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



1月的北京已进入隆冬季节。元旦过后，接连落了几场雪，天气更加寒冷。但与寒冷的天气相比，动乱的政局和持续的战争让紫禁城内更加寒气逼人。那些日子里，上至隆裕太后，下至皇族亲贵，无不惶恐不安。这天上午，内阁总理袁世凯上了一道密奏，顿时引起极大的震动。时在冲龄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许多年后回忆起那天的情形时说，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这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觐见太后的最后一次。

事后，溥仪专门查过日期，那天正是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历1月16日，袁世凯上内阁密奏的时间。不过，当时的溥仪年仅六岁，虽然贵为一国之君，每日上朝如仪，但对许多事情仍然处于懵懂之中，并不明白太后为什么会哭个不停。

隆裕太后出身高贵，她是叶赫那拉氏，满洲镶黄旗人。其父桂祥是慈禧太后之弟，光绪皇帝则为其表弟，后由慈禧钦点，与光绪成婚，成为皇后。慈禧太后死后，立醇王之子溥仪为嗣，并封醇王为监国摄政，以协助隆裕太后辅佐宣统。但是，无论隆裕，还是醇王都是毫无主见之人，面对天下大乱，各地纷纷独立，他们六神无主，惊慌失措，只能寄希望于袁世凯。然而，他们的想法简直是大错特错了。

袁世凯是晚清重臣。光绪时，曾出任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军机大臣等要职。由于权势过大，宣统立朝后一度遭贬，但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之后不久，他又取代庆亲王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全权。此时，袁世凯的野心已经越来越大，取清而代之的条件也正在成熟，不过为了力避曹孟德夺权于孤儿寡母之手的唾骂，他开始玩起两面手法，这边应付朝廷，那边与南方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或打或谈，欲擒故纵，以此借南方压朝廷，又以清廷逼南方，把两边都玩弄于股掌之中。当时，谁也闹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直到孙中山表示“虚位以待”，南方政府承诺，只要清帝退位，大总统一职非他莫属，他才露出了真正的面目。

1月16日，袁世凯开始“逼宫”了，他所上的内阁密奏便是一个前奏。在这道密奏中，他危言耸听，声称目前局势败坏，已不可收拾，且共和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如果顺应民意，接受共和，那么皇室保存，还有优待。

这份密奏是袁世凯首次，也是正式向朝廷提出共和的主张。其措辞处心积虑，不仅极力渲染局势的危殆，人心尽失，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还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指出“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也就是说，如果朝廷再不俯鉴大势，以顺民心，则法国路易十六被处死的悲剧将在中国重演。

袁世凯的态度陡然转变让皇亲贵胄们措手不及。在与南方长达数月的断断续续的谈判中，朝廷的最后底线是君主立宪，而现在这个底线眼看就要守不住了。而实行共和，则皇权何存？接到密奏后，隆裕太后自然是大惊失色，完全乱了方寸。然而，袁世凯不愧是高明的演员，他作秀也算做到家了，在隆裕太后独对时，哭得比太后还要伤心，其难过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太后。他“满脸泪痕”，“一边抽鼻子一边说话”，一副心痛不已的样子。然而，从宫中下来后，他却松了一口气，谈笑风生，完全换了一副脸面。

上午11点多钟，袁世凯像往常一样回家了。袁世凯当时住在石大人胡同外务部大楼。石大人胡同据说是明朝尚书石亨的府第，后来改为外交部街，外务部大楼是当年为迎接德国皇太子访华而建造的，其后改作外务部迎宾馆。袁世凯进京后，全家便暂住这里。

袁世凯每次进宫的路线都是固定的：王府井大街——东安门市场——东华门大街——东华门。沿途都密布军警，予以保护。

这天，袁世凯乘坐的是特制的专用双套马车。该马车由上海龙飞所造，状似一绿呢大轿。车后跟随身挎德国刀的侍从数十名，车前则有两个“顶马”（即骑马前导的卫士）开道。这两个“顶马”，一个叫袁振标，一个叫杜保，两人威风凛凛，策马而行，马车则跟在后边，发出轰隆轰隆的声响，煞是威风。车子走到东华门大街将近东口时，突然发生了意外。先是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声震耳，烟雾四起，接着便出现了一片混乱。再接着，只见袁世凯乘坐的双套马车像发了疯似的狂奔起来，腾起一股蔽天黄尘。人们惊恐地望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在马车的后边，此刻那两个“顶马”已经摔倒在地上，浑身是血。现场一片狼藉……

原来是有人行刺。根据事后的调查，刺客使用的武器是炸弹。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说，炸弹是从当时有名的饭馆“东兴楼”的楼上扔下的，共三颗炸弹。其中的两颗当时便爆炸了，除了我父亲的顶马袁振标当场被炸死以外，还有另一顶马杜保和双套马车的两匹马，都被炸成了重伤。杜的伤势很重，过了不久也就死去。另外一颗炸弹扔到“东兴楼”下便道上自来水龙头旁边的水坑里去了，没有爆炸。那两匹马被炸伤以后便如飞地奔驰起来。车上的马夫虽然勒紧缰绳想控制住受惊马匹，但却无济于事，只得任它们飞奔，直到回到石大人胡同外务部门口方才站住。

这是一起专门针对袁世凯的暗杀。炸弹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除了两个顶马先后死去外，拉车的两匹马也受了重伤。袁静雪说，弹片炸伤了马肚子，不久两匹马都因伤重死去。所幸的是，两匹马当时没有倒下，否则袁世凯的生命也将发生危险。

刺杀发生后，军警们很快包围了现场，并抓获了三个可疑分子。被抓的这三个人是：黄之萌、张先培、杨禹昌，都是京津同盟会的成员。京津同盟会是在武昌首义后成立的，直属于同盟会本部。该会的组织机构除了总务、军事、交通、财务和宣传这些照例都有的部门外，还特设了一个暗杀部。该部不设部长，直属于会长和副会长，成员有男女同志二十余人，主要任务就是铲除清朝巨头。为此，部里的成员还专门拉到京西门头沟和十三陵等荒山里进行过投掷炸弹等一系列速成训练。

