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联军侵占天津

天津的局势自6月中旬以后已经严重恶化。义和团充斥天津的所有街巷，他们大都红巾蒙首，余布二尺许，拖至脑后；红布围腰，红布裹腿，手持短刀，数十成群，招摇过市。沿街商铺，得知义和团经过，皆执香跪迎，行人亦跪道左，口称师傅。亦有执香者，途遇道、府、县，皆叱令下舆免冠，司道、府县等官府中人，皆不敢冠带。甚至胆敢至总督府门前经过，竟然也无人过问。显然，义和团在天津受到了官方的特别关照。

14日晚间，天津西门内、镇署前及仓门口三所教堂被“三义庙”义和团总团率众付之一炬。15日晚，城外及三岔河各教堂也获得同样的结局。天津租界一带连日来枪炮之声通宵达旦，不绝于耳。整个天津，人心惶惶，胆裂心惊，数日间人们彻夜未睡。次日凌晨1时多，义和团强行进入官电报局，捣毁一空，马家口一带的电线杆被全部砍断，招乞丐运走。南线不通，天津电报局一时间积压电报300余份发不出去。此时租界由外国士兵把守，不许出入，所有店铺均已罢市，义和团众满街。16日晨，天津海关道署被义和团砸毁，分府署、县署亦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军械所内所存军械任凭义和团随意抢取，洋枪弹药搬运一空。尤有甚者，县署所有囚禁之犯人尽被义和团释放，“琴堂阒寂，囹圄一空”。天津实际上已被义和团所控制，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亦被完全破坏。

鉴于天津社会秩序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军事当局觉得有必要自己动手平息天津的骚乱。17日清晨，联军攻占大沽炮台的消息传到天津。驻天津各国领事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天津的形势将会急剧恶化。于是领事们决定先发制人，大炮立即控制了通往租界的主要道路，众多的俄军抢先占领了老龙头火车站，无数教民被驱赶到沿河一带抢修工事，巡逻的联军在界内加紧清查所谓的“奸细”，并迅速出动军队准备进攻紧对着紫竹林租界的武备学堂。他们担心，当大沽炮台被占领的消息被武备学堂的学员获知之后，一定会激怒那些血气方刚的学员，势必会对紫竹林租界形成极大的压力甚至威胁。而且他们早已获知，在武备学堂存放有很多有用的弹药。

17日下午2时，各国领事派出了由英、德、意、奥等国组成的175人的队伍攻击天津武备学堂。守卫学堂的学员面对列强军队的进攻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双方甚至展开了肉搏战。联军在感到难以攻占学堂之后，便放火焚毁了校舍，毁坏了大炮，杀死了几乎所有居住在那里的人。放火引起库存军火的爆炸，尚留在学堂的90多名学员几乎全部被炸死。

武备学堂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引起了驻天津清军的注意，已得知大沽炮台被联军攻占的清军立即赶到武备学堂援助。然而当他们到来的时候，除了惨不忍睹的现场和熊熊燃烧的大火外，已经看不到联军的影子。

愤怒的清军官兵面对此情此景难以自制，他们于当天下午3时将复仇的炮弹第一次射向紫竹林各国租界。向租界开炮虽然不合乎国际公法及国际惯例，但这一结果也实在是诸国领事罪有应得。他们自5月底以来不断挑衅，特别是西摩联军以及攻打武备学堂的军队都是从租界出发，因此清军炮击租界也便有了合乎情理的理由。

清军的炮声引起租界内各国领事的极大震动。他们敏感地意识到，一直在保护紫竹林租界的天津驻军已经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因为义和团并没有大炮。虽说各国领事对清军越来越同情义和团已有所觉察，也对天津驻军在得知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之后可能的反应有所准备，但各国领事怎样也不可能意识到天津驻军会这样迅速、这样决绝地与各国领事决裂，他们已经深切地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各国领事在慌乱中只能迎战。租界内的俄国军队迅速架起四门野战炮向围攻租界的清军猛轰。双方的炮击声立即召来无数被激怒的义和团民，义和团民义不容辞地加入抗击租界内联军的战斗。这是清军与义和团第一次冠冕堂皇地并肩作战，是义和团运动史、八国联军侵华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义和团爱国激情的激励下，直隶总督裕禄按照朝廷的嘱咐，“值此外患猝来，断难再分兵力剿办拳民，势不得不从权招抚，以为急则治标之计”，公开招抚义和团，将义和团与清军配合起来，阻止联军的进犯。于是在清军围攻租界之后不久，裕禄下令驻天津的清军分路堵截租界内联军的出击，进而一鼓作气拿下紫竹林租界，然后分兵东下一举收复大沽，报仇雪耻。清军和招抚来的义和团越战越勇。清军的炮火和无数的义和团民彻底封锁住租界内联军，也彻底切断了他们与西摩联军、与北京公使以及与驻大沽、塘沽等地联军的一切联系。

