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 春秋和战国的差异

复习一下我们以前知道的中国历史，有“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春秋五霸”是齐桓、晋文、宋襄、楚庄、秦穆；“战国七雄”则是齐、秦、楚、燕、韩、赵、魏。普通人一看就知道这两者之间的绝大差异，“五霸”在春秋时也写作“五伯”，是五个人；“七雄”就不是人了，是七个彼此互相攻战的列国。

为什么不是“春秋五雄”？因为春秋时期还有很多国，周天子式微，封建制度不足以维系国与国之间的秩序，所以陆续有强人崛起，承担了“伯”或“霸”的角色，当老大爷，代替周天子维持秩序。他们出身大国，掌握了强大武力，然而他们维持秩序的原则，至少表面上仍然要讲究封建规矩。你欺负弱小，老大爷就瞪你一眼，让你把手脚收回去；你说话不算话，老大爷就带兵到你边境上，逼着你遵守协约；你们两个为了这事那事吵得不可开交，老大爷就主持会议，在会上大家把争执解决。充当“伯”或“霸”的老大爷，还不是完全靠自己的武力，他经常联合其他国一起来干预、协调，维持和平秩序。

“伯”或“霸”是春秋时期的代表性人物，突显了他们个人的能力与威望，和上一章提到的个人精神昂扬高涨的时代特色互相呼应。

那为什么到了战国，就没有“霸”，没有老大爷了呢？封建制度进一步萎缩，越来越多小国被并灭了，上百个国慢慢地减少到只剩下十来个了。这些仅有的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封建秩序下的一分子，而是一个新列国局面中的角色。个别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取代了原本全面的封建网络。

以国为单位，国与国的关系高于一切，尤其是高于原来的宗法规范，宗法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亲族关系——不再有意义，这是从春秋到战国的关键变化。春秋时期，不管大国小国，彼此交涉时要先看国君之间的亲族关系，我和你在亲族谱系上有怎样的相关性。到了战国，没人在意这些了，地理交接、区域分布，更重要的，武力大小，才是国与国往来的主要考虑。

战国时期，韩和秦之间的关系牵涉彼此的国家条件——农业生产状态、人口多寡、边境防卫设备、武力动员配备，乃至策士能提供的计谋高下。相对地，两国国君的关系无关紧要。这是列国之间赤裸裸的竞争，不再受到封建亲族的约束，也没有了封建礼仪的约束。

在“春秋五霸”中，有一个奇怪的人物——宋襄公，在历史上留下了奇怪的记录。宋襄公带兵和楚国军队在涿谷会战。宋军先完成了列阵，楚军还在渡河。宋的右司马购强赶紧建议：“楚军人数比我们多，如果现在趁他们还没准备好列阵就进攻，一定可以将他们打败。”宋襄公回应：“君子说：‘打仗时不杀已经受伤的，不捉阵中年纪大的，不将人推入险境，不乘人之危，还没有列好阵不能进攻。’楚军还在渡河我军就攻击的话，是破坏规矩的。就等楚军都过来，都列好队了，我们再进攻。”右司马还不死心，又劝：“不能只顾规矩，就不顾宋的子民啊！”宋襄公火了，命令：“你立即回到行列里去，不然我就以军法处置你！”右司马只好退了回去，楚军这时也准备好了，宋襄公才下令攻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三天后因伤去世。

这样的人，怎么能成“霸”呢？哪有一丝一毫的霸气？不，放回历史环境中，我们应该看出来的是：正是这种人、这样的个性与坚持，才会成“霸”。那个时代，大家打的仍然是“有限战争”，战争仍然具有高度的仪式性，绝对不是毁灭性的。那个时代，战争还有规矩，而且规矩还很重要。放任大家都不守规矩，天下必然大乱，因而尽管野心高涨，各国国君为了自保，为了不要陷入恐怖的无序争战状态中，也会愿意支持像宋襄公这种坚持规矩的人来当“伯”，成为教大家如何遵守秩序的老大爷。

但这样的事，战国时期的人非但不可能认同，而且根本无法理解。《韩非子》书中记录宋襄公这件事时，明显是带着嘲弄、批判态度的——怎么会笨成那样，白白放弃打胜仗的机会，以至于还赔上自己的命？《韩非子》的时代，没有什么比打胜仗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了，至于规矩，早就被丢入历史的纸篓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