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用兵日本——忽必烈的决心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忽必烈大汗的初衷并不是借助武力征服日本，如果能够通过一封诏书就让日本俯首称臣，那自然是十分轻松愉快的事情。可是随着一次次通使的失败，慢慢流逝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忽必烈的耐心——他开始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武力解决日本问题。

史书上所记载的忽必烈，确实是一个颇具开明作风的蒙古皇帝。对日本“打”还是“不打”，这样一个看起来已经毫无商量犹豫价值的问题，忽必烈也还是比较广泛地征求了大臣们的意见。

就对日本社会内部情况的了解程度来说，忽必烈手下的重臣之中，在日本岛上待了一年多并且广泛收集了日本各方面情报的赵良弼无疑是最具发言权的人物。

忽必烈自然也特别重视赵良弼的意见，曾经先后三次在不同的场合询问他的看法。赵良弼的回答始终如一——最好还是不要打！

他有充分的理由来支撑他的观点：

微臣在日本住了一年多，详细了解了他们的民风习俗。日本人好勇斗狠，喜好杀戮，对我们所看重的父子之亲、上下之礼也全无顾忌，完全是一群刚褪了毛的野蛮人！日本人居住的那些小岛上全是山岳与河流，既不适合种地，也不适合放牧，还三天两头来点火山喷发、地震、海啸之类的自然灾害，着实不是人待的地方！陛下哪怕打下日本，也“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可以说没有一点好处。更何况大军需要横渡大海才能到达日本，海风、海浪变幻莫测，十分凶险，船行海上的时候什么危险情况都可能遇到。征讨日本，可以说是“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完完全全是一笔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

论点很鲜明，论据很充分，论证很严密。

赵良弼是那个时代并不太多的懂得珍惜百姓生命的官员，到了这个时候仍然没有忘记当年为了避免战祸而舍生忘死主动担当通使大任的初衷，他的意见无疑是十分客观而中肯的，可惜此刻的忽必烈已经听不进任何反对东征日本的意见了。当然，忽必烈并没有当面否定赵良弼的观点，只是嘴巴上说着“好好好”，心里面想的仍然是“打打打”。

除了赵良弼，忽必烈的智囊，特别是儒士文臣们，也纷纷提出了反对意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深受忽必烈器重的老臣王磐。他态度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力劝忽必烈在日本问题上务必继续保持谨慎和克制。他苦口婆心地劝说道，现在正是南征宋朝的关键时期，应当集中全力，一举灭宋，宋朝是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经济繁荣的大国，本来就不好对付，如果又分兵于东夷，恐怕会陷入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到时候就两边都难以成功了。等到灭掉南宋之后，再酌情考虑把修理日本提上议事日程也不晚。

如果说赵良弼用来说服忽必烈的理由是得了日本也没有多大实际利益的话，那王磐则是从灭宋这个事关全局的战略角度劝谏忽必烈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忽必烈确实是广泛地“听”了意见，但并不等于他能够真正“听取”，其实他最想听到的只是大臣们支持他东征日本并且积极出谋划策的言论。总之，此时的忽必烈，已经执意要开打了，但手下的文臣们对这一点似乎有些认识不足。

忽必烈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向他们表明了在日本问题上自己有多大的决心。

早在赵良弼等人第一次出使日本的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就派了忽林赤、王国昌、洪茶丘等人率军屯驻金州等高丽的沿海要地，并规定大军所需的粮饷，除少部分由军队自行屯田解决外，绝大部分由高丽方面负责就近供给。同时要求，将原有的和新造的舰船全部集中于金州合浦一带待命。

同年三月，由于原高丽安抚使阿海在征讨三别抄作战行动中的表现太过拙劣，忽必烈重新派来了忻都和史枢接替了他的指挥权。从这二人此番带给王禃的忽必烈诏书来看，蒙古已经确信无法通过外交手段诏谕日本，下定了征讨日本的决心。忻都、史枢带来的除了忽必烈的新诏书，还有六千头耕牛和大量的农具、种子，他们在凤州建立起经略司，一边屯田，一边练兵，不折不扣地执行备征日本的命令。

