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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大师的正负极

历史大观园 历史故事 2020-05-28 08:55:26 0

在介绍程朱理学之前,我们先介绍创造程朱理学的三个人:程颢、程颐和朱熹。

说起程颢、程颐兄弟,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成语,那就是“程门立雪”。这个故事出自《宋史·杨时传》。进士杨时为了成为文化达人,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想重新考取国学高级研修班。于是,他就跑到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虚心求教。后来程颢死了,他自己也40多岁了,但仍一心向学,于是又和他的朋友游酢,一块儿到洛阳想去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继续深造。偏偏赶上程二先生正闭目养神,坐着假睡。这时候,外面开始下雪,两人求师心切,便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等候。等了大半天,老先生才慢慢睁开眼睛,见杨时、游酢还站在门口,非常感动。这时,门外的雪已经积了一尺多厚了,杨时、游酢身上自然也是一片洁白,几乎成了圣诞老人了,于是程二先生赶快让人给两位办理了入学手续。

当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程颢、程颐兄弟都是宋代极有学问的人。程颢、程颐兄弟,是河南洛阳人,生于北宋中期。他们都是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两人小时候,在姥姥家——湖北孝感董湖读书。二程在孝感学习、生活了十八年之久,平时即读书于其台之楼上,故这地界儿被称为程子读书台,又名“凤凰台”——因相传在晋穆帝永和四年有凤集于东岗,产九子于其上而得名。台上有座楼叫夜月楼:“虚窗晃明,美景澄清,无屋舍烟火之凑密、儿童鸡犬之声杂,其澄心悟道,深究理学,伊洛学派亦肇基于孝感。”程颐18岁后,游伊洛、进太学,受业于周敦颐,著《颜子好学论》等书,逐步创立了北宋著名的理学流派,形成独树一帜的“程朱理学”。他们的学说受到当时许多大儒的推崇。后来,孝感百姓为了纪念二程,在程子港建起了二程祠,明末祠堂被毁。清顺治十八年(1661),孝感知县张擢士重建之于东岳庙侧,形成著名的孝感古八景之一:“程台夜月。”可惜这座名楼毁于“文革”时期,现在仅存遗址。

说起二程兄弟,还有一个高深莫测的大忽悠故事。说是有一天,哥俩应邀参加一个Party。酒席上,有几个漂亮的名妓在陪吃陪喝陪唱,三陪之外还另加跟客人零距离接触。刚出道的程颐被她们闹了个大红脸,本来程二哥的豪言壮语是:“人心贵乎光明洁净。”可眼前的景象在他看来既不光明也不洁净。本来在别人眼里秀色可餐,可此刻他却连桌子上的美食都难以下咽。程二哥越想越气,一甩袖子就走了。可他哥程颢却若无其事,还在那儿大碗喝酒大块儿吃肉,至于醉酒之后的行为他就不负责了。

第二天,程颐气哼哼地跑到程颢的书房,埋怨哥哥昨天的行为不但有辱斯文,甚至还有点儿下作。没想到程颢却一本正经地对他兄弟说:昨天,我虽是喝了花酒,但却是座中有妓,心中无妓。昨天你是因为没有定力,怕被人拉下水才落荒而逃的,到今天还想着这事儿,说明你是家中无妓,心中有妓。你在治学方面的功力跟你哥差远了,坐怀不乱方面的定力差得就更远了。傻兄弟,修行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呀!

说到朱熹,他是徽州婺源人,婺源现在属于江西省。因为父亲曾在福建做官多年,所以朱熹就出生在那儿。少年时代的朱熹,学术上就有所创建。19岁登进士第,开始踏上仕途,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管理一个县的文书簿籍。后来,又在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做地方官。当时东南是农业和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由于国家的分裂、土地兼并的加剧、赋税的沉重、生产力的衰退,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了富国强兵的主张,反对对金人屈辱求和。

朱熹的父亲朱松就是一位抗金派。他敢于上奏章,反对秦桧的求和主张,后来遭到排斥和打击。朱熹认为南宋王朝必须励精图治,抵抗金兵南下,收复北方失地。他说:“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又说:“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他的政治态度是明朗的,主张抗战、坚守阵地,反对割地赔款。他甚至主张断绝和谈,任用贤能,振兴纲纪,整改风俗。如此数年之后,才能达到“国富兵强”的目的。当时,汤思退、洪适等主和派先后任宰相,他们对朱熹的抗金主张根本不买账。因此,朱熹不愿在朝廷任职斗气,多次辞去官职。他同爱国诗人辛弃疾、进步学者陈亮等人都很有交情,因为他们在政治上都是主张抗金的。朱熹称赞辛弃疾“今日如此人物,其可易得”!辛弃疾对朱熹在学术上的成就更是非常敬佩,他说:“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1200年,朱熹病死在武夷山,辛弃疾亲往吊唁,祭文中写道:“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意思是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当时就被学者所承认了。

