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京津局势持续恶化与清政府举棋不定

一、清政府对义和团态度的分化

清政府对列强的让步并没有使自己变得轻松起来，相反，同意外国军队进入北京更使自己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统治层内部各派势力进一步分化，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在东南经济繁荣地区担负重要责任的封疆大吏出于最务实的考量，坚决主张对义和团加紧镇压，一意主剿，尽快平息义和团运动，否则就极有可能引起列强更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一直在一线负责处理义和团事件的直隶总督裕禄虽然如同先前一样继续坚持“剿抚并用”的立场，但鉴于形势的急剧变化，他此时对“剿抚”的轻重缓急有了新的考虑，他认为义和团发展到如今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再一味主抚恐怕已很难收到实效。为了防止义和团规模继续扩大，必须尽快集中兵力、精力严加惩处。裕禄于6月2日致总署电称：“详查现在情形，匪徒日聚日众，断非语言文告所能劝解，若不厚集兵力稍加惩创，恐成燎原。”

清廷内部那些具有排外思想倾向的官僚主张对义和团运动应该停止镇压，应该充分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去与国外军队相抗衡。5月30日，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联合何乃莹秉承清廷内部高层某些排外者的旨意上奏清廷，称义和团到处蔓延，诛不胜诛。既然诛不胜诛，那就不如用安抚、招安的办法，将他们编入清军序列，统以将帅，“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期待利用义和团对洋人的仇视而与外国军队决一雌雄。

清廷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义和团固然并没有真正的好感，但她此时可能更反感的是列强对她的威胁。她担心列强坚持派兵进京的真实原因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各国使馆，可能还有试图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尤其是利用中国内部的力量推翻她的统治，重新建立新政府的企图。后来的事实也表明，列强自从戊戌维新失败后，确实曾经对慈禧太后表示过不满，确曾希望用光绪皇帝或“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新中央政府”来代替至少是削弱慈禧太后的权力。1900年6月19日《字林西报》曾说：“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帝位之上。”7月20日，德国外交大臣布洛夫在给驻华公使穆默的“训令”中也曾指示：“联军一占领北京，就要立即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新中央政府。”这自然是慈禧太后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当列强要求清政府同意他们向北京派兵的时候，慈禧太后的最初反应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她一方面期望通过加强对义和团的镇压来换取列强对她的宽容，于5月29日和30日连下两道谕旨，要求地方文武官员严厉查禁义和团，“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对那些甘心为乱、不听劝阻的义和团民“合力捕拿，严刑惩办”。但另一方面，她也不希望中国官员不加区分地攻击和镇压义和团，而是反复告诫地方官员在处理义和团事件的时候要区别对待，分清良莠，“其有随声附和并无滋扰实迹者，亦应剀切晓谕，立时解散，毋任再起衅端”。这样一来，慈禧太后既不能从列强那里讨得真正的欢心，也很难从义和团那里获取支持。慈禧太后对待义和团的心态是矛盾的，窦纳乐6月2日向索尔兹伯理报告说：“我从一位可靠的权威人士那里获悉：宫廷内的形势十分紧张。慈禧太后希望镇压义和拳，但她不敢这样做，因为大阿哥的父亲端王和其他保守的满人对义和拳予以支持，同时也因为义和拳人数众多的缘故。”相反，义和团在她这种政策的鼓励下，更加无所顾忌，获得更大的发展。

二、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持续高涨

对于清廷政治高层的矛盾心态与想法，各国公使似乎也很明白。因此，使馆卫队进入北京之后，各国对此并没有感到满足，他们仍然继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继续向中国增调军队。到6月2日，集中在渤海湾和大沽口外的各国军舰共有24艘，其中英、德、日三国各3艘，美、法、意三国各2艘，俄国有9艘。同日，奥匈帝国的“岑塔”号巡洋舰也由日本佐世保港口驶抵大沽口。

列强调动军队进入北京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稳定北京的局势。在最初阶段，使馆卫队的到来或许对于稳定在北京的外国人的情绪起到过某种镇静作用，在以后的一两天里，这些外国人原本激动异常的情绪减退了，前往各驻华使馆寻求避难的那些教会中的妇女和儿童也开始返回他们自己的住宅。更为重要的是，原先中外各界纷纷传言端午节将发生重大事件并没有变成事实，人们在恐慌中终于度过了这一天。显然，如果不发生意外，北京的局势应该很快趋于稳定，秩序将很快获得恢复。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列强调兵进入北京的行径不仅没有导致北京局势的真正缓和，而且迅速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激起了义和团更加强烈的反帝爱国情绪。

