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慈禧太后》中说，“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她不仅在上世纪后半叶统治了大清帝国，她的统治推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她还把中国政治家们所能想到的某些改革措施也付诸实践了。和满族的其他妇女相比，她可谓鹤立鸡群，出类拔萃。和其他民族的妇女相比，她同样毫不逊色。就性格的坚强和能力而言，她和任何人相比都不差。我们不由自主地钦佩这个女人，她小时候在家里帮母亲干杂活，后来被选入宫做了贵人。她是一个皇帝的生母、一个皇帝的妻子。她立了一个皇帝，她还废了一个皇帝，她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利的国度。”
赫德兰的话虽有些夸张，但有一点他说对了，那就是100多年前的中国确实是妇女没有任何权利的国度。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才显得那般突出与另类，她不仅让当时的男人们感到狼狈不堪，连后来的男人们也不免为之义愤填膺甚至恼羞成怒。
不可否认，慈禧太后不是什么政治家，其政绩也谈不上光彩照人，用现在的主流观点来说，那就是祸国殃民，遗患无穷。但是，历史选择了慈禧太后，而且对于她个人来说，她成功了，因为她以一个女人的智力与才能，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里保住了这个不断下坠的王朝没有在她手里江山断送；但对整个国家发展而言，慈禧太后又毋庸置疑地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一定做得比她更好，因为后来的历史证明，很多人做得比她更坏。
从“老佛爷”到“一代妖后”，剧烈冲突的历史观总会让人感到无所适从，而“脸谱化”的历史认知更是让真相远离。事实上，问题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因为说白了，慈禧太后只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在管理这个国家，而之所以要这个女人出面，主要原因在于这个国家总是皇帝太小或者根本就不成器。牝鸡司晨，女人当国，对一个积习千年的传统社会和积弱下沉的近代中国而言，这是何等的糟糕与背运，又是何等的艰巨与难堪。
但是，历史将慈禧太后推上了前台，在深刻而无奈的现实面前，她别无选择。
慈禧太后的上台，正是大清国风雨飘摇的危难之时：英法联军洗劫北京、太平军占据半壁江山、捻军等起义军不断起事，帝国几无宁日。国事是如此的焦头烂额，估计这也折了咸丰皇帝的寿，结果咸丰一死，便剩下孤儿寡母——咸丰的子嗣不旺，31岁的他只有载淳这一个儿子，由此皇位继承人毫无争议，慈禧太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后。“母以子贵”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这也决定了之后晚清五十年的历史走向。
按清廷祖制，女人不能干政，更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这一说。咸丰皇帝自然考虑到这点，于是其临死前安排了八个辅政大臣，但因为担心这些大臣日后跋扈篡权，最终他又决定将自己的两个印章赐给皇后和小皇帝，以后所有谕旨都需要在正文前后盖上印章，否则便是无效。同治小皇帝当时只有6岁，当然无法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于是他的那个印章自然由慈禧太后来掌管，这就形成了两宫太后和八大臣共同执政的权力运作模式。
咸丰设计的这一“平行权力模式”，看似平衡了双方势力，但在双方的合作上出现了严重问题：八大臣认为两宫太后不过是深宫中的女流之辈，头发长、见识短，按祖制亦不当干政，因此打算将她们看成盖章的机器，并不想让这两个女人插手具体的政务；而慈禧太后对此极不满意，她认为自己和慈安太后既然有钤印之责，便是最高权力的代表，八大臣不过是辅政而已。
咸丰驾崩不到一个月，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联手发动“辛酉政变”，八大臣一败涂地。对于八大臣的落败与无能，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其实原因并不复杂，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在政变中一举功成，关键还在于她有小皇帝撑腰，即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在专制社会里，皇权就代表了最高的权威，八大臣能力再强也无法与之对抗，最终只能乖乖束手就擒，否则便是叛臣逆贼，天下人得而诛之。在当时的传统专制社会中，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小皇帝就是最大的王牌，慈禧也由此成为清廷最后的负责人。固有的皇权思维之残酷，虽独夫民贼亦不可或缺，也无法挑战。