据亲历者回忆说，当时暗杀部拟定的行刺目标主要是三人，一是袁世凯，二是良弼，三是载泽。袁世凯则是头号目标。计划实施前，他们对袁世凯上下朝的路线、时间等都进行过仔细研究，发现沿途虽然布置了军警，但这些军警比较松懈，警惕性也不高，完全有机可乘。从时间上看，袁入宫多在清晨，这时街上人少，容易引起注意，而到中午下朝时，正赶上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街上人多，易于隐蔽。于是，行刺的时间最后就选定在1月16日中午。参加刺杀行动的人，经过挑选选出四人，即黄之萌、张先培、杨禹昌，还有一个名叫严伯勋。

计划制定得非常严密，共设三个攻击点：一是离东华门不远处的路南茶叶店门外，这是第一攻击点，由严伯勋执行；二是丁字街临街酒楼，这是第二攻击点，按分工由黄之萌、张先培蹲守；三是东安市场门口，这是第三攻击点，守候在这里的是杨禹昌。

袁世凯的马车开过来后，严伯勋首先行动。他投弹甚准，投出的炸弹正中袁的车下，但由于车行较速，炸弹猛烈爆炸时，车已过去，只炸死车后卫兵一人，伤数人。之后袁的马车立即改道折入路南一小街逃去，未走原来路线。这一来，打破了原定的计划。在丁字街酒楼上的黄、张两同志听到第一声炸弹爆炸，随即开窗持弹等候，但因袁车已改道，未能实施，反被街上军警发现，遭到逮捕。在东安市场门口的杨禹昌同志，闻得炸弹声，也持弹奔出，同样因形迹败露被捕。唯有第一个投弹的严伯勋乘人声鼎沸、军警慌乱之际，潜入茶叶店内，将手枪插入茶叶桶中，从容出门逸去。

以上这些都来自知情者的回忆，应该较为准确。袁世凯大难不死，除了耳朵略微受震外，几乎毫毛无损。袁静雪回忆说，父亲平安回到家后，见到我们只简单讲了一下情况，便哈哈笑了起来。袁世凯为何高兴？难道是因为意外逃生？当然不是。而是因为这一意外，反倒向清廷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否则革命党干吗要杀他呢？事实上，刺杀事件后，隆裕太后的确是对他更信任了。除此之外，这个意外事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以借机告病在家，不再上朝，逼清帝退位之事也用不着自己亲自出面了，这就省去了许多麻烦。应该说，逼清帝退位，袁世凯内心有愧，他也害怕面对太后和小皇帝，更怕将来留下“夺权于孤儿寡母”的叛臣骂名。如能躲在幕后，放手让手下人去做，那就大大减轻了他良心上的负担。袁世凯当然是要高兴了。

第二天，袁世凯便上折子请假，声称受了惊吓不能上朝。谕旨很快下来了，说是“览奏殊深廑念”，批假三天，让他“速为调理”，病好后马上上班。

就在袁世凯请病假的同一天，由隆裕太后召集的御前会议举行了。会议内容就是讨论内阁密奏。据史料记载，从17日至19日，御前会议连续三天开了三次，都毫无结果。

时任外务大臣的胡惟德回忆说，17日第一次会议，宗室王公齐集。会上，贝勒溥伦主张自行颁布共和，庆亲王奕劻附和，醇亲王始终一言不发，但恭亲王溥伟和镇国公载泽坚决反对。尤其是溥伟态度异常激烈。

溥伟是老恭亲王奕之孙，隶满洲镶蓝旗，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封贝勒，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署理宗人府右宗正，充禁烟大臣。溥伟的行政职务虽不高，但在宗人府的地位却不低。宗人府是专门管理爱新觉罗家族事务的机构，最高领导为宗令，宗令之下设左右两个宗正，由亲王、贝勒等特简。溥伟署理右宗正，在家族内部有很高的权力。溥伟是个顽固派，对袁世凯尤为仇恨。当年两宫驾崩，他就力主杀袁。后来计划未能实施，他一直耿耿于怀。

辛亥变起，朝廷重新起用袁世凯，溥伟也是坚决的反对者之一。他曾去找过载沣，提醒他说袁世凯这个人野心大得很，重新用他显系“引虎自卫”。载沣沉默良久，这才结结巴巴地说，庆王、那桐再三力保，也许可以用一下吧。溥伟说，即使要用也得派些忠勇之士，削弱他的势力。载沣问派谁。溥伟说：“吾叔监国三年，群臣好坏，当然比我清楚。”

载沣说：“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爪牙心腹？”

这样的回答让人哭笑不得。一个掌握大清朝命运的人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其懦弱无能，令人无言，难怪溥伟叹息不已。然而，软弱是要付出代价的。随着袁世凯羽翼日丰，老虎终于要吃人了。

据溥伟日记载，17日的会上他与袁内阁成员发生激烈争吵（溥伟日记与胡惟德所说有一些出入。溥伟日记说当天的会是在内阁召开的，隆裕太后并未参加，但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及蒙古王公均被邀到会。由于袁世凯请假，内阁方面由民政大臣赵秉均、外务大臣胡惟德和邮传大臣梁士诒等出面代表）。

会议开始后，将近两三刻钟，大家互相扯着闲篇，谁都不提正事儿。溥伟这时耐不住了，首先发话，他说：“总理大臣邀请我们开会，究竟讨论什么呀？你们倒是说呀！”

赵秉钧听了这话，方才切入正题。他说：“革命党现在势头很大啊，各省都响应他们，光靠北方军队也平息不下去。袁总理有打算，想在天津另设临时政府，下一步与南方是谈是打，再定办法。”