至元十年（1273）二月，大元与南宋之间长达六年的襄樊大战最终以南宋丢失荆襄重镇的惨败而告终。七月，元朝发布命令，对此前在襄樊大战中俘获的南宋降兵进行处置——全部熟券军和生券军中的老弱病残均发给耕牛，划拨土地，入籍为民，而生券军中的年轻体壮且无家属者，全部武装押送到大都，等候发落。

宋朝通过发放一种被称为“口券”的军用凭证来支付钱粮养兵，领取这种口券的军人被称为券军。其中，驻守乡土的地方军津贴低一些，领取熟券，被称为熟券军；机动作战的野战部队津贴高一些，领取生券，被称为生券军。

万万想不到的是，当这一群戴着枷锁镣铐的战俘头顶烈日千里迢迢被押送到大都的时候，忽必烈竟然当场宣布取消了他们的战俘身份，枢密院还给他们重新配发了武器甲胄和一笔数额不小的安家费，然后又将原有建制全部打乱，重新进行了整编，选派蒙古、汉人军官充实进去担任各级官佐。

“皇帝陛下万万岁！”这支不久之前还充满敌意的军队因绝处逢生而喜出望外，如同集体染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1] 一般，瞬间就纷纷表示要为新的统帅效忠了。不久，他们就将作为帝国军队的先锋，东征异国，投身于开疆拓土的战争。

九月，王禃再次上书元朝中书省，以国小地狭，连年荒歉为由，希望元朝能够把驻守金州的生券军调回元朝境内的东京路。

忽必烈没有答应，不就是想找我要点粮食吗？我马上叫东京路给你送两万石大米来。至于撤军嘛，你提要求前也不先看清楚眼下是个什么形势？

十一月，忽必烈亲自召见了即将奔赴东征前线的忽敦、忽察、刘復亨、三没合等将领，一一加以勉慰。十二月，又对前次征讨耽罗有功的忻都等人奖励以银钞币帛。

另一方面，为东征日本准备船只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头一年年底派往大都例行向元朝贺岁的使者回到了开城，并带来了大汗的一道新命令——这道命令彻底破坏了高丽君臣欢度新春的心情——忽必烈严令高丽务必于规定期限之内造好千石战船三百艘、拔都鲁轻疾舟三百艘、汲水船三百艘！

所谓“千石战船”，排水量较大，是用于越洋投送兵力的主力战舰。“拔都鲁”在蒙古语中是“勇士”的意思，船体较小，机动灵活，行动迅速，舰队航行时在主力战船周围负责警戒掩护、交通联络，到达岸边时用于搭载兵士抢滩登陆，类似现代的登陆艇、冲锋舟。“汲水船”看名字就知道应该是负责后勤保障的仓库船，当然，所装载的除了可供大军远洋航行的足够淡水和采集雨水的装置外，自然还有粮草、军器等作战物资。

如此时间紧、任务重的工作当然要交给手下的王牌来办。王禃任命屡立奇功的门下侍中金方庆为东南道都督使，全权负责打造战船事宜，务必于忽必烈规定的期限内全部建造完毕。又派大将军罗裕、崔沔、金伯钧、朴保、任恺和我们的老熟人——国子司业潘阜分赴全罗道、杨广道、庆尚道、东界、西海道和交州道，担任部夫使（负责抓壮丁的官儿），分别征集各地的工匠役夫。就这样好像还觉得力度不够，又特别加派枢密院副使许珙、右仆射洪禄分赴作为东征大军出发基地的全州和罗州担任都指挥使，专门处理造船、筹饷、征兵等事务。

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高丽地名来，大家可能有点头晕，为了便于大家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方位概念，我先对照现在的朝鲜、韩国地图简单说说当时高丽的行政区划。虽然屡有细微的变化调整，但高丽王国的行政区划基本上可以分为一都、二畿、二界、三京、十道。