但是，初握权柄的慈禧太后毕竟学识有限，其幼年家境不佳，在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积习下，既无机会也无可能接受到系统良好的教育。但机会是要靠人去争取的，慈禧进宫后，蒙上天眷顾育有一子（也是咸丰唯一嗣子），这才受到了咸丰的重视。而咸丰因身体多病而怠于朝政，这又给了慈禧接触朝政的机会。在代丈夫批阅奏章的学习中，慈禧的权力欲望也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比慈禧年长2岁的恭亲王奕訢，在当时皇族中被公认为是最有能力的，但限于名分所定，其在咸丰生前不能和皇兄去争，咸丰死后他又不能和侄子去争，这注定了奕訢只能做个贤王，为死去的皇兄和活着的皇嫂及侄皇帝效劳一生。对于这点，慈禧太后心知肚明，而她也算是识人善用，给了奕訢成就生平抱负的机会。但是，奕訢太有能力，慈禧也是时时刻刻加以提防，以防止这个皇叔威胁到自己儿子的地位。
学识与能力姑且不说，但慈禧太后的驭人权术确实很有一套。在平定太平军和其他乱事后，慈禧太后将该收回的军权坚决收回，该放权时又绝对信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平稳；而在内乱后的重建中，慈禧太后与奕訢乃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的配合默契，由此出现一段难得的“同光中兴”，也不是完全偶然。实事求是地说，此时的慈禧太后尚称得上虚心好学，其在处理政务之余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从写一道百余字的谕旨出现十几处错别字到对朝政的处置游刃有余、从容应对，这说明慈禧太后的学习和适应能力迥异于常人。
在执政的最开始，慈禧太后可能只是想给儿子同治看管江山，届时将朝政大权移交给成年的皇帝，自己则可以安然退养。这一点，从其每次撤帘归政前总是热心于修建园林工程可以看出，这也就是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的“姨太太”心理。由此也可看出，慈禧并没有做大事的抱负，她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将来的小皇帝作一过渡。以此而论，晚清帝国之所以不能和日本明治维新或德皇、沙皇治国相比，原因还在于慈禧太后这种“女人当政”的心态——她不是皇帝，也没有进取心，最多只能守成。
很不幸的是，慈禧太后手里的两个小皇帝都不合格。同治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因此慈禧在同治年间的执政态度明显积极，其一心一意、尽心尽责，想给儿子开创一个好的局面，但是同治小皇帝令人颇感失望，其天生不爱读书而喜好玩乐，到了本应该亲政的年纪仍“读折不成句”；等到好不容易亲政了，可惜又命浅福薄，仅一年多点就得天花死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丧子之后，慈禧太后可谓是万念俱灰。这种心态，其实也不难理解，慈禧太后之前打拼了十几年，她无非是想给儿子留个好江山，但这一切，随着同治的驾崩而烟消云散。正如时人所说：有同治皇帝在，慈禧太后还有点想头儿；同治不在了，连想头儿都没有了。
慈禧太后也曾说，我几次垂帘，不知内情的人认为是我贪图权势，实际情况是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这话虽说是慈禧的自我辩解，但也有几分道理。同治死后，皇帝继承人便成了大问题，最终慈禧太后一言而断，选中醇亲王奕譞和自己妹妹的儿子载湉做皇帝。从名分上说，这个安排在当时并不合适，但又没有更好的安排。由此，慈禧太后也只能二度垂帘，再次培养一个小皇帝。不可否认，慈禧太后这次垂帘的责任心与同治时期差之甚远了——光绪皇帝毕竟不是亲生骨肉。由此，慈禧太后也由一个积极的执政者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王朝看护者。在这种心态下，同治年间的朝气和生机也明显日渐枯萎，日益走向保守和颓唐。
等到光绪皇帝长到18岁亲政，慈禧太后也由首次垂帘的27岁少妇变成一个快60岁的老妇人，但这次的皇帝也不是合格人选。光绪皇帝虽然从小好学，但性格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也是因为他从小远离自己的亲生父母、孤独长于深宫所致。在慈禧太后的威势之下，光绪皇帝从小就严重缺乏自信，而在成年后，又离奇地发展出超常的逆反心理。这一切，在慈禧太后的眼中又是一种极不成熟的表现，由此也导致了她对光绪皇帝的不信任。
甲午年的战争对光绪皇帝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他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贸然主战，战争的结果却是清军惨败，小皇帝饱受屈辱，由此也演变成戊戌变法的强大动力。对随后的变法，历史的真相和通常的记叙大不相同的是，慈禧太后并没有去刻意地反对，而是给予了默认与支持。毕竟光绪皇帝已经亲政，而且变法对清王朝有利，她也不好干涉太多。
可惜的是，光绪皇帝的急躁心理又遇上几个行为乖张、不知深浅的“变法派”，领头的康有为毫无手腕而又骄傲自大，谭嗣同等人更是太过冒险，轻于一掷。在这些人的辅佐下，变法诏令虽然如雪片般发下，但因为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和可操作性，所有的变法措施几乎都是一纸空文。皇帝没有经验，“变法派”们更是一群书生，在他们的胡闹下，最后弄得朝政都无法正常运行，那些被革斥的官员跑到慈禧太后那里去哭诉，慈禧也不免动了怒气，将四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收回以稳定朝政。眼看情况不妙，变法书生们在接到光绪皇帝的衣带诏后居然想出一个“围园杀后”之谋，企图力挽狂澜。密谋败露后，慈禧太后毫无疑问地大发雌威，因为这种谋逆行为不仅危及到其生命安全，而且危及到整个清廷的生存，正如慈禧太后对光绪的斥骂——“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尚有汝乎？”
