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面御史为何惨遭康熙弃用多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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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新称帝的皇太极设都察院，采取富有民族特色的满汉复官制，长官为满汉左都御史。皇太极在品级上有厚薄，规定满员一品，汉员二品。但在权限上规定：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纵侵害皇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都察院都可以直言无隐。即所奏涉虚也不坐罪；倘知情蒙蔽则以误国论处。

皇太极干这样一件政治改革，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彻底解决即汗位以来的“国人朝见，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清太宗实录》卷十三）的权力僵局。他不想自己“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正黄旗一贝勒也”（《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故在天聪年间采取形形色色的手段削弱三大贝勒势力，终结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随即将唯汗为尊的集权统治推向皇帝独专的清朝皇权建制。

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他要进一步限制亲王贝勒大臣权力，维护皇帝权威，都察院应运而生，就是以一项强有力的监察制度督察臣下。

都察院肩负了监察、弹劾及建议的多项大权。左都御史掌察核官常，参维纲纪，率科道官矢忠职守，率京畿道纠失检奸，并参预朝廷大议。

康熙将鳌拜、班布尔善集团扳倒后，以南书房向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不断夺权，且令朝臣只是佐君理事之人，“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事无巨细，朕必躬自断制”（《康熙起居注》二百八十四），明确皇帝权力意志。职掌监察权的左都御史，在其绝对权威下，成了安排官员的高级职位，像同高士奇一起招摇纳贿的徐乾学、王鸿绪先后担过此任。

这，无疑是康熙帝的用人不察。但，康熙对他们不断护短。

徐、王之后，都察院来了一位铁面御史。他就是郭琇，康熙朝著名的言官和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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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琇是康熙二十八年五月擢升左都御史的，此前充经筵讲官，授吏部左侍郎。

他是康熙九年进士，做过地方七年知县，颇有政绩。（他被外放前的九年间，不知为何没有履历。）虽然没有卓异的嘉奖令，但有卓异的工作实绩。

康熙二十五年，江苏巡抚汤斌向朝廷推荐郭琇，说他“居心恬淡，莅事精锐，堪膺迁擢”（《清史列传·郭琇传》）。巡抚力荐自己的基层官员，而不能直接任用，可见当时县级主要领导不是省管干部，而是国管干部，人事任免权皆在中央。

吏部审查汤斌提交郭琇的任职报告时，说他的催缴银粮任务未完成，给了否决票。

吴江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为何郭琇在吴江干了七年，还存在上交任务的亏欠？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不是一个酷吏，不会为了升迁大搞漂亮的政绩。

对于他在吴江的作为，《清史稿》本传给了另一个说法：“材力强干，善断疑狱。征赋行版串法，胥吏不能为奸。居官七年，治行为江南最。”一个能干的官员，只因征收的赋税没完成，上级人事部门对他综合能力的考察就严重减分。

好在汤斌是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的状元，总裁修过《明史》，放任江宁前是康熙信任的理学名家、内阁学士。对于他的举贤荐能，康熙帝还是很重视，特批对郭琇专门进行考察。结果合格，郭琇出任江南道御史。

品级没有提升多少，但进入了京官体系，职权大了不少。他正好遇到治河名臣、河道总督靳辅与皇帝新宠、安徽按察使于成龙的治河大争论，从地方争到了朝堂。

大学士明珠支持靳辅开大河，修长堤，以抗海潮。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珏等支持于成龙，主张疏浚海口以泄积水。

于成龙是清官，大家忽略了他不懂治水，决定开浚下海。康熙原本公正裁判的天平，也有厚薄地倾向了于成龙，而慢慢对靳辅失去了信任。

争论并未因改了礼部侍郎孙在丰新主事，而告一段落。孙在丰明显支持于成龙，而导致靳辅更加被动。正在这时，郭琇一份弹劾疏，在激荡的廷争中惊起巨浪。

郭琇说：一、靳辅治河多年无功，听命于幕客陈潢，今天议筑堤，明天议挑浚，浪费银钱数百万，没有终止之期。二、靳辅今天题河道，明天题河厅，以朝廷爵位为私恩，从未收到用人得当之效。

康熙召集大臣们到乾清门，让郭琇与靳辅对簿公堂。

郭琇又报告，靳辅夺取民田，妄称屯垦，取米麦越境贩卖，阻挠开浚下海。

随即，侍讲刘楷揭发靳辅用人不当，河工道厅之中杂职人员一百多人，而治河无成，每年只听报告而已。御史陆祖修抨击靳辅“积恶已盈”，用舜殛禹做比喻，暗示朝廷将靳辅论罪处死。

康熙帝意识到郭琇们的奏劾有些不实事求是，不能定案，也看到了于成龙是河务的门外汉，但靳辅固执己见，反对者多，让他站到了大多数这一边，下令将靳辅革职，同时将郭琇升为佥都御史。当然，于成龙也被升作直隶巡抚。

郭琇没想到，由于自己同于成龙一样不懂水利，本着为朝廷着想的原则，却沦为了做了十多年河道总督的靳辅被政敌攻击的帮凶。他们都被升官了，都成了康熙和他南书房的御用文人们做局策划另一起政治大案的催化剂。