当各国公使建议各国政府调兵进京并替清政府“代为剿灭”义和团的时候，却又传来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6月1日，在保正路工作的36名欧洲人，其中主要是比利时人，鉴于当地局势的动荡不已，人身安全既无法保证，铁路既已破坏，工作也无法继续进行，于是决定从保定府动身乘船逃往天津。他们在距保定160里的雄县小龙王村附近遭遇义和团的拦截阻击，被驱赶上岸，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这些欧洲人开枪射击，终于杀出了一条生路。然而当他们于6月2日狼狈抵达天津的时候，这些欧洲人已有9人失踪。稍后证实其中4人死亡。这一事件对后来局势的恶化，尤其是列强诸国更大规模地向中国集中兵力，起到了相当重要的诱导作用。

当这些欧洲人在途中遭遇困难的消息于6月1日夜间传到北京的时候，比利时公使紧急请求俄国公使派遣军队前往协助营救。俄国公使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同意派驻防在天津的25名哥萨克骑兵前往迎接和救援。6月2日晨，这些哥萨克骑兵从天津出发，当天晚上，当他们尚没有迎接到这些欧洲人时便停止了夜间行进。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在独流镇为义和团和村民阻拦并包围。由于俄军曾受不准妄发枪弹的军令，于是只能拔刀格斗，初杀二人。村民仍猛进，有额束铜箍、腰系红带者五人策马前导，口中喃喃不绝，俄兵怀疑这些人就是所谓的义和团中的祖师，于是挥刀杀之，并杀死村民二三十人，其他的村民见状开始逃离，俄国骑兵得以冲出重围，杀开一条血路仓皇逃回天津。其中一名哥萨克军官从马上跌了下来，被愤怒的义和团民众连刺六枪；一名试图去营救这名军官的哥萨克士兵甚至被义和团割掉了鼻子。据说义和团方面有大约14人被杀死。

也是在5月底6月初，义和团为了阻止各国的军队继续进犯北京，又一次掀起了大规模破坏京津铁路的运动。5月28日，高碑店以北的桥梁、站道被毁，车辆被焚殆尽；高碑店以南铁路并保定府的料场则岌岌可危；30日，义和团烧毁定兴火车站，焚烧长辛店洋房。31日，保定以南方顺桥车站及附近桥梁、铁道均被毁；同一天，高碑店附近的铁道也被拆毁一段；自涿州至卢沟桥全线被毁，枕木钉板一概无存，铁轨弃置道旁。

6月1日，直隶安肃县南及方顺桥附近的车站、铁道、桥梁及房屋等再次被焚；卢保、津卢铁路均受到威胁，西路电线已断。因为收到北京传来“不准开仗”的指示，驻守在涞水一带的官兵近于“解体”，义和团乘势攻占涿州城，城门启闭，概有义和团掌控。官府“办公之人不得入城，城内文武具文而已”。稍后，涿州义和团甚至将武卫前军马队左营管带聂汝康及马兵等17名“全行扣住”。保定省城内亦有大量的义和团在活动。2日，高碑店以北的铁道、车站、电线杆等均被拆毁，自保定至长辛店铁路沿途均由义和团控制，各方面的交通已经受到了严重限制。3日，天津至卢沟桥的铁路受到威胁。4日，黄村火车站及附近桥梁、电线杆等均被焚毁，义和团与前往镇压的聂士成军左路后营管带张继良部发生激烈冲突，清军伤亡80余名。义和团的势头正在迅猛发展，他们在与清军冲突之后，已经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向京津方向挺进。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在直隶静海成立“天下第一团”，随后率团进入天津，促成天津义和团迅猛发展，京津地区的局势更加严峻。

在破坏铁路、阻断交通及通信工具的同时，义和团民众对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几乎到了见了必杀的仇视程度。6月1日，义和团民众对由清军护送的30余名保正路的外国工作人员强行拦截，并将其中的几名杀死。同一天，直隶顺天府永清县的数百名义和团民众于清晨攻入县城，公然焚毁教堂，杀死了英国教会传教士一名，带走了另一名传教士，将他囚禁在邻近的一个村庄里，并于第二天将其杀死。直隶雄县的义和团也于同一天围攻八方村教堂，威胁传教士及教民的安全。也在这一天，直隶蠡县高家庄的教堂被义和团焚毁，损失惨重。

