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新传——出奇兵李靖破颉利　敢直言魏征谏太宗

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讲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

贞观十九年，太宗在东都洛阳接见了取经归来的玄奘之后，便亲率大军东征高丽。在此以前，对唐朝威胁最大的异族势力系北方的突厥。李渊晋阳举事，曾派刘文静向突厥借过兵，而突厥也曾支持过刘武周、刘黑闼反唐。李渊为了笼络突厥，不得不向始毕可汗称臣。后来始毕的弟弟颉利可汗和儿子突利可汗也曾多次入侵，骚扰边境。太宗即位那年，他八月初九登基，突厥颉利可汗却乘隙于二十八日偷袭进来，竟直抵长安城下。当时长安城内兵力不多，因此人心惶惶。太宗临危不乱，他扣押了进城窥探虚实的使者，只率领六骑出了玄武门到渭水边上跟颉利隔河相对。他义正词严地责备颉利违约，使颉利无话可说。而同时唐军队伍严整，一路路出城列阵。颉利不知虚实，不敢贸然攻城，只好像在豳州那次一样，又一次知难而退了。

嗣后，太宗训练了大批骑兵，准备跟突厥在草原上决战。这不仅是为了一雪他父亲李渊向突厥称臣的耻辱，也是巩固北疆所必需的步骤。贞观三年冬天，突厥发生内讧。太宗见是机会，便派李靖、李、柴绍、李道宗、卫孝节、薛万彻为行军总管，率十万大军，分兵六路，由李靖统一指挥，北征突厥。这六位总管中，李靖是一位著名的战略家，是隋朝名将韩擒虎的外甥，是太宗在初进长安时从李渊刀下救出来的。李是瓦岗军李密的旧将徐世，投唐后赐姓李，改名李世，后来李世民做了皇帝，他为了避“世”字讳，便又单叫李了。柴绍是太宗的姐姐平阳公主的丈夫，而李道宗则是太宗的族弟、文成公主的父亲，这两人是国戚宗室。还有那薛万彻，本来在隐太子李建成部下做车骑将军，玄武门之变，他和哥哥薛万均统率长林兵猛攻城门，还要去攻打秦王府，只是见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的首级赶来，长林兵一哄而散，薛氏兄弟才逃亡山中。不久被太宗派人召回，仍然加以信任。从这几个人这次的委派上，正好可以看出太宗在使用人才方面掌握着一条“任人唯贤”的原则。

贞观四年三月，李靖率三千骑兵，夜袭定襄（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南）。颉利不曾防备，只好逃走。唐军追到阴山，突厥再败。颉利假意求和，想取得喘息的机会。李靖看破他的计谋，和李选一万精骑，穷追不舍。匡道府折冲都尉（地方府兵中的高级军官）苏定方率两百名骑兵作先锋，乘着浓雾急进。等到雾散之后，发现突厥大帐就在一里之外。苏定方虽然只有二百人，但他毫不畏惧，乘突厥未曾发觉便急驰杀入。颉利不知唐军来了多少，只得向铁山（在阴山北）逃去。不料李靖等大军已封住碛口（在今内蒙古二连浩特西南）。突厥兵见被包围，纷纷投降。颉利可汗逃到沙钵罗，被唐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捉住，做了俘虏。

李靖把颉利押到京师，告俘于太庙。太宗历数颉利的五条罪状，但又为了顾念渭水之盟，把他释放了。所有捉到的突厥俘虏，一个不杀。并在突厥属地设置了定襄都督府和云中都督府，委派突厥酋长为将军，负责管理。还允许约万名突厥人在长安定居。

接着，唐军又打败了吐谷浑。灭了高昌。伊吾等国自动归附。贞观十八年，唐军攻克焉耆（今新疆焉耆）。二十二年灭龟兹（都城在今新疆库车）。唐朝在西域建立了著名的安西都护府，即龟兹、于阗、疏勒（今新疆喀什）、碎叶（中亚托克马克）四镇。安西四镇是巩固边防、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军事要冲。碎叶城中汉胡杂居，后来的大诗人李白就出生在这里。

由于唐朝军事上的成功，大唐的版图扩大了，许多民族便尊奉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但那东方的高丽，却出了个名叫泉（姓）盖苏文（名）的大臣。他杀了高丽国王高建武，取得了政权，把高丽官员杀了一百多人，又去进攻半岛南半部的新罗和百济。新罗和百济派使者向唐朝求救——这就是太宗东征的原因。