经过清军和义和团团民连续几天的奋战，焚毁了法国租界的一些洋房。裕禄不断地向朝廷报告这些所谓的“胜利”，对朝中的主战派起到了极大的刺激作用，促使已经准备向列强宣战的慈禧太后更加亢奋。当慈禧太后于6月20日看到裕禄的“胜利”报告后，第二天就宣布了宣战上谕，并传旨嘉奖在紫竹林助战的义和团。慈禧太后还根据裕禄招抚义和团的“经验”通报各省督抚，宣称“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抚如能招集成团，节御外侮，必能得力”。她命令各省督抚尽快像裕禄那样将分散的义和团组织起来，与清军联合作战，共抗联军。

6月22日，美国人和俄国人等均企图派兵救援天津租界，但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联合阻击。联军不仅无法有效突破义和团和清军的防线，反而损失惨重，一日夜死伤总数达224人。联军受阻终夜，于次日晨始抵达紫竹林租界。面对这种困境，各国军队开始有意识地向大沽口一带集结，以便需要时向租界增援。

6月23日黎明，从大沽赶来的各路援军数千人会合于军粮城，然后冲破清军和义和团的重重防线，沿着海河和铁道间的一条大路扑向天津。在东局子一带，援军受到清军和义和团的攻击，伤亡惨重。之后，援军在众多俄国军队的掩护下绕过东局子，于当晚8时左右到达紫竹林租界。

援军的到来使租界内的联军人数高达万人，其中俄国军队6000人。于是他们立即在界内重新部署，在派兵援救西摩联军的同时，分兵坚守租界，并不断乘机组织反击。

为了尽快遏制住租界内的联军，裕禄对天津的义和团首领曹福田、韩以礼、王德成等待之以礼，共商战事，为他们提供军械，鼓励他们为国效力。

天津的战事得到朝廷的支持，清政府在宣战之后确曾将攻占紫竹林租界并聚歼联军视为收复大沽和保住天津、北京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天津战事开始之后，清政府一方面命令裕禄招集义和团共同御敌，另一方面命令董福祥、袁世凯派兵前往天津助战。

然而天津战事久拖而毫无结果，引起了主和派的严重不安。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及山东巡抚袁世凯、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等都担心天津战事如果这样继续拖延下去，极易生变，恐怕对中国极为不利。6月24日，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等东南督抚联名致电各国外交部，把北方和天津的战事说成是“乱兵团民”违旨滋事，声称清政府绝无失和于各国之意，各省的督抚也并没有执行与各国开战的谕旨，因此他们请求各国政府迅速致电各该国驻天津的领事和指挥官，力劝他们“按兵停战”。李鸿章等人还强调：如果北方的战争不能得到停止，中国的南方地区必将受到牵制，势必将影响各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请各国政府务必出面调停。

各国政府收到张之洞、李鸿章等人的电文已是6月26日，这时紫竹林租界的危险期已经基本过去。各国政府虽然对李鸿章等人的和解姿态极为重视，但是他们并不愿意在天津立即停战，而是继续调兵遣将，并命令驻天津联军坚守紫竹林租界，寻找机会反守为攻，力争一举攻占天津城。

6月26日下午，西摩联军被营救回紫竹林租界，这样紫竹林租界的联军已达12万余人。各国司令官根据各自政府的指令，连夜组织兵力准备反攻，并决定立即设法拿下对紫竹林租界威胁最大的、也是清军在华北最大的军火工厂东局子。

27日清晨，2000余名俄国军队首先冲出紫竹林租界，从西面向东局子发起进攻，不克。英、美、德、日军近千人前往增援，遂与在此守卫的清军武卫前军营潘金山部交火，双方战斗激烈，联军伤亡惨重。11时，一弹药库为炮火击中爆炸，联军乘势猛攻。城内义和团数千人前往声援，为左翼联军所阻，右翼之俄军乃于下午1时许攻入东局，防守之清军300余人阵亡，余溃走。联军死伤约百人，东局子遂被联军占领。