赵秉钧此言一出，会场一片哗然。赵秉钧事后对人说，为什么要提另立政府，是因为当时南京已成立临时政府，而清帝退位又不能急转直下。另立天津政府，一方面胁迫清廷，一方面撇开北京与南京，可由袁独立支配一切。但这一提议遭到亲贵们的反对。溥伟尤为气愤，他当即责问道：“朝廷起用袁慰亭为钦差大臣，复又命他为内阁总揆，就是要他讨贼平乱。现在朝廷在此，却要到天津另外设立临时政府，这是何意？难道北京政府不行，天津政府就行吗？况且，汉阳已经收复，正宜乘胜痛剿，忽然罢战议和，是何道理！”

溥伟越说越气，话语中的火气也越来越大。梁士诒赶紧出来辩解，说另立政府主要是情形所迫，现在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这样做也是为了不惊扰皇上。这套鬼话显然不能自圆其说，立即遭到溥伟的反驳。他说：“从前长毛、捻匪之乱，危及畿辅，用兵二十多年，也没有议和之事，别设政府的做法。今天革命党之势，远不比发捻，为什么竟有此想法？如果打仗需要筹饷，这是我们诸大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如果遇贼就和，是人都能，朝廷又何必召回袁慰亭呢？”

溥伟的一番切责，言辞犀利，咄咄逼人，弄得赵秉钧和梁士诒都说不出话来。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僵住了。

这时，胡惟德说话了：“此次战乱，列邦很不愿意，我若一意主战，恐怕要引起外国人责难。”

胡惟德这样说是想用列强来压人，哪想到气头上的溥伟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中国自有主权对内平乱，外人凭什么干预？”他大声反诘道：“况且，英、德、俄、日，都是君主国家，万无强迫别国君主俯从乱党的道理。你既然这样说，请说是哪国人要责难，溥伟愿当面去问他们！”

话说到这个地步，讨论已经进行不下去了。后来，庆王奕劻说：“议事不可争执，况且事体重大，我们也决定不了，应请旨办理。”大家都附和说对啊，接着就散会了。溥伟在日记中愤慨地写道：“呜呼！群臣中竟没有一人再开口帮我说话的，真让人痛心啊。”

第二天，18日，继续开会。胡惟德日记说，第二次会议仍然没有任何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庆王没有出席；二、前一天赞同共和的溥伦突然改变了态度，反对共和。据说，这是因为宗社党挟持的缘故。

宗社党是由亲贵中死硬派组织而成，核心人物有良弼、铁良、溥伟等。他们反对议和与退位，仇视并密谋从袁世凯手中夺回权力，挽救垂死的帝国。在京中，宗社党颇有一些势力。尤其是良弼，长期从事军事工作，时任禁卫军协统，在旗兵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散发传单，扬言暴动。袁世凯被刺，外界也有传闻说是宗社党所为。庆王不出席会议，溥伦突然改变主张，是不是与宗社党胁迫有关？难下定论。不过，会上会下的明争暗斗一直非常激烈，从未停止。

溥伟日记载，19日，第三次会议召集前一天，醇亲王载沣打电话让他参加明天的会议。次日清晨，他来到上书房，载泽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昨天我见到冯国璋了，他说革命党没什么好怕的，只要发三个月的饷，就能打败他们。等会儿召见时，你先奏，我再详奏。”

早上7点钟以后，王公亲贵们进入养心殿。被召参加这次御前会议的有醇王、恭王、肃王、庄王、润贝勒、涛贝勒、朗贝勒、泽公、那王、贡王、宾图王、博公等。庆王仍然没有露面。会议开始后，隆裕太后说：“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大家都说当然是君主好，请太后圣断，勿为谗言所惑。

太后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说看。过二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才说，革命党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沣，是否是这样说的？”

载沣说是的。

溥伟说，现在摄政王已退了，外国人为什么还不帮忙？这明着是奕劻欺罔。那彦图也说，今后太后千万别再听奕劻的了。

接着，溥伟便把冯国璋请求发饷三月，即可打败乱党的事提了出来。太后听了这话，便犯起难来，她说：“现在内帑早就空了，前次拿出的三万现金，还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了。”

溥伟碰头于地，举出当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王后用首饰珠宝赏军的事例，请太后效法。他说：“库帑空虚，怎敢强求？既然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战费，这对军人也是一种鼓励。如打一胜仗，则人心大定。请太后圣明三思！”

载泽也跟着奏道：“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太后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

溥伟说什么优待，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如闯王不纳粮一样。“即使有优待，”他说，“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这不是贻笑列邦、贻笑千古吗？”

太后说：“就是打仗，光靠冯国璋一个，怎么能打胜啊？”

肃亲王善耆这时说：“除去乱党几人，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

溥伟接着慷慨陈词：“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情愿杀贼报国。”

太后显然不相信溥伟的话，她转过脸来，问跪在一边不说话的军谘府大臣载涛说：“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

载涛答：“奴才没打过仗，不知道。”

太后默然，过了好一会儿才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先下去吧。”

溥伟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这天的会议被召的王公亲贵共十四人，但只有四人发言，其余的都没有说话。

一连三天的会议，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虽然载泽、溥伟等坚决反对共和，但却拿不出一点解决办法。而内阁催促甚紧，请求太后速做决断。袁世凯这时已经完全掌握了太后的心理。这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女人，而所谓的优待条件，使她食之不甘，弃之不舍。加上太后身边的心腹太监小德张此时也被袁世凯收买了。太后一回去，小德张便在她耳边煽风。他说泽公、恭王不过是嘴巴说说，一点本事也没有，连袁世凯都对付不了的事他们怎么能行？太后千万别听他们的。他还说革命党如何如何强大，打是打不了的，万一要败了，优待没了，那可真是一点退路也没有了。