贞观十九年三月，太宗亲率大军开赴辽东。陆路统帅是李，他经过辽西走廊，攻下了盖牟城（今辽宁盖县）；水路由张亮率领，由河南道的莱州（今山东掖县）出发，渡过渤海，攻占了卑沙城（今辽宁海城），还有一部分船队开进了鸭绿江，到了五月，李大军围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太宗亲临军中督战，历时一个月，才将辽东城攻克。六月，再攻占白岩城（在辽阳以东）。嗣后唐军进逼安市城（在盖县东北）。这时泉盖苏文派高延寿率二十万高丽军来这里协助防守。唐军奋勇进攻，但高丽军顽强守御，双方多次激战，唐军终未能将安市城攻下，战争成了胶着状态。

有一次战斗，青年将领薛仁贵穿白色铠甲，骑着白马，手使方天画戟冲入高丽军阵中。所到之处，高丽军纷纷后退。太宗在高冈上观战，对薛仁贵的骁勇十分赞赏，派人骑马赶上去问：“先锋白衣小将是谁？”薛仁贵边杀边回答说：“薛仁贵！”这次战斗结束以后，太宗召见薛仁贵，见他果然勇武骁健，便封他为游击将军，赐给金帛。后人便敷演了一本《薛礼征东》的书，编造出一些荒唐的故事。今天在辽宁省凤城县的凤凰山顶有两块大石交叠，从山下望去，好像一个大石孔。后人便附会说那个比一间房子还大的石隙是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射出来的“箭眼”，把凤凰山称为“天山”。其实薛仁贵倒是真的在新疆的天山打过仗。不过那是在大约十五年后的唐高宗显庆年间，薛仁贵当时做铁勒道（今新疆乌鲁木齐—带）行军副总管。天山下有一个叫“九姓”的部族来侵扰，薛仁贵领兵拒战，连发三矢，射杀对方首领三人。对方惧而投降。于是军中流传着一首歌道：“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却说唐军在安市城下连续攻打了八十八天。这时天气渐渐冷了，草枯河冻，军粮补给困难。太宗被迫下令撤军。这一仗唐军共取得十座城池，兵员的伤亡也不大，但物资却损耗了许多，高丽也未征服。大军班师，渡过辽水的时候，太宗越想越觉得此行得不偿失，不禁懊恨地叫着魏征的字说：“如果魏玄成还活着，一定会劝阻我这次出征。”于是派使者到魏征墓前以少牢之礼祭奠他（古代以牛、羊、猪三牲致祭的称太牢，多用来祭天地或君主。仅以羊、猪二牲致祭的，称少牢，用以祭王公大臣。）并命令把已经扑倒的御书石碑重新扶起来。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要想说明白，还得从玄武门之变讲起：

那时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哥哥和弟弟，做了皇帝，对朝中大臣作了新的任命和安排。原先跟随李建成、李元吉的东宫和齐王府旧人，有的官位并不高，如魏征在李建成为太子时，仅是东宫左春坊六局之一的司经局的官员，负责管理东宫的书籍。太宗做太子后，任他为自己的詹事主簿（东宫辅导官员）；待到登基做了皇帝，立即升他为谏议大夫。谏议大夫是门下省的重要官员，是皇帝的侍从顾问，负规讽皇帝得失的责任，应该说是皇帝的近臣。有些秦王府的旧人不服，觉得他们自己追随太宗多年，地位反不如当初反对太宗的人，便去找皇帝评理。太宗笑着说：“卿等随朕立功，朕自然不会忘记。但处理国家政事，一定要用人得当，谁是贤才，谁能办事，就该委以重任。也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政务，也使天下人归心。所以不能以亲疏、先后来分高低大小。如果真才，尽管是原东宫、齐府的人，也该重用。”众人听了表示心服。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又提出：“那魏征原随李密，后跟窦建德，再辅隐太子，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他又有什么真才实学呢？”太宗回答说：“不错，那三个人都失败了，但他们失败的原因里，有一条就是不肯听从魏征的意见啊！”众人这才无话可说。

这话传到魏征耳朵里，魏征十分感动。他去见太宗，建议说：“河北道有些官员将领是征刘黑闼时故太子和齐王的安排。如今陛下虽然已经明令天下，过去一概不究。但听说这些人仍然惶惑不安。臣的愚见是，应该派人到这些地方去宣抚，将陛下大公无私、一视同仁之意向他们晓谕。这样方能安定人心，有利大局。”太宗听了连连称好。接着便说：“那就派卿去吧，你是最懂得我的心意的。”并亲自写了一道手敕，让魏征持去作证。

