地利两国援例各派出50名和30名官兵参加联军，于6月1日和6月3日分别进入北京。此后，各国仍不断增兵，至6月8日，进入北京的外国军队已近千人。这一批所谓“使馆卫队”实际上就是八国联军的先遣队。他们进入北京之后得意洋洋，相互庆贺他们逼迫清政府“敞开”北京城门让他们“自由走进”的所谓“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