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庆历新政



01　攘外必先安内！

仁宗皇帝一改从前的迫不及待求和，正是因为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宋人边患未平，后院又火起。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极大的震撼了赵宋统治阶层。有感于此，从景祐年间以来，宋廷朝野上下革新政治的呼声高涨。内外交困之下，迎来了庆历三年新政的出台。

李元昊的称帝，间接的激化了宋廷内部的阶级矛盾。战争机器的运转，离不开经济这个润滑剂。紧迫的边事，促使宋廷赋税剧增。宋廷将战争的成本尽数转嫁给了广大劳苦人民。如此一来，本已经是生活在勉强维持温饱的生民，不得已又要分担来自官府的各种花样翻新的苛捐杂税。

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残酷的压榨激的民变四起。史载：西鄙用兵以来，骚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继而盗贼一年多似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对此情形，宋廷上下很快就达成了高度统一的认识——攘外必先安内！只有先解决了内忧，然后才可以解除外患。

李元昊对赵宋摇曳的橄榄枝，早在心底期盼已久。三比零的战绩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实惠，却使得国内民生凋敝，反战情结蔓延。所有这一切迫使他希望结束战争，早日重回谈判桌前。数年的征战令西夏国内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以西夏的综合实力已经无力支撑连续、大规模的对宋作战。

因为范仲淹等人的苦心经营，宋边境日益成为坚不可摧的要塞，宋人实现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构思。坚壁清野对付因粮于敌的西夏军队，无疑等于是釜底抽薪。战争成本的增加，成了西夏国民不堪的重负。对宋的战争成了得不偿失的行为，更另李元昊心下纠结的是，他还得面对来自传统盟友契丹方面施加的压力。

辽人在借西夏与宋开战的良机，如愿以偿获得了自身的利益之后。转而出卖了西夏人的利益，开始向李元昊施加压力。一个强势崛起的西夏国，同样也符合契丹国的国家利益。该出手时就出手，适时干涉是符合契丹民族国际利益的。任何试图打破政治平衡的举动都是契丹统治者无法正视的事情。西夏实力的增加，就意味着契丹国际影响力的相应降低。辽庭上下不愿意有一个强大的邻国，这是不符合契丹人利益的事情。因此，十分有必要与宋联手制衡西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更何况宋人在旁边不遗余力的挑拨离间。

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始，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军事博弈之后，精疲力竭的宋、辽政权缔结了澶渊之盟。该和约规定：

一，双方从此建立和平友好平等的关系；

二，承认现阶段边界的现状，互不容纳亡叛，互不增加军事防御设施；

三，宋廷每年给予辽朝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作为和平的代价。

正是这最后一条，直至今日澶渊之盟仍饱受争议。对于宋人这种以金钱换和平的外交政策，世人多有诟病。情何以堪啊！这样的和平是屈辱，对于自诩爱国的人来讲是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如果从最初合约的签订来分析——澶渊之盟应该是个双赢的事情。它给宋辽双方带来了百余年的和平发展时期，双方把握了难得的机遇，各自埋头发展经济。凡事有利就有弊，澶渊之盟也可以视为是对宋辽政权一种莫大的伤害。有某种意义是说，辽、北宋政权的相继覆亡的根本原因正是这个和平条约的签订！

从宗主国契丹对宋停战议和，双方实现正常邦交之后，眼见的国际间反战成为意识主流，羽翼尚未丰满的西夏人不得已也选择了与时俱进。让他们独力对抗宋廷，显然是以卵击石、强人所难。为求在两大国狭缝中发展，李德明加快了与宋廷的和谈步伐，就在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的第五个月，宋夏之间也结束了战争状态，在一年之后正式缔结了景德和约。

与宋辽的澶渊之盟不同，宋与西夏是在不对等身份的基础上结束战争状态的。对于澶渊之盟与景德和约，事件亲历者的宋人有如此认识——宋与契丹乃是盟约，是一种建立在双方平等关系上的友好条约。而西夏李德明，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下的内附。宋廷上下对与西夏签订这种和约的原委心中知之甚详，故此，景德和约并未能如澶渊之盟那样郑重其事。

而李德明更是心如明镜，虽然心有不甘，却也知道弱国无外交的道理所在！捞得实惠要紧，至于在文字游戏方面也就懒得与宋人多做计较了。

历史再一次的证明了——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远有的是利益与利益的得失而已！

随着宋辽澶渊之盟与宋夏景德和约的签订，从前同进退共荣辱的辽夏关系，也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一切都是因为共同敌人的消失，辽夏从前结成的战略同盟解体，双方转而向相互戒备、进而敌对转变，表面上双方却仍然维持着礼节性的友好往来，实则是暗流汹涌。辽夏两方保持着尽力的克制，但是从前亲密无间的关系已经不再。辽人率先以法令的形势加强了对辽夏边境上的控制，严禁战略物资、如马匹等物的出口，同时严厉打击各种形势的民间走私活动。

澶渊之盟的签订，契丹朝无法再南向发展；而景德和约的订立西夏人也无法再东向用兵，双方为求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不约而同的目光聚焦到了西北。史称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从此成为辽夏势力博弈的热土。双方的交恶也因此而成为一种必然之事。

