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新传——谈明暗诤臣论治道　信兆卜皇帝杀无辜

有人诬告魏征包庇犯罪的亲属，太宗让御史大夫（掌监察的官员）温彦博调查，结果并无其事。温彦博对皇帝说：“事虽无存，但空穴来风，都因为魏征不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所以才被人诽谤。他也有可责备之处。”太宗同意温彦博的话，让温彦博转告魏征，嘱咐他“今后要注意行迹”。魏征听了温彦博的转告之后，去见太宗，说：“微臣听说：‘君臣同心，是为一体。’如果上下都考虑形迹，怕担嫌疑，又怎能做到一心为公？臣不敢奉诏。”太宗突然醒悟，说：“是朕说错了。”魏征再拜说：“臣幸得奉事陛下，只是希望能让臣做一个良臣，而不使臣成为忠臣。”太宗惊讶地问：“难道良臣和忠臣不一样吗？”魏征说：“是的，观古代的稷、契、皋陶，他们辅佐君主，上下同心，励精图治，结果君臣俱享尊荣，国祚长久。这些便是良臣。而龙逢、比干虽然忠心耿耿，面折廷争，但己身蒙受祸诛，社稷终于不保，只留下忠直的空名。这些便是忠臣。因此臣以为，良臣、忠臣是有区别的。”太宗连连点头称是。又问：“为君主的，怎样做是明君，怎样做是昏君？”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秦二世偏信赵高，天下溃叛竟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直到侯景打到宫阙，才大吃一惊。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百姓纷纷揭竿，他还蒙在鼓里，如果人君能够兼听，权臣便不能壅蔽，下情得以上达，自然便是明君了。”

太宗很赞赏魏征的话，并打了个比方，说君主好像玉石，良臣却似巧匠。玉石虽美，还靠巧匠雕凿，才成宝器。古代历来都是臣卑君尊，拿君臣关系这样打比方的恐怕太宗还是第一人。因此，魏征听了不禁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从此，他打破一切顾忌，在太宗面前真的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魏征生得比较矮小，容貌平常，在英武魁伟的太宗面前，显得有些委琐。但他争论起来，却慷慨激昂，而且从来不看皇帝的脸色，即使在太宗盛怒之时，他也敢犯颜直谏，常常使殿堂上的其他大臣替他捏一把汗。有时太宗火了，大声叱责他，他也敢大声抗辩。别的大臣很难做到这一点，即使是当初跟太宗一起打天下的老臣也不例外。如房玄龄作为秦王府的谋士，立下许多功劳，后来任宰相（尚书左仆射）多年。他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却老是怕有“满盈”的思想，在皇帝面前讲话吞吞吐吐，越到后来越不敢直言。有一次，太宗在北门皇宫区兴造房屋，这项工程没列入朝廷计划。房玄龄看到了负责施工的少府监窦德泰，随便问了一下。窦德泰却去报告了皇帝。太宗很生气，把房玄龄召来训斥说：“你只管南衙的事情就得了，朕在北门少有营造，跟你有什么关系？”房玄龄赶忙谢罪。魏征这时正在一旁，便说：“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要责备玄龄；也不明白玄龄为什么要谢罪？”太宗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魏征说：“玄龄身为大臣，是陛下的股肱耳目，如果宫廷有所营造，怎么不可以让他知道呢？而且这项工程，是利是害？用了多少役工？需要多少费用？如果建得对，他应该全力协助陛下建成；如果不对，就当奏明圣上停建。这才符合‘君使臣、臣事君’的道理。但玄龄明明无罪，陛下却加以责备，这是臣所不明白的。而玄龄既然自知问得不错，却又要在陛下面前谢罪，这也是臣不明白的。”一席话说得太宗和房玄龄都很惭愧。

一来二去，皇帝对魏征的直言敢谏虽然欣赏，却也不知不觉的产生了一种顾忌，做事常常要考虑会不会遭到魏征的反对。有一次魏征进宫，见皇帝的车驾仪仗已经备好，像要外出的样子，但很快又撤除了。魏征见到太宗便问：“外面备了车驾，是陛下要外出的吧，怎么又中止了呢？”太宗笑着说，“起初是想到南山游玩的，怕卿反对，所以中辍啦！”又有一次，有人送给太宗一只善于捉鸟的雀鹞鹰，太宗很喜欢它。常常在御园里让它捉鸟。那天太宗正玩得高兴，魏征来向皇帝奏事。大宗匆忙中把鹞鹰藏进怀里。魏征奏事的时间很长，等他退出以后，太宗把鹞鹰从怀里掏出来一看，早已经憋死啦！