陈亮和朱熹的交情也是很深的,因为两人都是著名哲学家,所以免不了在学术上有争论。陈亮的观点是“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也就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不同意朱熹把王道和霸道、天理和人欲根本对立起来。不过在抗金北伐这个大是大非面前,陈亮和朱熹倒是完全一致的,没为姓王姓霸的理论问题,耽误正事。

朱熹还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明确提出:“天下之物,莫大于恤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他在《井田类说》中,揭露了“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的残酷现实,提出:“宜以口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为了防止土地兼并,他极力主张重新丈量土地,按人口数给于田地。他在福建做地方官时,曾率先践行自己平均地权的设想,但遭到了当地官僚和豪绅的强烈反对,没能实现。在封建经济体制下,朱熹的主张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不能否认作为一个哲学家,朱熹的思想中还有平均地权、实现平等的亮点。

朱熹在担任地方官时,极力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淳熙五年,也就是1178年,他在江西南康军任职时,“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究荒政,多所生活”。每遇早稻田地久旱,他就劝导农民改种荞麦和大小麦,防止饥荒。过了一年,他根据南康地区农民的生产经验,发布了《劝农文》,推广一整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其中包括耕作、施肥、除草、水利、蚕桑副业等诸多方面。

朱熹还提出了“劝业”(即奖励农业生产)的政策,认为只有“用力勤”,才能克服水旱灾害和农民流亡。他想维持农民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防止农民聚众闹事、破坏和谐。

他还主张推行“社仓”制度,为农民办理救济,防止受豪强地主高利贷的盘剥。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中,讲了建立“社仓”制度的好处。山地贫苦农民,终年没有余粮,在青黄不接之时,要出加倍的利息,向豪强地主借贷粮食,但是官府仓库里的粮食,甚至“红腐不可食”。因此他主张凡是要求借贷粮食的农民,政府都要借给,农民出十分之二的利息。不愿借贷的,绝不勉强。如遇饥荒,要减轻利息,甚至全免。朱熹在《婺州金华县社仓记》中说,这种社仓制度跟王安石的青苗法相比,有更加合理的地方:一是贷谷而不是贷钱;二是借贷出于农民自愿,而不是强迫;三是由乡村社仓办理而不是由官府办理。

以上这些政治主张和具体措施,说明朱熹还是能够体恤百姓,也是主张进行必要的经济改革的。

由于他具有广博的知识,又有较精细的哲学眼光,所以在注释古书,整理文献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编在一起,称为“四书”,并重新做了注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教科书。朱熹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被奉为后来各代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这个标准答案几乎使用了七百多年,若是据此去申请吉尼斯纪录,他老人家肯定会发大财。

朱熹不但重视理论建设,也同样重视生产实践。比如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沿江安抚使刘子羽对朱熹有养育之恩,所以,朱熹经常出入刘家,辅导刘家公子刘玶的功课。绍兴十一年,刘子羽的老婆卓夫人想为儿子谋一个叫“干官”的职位,这是负责采办朝廷所需物资的肥差,只管花钱,没人监督,油水甭提有多大了。套一句文明话这叫贪污腐败的重灾区,跟眼下管工程、管高铁、管政府采购、管干部提拔的一样,如果对自身要求不严,很容易犯大错误。朱熹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刻给卓夫人写信表示强烈反对。他说,官宦人家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福窝子里,长到老大了也不知道锅是铁打的,“无不傲慢纵恣,触事懵然”。假如一进入官场,就混上这样一个肥缺,没人劝阻,没人监督,同时仗着手里有大项目审批权让各州县官吏举着敬着,您说他有多少钱不敢往家搂,有多少二奶不敢在外面包?我的意思是,这个傻兄弟就是想做官,也得先找一个“稍在人下”的位置。作为官二代应立足于基层,自觉接受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考验,起码应该先习惯接受别人的领导,以便经常有人敲打他,保持清醒的头脑,“乃所以成就之”。如果一定要为他谋取这个官职,“乃是置之有过之地,误其终身”。啥意思?翻译成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您这样做就等于是把他往陷阱里推,摔下去不落个终身残疾,也得闹个一辈子生活不能自理。

