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战国的主题当然是“战”

让我们再追溯一下战国这个历史断代概念。这段两百年的历史之所以叫战国，是因为国的兴起、发展及巨大变化，另外或许更重要的，是“战”，这个字指出了这个时期不只战争频仍，而且战争的形态、战争的规模、战争的强度都持续升级的事实。

促使战争变化的第一个因素是武器。铁器的广泛运用，不只体现在武器变成铁铸的，而且体现在铁制工具可以被更有效地用在采矿上，人们开采更难开的矿，采出更多的铁用来铸造更多的工具与武器。

一言以蔽之，战国时代人们彼此屠杀的效率，要比之前的时代提高太多了。杀人，甚至是大量杀人，变成一件相对容易的事。

许多更有杀伤力的武器被发明出来，并快速实际运用到战场上。影响最大的，首推弩的发明与运用。弓箭是极古老、极普遍的武器，然而到了这时候，旧式的弓箭经过大幅改造升级，由原本单人手臂拉弓放箭，进化到以机械、杠杆的方式来发射。

弩变得可以集合好几个人的力量，或将力量延迟储积来放箭，于是就可以让箭飞得更远，箭射中时造成的伤害也就更大了。机械的运用又使得弩不必受限于个人的身体尺度，可以越造越大。于是一个直接的效应，就是战场的范围扩大了，战争的规模也随之扩大了。

春秋时期的战争，基本上以车战为主。从《论语》一直到《孟子》，都习惯用“百乘之家”“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来形容国的大小与实力。“乘”就是由马拉的战车。马车在当时具备最大的机动能力，步行的士兵则跟随在马车后面。交战时，首先是双方的战车相交，驾马车对战的，都是至少具备“士”身份的贵族。换句话说，春秋之前，战争是贵族和贵族打，参战各方动员底下分封的大夫与士，一般平民是没有资格参战的。就算后来开始动员一部分非贵族，他们也还是只能扮演支持的配角，部署在战车后面的第二战线跟随战车行动。

因为车战的主角是受过王官学教育的封建贵族，所以打起仗来必须讲究规矩。打仗有打仗的礼仪，更有其根本的规则，不能乱来。阵如何列，开战如何“鼓”，收兵如何“鸣金”，都是固定的。依据这样的规矩，宋襄公拒绝趁楚国军队渡河之际进行攻击，必须等楚军列阵好了才能打。依据这样的规矩，曹刿才会建议鲁庄公等待对方一鼓、再鼓、三鼓，然后才接战，留下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名言。

春秋时期有一场有名的大战——晋和楚之间的城濮之役，当时国力最强大的晋出动了七百乘。按照那个时候的惯例，一乘车上加随伴的步兵，顶多三十个人，也就是说这样一场当时惊天动地的大战，战胜方出动的兵力大约在两万人。

每个贵族封君，只能拥有那么多兵车和武器。打造兵车和武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技术上的困难节制了战争的规模。而且青铜材质的武器，硬度与锐利度都不是那么高，用在近接作战上，双方的风险差距不大，杀伤力也都没那么可怕。

但进入铁器时代，强弩被发明出来，车马战的基础被推翻了。尽管《孟子》还用“千乘”“万乘”一类的词语，然而那个时代的“乘”已经不是战争的现实单位了。比较新的替代说法是《战国策》出现的“带甲百万”，这是拿来形容楚国的强大的。依照《战国策》的描述，楚国有士兵一百万人，外加车一千辆，马一万匹。

《战国策》里另外记录了魏国“带甲三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赵国“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韩国“带甲二十万”，齐国“带甲数十万”。这样的说法清楚反映了战争动员规模的扩大，还有军队结构的改变。车或“乘”不再那么重要，摆在最前面的是“带甲”，也就是徒步的士兵。春秋时期，一辆车配一或两匹马和至多三十个士兵；到战国时期，车和士兵的比例可以到一比一千。以秦为例，车和马的比例也变成了一比十，当然不是十匹马拉一辆战车，而是马的用途增加了，除了用在车战上，还有了“骑兵”。赵国最早将骑兵有效用于战争，其地理条件最适合养马，所以赵国的步兵比秦国少得多，却和秦国有同样多的马匹。

这么多的战士从哪里来的？绝对不可能像春秋时代主要由封建贵族武士来打仗了。“带甲百万”，就算没有一百万，五六十万总是有的吧。这种规模的军队必须通过完全不一样的动员系统才有可能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