“戊戌六君子”被杀了，光绪皇帝也被软禁了，慈禧太后再次出来听政。这一次，帘也不用垂了，反正七老八十了，让大臣们看见也无所谓，只可怜光绪皇帝坐在旁边如同泥塑木雕，非经慈禧太后示意，往往是不发一言。
作为清王朝的难言之隐，光绪皇帝的身体存在着严重缺陷——他没有生育能力。咸丰死时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同治死时太年轻，一个儿子都没有。光绪皇帝成婚二十年，自始至终都没有一子一女。说来也奇怪，清朝的最后三个皇帝（同治、光绪、宣统）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都没有子嗣，这在历朝历代都是极为罕见的“宫荒”——宫中几十年都没有小孩的哭声，天亡大清，应是历史的定数。
眼看光绪皇帝的确生不出儿子，慈禧太后也只能另想办法，早做打算，不然到时又立个小皇帝，届时连垂帘听政的人都没有。于是，她选了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来当大阿哥，不料这次惹下了天大的麻烦，最终引发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等人也被迫逃到了西安，一时间几乎是“国将不国”。若不是慈禧太后这几十年的威信还在，大清王朝早已是分崩离析了。
庚子西狩的惨痛经历，也让慈禧太后彻底认识到她当政几十年的巨大失败。难能可贵的是，此时垂垂老矣的慈禧太后却突然下定决心要搞新政，最终让这个濒临死亡的王朝重新焕发了生机。清末新政绝不是当年的戊戌变法可以比拟的，各项措施行之有效，废科举、练新军、改官制、颁新法等，成绩卓然，有目共睹，远较康有为那些毛毛躁躁的“变法派”来得稳健可行。更令人吃惊的是，慈禧太后顺应民情，在1905年后甚至还搞起了预备立宪，这在上千年的中国专制历史上绝对是石破天惊，令人大跌眼镜。不夸张地说，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一步，正是在清末新政时期。
历史学者马勇在《超越革命与改良》一书中这样评价慈禧太后和清末新政，“不仅晚清的实权人物西太后确曾真诚地主张进步与革新，因为如果没有她的默许和支持，恐怕不是没有晚清的‘新政’之举，即使1898年的维新运动也无从发生。而且西太后之后的清廷掌权者（载沣等人），既无力拉历史的车轮倒退，将局面归复到西太后之前，更无心这样去做，他们实际上继续着西太后在世时业已开始的政治改革。不论清政府这一措施的实质目的如何，它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效果便是为政治改革打开了通路。”
公道地说，慈禧太后不是一位激进改革者，但也绝不是一位天然的反对者。无论是洋务新政还是清末新政，和同时代的众多官僚相比，慈禧太后并不保守，她偶尔但不总是被淹没在顽固的逆流中。事实上，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最高统治者本就不需要过多的激进观念，他们只要跟随近代化的浪潮往前走，并对新事物、新思想、新体制保持一种善意的宽容，如日本明治天皇、俄国彼得大帝所做的一样，历史性的革新通常都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与挫折。
清末新政开启后，正因为有慈禧太后这一政治权威的存在，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内的整个政局才能保持相对稳定，各项新政事业也大体按部就班，平稳推进。可惜的是，岁月从不为人而停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于1908年相继离开人世，留下一个3岁的小皇帝和木讷寡言的摄政王载沣来主持局面。这一结果无疑是灾难性的，如李约翰在《清帝逊位与列强》一书中说的，慈禧太后的突然死亡，“使王朝失去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
中法战争法军炮轰福州时，慈禧太后曾召集群臣，其指着光绪小皇帝说：“当你们的小皇帝长大成人而且我也死了的时候，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丢掉祖先的遗产。但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绝不会让人们说，一个女人丢掉了祖先留给她为孩子保留的遗产。”二十来岁的载沣当然不能和慈禧太后几十年的威信相比，哗啦啦不到三年，大清王朝便轰然倒塌——反正慈禧太后是看不到了。
“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这是目前学者们给慈禧太后还算公允的评价。在近半个世纪的执政中，慈禧太后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这是她个人的成功；但是，慈禧太后毕竟是个女人，她以女人的方式统治了这个古老帝国，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其当政虽说是名分所定、顺其自然，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极大的灾难。总体而言，慈禧太后失败了，她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个人悲剧，也是整个国家与民族的莫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