不过朱熹作为百代敬仰的大圣人,似乎也有不太光明的一面。说是他当浙东常平使出巡台州时,因为跟太守唐仲友在学术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致使两人关系非常紧张。于是,他就想从扫黄打非入手,整垮老唐。

朱熹从京城一到台州,就把跟老唐有暧昧关系的官妓严蕊抓了起来。严蕊是台州的著名官妓,“色艺冠一时”,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朱熹派人探听到严蕊跟唐仲友的关系后,于是就想从严蕊身上打开缺口,对老唐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朱熹派人将严蕊刑事拘留后,立马要她交代跟唐太守鬼混、利用诗词唱和攻击朝廷的“犯罪事实”。朱圣人平常总爱高呼“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口号,这一回唐仲友让他抓了个现案。好家伙,政治问题加上生活作风,又赶上扫黄打非,朱圣人心说,不死我也得让你掉层皮。

朱熹还想:大家都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所以只要一动刑,严蕊肯定来个竹筒倒豆子,彻底坦白。可没承想小女子严蕊还挺拧,任凭毒刑用尽也不肯诬陷老唐。朱熹一看,来硬的不行,可使美人计对严蕊又不适用,于是就派专案人员向严蕊反复交代政策:说是这个案子性质虽然非常严重,但我们历来实行的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为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政策,只要你主动揭发唐仲友的罪行,朱大人念你是个弱女子,又年轻无知,一定会替你开脱,从轻处理。你陪唐仲友喝过花酒,有过诗词唱和总是事实吧,啥都不交代是肯定过不了关的。

可严蕊却说,陪唐太守喝过花酒是事实,但我是卖艺不卖身;我们确实有过诗词往来,但从没攻击过朝廷。官妓参加官家的party是政策允许的,所以,没有的事儿,我不能昧着良心瞎说,打死也不说,打不死更不说。朱熹一听恼羞成怒,连白公馆、渣滓洞的刑法都用上了——让人用竹签钉进了她的十指。尽管十指连心,可严蕊仍然宁死不屈,坚决不肯诬陷老唐。

这下子朱熹这个道德警察,没法收场了。一时间朝野震动,舆论哗然。这件事,很快就惊动了最高当局,很会玩平衡的宋孝宗,为了平息纠纷,只说了一句“此秀才闲斗气耳”。秀才闲斗气,就拿老百姓的孩子开涮呀,哪说理去?

再说人家严蕊也没有犯罪呀,因为宋代法律规定,官妓也叫营妓,可以合法地坐台对官员搞三陪,只要光卖酒卖唱,不卖身就行。当然这样的禁令,官员们往往搂不住,所以尽管宋代的官员嫖娼成风,有关部门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况且,没有真凭实据,您也不能在严蕊这样一个弱女子身上找辙呀!打不了老虎,拍苍蝇呀?

宋孝宗在宋代是个比较开明的皇帝,对眼前的事儿明镜似的。他心说,大哥,您别用“保初节易,保晚节难”那套来要求一个妓女呀,人家那是爱岗敬业善待客户呀!于是他就决定将道德警察朱熹调离,并让岳飞之子岳霖接替他的职务,并利用岳家的巨大声望来为朱圣人擦屁股。

宋孝宗这样做,也是为了迅速平息这起南宋历史上最大的桃色事件,以保护唐仲友等政府官员的名声。同时,借给严蕊女士平反昭雪,来迅速平息社会舆论。严蕊在临出狱前,写了首《卜算子》词。词中写道:“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官员们互相倾轧,严蕊当然只好到尼姑庵或道观里去归隐了,至于具体地点,千万“莫问奴归处”了。

可也有人说,朱熹真的是一位反腐斗士。他查办老唐,并不是挟私报复。有人甚至说,在朱熹短短的九年从政生涯中,最令人难忘的,就是曾六次弹劾当朝宰相王淮的亲家——台州知府唐仲友贪赃枉法。但王淮却指使吏部尚书郑丙反诬朱熹的道学是“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的伪学。宋孝宗轻信此言,从此九年多的时间里,道学被定性为一种政治罪状,直到宋理宗时代朱熹和道学才得以恢复名誉。

宋理宗还尊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倡学习他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的理论正式成为官方学说。

没想到七百多年后的“五四运动”,致使朱圣人再次受到世人的鞭挞。他的学说被说成是吃人的礼教,在“十年浩劫”中更是被批倒斗臭。可最近一些年来,朱熹却再度走红,在他诞辰八百八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引得两省四地——福建的尤溪县、建阳市、武夷山市和江西婺源市,都来争“朱熹故里”之名。各自倾注地区和省域之力,汇聚总量超过四十亿元的资本,来给朱圣人做“寿礼”。朱熹要是活着的话对后人这种一会儿掘坟鞭尸,一会儿顶礼膜拜的评价也会晕菜的。