东局子被联军攻下之后，愤怒的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当即给龟缩在租界中的联军下了一道战书，宣称义和团神兵齐集，本当扫平疆界，玉石俱焚，无论贤愚，付之一炬；无奈天津人烟稠密，义和团不忍心天津百姓受此涂炭，故行动受到相当大的约束。他向联军挑战称：“尔等自恃兵强，东有旷野，堪作战场。定准战期，雌雄立见，何必缩头引颈，为苟全之计乎？殊不知破巢之下，可无完卵。神兵到一处，一概不留。尔等六国数十载之雄风，一时丧尽。如愿开战，定准战期。”

联军指挥官当然不会被曹福田的这种匹夫之勇所激怒，他们所考虑的是怎样有效地控制住天津的局面，稳定后方，进而出兵北京，解救公使。6月29日，天津领事团举行会议，鉴于形势的继续恶化，会议决定将局势移交军方负责。换言之，未来天津局势的任何改变，列强已不寄希望于外交途径，而试图以武力解决。同一天，西摩主持召开各国部队指挥官会议，分析了目前的形势以及占领天津和进军北京的各种可能。

当时的军事形势是：俄国军队大约4000人占领着天津河道的左岸，右岸的租界由其他国家的大约2500名军队占领，其中包括海军分遣部队在内。他们盼望着大约3500名军队到达，这支军队不包括英军和俄军，主要是由日军组成的。由于缺乏运输工具，联军目前不可能将所有军队开往北京。为了防止中国军队和义和团对租界发动进攻，英军杜瓦德旅长在会上指出：如果允许中国军队和义和团入城，那么法国租界将难以守住，而且英、美、意、日等国部队的处境极为不利。他建议：应该采取的步骤是完全占领天津城外一切可以用来防守的阵地，而不让中国军队或义和团去占领。出席会议的联军将领除俄国、德国的军官持反对意见外，其他国家的将领均同意杜瓦德的建议。俄国、德国的军官认为联军部队的力量不足以占领天津城外的一切有用阵地，他们宁愿在目前的阵地上抵抗中国军队的进攻。由于俄国、德国的反对，杜瓦德的建议无法执行。

杜瓦德相机占领天津外围有利地形的建议虽然没有得到联军将领的采纳，但联军占领东局子之后并没有停止对天津的进攻，他们一方面全力支援俄国军队所控制的老龙头车站，另一方面密谋相机占领整个天津城。争夺老龙头车站的战斗持续了数日，至7月3日傍晚，清军和义和团联合发起攻击，一度夺回车站，迫使俄国军队退回租界。

清军和义和团夺回老龙头车站之后，应该说天津的战局对清军极为有利，驻天津的联军基本上困守在紫竹林租界内。然而恰当此时，清政府的决策层受李鸿章等东南督抚的影响，已不思再战，而是利用时机向列强乞和。6月29日，清廷令各驻外使臣向驻在国政府详细“切实声明”清政府“万不得已而作此因应之处”之苦衷，请求各国“所深谅”，并发誓对义和团“此种乱民”，将“相机自行惩办”，对于各国驻华使馆，清政府表示将“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

7月3日，清政府一方面发布上谕，申明“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事”，令各省督抚、将军“际此时艰，惟当戮力同心，共扶大局”；“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胆气为之一壮”，认真布置“一切战守事宜”。另一方面，清政府向俄国、日本、英国三国发出求和国书，表白“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请求各国看在与清政府过去友好关系的面子上，“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开始秘密求和。5天后，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决定由李鸿章负责向列强求和。因此之故，天津的形势急转直下。

清政府的求和有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驻天津的清军与义和团依然团团包围着紫竹林租界，使联军在界内如困兽，只有不断地挨打，而无法有效地出击。面对如此困境，租界内的联军指挥官于7月8日晚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首先向租界四面发起进攻，以期改变被动的局面。

7月9日凌晨4时30分，一队日军骑兵首先冲出租界，向南郊扑向距天津15公里左右的纪家庄，企图从背后袭击驻守在八里台的清军聂士成部，以期由此打开从南路通往天津城的通道。日军的行动很快被守卫在那里的义和团韩以礼部所发现，双方展开了激战。后因日军继续增兵，义和团不敌，只得撤退。日军迅速占领纪家庄，杀人放火，并分兵直扑八里台。