高丽王国以开城为都城，称为开京，又称松都、松京，在今朝鲜开城特级市，现在是朝鲜最大的经济特区，类似于我们的深圳。当然，那个地方知名度最高的其实还是三八线和板门店。

除了都城之外，还有所谓的“小三京”——东京庆州、西京平壤、南京杨州，是高丽设置的陪都，类似于我们的直辖市。平壤就不说了，地球人都知道是哪儿，只说杨州和庆州。杨州就是韩国首都首尔，过去叫汉城，更早的时候因为地处汉江之北叫做汉阳。庆州是古代新罗王国的首都，在现在的韩国庆尚北道，是韩国古代文明的摇篮，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开城及周边州郡被称为京畿，西京平壤及周边州郡被称为西京畿。这些称谓和日本的近畿、畿内等称谓一样，其实也是从唐朝传入的舶来品。

在地方上，根据历史沿革和地理特征，全国被划分为庆尚道、全罗道、杨广道、交州道、西海道，因每道又可再细分为左右两道，共计十道。其中，庆尚道管辖晋州、尚州，不含庆州，在今韩国庆尚南北两道；全罗道管辖全州、罗州，设有安南大都护府，在今韩国全罗南北两道；杨广道管辖忠州、清州、广州，不含杨州，在今韩国忠清南北两道、京畿道和江原道的西南部；交州道在今韩国江原道的西北部；西海道管辖黄州，设有安西大都护府，在今朝鲜黄海南北两道。

西北部与中国交界的地区设置有名叫北界的特别行政区，设有安北大都护府，大致包括今朝鲜平安南道和北道的南部。东部濒临日本海沿岸的地区设置有名叫东界的特别行政区，设有安边都护府，在今朝鲜、韩国江原道的东部。

除了王禃分派到全国各地督造战船的得力干将外，忽必烈派来督造战船的总监工（监督造船官军民总管）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不是别人，正是在高丽人心目中如同瘟神一般的洪茶丘。

洪茶丘，本名俊奇，小名荼丘，高丽唐城人。其父洪福源算是老一辈的“韩奸”了，曾经是守卫高丽西北的边将，早在蒙古势力侵入朝鲜半岛之初便归附了蒙古，然后马上调转枪口，作为蒙古人攻城略地的先头部队冲在了最前面。蒙古人讲究先来后到，让他当了个叫管领归附高丽军民总管的官儿，凡是高丽人投奔过来，一律都归洪福源管。后来，高丽投降，把王族宗室王綧送入蒙古当了人质。王綧自己想来当这个总管高丽军民的官，便设下反间计，借当时的蒙哥汗之手将洪福源害死了。中统二年（1261）秋，洪福源之冤平反昭雪以后，忽必烈十分喜爱这个“忠良”之后，总亲切地以“荼丘”这个小名唤他，还让这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年继承了他老爸的高丽军民总管之职。也许正是因为高丽王室于他有杀父之仇，洪茶丘从小心里便对高丽人充满了仇恨，甚至以自己的高丽出身为耻。《元史》和《高丽史》中都说洪茶丘祖上是唐朝派到新罗“支教”的“八大才子”之一，想必也有很大水分，洪茶丘以身为高丽人为耻，伪造家族源流假托自己是唐人后代也未可知。

林衍擅权及三别抄兴起之际，洪茶丘受忽必烈之命率所部三千兵马跟从蒙古诸侯王头辇哥入驻高丽，在镇压三别抄的珍岛、耽罗两役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以毫不手软斩尽杀绝一切敢于抵抗的三别抄士兵而让高丽人闻风丧胆。此番他又担任全高丽打造战船的总监工，自然更是要将“累不死人誓不休”的精神发扬光大。

正月三日造船的命令才传达到高丽，洪茶丘却要求分散在高丽各地的所有工匠务必于正月十五日前完成集结，十六日全部开工，催督十分严厉，丝毫不通融。你可千万别和洪总管去讲什么老乡交情，越是高丽老乡，人家越是严格打表。由于杨广道的艄公水手没有按时集结完毕，他硬是把大将军崔沔的屁股给打烂了，然后让大府卿朴晖来顶了这个部夫使的苦差事。