隆裕太后最怕的就是这个。小德张在她耳边一絮叨，她更是一点主张也没有了。善耆过去一直掌管内务，有自己的情报网，对宫中的情况略有所知。御前会议后再三提醒太后，事关重大，会上的事回去后可别对身边太监提起，怕的就是他们动摇太后的决心。可善耆他们这样说，小德张又那样说，太后真是一头雾水，也不知该听谁的好了。

1月21日，又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这次会议风向悄悄发生了变化。一连两天没上朝的奕劻又跑来开会了，而溥伟的身影却从会场上消失了。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从载沣与溥伟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略窥一二。这次谈话就发生在会议召开之前。

载沣对溥伟说：“前次奏对，你的话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太后说了，说事情何至如此？恭亲王、肃亲王、那彦图三个人，爱说冒失话，你告诉他们，以后不准再如此。”

溥伟说：“太后深居九重，不了解时局，既然不准溥伟说话，那以后的会还让我参加吗？”

载沣面有忧色，良久才说：“你别着急。”

溥伟说：“太后既然有旨，今后万无违旨说话之理，然而目睹危险，咫尺之内，当着太后的面，我怎能忍心沉默？”

载沣说：“我这里也是嫌疑之地，也不能多说话。”

溥伟说：“五叔与溥伟不同，既然五叔为难，以后会议，溥伟不来可也。”

载沣说：“这两日不知是怎样运动，老庆依然入朝，太后意思也颇活动，奈何奈何？”

这段对话见诸于溥伟日记。从太后批评恭王、肃王和那彦图（此三人均反对退位），不让溥伟参加会议，而让庆王入朝，就可以看出太后思想已发生偏移。显然，袁世凯的软硬兼施开始产生了作用。

南方的催逼这时也日紧一日。1月22日，孙中山打电报给袁世凯，明确承诺：“（孙）文当履行前言。”即只要清帝退位，他即辞去临时大总统，而袁世凯只要断绝与清政府的一切关系，而为中华民国国民，就可举他为大总统。随同电报，还附有清帝退位和举袁为总统的五条具体办法。

袁世凯拿到南方提出的退位条件，心里更有底数了。他让赵秉钧等继续向太后施压，于是内阁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此后又开了几次御前会议，依然没有结果，但在内阁大臣们的步步紧逼之下，隆裕太后早已六神无主，心如乱麻。尽管反对派亲贵要她顶住，可她一个妇道人家，赤手空拳靠什么顶呢？面对那些危言耸听的内阁大臣们，软弱的隆裕太后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哀叹地说：“我真怕见他们！”可不见又不行。眼看着局势一天天败坏下去，许多事还非得和他们商议不可。

从16日遇刺以来，袁世凯一直躲在幕后始终不露面。病假到期后，他又续假，说自己“发烧未已”，“步履尚难照常”，总之一句话就是身体不好，还不能上班。隆裕也拿他没办法。

1月23日，内阁收到段祺瑞发自湖广前敌的电报。这份电报看似平常，不过是禀报部队的动向，似乎不足为奇，但细细琢磨，却别有深意。电中称，据第四镇报告，二营军心不稳，“目兵鼓噪特甚”，“一三营亦有沾染”；还有据该镇陈统制报告，“该标目兵已与革军勾通，约今夜叛去。四镇亦有，云云”。并称共和思想，近来在将领中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祺瑞职任所在，唯有尽力维持，“成败利钝未敢料也”。

段祺瑞是袁世凯的亲信爱将之一。自小站练兵时，他就跟随袁世凯鞍前马后，在北洋军的建立中立下汗马功劳。宣统立朝，袁世凯失势，段祺瑞也一度受到排挤，但在袁世凯重新复出后，他便立即得到重用，并受命为湖广总督，兼任第一军和第二军军统，几乎掌握了前敌所有的军队，是当时跺一脚地动山摇的人物。

他的电报不早不晚在这个时候发来，似乎并非偶然。其实，段祺瑞早就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和谈期间，他和他的幕僚们始终与北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一方面与南方暗通款曲，秘密联络；另一方面，在南方临时政府成立后，又立刻通电反对。他深知袁世凯的心思。袁世凯手上历来有两大法宝，一是外交，二是军队。内阁密奏之后，他先后授意驻俄大臣陆征祥、驻意大臣吴宗濂、驻日大臣汪大燮等打来电报，要求共和，效果似乎并不明显，现在该轮到军人上场了。作为袁世凯手中的一张王牌，段祺瑞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应该说，这份电报就是他配合“逼宫”的一个招数。而且，从字里行间看，这份电报的措辞也很有讲究，一方面报告部队倾向共和，出现不稳；另一方面，他有言在先，尽管自己恪守职任，但后果难以预料。当时，前线部队受到共和思想影响，投奔革命的情况确实存在，可段祺瑞这封电报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可以说是一种试探，也可以说是一种威胁。试想，连他这样手握重兵的统帅都控制不住部队了，这个情况还不够严重吗？

然而，更严重的情况还在后边。

两天后，段祺瑞再次来电。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电报的口气已大不同前，不仅强烈要求共和，而且公开点名，矛头直指溥伟和载泽等少数亲贵，谴责由于他们反对阻挠，致使事情陷入僵局。电中称，前敌诸将纷纷要求“人民进步，非共和不可”；“昨闻恭王、泽公阻挠共和，多愤愤不平，要求代奏”，并威胁“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

这封通电的意图已经毫不遮掩，公然宣称要联名通电，“立即暴动”，其恫吓之心，溢于言表。接到段祺瑞的电报后，袁世凯倒是反应迅速，立即唱起了“红脸”。他和徐世昌、冯国璋和王士珍四人联名复电段祺瑞。电报称：“忠君爱国，天下大义。服从用命，军人大道。”并称：“我辈同泽（载泽——引者注）有年，敢不忠告。务望剀切劝解，切勿轻举妄动。联奏一层，尤不可发。亦不能代递。我军名誉，卓著环球，此等举动，玷辱有余。倘渔人乘此牟利，大局益不可保。务望转饬诸将领三思。”