在日军进犯纪家庄的同时，英国军队6000余人也冲出紫竹林租界，向小营门、马场道一带的聂士成部发起进攻。聂军不敌，遂退至八里台附近。双方激战两个多小时，“洋兵四面环击，枪炮如雨”。聂士成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稍退。营官宋占标劝令退后将息，聂士成怒不可遏，仍复持刀督战，又被联军枪弹洞穿左右两腮、项侧、脑门等处，脐下寸许被炮弹炸穿，肠出数寸，登时阵亡。其营官宋占标亦随同殉难。此役，清军阵亡350人，义和团民牺牲450人。

租界内的联军这次出击不仅给天津清军和义和团带来极大的伤亡，而且获得了租界西面的炮兵阵地，及小营门、跑马台、八里台等重要战略据点，为租界内的联军从西路突围和攻占天津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7月10日，紫竹林租界内的英军用炮火猛轰天津城东南角、东北角等处的中国炮台及战略要地，为联军攻占天津城扫清道路。是日晚，联军指挥官举行会议，讨论向天津城发动总攻击的时间和作战方案。12晚，各国司令官再次举行会议，决定次日兵分左右两路攻打天津城。

7月13日凌晨4时30分，紫竹林租界内的联军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开始总攻天津城，他们先是集中使用数十门大炮连续猛轰天津城一些战略要地和弹药库，以便为联军的出击扫清障碍。7时左右，租界内的联军确信天津城已遭到巨大破坏，便留下1000名法军守卫租界，其余联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分兵东西两路向天津城发起冲锋。

驻天津的清军面对联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南门、东北角、黑炮台等地与联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重创联军，打死打伤联军官兵千余人。然而，正当义和团和清军部分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保卫天津之际，直隶总督裕禄以及刚到天津之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统领武卫左军及武卫前军之马玉昆、到天津“奉旨办团”的钦差大臣刘恩溥等人，不仅仓皇率队逃离天津，退守北仓，而且下令疯狂屠杀义和团，“于是众拳匪将头巾腰带刀枪弃之于道，夺路逃走。亦有藏在胡同内，将头巾腰带解下，隔墙抛入院中。”“市中无复有红首红腰者，风声远播，近津各村镇，亦皆偃旗息鼓。”而马玉昆在命义和团打前锋的同时竟无耻地宣布：“此乃上谕，且事由尔等，尔等在前，我兵随后。还有一言明告，如退，我即开炮。”及战，果退，马军炮轰之，死者无数。

7月14日清晨，日军炸塌天津城南面城墙的一段，由此突入。英军相继跟进。6时许，联军大部及武装教民占领了天津南城。不久，俄军亦于东面城厢攻入。因清军的主力已随裕禄等人撤退，而义和团也受到了联军与清军的双重夹击，溃不成军。留在天津的部分清军及残留的义和团虽然仍在竭力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坚持到下午，天津城终于不守。

当在联军由南门攻城之初，城中大乱，居民们听说北门可以避难，便蜂拥而去，顷刻间北门一带拥挤不堪。城内居中之地有鼓楼一座，下有四门，与各城门遥对，联军率教民登楼，见北门拥挤不堪，连放排炮，每排必倒毙数十人。又连放开花炮，其弹于人丛中冲出城门外，死者益众，而争逃者亦益多。有被弹死者，有失足被践死者，有因争道用刀乱斫而被斫死者，有被斫仆地践踏而死者。前者仆，后者继又仆，又践又死，层层堆积，继长增高。其中有许多妇女儿童，惨不忍睹。

联军占领天津之后进行了野蛮的屠杀。整个天津城在联军统治之初尸骸横陈，死尸遍地，到处可以闻到在酷热的天气里腐尸的臭味，随时可以看见饿狗撕啃尸体的惨状。在八国联军入城之初的几天里，由于战争炮火及联军故意纵火，天津城内外到处连日浓烟滚滚，烈火不熄，救不胜救，防不胜防。一家被火，延及多家，北门以东，被焚情形最为惨烈，居民被烧死者不少。“夜间火光熊熊，照耀旷野，倍觉凄惨。”