说起来,朱熹的著述确实非常丰富,教学水平也不低,他的主要著作有《周易本义》、《晦庵先生文集》、《朱子语类》等。他在江西白鹿书院的讲学也非常成功。在他和其他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基地。

私人书院最早出现于五代时期。北宋立国,朝廷致力于全国统一,恢复千疮百孔的封建经济,虽然赵普曾吹牛“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那时还顾不上补上国家的文化建设,于是私人书院就乘势而起。当时有名的四大书院是:庐山的白鹿书院、衡州(也就是今天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岳麓书院。它创建于公元976年,据称是湖南大学的前身,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了。笔者曾到岳麓书院的旧址参观学习过,以我的观察,它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好像沾不上边儿,所以有关方面没必要把它吹成世界第一所大学。有这功夫提升一下教学科研多好,也好让我们的孩子毕业找个好事由,对得起家长交的高额学费。办大学不比拍韩剧,不见得越是“大长今”(规模大、历史长、建筑现代化)越好,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以后,政府大力兴办官学,所以北宋的书院就慢慢地萧条了。到了南宋,由于官学已逐渐腐败和形式化,所以书院又开始兴盛起来,当时已发展到三百多所,连一些边远地区都有了书院。书院的建立,对传播文化、普及文化知识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波及以后近千年的中国历史。清代末年,提倡“废书院,办学堂”,书院渐趋衰落,乃至被彻底否定。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对书院有了重新的认识。比如胡适就说过:“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章太炎先生更认为,用学校代替书院很容易导致民间学术的萎缩,进而剥夺人们著书立说、标新立异的欲望和权利。舒新城更进一步认为“中国现行的学校制度,完全是工商社会的产物”,其中的班级教育,就像工厂车间的班组在“批量生产人才”,这种做法很容易“把人当做机械”。看看眼下中国教育的现状,以及学生的就业状况,就可以知道这样的“批量生产人才”,不但缺乏创新精神,试销也不对路,而且还压制了许多特殊人才的冒尖儿和成长。值得庆幸的是,书院的传统却在中国香港保留了下来,这还要归功于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是他把中国书院自由讲学的做法与欧美的导师制度有机融合,催化了人文主义教育制度的诞生。

话题扯远了。话说在宋代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的福建,大多数乡村里都设有学校。当然这里所说的学校,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学校。南宋孝宗乾道元年,也就是1165年,福建报名参加乡试的已高达17000人,进京考试的书生占了全国的一半,其中不少考生就是由书院培养起来的。至今福建的高考成绩,依然多年在全国名列前茅,不能不说跟这种文化传统有关。

南宋的书院主持人,不叫院长,却叫山长或是洞主,让人听了好像不是来念书的,倒像是来求仙学道的。比如庐山的白鹿洞书院,其实根本没有洞,眼下韩国的住宅也都叫什么洞什么洞的,大概都是受宋代书院的影响。书院的洞主,既是行政领导又是主讲人,用眼下的话说就是学术带头人。挂名教授或是著作中的第一挂名作者,绝不敢到书院去做洞主,因为那时候的书院,气氛活跃,提倡教学相长,同时把学生的道德修养培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假如真让一个南郭先生去当洞主,不是自找寒碜吗?

这么多的书院,书院又有这么多的学生,学生还大多是寄宿生,很少有走读的,那书院靠啥生存呢?主要的经费来源于政府下拨的“学田”和富商的捐献,这一点很像眼下西方的一些私立大学。捐献,一听就明白,啥叫“学田”呢?就是政府下拨给书院的土地。土地归谁种?书院的书生?不是,他们成天“之乎者也已言哉”的,真到种庄稼时非栽跟头儿不可!书院是把土地租给农民种,把田租当做办学的经费。

介绍完了程颢、程颐、朱熹和宋代的书院,下面我们该说程朱理学了。

在太祖、太宗时代,北宋王朝致力于全国统一,千方百计地恢复残破的封建经济,所以还没有精力来宣扬和普及儒学。

北宋统治仅仅过去三十多年,四川地区就发生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提出了“均贫富”的平等观念,使北宋统治者受到很大震动。此后,北宋王朝逐步加强了思想统治。998年宋真宗继位,封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孙孔延世为文宣王。1008年,宋真宗又亲自到曲阜孔庙行礼,表示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宋真宗还大肆提倡佛教和道教,命宰相王钦若主持续修道藏,搜罗了四千三百多卷道家著作,公开鼓吹“三教(儒、道、佛)之设,其旨一也”。从此逐步地树立以儒学为主,儒、道、佛相结合的统治思想,终于形成了“理学”。