02　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贸易的交通枢纽。从两汉开始，围绕该地区的控制权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土著之间的争斗与外来势力的加入，更使得河西走廊注定是干戈不休、硝烟弥漫之地。

唐政权与吐蕃政权的没落，五代的中原政权走马灯般更迭，逐步失去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与话语权。在沙州、瓜州有曹氏归义军；在甘州有甘州回鹘可汗；在凉州有西凉吐蕃分别建立了独立的政权，这些河西走廊的实际控制者，成了东西贸易中间商、二道贩子。这些割据政权成了宋初通往西方的超级收费站，充当着坐地收钱的掮客角色。不但严重影响到东西方文化、经济的交流，也严重损害了中原赵宋政权的利益。

敢于从强大的赵宋王朝口中夺食，与虎口拔牙一样，无疑得需要绝大勇气。担心过路费成为有命收无命享的河西各政权，为自身安全计，人同此心的想到了寻求保护伞。大树底下好乘凉，拿出部分天价过路费来孝敬契丹人不失为一种好办法。辽廷在立国之初，耶律阿保机就已经把势力触角扩张到了漠北与西域地区。并且与河西地方甘州回鹘政权建立了友好关系。

对于从前的藩属成为今天的宗主，回鹘只好面对现实的无奈。闷声发大财也是明智之举。回鹘与契丹统治者各取所需，辽人在回鹘商人的帮助下，与西域各政权展开大规模、频繁贸易的同时，也在努力继续扩大在河西走廊地区的影响。而回鹘人则从中渔利，攫取巨大财富。

这一切随着宋辽关系的紧张、西夏势力的崛起渐渐变成了往事只堪回味！再次重归一统的中原宋王朝，虽然与汉唐相较疆域逼仄，名为统一，实则不过是对农耕地区的重新归于一统而已。国土虽远不及李唐，即便如此，代表了华夏文明最发达的农耕文明，仍是不能让人小觑的。在宋廷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辽廷上下不得已暂时丢开经营西北，举倾国之力在幽燕地区与宋人展开生死对决。

见辽人分身乏术，以阻卜、党项为代表的西部诸部族趁机在西北掀起了反辽的狂潮。一时间辽廷通往西域的商路断绝。宋人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植柳却柳成荫——虽在战场上被辽人杀的狼狈不堪，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最大程度的降低了辽人战胜后的喜悦之情。

面对西北地方此起彼伏的叛乱，辽人虽也进行了残酷镇压，无奈南线宋军鸭梨巨大，必须得抽调西部精兵全力应付宋军。这样一来，数次的镇压都变的虎头蛇尾。直至辽廷灭亡，阻卜叛乱一直令契丹人疲于应付。也因此而忽视了东北地方女真部落的迅速崛起，最终导致了辽帝国的覆灭。

迫于日益增加的宋廷压力，辽人选择了扶持西夏李继迁做为牵制力量。事情的最终结果往往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意愿而改变，西夏李继迁在契丹人的卵翼之下渐渐发展成为西北的最强势力，而且西夏人日益明显的对河西走廊觊觎之心也令辽廷深感不安。契丹有识之士惊呼养虎为患！

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李继迁从宋人手中夺取了河西东部重镇灵州。实际上控制了东西交通的命脉，不久之后，又攻克了与甘州唇齿相依的西凉府。西夏人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形成了西取秦成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的战略态势。

李继迁从最初的十来个人、七八条枪的小打小闹，最终折腾出了偌大一份家业。所有这一切已经对辽廷的河西贸易控制权和回鹘附庸支配权形成了严重挑战。

眼见的从此将会被西夏小弟断了财路，在急匆匆与宋廷签订了澶渊之盟后，辽朝迅速把战备重心再次移至西北。此番终于可以全力经营巩固其在漠北西域的传统势力范围了，这也是为何辽人与宋廷一拍即合的真实原因所在。对于和平，辽廷上下也是期待已久，与宋人打消耗战，辽廷也奉陪不起。

对复返河西走廊、与自己争雄的契丹人，西夏明智的选择了退避三舍。他们还不具备与辽人反目的本钱，最多是明里暗里给契丹人填堵。事大国不敢不谨！夹缝中求生存，西夏民族的发展与自立也不容易。他们绝不与辽人发生正面冲突，只是趁辽人劳师远征、疲于奔命时候，在辽人班师之后对权力暂时出现真空的地带施加影响与干涉。

西夏人此举，更引发了辽人的严重不安。不得已之下，辽人故伎重施，采取了联合、扶持河西土著势力的策略，试图制衡、削弱西夏在河西地区的影响力。然而却事与愿违，当漠北各地区阻卜的叛乱接二连三的发生之后，辽人焦头烂额地忙于平叛，又无暇顾及对河西地区的经营。这样一来，西夏乘虚而入，公元1028年，李元昊亲提劲旅，袭破了甘州，数年之后，更攻拔了瓜、沙、凉诸州，实际据有了河西走廊。