然而，一向对袁世凯言听计从的段祺瑞这一次却不听招呼了。在袁世凯明确要他“联奏一层，尤不可发”当天，他紧接着又来了一份电报，使局势陡然大变。

段祺瑞的这一次来电是前一天来电的升级版。一是形式变了，发的是通电；二是措辞更加激烈。通电中，段祺瑞以湖广总督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军统的身份，领衔北方诸军统兵大员四十二人、兵士四十万人，要求清廷宣布共和，这不啻扔下一颗重磅炸弹。电文洋洋千余言，摘要如下：

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谨请代奏事：窃惟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传闻宫廷俯鉴舆情，已定议立改共和政体……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沮。政体仍待国会公决。祺瑞等自应力修战备……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祺瑞等治军无状，一死何惜……而君国永沦，追悔莫及……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中国前途，实惟幸甚。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

据时任外务大臣的胡惟德回忆，内阁密奏后，又适袁总理被炸，京中气氛恐慌。太后召集御前会议，伦贝子（溥沦）主张自行颁布共和，庆邸（奕劻）附和之，皇太后抱皇帝大哭，醇邸（载沣）无言，恭邸（溥伟）、泽公（载泽）反对甚力，无结果。又几次续开会议，仍无结果。十二月初八日（公历1月26日），段军统电到，内阁召集有关人员会议，袁总理拿出电报，“人人变色，无敢有异词者”。此后，众人都同意在赞成共和的名单上签名。

其实，段祺瑞发出这份电报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据多种回忆资料记载，段祺瑞的通电系“中央授意”，事前早就拟好，由徐树铮执笔。作为前敌最高统兵大员，通电一旦发出，其分量可想而知。因此，“稿就多日，段搁置不发”。究竟何时发，段也没有拿定主意。因为就在通电发出的前一天，袁世凯还来电，要他“切勿轻举妄动”，还说“联奏一层，尤不可发。亦不能代递”。所谓代递，就是说内阁不能帮他转呈太后和皇上。袁世凯为何不让发这份电报？也许是做做样子，给外界看的；也许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个意外。据段的幕僚曾毓隽回忆说，当时，段的司令部驻在孝感，传说第四镇第七旅发生兵变，有攻击司令部之说。广水驻军得信，急车来援，又与孝感兵车相撞，仓促间不能震慑，司令部的专车于是向北开，慌乱中将此电报发出，没想到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份通电一到，亲贵们一下子全都闭上了嘴巴。就连态度顽固的溥伟和载泽也害怕起来，只有良弼还不肯服输。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便传来了他遇刺的噩耗。

良弼，字赉臣，是满族亲贵中一个年轻有为的新派人物。他是清初睿亲王多尔衮的后裔，所谓“非觉罗而宗室”。觉罗，是指努尔哈赤的父亲显祖塔克世的伯叔兄弟旁支子孙，他们系红色腰带以示身份，俗称“红带子”；宗室，是指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他们系黄色腰带表示身份，俗称“黄带子”。良弼的祖上本系宗室，系的当然也是黄带子，但后来因为犯罪而受到处罚，黄带子也被挑了，直到他这一代平反后，才又重新系上黄带子，恢复了宗室身份。良弼是在流放地四川出生、长大的，早年的平民生活使他避免沾染八旗纨绔恶习，相反对亲贵子弟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生活则十分反感和痛恨。良弼回到北京后，就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他报考日本士官学校，刻苦学习，磨炼自己，并以挽救清王朝的衰亡为己任，决心要做一代中兴名将。

回国后，良弼倡言革新，还带头剪了辫子，这使守旧派很看不惯，但良弼我行我素，毫不迁就，平日说话做事更是率性而为，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据说他回京不久，有一次在前门外看到一个满族亲贵，正带着家丁强拉一个民女。民女的父亲上来阻拦，被家丁们一顿拳打脚踢倒在地上。围观的百姓远远地站着，目睹此景都敢怒不敢言。良弼这时走上去了，他拉开家丁，让他们住手。人们都吃惊地看着这个年轻人，不知他是什么来头，居然吃了豹子胆，敢管这个闲事？有人出于好意，小声提醒他说：“那是振贝子爷，这事你可管不了！”

振贝子爷何许人也？他名叫载振，是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的儿子。靠着老子的权势，振贝子爷在当时可是手眼通天，无人敢惹，就连各地督抚见了也把他当太爷供着。良弼那时刚回京不久，从没见过载振，现经边上人一说，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振贝子。但他并不示弱，上前与载振评理。载振哪把他放在眼里，他蛮横无理，口出秽言。两人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载振当然不是对手，于是吆喝着家丁们动手。这一来，双方打成一团。良弼膂力过人，家丁们虽然人多势众，却被打得跌跌爬爬。

混乱之中，巡警们闻声赶到。他们一见载振，便有心庇护，凶声凶气地拉开良弼，要把他带走。这时，良弼把衣服下襟往上一扯，露出里边系着的黄带子。他说：“这是我们家里的事，你们管不了。你给送到宗人府去吧。”

巡警们一看，此人也是宗室，自然不敢得罪，只好把他们送到宗人府去了。到了宗人府，良弼当着堂官的面痛斥载振败坏纲纪，胡作非为。载振这时理屈词穷，气焰完全被压了下去。堂官弄清了事情原委，知道良弼有理，便将载振扣押下来进行处罚。直到第二天，庆王亲自出面求情，载振才被放了回来。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京城，人们都说良弼这人了不起。的确，以良弼当时的地位敢于挑战庆王父子，没有相当的勇气那是做不到的。这件事充分反映了良弼不畏权贵的倔犟性格，但他这样做也付出了代价。由于得罪了庆王父子，以后在许多事情上都受到刁难、压制，抱负无法施展。