理学又叫道学。其中,一种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以二程、朱熹为代表;另一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以陆九渊为代表。宋代的理学家,表面上不谈鬼神和仙佛,也不像董仲舒那样鼓吹“天人感应”,而是提出一些新的命题:如“理”、“天理”、“心”、“性”、“人欲”等等。理学在对儒家学说重新做了一番修补与阐释后,更加哲理化,也更加玄虚,形成了以儒家为核心的儒、道、佛相互渗透的思想体系,因而也更加适应封建社会趋向衰落期的统治需要。

程颢、程颐兄弟,提出了一个“理”的哲学范畴,认为“理”是宇宙的本源,先事物而存在,创造天地万物,凌驾于物质之上。理是第一性的,万物万事都由“理”派生出来,事物是第二性的。他们还认为“理”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天理”。程颢说:“我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

理学把封建伦理道德统统说成是符合“天理”的东西。程颢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们把“三纲五常”看做是永恒不变的东西,目的就是要维护封建统治和秩序。

到了南宋,又出现了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陆九渊是江西抚州(今临川)人,出身于豪门,对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充满恐惧。他的哲学被称为“心学”,就是把“心”当做世界的本体,认为“宇宙便是我心,我心便是宇宙”。他不承认人心之外有物质世界,客观世界只不过是人心的产物。陆九渊说“心即理”,心就是仁义。他把封建伦理道德和哲学联在一起,希望用“仁义”来克制人的物欲,求得社会的太平与和谐。

南宋时期,朱熹对理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因为他的思想体系渊源于二程,所以后人将他们称为“程朱学派”。

朱熹是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提出了一整套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从学术渊源上看,他继承了二程和佛教、道教的思想,提出了“理”和“气”的关系的理论。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这就是说天地万物的生成,要有理,也要有气。理是产生万物的本源,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

“理”究竟是个啥呢?朱熹说:理是“超然于万有之上,广大无边”;理充塞于宇宙,无处不在。他把“理”和封建伦理道德联系起来,认为“理”就是“仁、义、理、知”,“未有臣君,已先有臣君之理”。三纲五常是先天就有的。朱熹认为理是永恒不变的,“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是在这里”。所以他说:“纲常万年,磨灭不得。”可见朱熹的理,就是指绝对的精神,就是“道”。这套关于“理”的理论,归根到底就是为了维护封建秩序。

“气”指的又是啥呢?朱熹说:“气则为金、木、水、火,是构成万物的材料,五行阴阳七者滚合,便是生物底材料,也就是‘器’。”

理和气的关系,也就是指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朱熹虽然也说理和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是他又接着说:“必欲推其所欲来,则须说先有是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这就很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哲学观点,就是:理在先,气在后,理生气。这是唯心主义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承认宇宙是客观存在着的,是由阴阳二气演化而成的。他认为宇宙形成的过程,由气体而凝聚,由流质体慢慢地冷却,“便结成了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朱熹认为地球是圆形的,地球在宇宙之中;又认为:“月之黑晕——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无光也。”他判断月光是日光的反射,这些认识都有它正确的部分。这是朱熹当时在南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对天文学作出的贡献。

朱熹认为地球自身是生与灭相互循环的。这种循环论,是错误的。他认为未有天地万物之前,就有“理”的存在,也是荒诞的。唯心论的实质,就是把心理的东西当做最初的起点。

在认识论方面,朱熹论述了知和行的关系。他提出三点:知先于行,行重于知,知行为一。他讲的“知”,偏重于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认识;“行”就是按照封建伦理道德去做。他注重“行”就是教人遵循封建伦理道德(即“仁、义、理、知”)那一套去做。朱熹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以达到知行“为一”的目的。他的知行观,并不是教人通过实践去认识客观事物,而是叫人去追求“天理”,抑制物欲,这种说法对于人性的教化还是有益的。

朱熹还认为人性中有“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天理”是至善的,“人欲”是万恶的,因此要“存天理,灭人欲”。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御用哲学后,逐渐成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朱熹的哲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几百年里居于统治地位,这不是偶然的,但它却在20世纪初爆发的“五四运动”中受到了严厉批判。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从宋明理学的“灭人欲”中,看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对个性的忽视和摧残,这恐怕也是“五四”先贤们批判它的一个主要原因。理学强调忠君、以集体性压制个性的观点与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可以说,理学思想不会产生现代意识,也很难促进社会政治经济进步。这是现代中国人必须清醒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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