从此，亲辽的河西地区势力被李元昊悉数荡平。辽、夏在河西走廊的角逐终以西夏的完胜而告终。

03　国际笑话

公元1031年，辽兴宗继位，履行先帝圣宗与西夏的约定，将兴平公主嫁给了李德明之子李元昊。但凡是政治联姻，鲜有夫妻和合的。李元昊与兴平公主也同样如此，多数不幸的婚姻还会经历七年之痒一说，而李元昊与兴平公主的这桩婚事，从开始便注定了只能是场悲剧。婚后，二人的感情一直淡漠，根本没有擦出所谓的爱情火花。

公元1038年，二人的婚姻走到了心头，年轻的兴平公主染疾之后，医治无效、郁郁而终。辽兴宗虽然心中怀疑兴平公主的早逝是种非正常死亡，也曾遣使前往西夏责问。但怀疑终究是怀疑，未能抓到真凭实据。此事最后也只能是不了而了。

不管怎么样讲，对于兴平公主的死，李元昊仍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兴平公主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李元昊称帝的这一年死，多多少少也会为辽夏间的关系蒙上阴影。宋夏之间进入战争状态，宋人当然不会错过任何一次居中挑拨离间的机会。宋廷无力在军事一途上胜出，只好寄希望于友邻契丹对西夏施加压力了。

出使辽廷的宋臣王拱辰就兴平公主的死大做文章，极尽挑拔离间之能事。年轻的辽兴宗心中虽对李元昊势力在河西地区的坐大恨的牙痒，却又无能为力。此时，看似贵为九五之尊，许多事情却由不得他来作主。家事，已经扰的他头痛不已，君权不固，在不曾搞定家事之前，国事更是难以有所作为。面对王拱辰的拱火，只有含糊其辞，王顾左右了！

事情的原委，还得从辽兴宗身世说起——

辽兴宗汉名宗真，虽是圣宗长子，却非嫡长子。生母乃是宫人，齐天皇后无子，取养了耶律宗真。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辽圣宗病故后，年仅十六岁的宗真得以顺利即位，史称辽兴宗。辽兴宗对齐天太后的养育之恩及自己被确立为君心中充满了感激，对齐天太后侍奉甚谨。然而他的生母却并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有着强烈政治野心的她在辽圣宗死后不久，就悍然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兴宗生母耨斤隐忍多年的怨气爆发，这个提前步入更年期的妇女许多行为不可理喻：她竟然焚毁了圣宗遗诏，自封为皇太后、史称钦哀太后，临朝称制，从自己的儿子手中抢走了国事大权。

圣宗在世时候，耨斤就已经不把齐天皇后放在眼中了，多次出言诋毁齐天皇后，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等到辽圣宗一死，蓄谋已久的耕斤更没了顾忌，焚诏夺位，终于实现了人生理想。压过了齐天太后，自称太后，为了巩固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大权在握的她开始了政治大清洗。首当其冲的受害人就是齐天太后，只有看着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女人低下高贵的头颅，才能令宫人出身的耨斤心理平衡。她指使亲信诬告齐天太后与北府宰相、国舅等几人密谋叛乱，栽赃齐天太后欲摄政、之后徐议当立者。

在耨斤英明神武的正确领导下，齐天太后等人的阴谋被及时、彻底的粉碎：北府宰相、国舅等人被赐死，齐天太后被迁往上京、并加以囚禁。

耨斤一脚将儿子踢在一边，完全把持了朝政，自称法天皇太后，临朝称制。军国重事，悉听处置。辽兴宗沦为看客，好在他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年纪尚幼的他并没有领略到至高无上权力所带来的快感，每日醉心于诗词、书画间，对于母亲的所作所为，浑似不以为然。

耨斤一面诛杀大臣树立雌威，一面大肆培植亲信：其弟孝穆、孝先、孝友几人先后被任为南、北府宰相，北院枢密使、南京留守、西北路招讨使等要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萧府中的家奴也被委以重任，授以团练使、防御使、节度、观察等职。

法天太后的举贤不避亲旧，一时间在朝野间传得沸沸扬扬。燕京地区的无赖之徒闻风而动，纷纷投机钻营，争相卖身投靠，以进入萧府作奴才为荣！即便是朝野上下尽是法天的亲信左右把持，居安思危的她仍生恐已是阶下囚的齐天太后卷土重来、死灰复燃。本着除恶务尽、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耨斤再次断然出手——

辽重熙元年春、公元1032年，她派人前往上京杀害了齐天太后。对母亲的赶尽杀绝，兴宗不以为然，劝阻道：皇后无子而老、虽在无能为也。希望生母放养母一马。兴宗的这种感恩念旧之仁心并没有唤起耨斤心底残存的良知，反而认为这个儿子与自己不一心，在儿子心中生的不如养的亲，自己并没有太重要的位置。显然，儿子无法与自己立足于同一阵营。而另外一件事的发生更坚定了法天太后的看法。