在日本学习期间，良弼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变化，深感改革的必要，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更是抱以惋惜和同情的态度。他在军谘府的部下李炳之回忆说，良弼一直赞成康、梁的主张，更钦佩谭嗣同的牺牲精神。有一次，他当着他们这些部下的面吟起谭嗣同的绝命诗。吟完之后，问：“你们知道‘去留肝胆两昆仑’是指什么吗？”

原来，戊戌政变前，日本方面派人给谭通风报信，让他去日本避难。正在这时，大刀王五来了。王五说，你走对皇上是不忠，而且要连累老爷子，更是不孝。只有牺牲自己，才能忠孝两全。谭嗣同听了这话，便决定留下来，并慨然说：“西洋历史上，革命就必须流血，中国革命还没有人流过血呢，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良弼讲完这段故事，接着说：“绝命诗上所谓两昆仑，就是指日本书记官和王五二人说的。”

言谈中对谭嗣同和这些“忠勇”之士深表敬意。实际上，在良弼内心深处，也一直希望效法这些人，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重振满清王朝。小站练兵之后，袁世凯的势力越来越大。良弼向来种族之见甚深，尤其反对汉人掌兵，而对袁世凯更是充满了警觉。为了削弱袁的权力，他提出了以士官生对抗北洋派的计划，得到朝中反袁亲贵的支持。当时，为了对抗袁世凯，朝廷也确实需要培养一些信得过的满族将才，而良弼一是满人，二又留过学，正是理想的人选。因此，他很快得到了善耆、铁良等人的提携，一路高升，成为军界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练兵处的几年里，他延揽了大批士官学生，后来袁世凯被放逐回籍，他又帮助载沣、善耆等对北洋军进行清洗和改造，给北洋势力以不小的打击。然而，由于庆王的掣肘，这些目标并没有全部实现。

辛亥变起，朝廷重新起用袁世凯，良弼也极力反对。他甚至自告奋勇，主动请缨，愿意统兵南下，但庆王一句话就把他给否掉了。庆王说：“他还太嫩了点儿，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吧。”

袁世凯出山后，大批任用北洋派，这让良弼颇为担忧。在起用段祺瑞时，他就不赞成，认为这些人都是袁的死党，让他们带兵就等于把军权全部交给袁世凯了，将来尾大不掉，非出乱子不可。议和开始后，袁世凯的野心逐步显露，良弼大声疾呼，誓死抗争。他拉拢冯国璋，召集满族军人，在报上发表讲话，散发传单，以暴动相威胁。在宗社党中，成了反对退位的最强硬人物。

然而，尽管良弼做了种种努力，但他势单力薄，孤立无援。在亲贵中间处境也很困难，不仅庆王与他作对，他的个性也不见好于其他权要，就连提携过他的铁良后来也对他有了看法。他想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历史潮流，挽救清王朝的灭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努力，直到临死前仍然如此。

1月26日，这天宫里又开了一次御前会议，由于段祺瑞领衔军人打来电报要求共和，会上无人再敢反对退位。会后，良弼很着急，连忙赶去肃王府，找善耆商量对策。就在他从肃王府回来时，刺杀突然发生了。

刺杀良弼的人名叫彭家珍，字席儒，四川资中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原任奉天讲武堂教官，是四川籍京津同盟会会员。关于他刺杀良弼的动机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因为良弼反对退位，已成了革命的“元凶大憝”，必须清除；其二是，彭家珍刺良弼是为吴禄贞报仇，因为他一直认为吴禄贞被谋杀是良弼暗中指使。

不管彭家珍刺良动机如何，但行动却获得了成功。据时在国光新闻社工作的韩锋回忆说，当时，国光社是同盟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坐落在北京李铁拐斜街。自从刺袁事件发生后，京中清廷大员已如惊弓之鸟，防范甚严。如何接近良弼，这成了刺杀中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性问题。有一天，彭家珍去西河沿金台旅馆看人，那人不在。彭家珍坐在客厅里等候时，见桌上有一张片子，上边印着“陆军讲武堂监督崇恭”字样。于是，心里一动，便随手将片子装进了口袋。接着他问茶房，崇大人几时来过？茶房说，崇大人刚从奉天来，访友不遇，上保定去了，说是两三天后回来。他的房间还留着哩。

彭家珍听了这话，心里便有了主意。他回去后，立即借了一套军服，同时准备好了炸弹。晚上，在国光社碰头时，他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他说他打算冒充崇恭求见良弼，然后寻机将他炸死。

在说这番话时，彭家珍显然已是深思熟虑，下定了最后决心。说完之后，他便解下金表和金像盒交与付天民，托他转寄资中老家，交给朋友留作纪念。韩锋回忆说，他当时才二十一岁，看着彭家珍，心里很感动，便噙泪念了赵伯先送吴樾的那首诗：“临歧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彭家珍听了点头苦笑。

26日，刺杀行动付诸实施。彭家珍穿上借来的军装，佩上军刀，拿着崇恭的片子去找良弼了。他先去了良弼的办公室，但良弼却没有见他，让他有事晚上去家里谈。据李炳之回忆说，良弼当时看了片子，对他说，崇恭也是日本留学生，我和他不甚熟，不知来见我有何事。他不知道军谘府是军机密要的地方，不能随便会客么？

彭家珍在军谘府未能见到良弼，当晚便去了良弼家里。良弼家在西门大红罗厂。彭家珍乘马车前往时，参与行动的同志分散到报子胡同、帅府胡同东头、大拐棒胡同北头和小拐棒胡同西头打探消息，准备接应。谁知等了将近两个钟头，毫无动静。