6月2日，京师的义和团放火焚烧麦加利银行，天津的义和团在这一天放火烧毁苏家桥的教堂。直隶晋州彭家村的义和团在这一天放火烧毁该村及吕家村教民房屋数间。

6月4日，保定以南之清苑县的义和团与该县教会武装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当地义和团民迅速集结外来团民约两千人与教会武装相对峙。至于前往镇压的官军，义和团在与其相对峙的过程中也不让分毫，甚者毫不客气地予以打击，如聂军部属就多次在与义和团的冲突中受到一定程度的伤亡。凡此，迅猛发展的义和团不仅成为清廷有识之士的心头之患，更是各国公使难以安寝的因素。

人们过去只知道义和团大规模地破坏铁路、电线等近代设备，以为义和团不仅盲目排外，而且太缺乏近代视野，是对近代文明的仇视。不论是赞成义和团为爱国主义运动，还是贬低义和团运动为一场灾难的论者，似乎都不太明了义和团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其实，义和团之所以在保定、长辛店一带破坏铁路、电线，并迫害洋人，这与当时当地工程中洋人的不法行为，尤其是工程中所使用的来自福建的翻译人员有关。据时在卢汉路任职的张美翊分析，他在1899年秋在保定一带公干时就听到一些议论，指责办工员役倚洋欺民，甚至聚众强奸良家妇女；调戏不遂，栽赃诬陷。在这些工程中的福建翻译人员，年轻学浅，与洋人言则洋语不够，与北人言则北语不够。言语不通，情意遂致隔阂。至其是否渔利舞弊，无从佐验，不敢随便乱说，但总使人不可避免有某些怀疑。张美翊建议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将长辛店铁路先逃之司事、翻译及平日声名恶劣之人，从重惩罚一二人，以诫其余，以谢居民，以杜言者之口。至于长辛店一带一再发生民教冲突，在张美翊看来也是用人体制发生偏离所致。他认为，工程中翻译人员多为洋人所用，不归中国方面的总办节制，这是一再发生用人失误的根本原因。

张美翊的这些分析，至少告诉我们义和团之所以在长辛店一带大肆破坏铁路、电线，甚至迫害洋人工程师，有铁路管理方面的原因，然而只是由于时间的紧迫，张的建议来不及获得盛宣怀和中外双方政治高层的注意与回应，事态只能按照其固有的规律继续发展与演化。

三、清政府举棋不定

面对日趋恶化的京津局势，各国公使惶恐不安。他们担心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继续迅速扩展，将北京沦为孤岛，并将各国外交人员长时期地围困在北京。于是这些公使在那些天里连续召集会议，商讨对策。

在6月4日各国公使紧急会议上，俄国公使指出：俄国军队深入中国内地去营救那些被围困的比利时工程技术人员应该说是一个特例，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俄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深入中国内地对义和团民众进行直接的武装征讨。然而，由于俄国军队不仅没有成功营救那些欧洲人，反而使自己陷入重围并损失惨重，最后被迫从义和团面前撤退。这一事实不仅鼓励了义和团的士气，反而使人们更加相信义和团真的具有某些神奇的力量。俄国公使承认，这一事件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他表示当他同意派兵前往的时候完全是受人道主义的心情所支配，他请求各国公使不要把这一事件作为一个先例，尤其是不要认为这一事件是深入内地进行武装征讨的借口。

法国公使认为：既然火车已经停驶，电报联系也可能不久就会中断。对于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建议必须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希望那些在天津海面停泊有舰队的各国公使应该立即致电各自的政府，期待各国政府在北京一旦被截断与外界的联系沦为孤岛，而且中国的排外运动一旦真的占了上风的时候，那么各国政府就应该训令各自的舰队司令官采取必要的援救措施。法国公使的这一建议被各国公使所接受，他们很快向各自的政府发出求救的电报。

同一天下午，为了试图使清政府对已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英国传教士在永清县被杀和被抓事件的严重性获得深刻印象，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按照约定前往总理衙门。在会晤一开始，窦纳乐就严厉地质问总理衙门的大臣们：清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以惩罚在永清杀害英国传教士的凶手，并使被劫持的另一名传教士尽快获释？大臣们告诉窦氏说：直隶总督对此负有责任，总理衙门已经电告总督派军队前往肇事地点，而这就是总理衙门所能做的全部事情。大臣们对于英国传教士被杀和被劫持的恶性事故并没有表示惋惜之意，或有急于设法营救那位被囚禁的传教士的愿望。这些大臣在会谈时的表现极为冷淡和无能无力，当翻译正在翻译窦纳乐的谈话时，窦氏发现到会的四位大臣中竟然有一位浑然睡着了。窦纳乐的恼怒可想而知，他以极为强硬的姿态告诉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英国政府必须使清政府对这种构成犯罪的漠不关心态度承担责任，这种漠不关心造成了这个可耻的情况。接着，窦纳乐要求同庆亲王举行会晤，因为他觉得同总理衙门的这些大臣们讨论此事是没有用处的。