法天太后摄政之后，一门生三后，四世出十王。南北面契丹族、汉族等国内外事务，皆听萧氏兄弟处置。所有上呈的奏折全由萧氏兄弟聚议而行，兴宗不亲庶务，沦为看客。兴宗不得已，只有韬光养晦，寄情声色犬马之间。他精通音律，身边的乐工很是得宠。一次心情愉悦之下，他将一条银带赐给了乐工。哪知这样一件寻常之事，竟然飞快被告知了法天太后。对儿子亦深存戒惧之心的耨斤，极可能在心底担心儿子也整一出衣带诏之类的事情，把乐工召至面前，皮鞭好生一顿伺候。

深感面上无光的兴宗毕竟年轻气盛，情知自己身周尽是母亲派来的耳报神，自己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母亲掌握之中。想到这里，悲不自胜的兴宗难抑心底的愤怒，壮起胆宣泄了一次对母亲的不满——命令左右杀了一个他认为可疑的内侍！却不知此举一石激起了千层浪，闻讯的法天太后勃然大怒，耨斤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她传下令来，执行兴宗命令的凶手被囚禁审讯。

哪知道这奉旨杀人的侍卫吃痛不过，很过就交待了自己杀人乃是出自皇帝的授意。法天太后大发雌威，竟然让儿子与这名侍卫当面对质。对此，兴宗皇帝心下郁闷：贵为天子，却得与囚徒答状，这种事情传将出去，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国际笑话一桩！自己颜面何存？亲妈行事远不及养母！

令兴宗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法天太后竟然在暗中策划废掉自己，更立自己的同胞弟弟重元为君！在法天的心中可能觉得，毕竟年幼些的要比年长些的更容易摆布！法天太后虽然有政治野心，但却并不具备成为女政治家的才具。这样机密的事情却没有做好保密工作，更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出面向兴宗告密的人正是重元。

04　辽兴宗的豪赌

重熙三年、即1034年，耨斤与兄弟、北院枢密使萧孝先密谋，决定废掉兴宗，另立重元为帝。重元偷偷听到了母亲与舅舅的密谋，却将事情告知了兄长。眼见的事情到了火烧眉毛，如果再不出手，自己怕是想作阶下囚也难。兴宗这次没有再犹豫，表现出了一个合格政治家应有的果敢——他抢先一步，占得先机。对于母亲，他的心中已经没有了亲情的羁绊，有的只是难以遏制的愤怒与不尽的委屈。

耨斤废齐天太后，夺儿子大权，在朝中遍植党羽。众人夤缘而上、飞黄腾达，却尽是萧姓人。她把一个最应该奖赏的人忘记了，这个人就是她曾经的亲信耶律喜孙，正是此人出面告发了齐天太后与北府宰相、国舅等人谋反。耶律喜孙本是首功，可惜却未得上赏，更没有在新的权力分配中得到任何实质性的丰厚回报。

兴宗皇帝早侦知喜孙对法天太后心下不满，于是主动示好。把他争取到了自己的身边，进而掌握了法天太后一伙人的行动规律。这一天，瞅准机会的兴宗一击中的——兴宗召来行宫侍卫亲信百余人，骑马全副武装立于行宫东面二里许的小山之上。耶律喜孙在兴宗皇帝期许的眼光之中，勇气倍增、打马如飞率领左右直入宫中。

耨斤还没有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懵懂之间，就被军士挟持着登上车，直接送至庆州监视居住。其他国舅爷被逐一抓获，或贬或杀，法天太后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党羽亲信为骨干的草台班子，瞬间倒塌，顷刻间灰飞烟灭。

法天太后的势力集团被一网打尽之后，辽兴宗终于成了契丹朝廷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辽兴宗亲政之后，放荡不羁不羁、恣意妄为，文人心性展现无遗。宗教只不过是统治者有利治道的辅助工具，然而由于他的提倡，辽全国上下掀起了佞佛的狂潮。许多权贵都令子女为僧尼，到了辽道宗时期，辽国有僧尼数十万众。直至今日，北京、天津、内蒙古、河北、山西、东北等地区仍有大量的佛寺存在，辽人的建筑风格直承李唐，其中亦有许多令后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奇迹！这里大赞一个。不过，如此庞大的不劳而食群体，同时也是辽廷的重负，佞佛成了辽廷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忽一日，辽兴宗延请高僧大德为他谈禅说法，当听到《报恩经》的时候，为之大恸。乌鸦尚有反哺之恩，身为九五之尊的他怎么会做出囚禁生母禽兽不如的事情？

重熙八年七月、即公元1039年，兴宗至庆州谒陵，借机将法天太后迎回奉养，并为她举行了再生礼。对于儿子的示好，法天太后却并不承情。幼子虽然出卖过她，她却不计前嫌。在恢复自由之后，法天太后再次图谋废立之事。女人的一根筋行为，实在是难以理喻。不折腾出点动静来的话，似乎无法证明自己，这个世界她曾经来过！

兴宗先发制人，废除太后，将其幽禁在庆州，名为守陵，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史称钦哀之变。兴宗亲政之后，大封功臣，皇弟重元在粉碎法天太后政变中有功社稷，兴宗对他不吝赏赐，封重元为皇太弟。当然他也不会忘记吸取教训，对耶律喜孙这个反戈一击者兴宗同样圣眷优渥。