大火之后，天津城面目全非，城内房屋几乎全被焚毁，城外的房屋十去其四。许多地方成了废墟，整条整条的街道除了冒烟的房梁屋架和纵横的瓦砾外，已经别无他物。据时人目睹，河东一带一望无际，化为平地；转至新马路一带，亦与河东相同；自马家口至法租界周围里许，过去皆华屋高楼，法租界中店铺林立，经此浩劫，则无一存者；又从法租界至津城，先时均有铺户居民，现在只剩下碎砖破瓦，狼藉满地；至闸口二里有余，亦求一屋而不得，满目惨状，言之痛心；从锅店街末估衣街起，直至针市街口，亦被焚毁殆尽。“以锦绣繁华之地，变为瓦砾纵横之场，实有目不忍睹者。”

经此洗劫，成千上万的居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或流落街头。原本极为繁荣的天津城经过联军暴行之后，由100万人锐减为10万人，天津的居民或死或逃，留下的这10万人多半是病人或残疾人。

在屠杀、焚毁的同时，八国联军在经过艰难的长途征战跋涉和枪林弹雨的拼搏后，对于掠夺财富、奸淫妇女有着无限的兴趣。略有姿色的妇女或被他们抢到军舰上肆意凌辱，或被联军士兵强入民宅时而糟蹋。疯狂的联军士兵在毫无约束的状态下，肆意奸淫妇女，大规模地奸淫活动，整整3天方才停止。此后，在俄德两国军队驻守的河东一带，时常发生洋兵强奸妇女的事情，“残暴特甚”。

各国军队抢走的金银、军事物质和财产难以计数。联军破城之初大肆抢掠，首当其冲的是当铺、金店、银号，然后再抢其他商店和大户人家，各衙署也都被捣毁，当时的商业中心地带，如城北的估衣街、锅店街、竹竿巷、肉市口等，都遭到了空前的洗劫。城东的宫南、宫北、小洋货街一带，也尽被联军纵兵抢劫一空。长芦盐运使署、造币厂、铸造局、天津道署、天津府署、天津县署等衙门的金库以及天津的众多工厂、企业等亦未能幸免于难。尤有甚者，联军占领期间，每日洋兵串行街巷，携带洋枪，三五成群，向各家索取鸡鸭、西瓜、鸡蛋等物，稍不如意，即开枪轰击，并搜抢首饰、洋钱、钟表等物件，翻箱倒柜，居民不堪其扰。稍一阻止，即动手伤人，或竟开枪轰击，草菅人命。

联军各国司令官于7月16日举行会议，讨论在清政府无力有效统治天津的情况下联军应该怎样治理天津。会议达成一项重要决议：成立主要由外国人参与的天津临时政府，并同意任命一位军事长官和一位参谋长全权负责天津临时政府的筹备。第二天，各国司令官会议同意任命一个由三名军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天津的管理，三人委员会由英、日、俄三国分别委派，每人在管理方面均享有同等的发言权。各国指挥官还决定对天津实行分区统治，将天津由中央两大道，以鼓楼为中心，分为四面正角，西南隅属英，西北隅属法，东南隅属美，东北隅及河北属日，河东及铁路并北土墙内外属俄，后来铁路又改归英国管理。德国军队到津最晚，故后分一地以属之。

7月30日，联军在原直隶总督衙门的旧址成立了以俄国沃加克上校、日军参谋长青木宣纯中佐、英军第一威海卫团团长鲍威尔中校三人委员会为核心的“天津都统衙门”，作为对天津进行殖民统治和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机构。其权限按照《天津城行政条例》的规定相当广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其管辖的范围包括：（1）外国租界；（2）兵械厂、营盘、铁路、电报局以及联军已占领的其他军事机构。临时政府需要负责的事项有：（1）整顿管辖区的秩序与治安；（2）在临时政府所管辖区域及其周围地区采取卫生防疫措施，预防发生流行性疾病和其他病患；（3）为联军驻扎提供方便，供应粮食及交通工具；（4）清理中国政府及私人放弃的动产和不动产，编造清单并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5）采取防止本地人发生饥馑的措施。

天津都统衙门的正式称谓为“天津城临时政府委员会”，下设总秘书处、巡捕局、卫生局、库务司、军事部、司法部及公共粮食供应署等。每一部门由一个主管长官和根据需要而配置的属员组成。美国人田夏礼任秘书处秘书长，英国莫克尔上校主管巡捕局，德国人卢浦主管库务，美国人易孟士主管司法部，法国人德博施医师主管卫生部。

1902年8月15日，天津都统衙门正式撤销。在其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都统衙门对天津进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对八国联军效尽了犬马之劳，是列强联合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天津人民犯下了一系列不可饶恕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