魏征领旨之后，第二天便带了副手和随从人员出发了。他们走到磁州（今河北磁县），见大路上有一队士兵押着两辆囚车迎面走来。走近一看，囚车里押着两员武将，魏征认得其中的一员是前太子李建成的禁卫军官太子千牛李志安。再一问，另一员乃是齐王的护军李思行。他们是被地方官抓获解送京师的。押解犯人的士兵继续朝前走了。魏征目送着这队人的身影渐渐远去，内心十分不安，他跟副手说：“皇上有诏，原东宫、齐府的僚属概不究问。如今却又执送李志安等，人们听了，怎不生疑？我等再往晓谕，人家还肯相信吗？”副手说：“那就赶写一份表章，赶快送往朝廷吧！”魏征说：“那样旷日持久，与我等的使命不利。我想便宜行事，就在这里把李志安放了。”副手吓了一跳，说：“大夫以前曾在东宫，这样做不怕有嫌疑吗？”魏征慨然地回答：“我不能考虑本身的嫌疑而置国事于不顾。况且皇上既以国士来待我，我怎敢不以国士来回报呢？”说着纵身上马，追上押送犯人的军官，把太宗的手敕给他看了，下令将李志安和李思行释放。并写一份证明材料让这军官拿了回去交差。这件事传了开去，河北道那些心怀疑惧的官员便都安下心来，纷纷给太宗上书，表示忠诚。太宗太喜，魏征回来之后，太宗日益亲近他，常常把他唤到寝宫里，跟他不拘形迹地谈话。魏征也就将心中的一切想法和意见毫不保留地倾吐出来。君臣相得益彰，不久，太宗便提升他为尚书右丞（尚书省的高级官员），仍兼谏议大夫。

那时，朝廷规定男子十八岁成丁，征兵的年龄为十八岁到二十一岁。右仆射封德彝分管兵部工作（按：唐代尚书省有左、右两仆射，左仆射分管吏、户、礼三部，右仆射分管兵、刑、工三部）。他看到成丁的男子人数不多，便建议皇帝下诏，征身体强健的未成丁的十六岁以上不足十八岁的男子入伍。太宗同意了，命令封德彝起草诏书。封德彝把诏书写好了，由于尚书右丞是他的助手，需要连署，他便把魏征找来，要他签名。魏征看完诏书之后不肯签字，说他认为这个做法不妥当。封德彝冷笑说：“这可是圣上的旨意。”魏征不理会他的威胁，理直气壮地说：“圣上的旨意我也反对，我不但是尚书右丞，还是谏议大夫，圣上叫我知无不言，见了圣上我自有话说。”封德彝悻悻地去告诉太宗。太宗召见魏征，问他为什么反对。魏征说：“国家法律规定，十八岁才能应征，怎能任意降低年龄？”太宗解释说：“这次新规定，只征那些个大体健的，个小体弱的不征。年龄降低些怎么就不行呢？”说着挥挥手，不让魏征再说，只是告诉他：“你下去找封仆射，把名字签上吧！”

魏征回到尚书省，闷闷不乐。封德彝拿着诏书走来，幸灾乐祸地说：“你也太气盛了，圣上的话怎能不遵呢？抗旨可是‘大不敬’啊！来来来，把名字署上吧！”魏征还是拒绝，说：“这名字我是不签的，如果一定要连署，请禀明圣上撤了下官的职，另委派一名尚书右丞吧！”

讲。”魏征继续说：“陛下曾降敕，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免赋一年，百姓十分欢悦。接着却又降敕，减免从明年开始，今年照常征收。如此朝令夕改，百姓便会怀疑，明年是否还有变化呢？臣以为，如要臣民诚信，请从陛下开始。”

太宗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但最终还是转怒为喜，说：“朕以前认为你人虽正派，但很固执，对政事不甚通达，今天听你议论国家大事，实在是很精辟。你说得不错，号令不信，百姓不知何从，又怎能治好天下呢！这件事确实是朕的过错。”于是撤废了征集不足十八岁男子的诏书，并赐给魏征金瓮一只，作为他直言的奖励。

至于那封德彝，为这事碰了一鼻子灰，郁郁不乐。他善于耍两面手法，从协助杨素修筑仁寿宫开始，一直是以窥测皇帝或上官的脸色行事的，投唐后谄媚高祖，依然受到宠信。就在废立太子的事情上，他也观风使舵，依违其间。所以太宗并不喜欢他。只是由于即位之初，因此仍保留他的职务。此后不久，有一次宴会上，乐工奏《秦王破阵乐》，封德彝听了，讨好地说：“陛下以神武平海内，文德是无法比的。”太宗反驳说：“戡乱用武，守成靠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你说文不及武，这话错了。”封德彝只好顿首谢罪。又有一次太宗让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迟迟不报。太宗问他，他说：“不是臣不尽心，实在是没发现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各取所长，世上哪里有什么奇才？正是你自己认识不清，反而轻视了天下士！”封德彝羞惭地退了下去。他知道在这位新皇帝面前，他那谄媚逢迎的老一套吃不开了。他郁闷成疾，于贞观元年死去。

人们常常把魏征和封德彝当做忠诚与奸猾的两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