兴宗对御弟恩宠无比，一次在酒席上兴宗喝的酩酊，大着舌头亲口许诺，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将皇位交于重元继承。此事之后，重元更加骄纵不法，兴宗出于感激，对他只是一味的迁就。并令重元判北、南院枢密院事，赐金券。军权在握的重元势力急剧膨胀，在朝中形成对兴宗皇权新的威胁。

兴宗对此却心无芥蒂，一次兄弟二人来了雅兴，玩起了双陆游戏。两人身份特殊，当然不会与寻常人家一样小赌怡情。更不会输了之后如小民一样打孩子骂老婆，青筋毕露的大呼不叫。他们的赌注也不是黄白之物，而是以治下的城邑人民作为赌注。

辽兴宗手气却不如脚气旺盛，手潮的他连输数城。天子输的面不改色，一旁观战的朝臣也看的鸦雀无声。没有一人敢上前阻止这荒唐的一幕！众文武保持缄默，并非是担心扰了兴宗的清兴，而是害怕得罪了气焰熏天的皇太弟重元。眼见的兴宗赌注越下越大，再输下去的话，只怕得当龙袍了。

一个伶官在一边见势不妙，上前搅了局。他装腔作势、插科打诨唱道：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一语惊醒梦中人，一场豪赌这才草草收场。

令法天太后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她的愚蠢行为反而帮了重元的倒忙！虽然有俗语说的是知子莫若母，可惜法天并不了解这个儿子。辽兴宗是属于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犟驴脾气，如果不是法天太后一而再、再而三的试图在辽兴宗皇位继承问题上施加影响，使得兴宗的心底产生严重逆反的话，辽兴宗传位皇太弟重元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兴宗本来对自己的弟弟宠信到了无以复加，但由于法天太后从中指手画脚，导致了政治上母子二人严重对立。法天太后越是急于立重元为帝，就越使兴宗心生反感。时间一久，兴宗与法天太后、重元母子的对立愈加尖锐。

范仲淹与李元昊书信来往的行为被指为人臣无外交的不臣之举，与之相较，耶律重元的行为简直就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反叛行为了。根本无视皇兄存在的重元，就在兴宗接回法天太后奉养后不久，重元就作书宋廷，希望与宋廷建立直接关系，为将来的僭逆之事让宋人有所心理准备，免得到时候来个友邦惊诧论！

宋仁宗有意将消息透露于辽廷，对于友好邻邦保持了应有的外交礼仪。让宋君臣始料未及的是——宋仁宗的仁，根本没有感动辽兴宗，反而提醒了他：宋夏之间的战事，恰好可以为辽廷要挟宋廷提供了有利时机。这样做既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还可以转移辽国内矛盾、稳固皇权，一举数得的好事情，何乐而不为？

05　趁火打劫

澶渊之盟顺利签订之后，宋辽双方从此化干戈为玉帛，和平为南北经济的复苏发展、交流创造了百年难得的机遇，逢年过节，辽宋双方的使介不绝于途，互派使节送礼致贺。双方都十分的重视和平带来的安定繁荣局面。

辽圣宗临终留下政治遗言：不得失宋朝信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就在圣宗尸骨未寒之时，耨斤就焚毁了圣宗以齐天皇后为太后、以耨斤为太妃的遗诏，耨斤自称太后，临朝称制。兴宗发动钦哀之变后亲政，最初，他还极力守护祖宗基业，听从既是国舅、又是老泰山的重臣萧孝穆‘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的变法建议，在国内推行改革。

此举，缓和了阶级矛盾，增加了国库收入。兴宗眼见内内太平无事、户口蕃息，国富民强。而国际间宋夏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不趁此良机，趁火打劫一番，岂不是不智？

兴宗得意忘形之余，竟然对祖宗与宋廷签订的城下之盟心生鄙薄。认为这澶渊之盟对于辽朝来说是件吃亏的事情，不划算的买卖！豪情壮志在胸的兴宗有意欲一天下，谋取三关。数次对群臣讲起：对于后周世宗柴荣于显德年间攻取关南十县的事情，表示了极大愤慨。光复祖宗故土正其时也！

从真宗与辽廷签订澶渊之盟后的数十年间，宋廷上下一直都在认真履行合约条款。按时按量送交保护费，随着宋辽双方和平的深入发展，双方人员往来，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前往辽廷的宋人中亦多有无间道，相信辽廷在宋境内也多有以经济贸易为名的间谍事实存在。

辽兴宗公开地为南侵做舆论准备工作，消息很快就反馈到了宋仁宗君臣的耳中。仁宗皇帝慌了手脚——一个李元昊就已经让宋廷疲于应付了，如何有能力两面作战呢？辽兴宗发出的战争恐吓引发了宋廷朝堂大地震，事情必须高度重视：辽帝亡我之心不死，如何应对辽人的南侵，成了当务之急。

对于这一段历史究竟是非曲直如何，已经不可尽知。相信辽兴宗的南侵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宋人在边境上的一些行为却也为辽廷的敲猪缸提供了口实。