魏征总是当着大臣们的面跟皇帝争论，有时让太宗在大臣面前下不了台。有一次散朝，太宗气哼哼地回宫，自言自语地说：“我非宰了这乡下佬不可！”长孙皇后问他要杀谁。太宗说：“又是那个魏征，当着廷上的大臣羞辱我！”长孙皇后听了急忙回室内换了朝服出来。太宗很惊奇，问她：“你穿上朝服干什么？”长孙皇后说：“魏征能够直颜犯上，不考虑个人安危，这是连臣妾也不如他的。臣妾跟陛下是结发夫妻，曲蒙恩宠。但臣妾每次向陛下进言，也须先观察陛下脸色，不敢冒犯威严。而魏征与陛下只是君臣关系，却能如此忠直，正是所谓的‘主明臣直’，魏征之直也是由于陛下开明的缘故，因此，臣妾不敢不贺。”太宗听了不由转怒为喜。

魏征的面折廷争，不但太宗有时受不了，那些跟太宗关系密切的近臣更看不惯。八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天晴气朗，月明星稀，太宗找来十几名大臣在丹霄楼的平台上饮酒赏月。太宗高兴地说：“几年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都是众卿的功劳。来、来，大家干此一杯，为众卿庆功！”众人站起来把酒喝干。太宗继续说：“‘安不忘危’，古有明训。所以朕登基以来，常怀畏惧之心，唯恐陨越。也希望众卿居功不骄，小心谨慎，忠于国事，使我大唐天下得以长治久安。”大臣们连声称是，酒宴上渐渐活跃起来。

座中有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晋阳举事的参加者。他喝了几杯酒，冷眼见到对面桌上坐着魏征和王珪，不由想起魏征对待皇帝的态度，他认为魏征太过分了。而王珪和魏征一样，都是故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官员，现任谏议大夫，也以敢谏闻名。长孙无忌越想越来火，便借着酒劲说：“王侍中、魏大夫，我们原先不是仇敌吗？那时谁能想到今天竟亲亲热热地坐在一起饮酒呢？哈哈哈！”这种讽刺的话使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魏征也变了脸色，但他不好说什么。太宗赶忙出来打圆场，连说：“无忌醉了，无忌醉了。”吩咐宫人把长孙无忌扶进屋去，长孙无忌却还在摇头晃脑地争辩：“谁醉了？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太宗跟到屋里，责备他说：“他俩都是大臣，你怎么这样说话！”长孙无忌愤愤地说：“魏征每每当众侮辱陛下，我实在看不下去。我一点儿也没醉，只是想出出这口气罢了！”

太宗回到平台上，对王珪和魏征说：“长孙无忌酒后失言，二卿不要放在心上。你们秉心为公，朕是晓得的，来，喝酒，喝酒！”待到席散之后，太宗把王珪和魏征留下喝茶，婉转地对魏征说：“以后殿上议事，你不一定当场坚持，有些话事后再对我说，不也行吗？”魏征说：“如果当场不坚持，诏令下去，再改就麻烦了，而且那样更有损朝廷的威信。舜帝曾告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就是要臣子不要当面答应，背后又说反对的话。若是臣面从陛下，背后又再反悔，岂不是口是心非吗？”太宗听了，对王珪说：“人们常说魏征傲慢，可是他心口如一，正直无私，我觉得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呢！”太宗和王珪大笑起来，魏征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但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贵族出身的皇帝，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总代表。他的“开明”也好，“从谏如流”也好，最终目的还是维护他封建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在他做了十几年皇帝之后，过惯了安逸的生活，渐渐地趋向奢侈腐化。他修复了隋炀帝在洛阳建的宫室，一面告诫群臣要记取隋炀帝失败的教训，一面却又搬进去居住。他东征时攻克洛阳，把隋宫的宫女三千人都放了；却又在玄武门之变后，霸占了弟媳——齐王李元吉的杨妃。他还曾打算选大臣郑仁基的已经订婚的女儿入宫为充华（九嫔之一），只因为魏征谏阻这才作罢。但终于把已故大臣武士彟的十四岁的女儿选为才人（妃嫔称号），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媚娘”——那便是后来的则天皇帝了。

贞观十一年，魏征给皇帝上书，请太宗注意“十思”，第一条便是“见可欲，则思知足”。就是劝告皇上，看见合意的东西，应该知足而戒滥取。《十思疏》从十个方面给皇帝指出求治的大道理，并引用了水能“载舟覆舟”的著名的比喻。太宗非常感动，把疏文放在案旁，随时取过来阅读。

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征因病去世了。太宗非常悲痛，让魏征陪葬昭陵。昭陵本是太宗为自己修的陵墓，准备他死后葬在那里。以前他已经把长孙皇后葬到那里了，现在又让魏征预先来陪葬。太宗亲自给魏征写了碑文，让石匠刻了，立在魏征墓前。还对左右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了，朕失去一面镜子了。”