3

这件大案，即轰动一时的郭琇疏劾武英殿大学士明珠八大罪状。

案子由于成龙点火，告发明珠及其亲信大学士余国柱卖官鬻爵，导致地方库银严重亏空。康熙帝指示秘书高士奇，联合刑部尚书徐乾学草拟好弹劾疏。

徐乾学不出面，塞给郭琇一颗大桃子。郭琇当仁不让，义正言辞地举报明珠与余国柱结党行私，并列举了佛伦、傅腊塔及靳辅暗中交结的问题。

此疏一出，郭琇名震天下。

康熙帝下旨，革除明珠、余国柱的大学士，并令大学士勒德洪致仕。

对于此事，《清史稿·郭琇传》说：“大学士明珠柄政，与余国柱比，颇营贿赂，权倾一时，久之为上所觉。”康熙主导，为了避嫌自己谋划打倒明珠，于是显示出对郭琇格外的重用，将他迁太常寺卿，擢内阁学士，调吏部侍郎，做经筵讲官，最后封左都御史。

不到两年，郭琇辗转五个要职，还成了一任帝师。大家的目光盯着郭琇转，不会想到康熙帝及其亲信高士奇、徐乾学才是明珠案真正的操盘手和策划者。

让康熙帝、高士奇没想到的是，当郭琇执掌御史台后，便独力策划了一起惊天大案。

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即郭琇出任左都御史的第五月，他向康熙帝递交了一份报告，直指高士奇与原左都御史王鸿绪“表里为奸，植党招摇”（《清史列传·郭琇传》），给事中何楷、修撰陈元龙、编修王顼龄“依附坏法”。

郭琇直言高士奇“出身微贱”，是康熙因他“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直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但他不安分，犯了四大“可诛之罪”，乃“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清史列传·高士奇传》）

康熙帝对于高士奇等的不法行径，心里是清楚的。他对他们有些放纵，就是要他们为自己的政治需要主观修史、打击侵害帝权的大臣。当郭琇揭开盖子后，他马上下旨：高士奇、王鸿绪、何楷、陈元龙、王顼龄俱著休致回籍。他迅速反应，不对他们惩戒，就是防患他们“恣肆于光天化日之下”的更多罪恶，为外界知晓。

为康熙争正统的高士奇们走了，给康熙肃贪纵的郭琇问题来了。御史张星法弹劾山东巡抚钱钰，郭琇弹劾满左都御史马齐，证据不足便是诬告。康熙不再说涉虚不坐罪行，严责他擅用法司，但称他耿直敢言，从宽免除革职治罪，降五级调用。

吏部推荐他为通政司参议，康熙命改推，最后索性命他以所降的级别致仕。

郭琇的问题却更加严重了。

先是江苏巡抚洪之杰举报他涉嫌吴江亏漕案，继而山东巡抚佛伦弹劾郭琇家族的系列问题，将他伯父、父亲和前明御史、农民义军扯到了一起。洪之杰是高士奇亲家徐乾学的心腹，而佛伦曾是明珠的死党。遭郭琇举报，他们自然不会放过郭琇。

朝廷派员至江宁调查，又查到他牵扯了一起巧取豪夺运船粮米案。部议将郭琇充军，但还是被康熙帝网开一面。

九年后，康熙南巡，郭琇赴德州迎驾。康熙回京后，给内阁下谕：“原左都御史郭琇，前为吴江令，居官甚善，百姓感颂至今。其人有胆量，可授湖广总督，令驰驿赴任。”（《清史稿·郭琇传》）康熙将郭琇三疏的历史功绩，悉数抹去了。因为他知道，弹劾靳辅是他偏听偏信，弹劾明珠是他倾囊相授，弹劾高士奇是因为他动了他的奶酪。故而对这样大胆的人，他是不会忘记的。

郭琇由退休之人，因为康熙帝的突然想起，成为了封疆大吏。郭琇上任后也不客气，多次恳求为贫困百姓豁免或减除赋税，但没想到在任一年多，疾病缠身欲辞职却被康熙以人才难得留任，结果又被几个人弹劾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惨遭革职。

十四年后，郭琇病逝乡里，连皇帝的一个谥号都没得到，只得个“寻祀乡贤，并祀吴江名宦”的乡里记忆。郭琇以著名“三疏”震动康熙中期吏治，并以廉正的形象影响后世。受他影响最大的弹劾明珠事件，《清史稿》称“郭琇抨击权相，有直臣之风，震霆一鸣，佥壬解体。盖由圣祖已悟其奸，而琇遂得行其志”，并未将康熙打击明珠之授意雪藏。

若非康熙拍板，郭琇也不敢妄动。

妄动，必然遭致厄运。

高士奇之流干尽了坏事，但他们是康熙帝需要的人。即便不法案发，康熙将他们贬为庶民后，还是想方设法地起用他们。而郭琇呢？荣耀之后的诸多劫难，似乎是康熙的另一份赐予。这，当是封建专制时代循吏清官的悲剧，也是国家法制约束不了帝王心术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