宋人与西夏交恶，双方见和平无望，立即自动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在宋廷君臣的内心深处，根本没有把西夏与辽一样放在对手的位置上加以应有的尊重。西夏党项羌人原本是北宋境内的部族，其首领也自然是宋的臣子。李元昊的自立称帝之事，在宋人的眼中就是僭越与大逆不道。绝不能坐视！

这也是这什么最初宋廷大臣吴育提出‘不以元昊为宋的叛臣或方镇对待，顺其自然、姑严守御，坚壁清野、以挫其锋，等西夏自困之后，然后相机征伐。’对于吴育提出的这种冷处理意见，宰相张士逊表示出十分的不屑，这位宰臣不客气地指出：吴育此说，乃是脑子进水或者被门挤了的原因！

宋夏关系紧张，宋廷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大修边防工事，积极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其中也包括了临近宋辽的边境。宋人如此，应该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恐辽。

公元1040年四月，宋‘增补河北强壮军’；六月，‘增置陕西、河北、河东、京东弓手’。对于宋廷此举，年轻的司马光代替知杭州的父亲司马池草拟了《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认为朝廷此举扰民！对于司马光的上疏，清人顾栋高赞许道：后日太平宰相规模、肇于此矣！

对于此论，慕雨不敢苟同。安知今日扰民之事，不是为它日安民哉？忘战必危，把和平寄敌人的良心发现实在是愚不可及！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是和平的有力保障。两宋的覆亡正是因为尚武精神的缺失！慕雨无意臧否前贤，单就此事而言，便可知司马光心中的和平是何等模样矣！

公元1041年10月，宋修缮河北边境城池。宋人的这种行为，显然有悖于宋辽之间签订的澶渊之盟的条约精神。辽廷对宋人的违约显然不能漠视，宋廷在河北边境上的益兵之举，也成了辽兴宗声言南下的主要理由之一。宋人的这种行为，让正在寻找籍口打算要胁宋廷的兴宗欣喜不已。本来在心中想着要狠敲一猪缸的，哪知道这猪缸居然知情识趣的主动送到了眼前！

他立即传南、北枢密院等重臣，谋划夺回从前被后周攻占的关南十县的方案。等到统一了认识之后，辽重熙十一年、即公元1042年、北宋庆历二年，这一年也正是青年王安石进士及第的那一年！

这一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辽兴宗正式派遣南院宣徽使萧特末与翰林学士刘六符前往宋廷，二人带给宋仁宗一封辽兴宗的亲笔信。信中，兴宗对宋廷的背信弃义、破坏和平之举提出了严正抗议。

宋仁宗首先表示吃惊的并不是信的内容，而是被辽兴宗的一笔飞白体而感到震撼。令他大呼意外的是辽兴宗不但画作的好，字也是写的飘逸不凡。仁宗皇帝火烧眉毛，还有心情淡定地欣赏兴宗的书法，并不是他没心没肺到了令人扼腕的程度，完全是因为宋廷上下早已知道了兴宗书信内容所致。

辽兴宗本来想对宋廷发动一场外交战，先声夺人的，哪知道宋人的钱在辽地已经是大行其道，属于强势货币。宋廷通过特殊渠道早已购得了兴宗御书中的主要内容，也对辽方聚兵幽蓟、打算南犯，此次先礼后兵的事情早已经有了相应的心理准备；而且有充裕时间从容应对。

06　富弼出使1

辽兴宗书信中罗列了宋人四宗罪：其一，周世宗不应该夺取瓦桥关以南十县地；其二，宋太宗从前进攻幽燕，师出无名；其三，西夏与辽乃是甥舅之亲，宋兴师伐夏，应该先知会辽人；其四，宋不应该在河北地区增筑工事、添置边军。

对待犯了错误的宋仁宗，兴宗本了规过劝善，惩病救人的菩萨心肠，为他指出了一条可供参考的解决之道——将原来的辽藩属北汉旧地以及关南十县地土归还辽人！惟有如此，才可以‘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

面对辽兴宗赤裸裸的要胁，明知辽人此举乃是趁火打劫，宋人却无法硬气起来。已经深陷与夏战争泥淖的宋人，无力两线作战。西夏这样的蕞尔小邦已经让他们疲于应付，现在辽人在幽燕边境上陈重兵，双方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如何应付辽人的战争讹诈？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

辽使刘六符在汴梁城中不可一世，口出狂言：宋人从太宗朝始苦心经营的河北水长城，不足依恃。对此，他不屑一顾，认为这些防御性质的塘泺根本无济于事。辽军‘一苇可航、投棰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也。’在他的口中，辽军上下人等尽是‘铁掌水上漂’，人人身怀一苇渡江的轻功绝学。

对辽使的心理战，宋御史中丞王拱辰洞若观火。见赵官家忧惧不已，当即为他剖析了辽使所说：尽是夸大其词、言过其实，完全是恫吓。兵不厌诈、辽使危言耸听，辽廷果有此意，怎么能提前透露机密军情？河北水长城，经营数十年，正是横亘在辽人铁骑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辽人根本无法远道奔突。