但到了当年七月，魏征生前推荐的大臣侯君集因助太子谋反被诛，连累到魏征，又有人告发魏征曾把他给皇帝的谏词让起居郎褚遂良看过。起居郎是史官，专管记载君主每天的起居言行的，这种史书称为《起居注》。按规定皇帝对自己的《起居注》是不能看的。贞观十六年，太宗曾向褚遂良索看，被褚遂良拒绝。现在太宗听说魏征的谏词褚遂良都知道了，对魏征大为恼火，于是下令推倒了他给魏征题写的墓碑——只是到贞观十九年他从辽东战场回来，想到魏征的种种好处，这才又下令将石碑重新树起，并致以少牢的祭礼，也算是表示自己的歉意吧！

太宗还在太极殿东边建了一座纪念功臣的凌烟阁，把一些辅佐他开国、治国的功臣图像放在阁里，其中有些人已经故去了，有些却还活着，这些功臣里便有魏征。其余的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李靖、屈突通、刘弘基、殷开山、柴绍、程知节，秦叔宝、李、段志玄等二十四人。太宗常常踱到凌烟阁里，面对功臣的图像，缅怀他们创建的业绩，对逝者寄托自己的思念。

太宗晚年——这里所说的“晚年”只是就他做皇帝的时间而言，其实他死时才只有五十二岁——很不愉快，一是太子李承乾怕他弟弟魏王李泰争夺他皇储的地位，竟学他父亲的样子，想发动一次宫廷政变。不料事情败露，太子被废为庶人，同谋的侯君集等被杀。魏王李泰本来经太宗允诺，许他继位太子，但他又怕另一个弟弟李治争夺，去故意吓唬他，结果倒是李治当了太子。李治性情懦弱，并不合太宗的意。

二是太宗猜忌的心理逐渐严重，已不像对待魏征时那样有度量。动不动就对大臣问罪，轻的贬黜，重的杀头。除侯君集外，大臣刘洎（jì季）、张亮等都因小故而被害。最可笑可叹的是他在贞观二十二年（他死去的前一年），竟无缘无故地将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李君羡杀死。原来那年太白星多次在白昼出现。这本来是天体运行的一般现象，而太史却占卜说：太白昼见主“女主昌盛”。民间又流传着一本叫《秘记》的书，内中说：“唐三世以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古代皇帝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都以为自己得为皇帝是“天命”所归，但又怕“天命”跑到别人那里去，于是太宗便疑神疑鬼起来，他要把这个“武王”扼杀在摇篮里。李君羡之所以无辜被杀，就倒霉在他的官衔“左武卫将军”和爵号“武连县公”上，他又是武安县（今河北武安）人，是宫城北门“玄武门”的守将。好家伙，一连串他占了四个“武”字，这兆卜还不应在他身上吗？可他是个男的，怎么会牵连到“女主”之忌里去呢？偏偏他小时候父母盼他易于养活，给他起了个女孩儿的名字，叫做“五娘”。“五”“武”同音，就这样，李君羡先被贬到华州（今陕西华县）任刺史，后又借故杀掉。这是唐太宗的一个悲剧，但正说明这位英主在晚年为了维护他李家王朝，已经到了几乎丧失理智的地步了。

太宗杀了李君羡，还不放心，又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说是真的吗？”李淳风回答：“这个人已在陛下宫中，是陛下宫眷。今后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的子孙殆尽，那兆头已成了。”太宗十分恐慌，准备在宫中来一次大清洗。而李淳风却又说：“天之所命，人力不能违抗。”于是太宗只好勉强作罢。这两则故事，有名有姓，都载入正史。但我们今天看来，其中不但有唯心成分，而且颇有虚诞附会的地方。不过史官们既然那么“姑妄言之”，我们也便“姑妄听之”。不过用它来表现太宗晚年的心理状态，倒还算比较恰切的。

贞观二十一年四月，太宗得了风疾，瘫痪在床上。十一月，病体稍愈，但也只能三天一上朝。为了治病长寿，他大量服用方士炼制的“金石”药物，结果病却越来越重，终于在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与世长辞。临死时召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托孤，遗诏令皇太子李治继皇帝位——李治是太宗的第九个儿子，由于他是长孙皇后所生的“嫡子”，所以得以做了皇帝。李治死后的庙号为“高宗”，史书上便这样称呼他。

太宗死后，葬于昭陵，谥为“文皇帝”，“太宗”是他的庙号。至于太上皇李渊，则早在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便去世了，葬于献陵，庙号“高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