6月5日下午，窦纳乐如约前往总理衙门与庆亲王奕劻举行会晤。由于清政府已获知在永清县的两名英国传教士均被杀害，于是庆亲王对此表示极为遗憾，这对平息窦纳乐心中的不满显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谈到如何镇压义和团的问题时，窦纳乐指出，没有丝毫迹象表明清政府企图严肃处理义和团骚乱。这种态度的结果，便是在京城几英里以内人们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而且在京城内也有发生骚乱的严重危险。他明确告诉庆亲王，就他所能判断的而言，不镇压义和团正直接导致外国干涉，无论各友好国家对这一行动感到多么遗憾。

对于窦纳乐的指责，庆亲王并不企图为清政府辩解，也不否认窦氏所说的事情。据窦氏观察，这意味着庆亲王在心中同意窦氏所说的话。庆亲王还向窦氏表示，他曾在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中极力陈述这一看法和立场，但是毫无效果。庆亲王重申了自己的保证，但据窦氏感觉，庆亲王采用了较平时更为敷衍的态度，这并不能使窦纳乐对北京的安全感到放心和宽慰。庆亲王说，朝廷对危险采取了严肃的看法，同时他强调这个事实，即聂士成提督率领6000名军队正从天津出动防守铁路线，以阻止更加恶劣的事件发生。对庆亲王的说法，窦纳乐表示怀疑，他明确告诉庆亲王，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他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聂士成奉有枢廷密令，绝不允许他的士兵向义和团开火。对于窦纳乐的揭示与指责，庆亲王立即显现出“某些戏剧性的惊讶表情”，庆亲王显然也怀疑，这些军队除了保护政府财产外，是否允许这些士兵向义和团开火，或即使授权开火，这些士兵是否会服从命令。庆亲王的态度显然更坚定了窦氏对清政府真实态度的怀疑。

庆亲王明白地告诉窦氏说，对于像义和团运动那样显然深入人心所提供的这一民意表达是不能漠然视之的。这个运动首先是由于中国基督教徒及其教士们的行动而引起的根深蒂固的仇恨的一种表现；虽然教徒们受到严重损失，而且政府的财产遭到破坏，但直到目前为止，普通的中国良民绝没有受到骚扰。如果由于义和团表达了人民的普遍情绪而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惩罚，那么中国良民将认为那是最不公平的。庆亲王承认，清政府确实不愿意严厉地惩处义和团运动，因为这个运动由于它的排外性质而深入人心。而这一点应该是清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置义和团问题上摇摆不定的真实原因之一。

窦纳乐在这次会晤中显然没有获得他最想得到的东西。窦氏相信，作为清政府的一个杠杆，总理衙门正在彻底瓦解。总理衙门显然希望窦纳乐了解局势的极端严重，而且因为慈禧太后愚昧无知的顾问们的影响，总理衙门已无力挽救时局。窦纳乐据此领悟到，庆亲王及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实际上是告诉他，由于清政府一贯认识到列强武装干涉充满着政治纠纷的危险，因此窦氏今后不必再耗费太多的时间与总理衙门的大臣们继续交涉，而是应该设法寻求与清政府最高层进行直接接触。所以，窦纳乐在获得总理衙门正式同意他所坚持的必须逮捕和处决永清事件的凶手的要求之后，就离开了总理衙门。

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窦纳乐与各国公使频繁地进行协商。他们一致认为，由于慈禧太后及其顾问中更保守的人物对义和团排外运动的明显同情，京津地区的局势正在明显、迅速地恶化。他们担心如果慈禧太后的态度不能发生根本改变，如果没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家对北京进行武装占领，北京城里的局势照此发展下去将更加危险，极有可能会爆发更大规模的义和团起事，出现无政府状态，导致各省的叛乱。而且他们感到，他们通常对清政府施加压力的方法已经失去作用，因为以庆亲王为首的总理衙门虽然倾向于镇压义和团，保护外国使馆，但现在的情况可能是，总理衙门已无力说服朝廷对义和团采取更加严厉的镇压措施。因此他们一致决定继续向北京增派军队，并照会清政府负起保护京津铁路和电报线的责任。为了直接抗议清政府对列强保护不力，公使们要求集体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这些公使看来，这或许是使清政府获得深刻印象的唯一的机会。