仁宗皇帝正不知如何应对辽兴宗的问罪，见王拱辰主动为君分忧。立即命王拱辰负责起草复信，对辽兴宗所述逐一据理力争，予以驳斥！

王拱辰早已成竹在胸，奉旨之后，义正辞严对辽兴宗的无端指摘予以回应。

回信开宗明义指出——宋真宗朝与辽人签订澶渊之盟之时，已经双方确认对于景德元年前历史遗留问题‘咸不置怀’。现在辽兴宗提起从前后周朝时的陈芝麻烂谷子之事，显然是有违誓约，完全可以视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举；当年宋太宗用兵幽蓟，乃是报复辽人阻扰宋人完成统一大业，辽人插手宋人的国内事务，已属不该，错的不是宋，而是辽人；对于李元昊称帝之事，李的先人乃是宋廷藩属，曾经‘赐姓称藩、禀朔受禄’事实清晰、证据确凿，现在称帝乃是僭越、分裂的不臣之举，中央政府出兵，乃是师出有名。况且宋人事前也曾与辽通气，所以辽所指责不能成立。而辽人所说的宋在边境上‘备塞隘路、阅集兵夫’，更是正常的军事例行公事。

自双方罢战言和以来，宋廷谨守誓约，并无丝毫不是。王拱辰的复信与李白醉草吓蛮书有的一拼！仁宗朝散文运动领袖、文坛执牛耳者欧阳修主张道在文先，强调‘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王拱辰此文理直气壮、有理有据，一泻千里，这里当大赞一个！

文章表明了宋廷上下对辽廷乱敲猪缸的无比愤慨，可以说非常之得体。然而宋仁宗却不做此想！他担心辽廷果真会大举南侵，那时候国家无力抵挡，自己的江山社稷不保。

赵官家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试想，如果真的宋辽之间开打，以宋的军事实力而言，败北是应有之义。打败了，臣子们还有可能做臣子，而官家却只能是有战死之天子，无投降之天子了。小心应付契丹人的敲诈勒索，对于仁宗皇帝来讲，既是国事，也是家事。臣子们可以义愤填膺，而官家却得平心静气的高屋建瓴的通盘考虑——怎么样平息辽人的怨气，让事态得以顺利解决才是最重要的。仁宗皇帝没有勇气弄险，他决意媾和，契丹人有千条计打上门来，我只应以金钱换和平的老主意。

早在得知辽人陈兵境上之后，仁宗皇帝就开始思考如何消弭灾祸的良策。苦思之下，也惟有延续以金钱换取和平一途！拿定主意的官家，又在为派何人为使的事情而大伤脑筋。虽然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国际战争法惯例约束，但天晓得契丹人会不会按惯例出牌？朝臣爱国口号喊的惟恐落于人后，但心下都明白出使契丹此行凶险。所以朝堂之上，当赵官家的目光扫过这些朝臣时候，大家都不敢去对视官家期盼的眼神，生怕因此而让最高领导产生误会。

如果令王拱辰出使的话，赵官家又担心适得其反。外交无小事，不比作文章。文章做的花团锦簇，不代表外交斡旋方面同样会八面玲珑。就在仁宗皇帝为派何人出使的事情心下烦恼时候，宰相吕夷简主动为君父分忧向官家荐贤——使臣非右正言、知制诰富弼不可！

吕夷简此举，并不是因为富弼具有外交天赋，是出使契丹的不二之选。也不完全出于公心，而是他的一石双鸟之计：富弼出使如果可以消弭战火于无形，自己一定有为国荐贤识人之功；如果出使未捷身先死，那么还有比堂而皇之的借刀杀人更好的办法吗？

有宋一代，仁宗朝涌现了许多名臣，富弼就是其中之一。史载其人好善嫉恶、出于天资，在任知制诰期间纠察在京刑狱。做事太过认真，得罪了当朝宰相吕夷简。吕夷简无法容忍朝中出现对他的权势有潜在威胁的大臣，所以他希望趁此良机借契丹人之手除掉富弼。仁宗不知吕夷简肚子中还有这些牛黄狗宝，以为他此举乃是食君之禄为君分忧。富弼曾经出使过契丹，轻车熟路还是老面孔，正是任使臣的上佳人选。

07　富弼出使2

诏旨一颁布，立即引起朝堂热议。欧阳修闻听之后，担心富弼人身安全，于是上表请官家收回成命。仁宗皇帝好不容易得人，哪里肯听。富弼接旨之后，入宫拜谢仁宗皇帝，叩头恳言道：主忧臣辱，臣不敢惜死！赵官家听的面上动容，只好温言抚慰，先命他为接伴使，负责接待辽使萧英与刘六符一行人等。

萧特末与刘六符趾高气扬踏入宋境，仁宗皇帝按照惯例派出宫中的太监与富弼一同前往国界上迎接慰劳。宋人不敢在外交上失了大国之体，哪知道辽使却不按规矩出牌，萧英装病不肯拜谢如朕亲临的公公。富弼义正辞严、据理力争，见宋人如此强硬，辽使只好改容谢过。富弼见辽使态度有所改变，当下也满面春风的与之折冲樽俎，很快探明了辽兴宗此举的心理预期。