事后才知道，彭家珍到良宅时，良弼去了肃王府还没有回来。接下去发生的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门房让彭在客室里等候，他说良大人过一会儿就会回来。过了一个多小时，门外响起了马车声——是良弼回来了。他的马车刚靠到门前的石阶上，彭家珍已经迎了出来。良弼这时左脚刚踏出车门，彭家珍便从怀里掏出炸弹扔了过去。只听轰的一声，良弼当时就倒下了，他的卫兵也被炸倒好几个。由于距离太近，彭家珍也不幸中弹牺牲。

另一种说法是：彭家珍去良弼家里，良弼不在。他等了一会儿，便乘车回去了，没想到在回去的路上看见良弼的马车回来了。彭家珍当时喊了一声“赉臣”，不知是没听见，还是其他原因，良弼的马车没有停，继续向前驰去。彭家珍急令车夫调转车头赶了上去。等到彭的车赶到良宅前，良弼已经下了马车，正踩着台阶向大门里走去。彭家珍跳下马车，在台阶下急急地投出炸弹，但炸弹碰到石阶上弹了回来。跟着，炸弹爆炸了。彭家珍当时就被炸倒，献出了生命，良弼也受了重伤。

整个行刺过程虽有细节出入，但结果却是相同的。彭家珍当场牺牲，良弼当时并未死，只是炸断了左腿。两天后，才在医院里咽气。

良弼死后，有人推测该案是袁世凯指使人干的，一时间传言甚多。一种说法是，良弼受伤住院后，西医替他做了手术，手术本来很成功，可在赵秉钧前往探望之后，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据说，赵推荐了一个中医，说是要替良弼解除体内的火毒，可良弼服药后不久便疼痛而死。舆论普遍认为，这极有可能是袁世凯买通医生在药里下了毒。

关于袁世凯害死良弼的说法，一直到民国后仍然众说纷纭。尽管彭家珍这时已被追认为烈士，可还是有人认为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疑点。李炳之回忆说，民国成立后，他在参谋本部工作，经常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四川人到部里来找陈宦，每月从陈那里领取一千块钱。陈宦当时是参谋次长，袁世凯的亲信之一。他亲口对李炳之说，这个四川人就是彭家珍的父亲。袁世凯为什么要给彭的父亲发钱？李炳之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他认为杀良弼和杀吴禄贞一样都是袁世凯的阴谋。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太多根据。至于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原因就在于除掉良弼，有利于袁世凯。的确，良弼死后，朝中亲贵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不久，溥伟、载泽也先后逃出北京，宗社党的势力几乎瞬间瓦解。局势急转直下，袁世凯逼宫的最后障碍也完全扫除了。

由于段祺瑞的通电和良弼之死，皇室高层已无人再敢反对共和。1月30日的御前会议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本来反对退位的亲贵就占少数，现在死的死，跑的跑，留下来参会的王族亲贵们个个心存恐惧，面面相觑，几乎都成了哑巴。会场一片沉默。

过了许久，隆裕见没人吱声，便催促道：“为什么都不说话呀？”

众人默然。

过了一会儿，隆裕又说：“你们都说话呀？”

还是无人应答。

隆裕又气又急，说：“你们都不说话，想让我一人承担啊！”说着，眼泪便止不住流下来。

从这一时刻起，清王室软弱的抵抗已经基本瓦解了。此后，退位与共和已不再是被讨论的问题。隆裕太后的精力也全都集中到了优待条件上。优待条件共三大部分二十款：一是关于皇帝的，二是关于皇族的，三是关于满、蒙、回、藏各族的。据叶恭绰回忆说，隆裕太后抠得很仔细，逐条逐句，反复提出修改。之后，又发给南方，南方提出意见后再发到北京，这样反反复复，来回七八次之多。袁世凯这时仍托病在家。

1月29日，隆裕要召见他，可他仍以病重无法应召为由在家调养。

2月5日，由于清廷对优待条件斤斤计较，没完没了地改来改去。时间一天天过去，南方等不及了，袁世凯也等不及了。于是，段祺瑞再次领衔前敌诸将打来通电，催发共和诏旨。而且，这一次措辞比1月26日的通电更为严厉。电中称：“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事至今日，乃并皇太后、皇上欲求一安富尊荣之典，四万万人欲求一生活之路而不见允，祖宗有知，能不痛乎！……（祺）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岂敢坐视乘舆之危而不救，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祖宗神明，实式鉴之。挥泪登车，昧死上达。”

所谓“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这无疑就是兵谏了！这份电报一到，马上就起到了震慑作用。当天，隆裕太后对南方发回的优待条件就不再提意见了。

据段祺瑞的幕僚曾毓隽回忆说，这份电报是袁世凯为迫使清室退位，暗嘱靳云鹏（时任段祺瑞手下参议）携电稿至前线交段祺瑞，以前敌将领名义拍发。内有：“陷九庙两宫为危险之地，此皆二三王公之咎也。”又有：“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此电着墨不多，极切要害。袁之出此，系再进一步威胁王公大臣也。

优待条件通过后，下边的事情就简单多了。退位程序迅速启动，最后只剩下退位诏书了。关于退位诏书，开始有人认为是阮忠枢起草的，因为袁世凯的重要文件，包括一些谕旨都是出自阮的手笔，但实际上阮忠枢并未参与此事。有的说，草稿是赵秉钧找洪述祖写的，后来交叶恭绰修改，可叶迟迟未动笔。最多的说法可能要算下面这一种了，即由张謇起草。张謇乃光绪年恩科状元，曾做过袁世凯的老师。这份诏书堪称“奇书”，穷尽了中国文字的各种技巧，几乎每一句、每一个措辞、每一个段落，都有讲究。可以说，它综合了各方面的利益，兼容了各种想法和诉求，表面上波澜不惊，实则暗藏机锋，话中有话，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原稿中本无“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力，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段，然而诏书正式发表时却加上了这一段。