6月6日，外交团举行会议，讨论目前所面临的困难，以及集体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可能性。当会议将要举行的时候，窦纳乐获悉聂士成提督已接到最严厉的命令镇压义和团，而且聂军实际上已经在铁路沿线与义和团发生冲突。总理衙门答应外交团，铁路交通至迟将于6月9日恢复，同时要求各国使节延缓实现关于集体觐见的想法。

同一天，英国驻大沽口舰队司令西摩中将在“百人长”号军舰上与法、德、意、俄、奥、美、日等国高级海军军官举行会议，讨论局势并安排在必要时与会诸国的在华军事力量采取一致行动。此次会议进行了两天，最终达成了谅解，同意各国驻华军事力量在必要时采取一致的行动。

第二天，英国外相索尔兹伯理批准了窦纳乐的授权请求，授权他和海军中将西摩视中国局势的演变，全权处理在中国，尤其是华北广大地区所发生的主要针对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的义和团骚乱。与此同时，各国驻华公使及各国驻华舰队司令官也都先后接到本国政府的指示，都被授予“极广泛的全权”，视局势发展自由而不受任何束缚地决定采取何种措施。至6月初，在天津租界的八国联军已达2000余人。他们计划先用武力夺取天津，然后再从天津乘火车前往北京。

列强的侵略气焰进一步激怒了义和团。为了阻止八国联军继续向北京进犯，义和团再次拆除了京津铁路的部分铁轨。6月8日，各国公使得到天津方面传来的消息，义和团已经到达杨村，正在焚毁该处的铁路桥梁，被派去保护铁路的聂士成军却开始撤回他们在天津以东的芦台营地。在各国公使看来，聂士成撤回芦台，就意味着总理衙门声言可以信赖的唯一部队已放弃保护北京的企图，也粉碎了他们寻求恢复京津铁路交通的一切希望。根据这一判断，他们认为：“刻下惟有各国合谋保护旅华西人身家产业，并须速下辣手，占管铁路，为第一要著。”

当列强不断向北京派兵，不断向大沽口外集结军队的时候，慈禧太后考虑变换一下手法，试图对义和团进行缓和性的瓦解。6月3日，军机处向荣禄、裕禄传达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最新指示：“现在畿辅一带拳匪蔓延日广，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该督务当通饬各州县亲历各乡，谆切劝导，不可操切从事。至带兵员弁，亦当严行申诫，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

6月4日晚，慈禧太后密召军机大臣入宫议事，为时甚久。旋即议定，决计不将义和团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荣禄等人对此不以为然，召对时，荣禄将招抚义和团“误事之言详细言之”。诸王、贝勒如端王载漪、刚毅、启秀、赵舒翘等，俱同声讨伐，大声疾呼，谓断不可剿办义和团。因势力不及他人，主剿者亦怯，如王文韶则默然无语，不置可否。慈禧太后对各大臣的奏对并不认可，以为未能中肯，赫然震怒，认为除荣禄之外，余众才干均远在张之洞之下。显然，太后并没有在主抚、主剿这两种方案中作出最后的决断。

毫无疑问，慈禧太后和清廷最高层的犹豫不决是义和团运动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面对这种危局，驻守在外的疆臣们忧心如焚，南洋大臣刘坤一、北洋大臣裕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封疆大吏皆主坚决讨伐。6月6日，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署，力陈义和团“断非仅恃劝导所能解散”，政府的正确选择只有一条，那就是“自行剿办”，始不至“酿成大患”深悉洋务的会办商务大臣驻沪办事的盛宣怀甚至于6月3日起草了一份建议书，建议清政府无论如何也要尽快作出抉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指出：现在义和团尽管势力昌盛，然而说到底不过是一批乌合之众，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因此并不难荡平，而难在立定主见。自来乱民初起，莫不由于议抚酿成大患。或曰会匪可攘外患，不当问罪，致失民心。或曰百姓众多，恐动兵激成事变。其实，义和团不过是借“助清灭洋”为名，蒙蔽清议，煽惑愚民。若再迟疑，抚而不剿，恐山东、河南各省会匪合股，形成更大的势力。而长江领域素有哥老会，一旦哥老会闻风起事，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孙文等人也势必在外有所举动，甚至潜回国内举事。果如此，中国大面积的动乱势不可免。到那时，要想平息骚乱恐怕就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时间和财力。而且更为可怕的是，随着中国动荡局面的形成，列强很可能会继续推广保护使馆这样的动议，借机派兵深入中国内地保护商埠、教堂、铁路，就此兵权、饷权均落他人之手。况北方大面积的旱灾已经形成，延至大秋不收，灾民遍地，剿抚两难。同时，由于甲午战争后大量的战争赔款，致使各省裁兵，这些被裁的大量士兵实际上已经沦为田间无赖，他们极有可能成为动荡的主力。鉴于这种种不祥的因素，盛宣怀建议在各省土匪尚未发动、外人尚未开口之时，迅就武卫各军兵力肃清畿辅，以消外衅，以杜效尤。