考验高丽的时候到了。从高丽各地征集来的三万零五百余名工匠在造船所里彻夜劳作。造船所用的木材一律就近取材，结果全州道的边山和罗州道的天冠山就遭了殃，本来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几乎被剃了个光头。整个朝鲜半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造船厂。

其实忽必烈最初的期望是让高丽仿制南宋样式的越洋楼船，无奈高丽的造船技术还达不到南宋那样的水准，因此只得按照高丽的旧有样式建造。尽管工作标准有所降低，但这样急迫、浩大的工程对高丽来说显然已经是举国动员了。当时的高丽人是这样描述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的——驿骑络绎，庶务烦剧，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

高丽老百姓确实够苦的了。

由于连年战乱，青壮年劳动力骤减，使得许多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前几年闹三别抄之乱再一次伤筋动骨，误了农时，粮食供应也出现了严重困难。这一次大规模修船造舰不说，还到处抓丁拉夫充做士卒、水手，高丽上下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王禃前前后后派了几拨人跑到忽必烈面前哭穷，才勉强混到了一些救济粮，好歹解了燃眉之急，使造船工作勉强得以继续下去。

高丽盛产美女（那时候当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韩国整形术），历代向中原王朝供奉的贡品名目里面就有美女，到了元代更是形成了所谓的“贡女制度”。

独乐乐不如与民同乐。刚改编的那批襄阳生券兵不是很多都尚无妻室吗？忽必烈给屯驻朝鲜半岛的这批“蛮子军”的待遇充分体现了组织上的人性化关怀。忽必烈认真帮他们解决个人问题，专事专办，特事特办，派出大臣肖郁为婚聘使亲自前往高丽为“蛮子军”物色妻室。肖郁很敬业，在高丽忙活了差不多大半年的光景，高丽各级地方政府也十分配合，专门设置了一个叫“结婚都监”的官儿来协助肖郁。到了后来，未婚的良家女子实在不好找了，甚至把女囚、奴婢、娼妓统统抓去，再到最后甚至连尼姑都不放过，好歹算是凑够了数目。载满“新娘”的婚车车队一路北上的途中，整个行列哭声震天，路边围观的高丽人无不落泪。

三月，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终于接到了进攻日本的正式命令。忽必烈要求他们必须在七月前准备妥当，率所部屯田军及女真军共一万五千人，分乘九百艘战船东征日本。同时接到命令的还有王禃，要求他务必发兵一千六百人助战，并提前准备好一万五千名水手。

正月初三才接到打造战船的命令，十五日就聚齐了工匠差役，十六日便开工，到五月底终于造好了大小船只九百艘。高丽把这九百艘船当做宝贝，派得力大臣分头督运到金州合浦水面。

同月，忽必烈将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嫁给了高丽世子王愖。高丽国王已经是我亲家了，现在的世子也就是未来的高丽国王已经是我的女婿了，老丈人要打架，你做女婿的好意思不帮忙吗？都是一家人嘛，我的事不就是你的事？

此后，元朝公主与高丽国王联姻，生下世子之后又迎娶元朝公主为王后渐渐成了惯例。原来元朝与高丽仅仅是“欢若父子”，而现在元朝与高丽在血缘上也终于成了父子之邦。

东征大军已做好了所有准备，朝夕待发，东征的命令也早已下达，什么时候出发，就看忻都、洪茶丘等前线指挥官的心情了。

但是，就在东征大军开拔前夕的六月十八日，高丽国王王禃已经在与蒙古人的周旋之中耗尽了毕生精力，忧病而死。王禃在位十五年，享年五十六岁，庙号元宗。正在大都朝觐的世子王愖于七月被高丽群臣依元宗遗嘱遥立为高丽国王，这便是高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忠烈王。

在中原大地上，元朝于六月发布檄文，尽发国中精锐，以出将入相、文武双全的伯颜为总帅，兵分三路，挥师南下，开始了和南宋王朝的最后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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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称人质情结、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