这段是如何加上去的？说法也很多。有人说这段是由袁世凯身边的人，即汪衮甫、徐世昌所加。但袁世凯的亲信唐在礼回忆说，加上这段乃是隆裕太后的主意。太后在看了诏书后再三斟酌，认为没有这段不放心，她说：“这样下诏岂不是把天下双手交给革命党了吗？如果他们一翻脸，我们母子怎么活下去呢？”因此她两次提出要加上这样的句子，目的就是希望由袁世凯来主持共和。直到这时，她还抓着袁世凯这根稻草不放，岂不可悲？

袁世凯的计划顺利地迈过了最后一道坎。这对他并非一件易事。正如一个外国人指出的：“和平退位是通过可观的劝说技巧而实现的，使用了多种手段，包括恐吓、许诺。1912年1月在北京玩弄的这些复杂花招中，袁施展阴谋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但是，绝不能认为他还有别的选择。”

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是清廷正式颁布退位诏书的日子。天刚亮，东华门外就已开始戒严。乾清宫宫门内东南角的廊子上（这里是候旨的地方）内阁大臣们穿戴整齐，早早地等候在这里了。他们是：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所有的阁员都来了，只有袁世凯仍然托病未到。大约是心里有鬼，害怕面对太后，所以他便委托外务大臣胡惟德代替他接受诏书。

乾清宫是内廷重地，所谓“乾清坤宁，法象天地”，是皇权的象征。在乾清宫的旁边还有两座殿，东为江山殿，西为社稷殿，内供江山社稷之神，象征着皇帝对江山社稷的统治。然而，现在这一切都要结束了。

上午时分，宫里传出话来：“太后即将御驾，请各位大臣上殿。”

于是，诸大臣在胡惟德的率领下鱼贯而入。殿内的御座前，四个太监站立两边。胡惟德走到离御座约一丈远处停下来，跟在后边的大臣们便依次走到胡惟德的两边，横列一行站好。在大臣的后边是四名侍从武官，他们穿着军装，佩戴军刀，笔挺肃立。

唐在礼就是这四名侍从武官中的一个。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待大臣们站立好后，一个太监入内请太后御驾。稍过片刻，有两个太监从里边先出来，在御座前分两边站好。接着，隆裕太后便出来了，跟她一起出来的还有小皇帝溥仪，在他们之后是几名扈从太监。

仪式很快开始了。胡惟德领着众人向太后三鞠躬。这是大臣们上朝第一次改变礼节，虽然他们身上穿的仍然是花翎袍服。隆裕太后点点头，作为还礼。之后，太后在正中落座，溥仪坐在她的旁边。

胡惟德上前一步，说：“总理大臣袁世凯受惊之后，身体欠安，不能亲自见驾，叫我带领各国务大臣到宫里来给太后请安，给皇上请安。”

隆裕说：“是。”

过了一会儿，隆裕从太监手里接过事先准备好的退位诏书，然后说：“袁世凯世受皇恩，把这样的局面应付到今天，不容易了。为国家、为皇室都出了不少力。如今议和有成，能使南方满意，做到优待皇室等等条件，也是不容易的。我和皇上为了全国老百姓早一天得到安顿，国家早一天得到统一，过太平日子不打仗，所以我按照议和条件把国家大权交出来，交给袁世凯办共和政府。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叫袁世凯早点出来，使天下早点安宁吧。”

隆裕说完，慢慢站起来，把手里的诏书递向胡惟德，接着说：“胡惟德，你把我的意思告诉袁世凯，这道诏书也交给他吧。”

胡惟德毕恭毕敬地走到御座前，一边鞠躬，一边用双手接过诏书，并安慰了太后几句。宫内的气氛这时十分低沉，隆裕一副凄惨模样，溥仪则呆坐一旁。

胡惟德说完话后，隆裕不再说什么，之后便退朝了。

整个仪式进行得非常简短。这是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作为皇太后、皇上最后一次召见，也是乾清宫作为皇权重地举行的最后仪式。

仪式结束后，一直捏着一把汗的胡惟德从宫中退下后暗自松了一口气。他领着众人直奔外交大楼袁世凯住处。在这里同样要进行一个交接仪式。大厅里已摆好条案，条案中间放着一个紫檀雕花的大帖架。卫队全副武装从大门口一直排到正厅。袁世凯早已等候在那里了，一直声称病体欠佳的他显得满面红光，镇静而沉稳。胡惟德领着内阁大臣们到达后，递交诏书的仪式就开始了。胡惟德双手呈上诏书，袁世凯略一躬身，恭恭敬敬地接过来，看也没看，然后就放到条案上的大帖架上。接着，胡惟德向袁世凯转达了太后的话。

袁世凯说：“是。”

停了一会儿，他说大家辛苦了，请到后厅休息。交接就这样结束了。这是清王朝的最后晚餐。当天晚上，袁世凯剪掉了辫子。在剪辫子时，他哈哈大笑，显出了异乎寻常的高兴。唐在礼回忆说：“袁的这种情况很难见到，后来也未曾见过。”

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了。第二天，清帝退位的消息开始传遍全国，传向世界。同日，孙中山履行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两天后，十七省代表在南京投票选举大总统，袁世凯以全票当选，比孙中山当选时还多了一票。据说，查世界历史，满票当选为总统者仅华盛顿一人，因而此次袁世凯当选堪与华盛顿相媲美。当日，参议院在致袁世凯的电中把他誉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并称“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电文最后欢呼：“共和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亚洲最早的共和国的诞生，也宣告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终结。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但权力的交接却在紫禁城内悄悄完成了。这是一个鲜为外界所知的过程。整个过程都在袁世凯的秘密操控之中。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多少仁人志士的前仆后继，就这样在各种阴谋手段和暗箱操作中悄然改变了性质。在1912年的大动荡中，袁世凯成了最大赢家，这是历史的悲哀。

然而，历史的潮流谁也不能阻挡。随着1915年洪宪称帝失败，袁世凯最终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等待他的只能是历史的嘲笑和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