清政府没有采纳裕禄、盛宣怀等人的建议，不过也没有立即就主抚、主剿作出最后的决断。然而，慈禧太后的犹豫实际上使清政府的权力系统被一分为二，主抚、主剿的双方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发号施令，于是此后不久清廷的权力系统基本上是在因人而异地各行其是，不断传出相互矛盾的声音，发布相互矛盾的命令。6月5日，清廷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会同先一日被任命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等地向义和团喊话，希望拳民能够和平解散，如果拳民不听从解散的命令，再执迷不悟，一经大兵剿捕，势必父母妻子离散，家败身亡。第二天，清廷又加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一带“察看”并“劝散”义和团，“名为宣旨解散，实隐察其情势”，“意在以劝导为要”。这实际上引发了义和团大批进入京师的后果。

6月6日，清廷再发上谕，有意识地改变先前一意剿灭义和团的既定政策，公然宣称义和团的兴起事出有因。只要义和团现在立即交出那些破坏铁路等国家财产的首恶分子，一般的民众可以获得宽大处理，否则这些民众也会作为叛民遭到彻底的镇压和消灭。清军的将领们已经获得政府的授权，对那些匪徒中的首恶分子实行剿杀和追捕，当然这些将领在处理广大民众时，还是应该遵守区别首要与胁从的原则。从6月6日这份上谕看，清廷希望参照赵舒翘、何乃莹等人建议，舒缓与义和团之间的关系，并借此收服义和团拳众，以免动用更多的武力。

政策的转向并没有如其所期待的那样缓和了已经十分紧张的京津地区，相反这一转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义和拳骚乱。6月7日，奉命保护铁路、恢复铁路交通的聂士成在赶赴丰台途径廊坊的时候，遭到了义和团有组织的截击，义和团主动与清军交手，这在过去还是不曾有过的。聂军被迫折回落垡，又在那里与正在拆毁铁路的义和团发生极为激烈的冲突。双方各有不同程度的伤亡。同一天凌晨3时许，聂军邢长春获悉义和团焚毁北河大桥，乃密率马队前往阻止，不料遭到上千名拳民的攻击，官军被迫开枪。不久，定兴大东沟的数千拳民闻讯赶来协助义和团与官军作战。也正是这一天，外州县的义和团民三五成群，头包红布，手持刀械，开始络绎不绝地进入京师。京城地面形迹可疑及结党持械、造谣生事之人随处可见。这些遍布京师的义和团民于城厢内外遍张揭帖，略谓“必须焚灭教堂，杀尽教民，劝人不可归教等语”。6月8日，京津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在北京的义和团于南西门外杀死教民数人，并焚烧房屋不少，城门被迫关闭半天。在通州，一群前来避难的美国教士遭到了义和团的屠杀，传教士们把他们的房屋交给清军看管后，其房屋竟然也遭到了清军士兵的焚烧和抢劫。在天津，由义和团首领杨寿臣率领的数百名义和团民自安次县进入天津，于三义庙建立总坛，树立旗帜，大量无业游民纷纷往投自此，天津城厢内外相率立坛，仅仅两天的时间，城厢内外据不完全统计就立坛三四十处，每处或数百人或数十人不等。同一天，京津地区的义和团民依然继续破坏京津之间的铁路，廊坊、落垡一带的铁道已被拆毁，并逐步向靠近天津的杨村逼近，负责保护京津铁路的聂士成部被迫后撤，京津之间的铁路联系实际上已经中断，总理衙门所许诺的迅速恢复铁路交通的计划已被彻底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