听了富弼的工作报告，仁宗更坚定了当初的看法。为了更好的激发富弼精忠报国的赤忱，官家不惜高官美职进封富弼为枢密直学士之职。依仁宗的心思，富弼对于最高领袖提拔他火线入党一定会感激涕零之余，粉身碎骨浑不惜的报效党国了。哪知道富弼的作为再次让他刮目相看——富弼坚辞，而且委婉地批评官家此举道：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做为臣子为国为君赴汤蹈火，本为义不容辞之事，怎么能啖以官爵呢？

富弼的一席话，把仁宗说的面红耳赤。得臣如此，国之大幸。官家在非常时期，也根本无暇顾及他言语中的无礼。立刻安排富弼出使之事。

王拱辰国书写的义正辞严不假，仁宗却心虚胆怯，另外修书一封与辽兴宗。富弼正要启程，小女却夭折了。忧心国事的他强忍悲痛，不敢多做停留。急忙踏上北行的道路。行至途中，忽而忆及临行陛辞，赵官家言辞闪烁，表情古怪。富弼越琢磨越感觉其中定有蹊跷，此行自己早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而耽误了国事却非同小可。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他壮起胆子打开仁宗皇帝的私人信件。

这一看之下不禁大吃一惊——赵官家一笔飞白体与辽兴宗相较虽然不遑多让，信中却明白无误的对辽兴宗表示了妥协退让。富弼心酸不已，自己丹心可昭日月，可是此一去是以国书内容为主据理力争呢？还是按照官家私信内容委曲求全呢？国家大事岂能儿戏？急忙又返回汴梁请旨。

赵官家就如一个馋嘴的孩子正在偷吃的时候被人抓了现形，一时间闹了个面如重枣。朝臣见皇帝举止乖张，只好保持沉默。仁宗无奈，不好自打耳光，只好将国书重新写过。慕雨按：对于上述这段历史，《宋史-富弼传》中的记载与《辽史》记载有异。而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中所载可以与《辽史》年载相互印证，故采此说。

富弼这才放心，重新踏上了漫漫征程。甫出国门，辽兴宗就派刘六符充任馆伴使来迎。辽人为增加敲诈宋廷的砝码，有意在沿途向富弼展示军事实力。富弼表面上不动声色，心中却明白以宋的军事力量确实难以与契丹一较雄长。对夏作战的失利，更使得宋廷与辽的外交方面也丧失了话语权。富弼所能做的也只有稍存宋廷体面，顺利实施官家的金钱外交。

是年六月，富弼一路跋山涉水北行月余方见到辽兴宗。富弼递上国书后率先发难，理直气壮地质问道：两国交好数十年，今日辽人败盟，是何道理？

辽兴宗早知宋使定然有此一问，不慌不忙的解释道：只因南朝违约在先，你们塞雁门、增塘水，修缮城墙，增加民兵意欲何为？我朝臣僚对这种败盟挑衅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纷纷请缨征讨南朝。不是寡人念及南北二朝交好数十年，力排众议，先行遣使求割地，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再兴兵不晚。哼哼……

辽兴宗话里话外无不透露出了一种对宋人的轻蔑，似乎辽人大军一举，饮马黄河就是件轻而易举之事；辽主更把责任与过错全部推在了宋人与臣下身上，自己装出无辜的样子。

听了辽兴宗的强盗逻辑，富弼大义凛然直言相告：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现在！当年如果不是章圣皇帝（宋真宗）宅心仁厚，澶渊之役，先帝如果不是宸纲独断、未曾听从朝臣建议的话，北人将有匹马难归之祸。

见辽兴宗悚然动容，富弼设身处地、推心置腹道：与南朝缔结友好盟约是符合贵国的利益的，而且这些利益尽归人主，人臣无所得；倘若两国交恶，兵连祸结，利归于臣下，祸乱却需陛下一人担当。凡是劝说陛下对南朝用兵者，都是在为自身计，而不是公忠体国之臣。

辽兴宗闻言心下剧震：对于他提出的败盟要求割地之事，在朝中也不乏持反对意见之人。明确反对兴宗南伐的就有兴宗朝名臣萧孝穆。这位国舅爷与其他几个专横霸道、胡作非为的兄弟们截然不同，做事谦恭谨慎，廉洁奉公。耨斤主政时候，为了避嫌，竟然拒绝接受姐姐的赏赐。当钦哀太后被废，重掌朝政大权的兴宗尽管在朝中对旧势力做了大刀阔斧的清算，但正是因为萧孝穆奉公守法，女儿又是兴宗皇后。因为既是国舅、也是泰山的原因，萧孝穆不但没有被疏远，反而更受重用，出任北院枢密使的显职。

与其他朝臣惟恐天下不乱相反，萧孝穆上表反对南伐，直陈得弊：历史上从辽太宗的数次兴兵南犯来看，得失相当，并无建树。南北通好，是符合南北两朝利益的事情。和平来之不易，维持和平是两朝人心所向；虽然经过数年的改革，国力有所增强，但宿将能臣多已作古，朝中无人能担当南伐的重任；宋人虽然在边境上有备战的动作，但并没有越境挑起事端。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贸然出师征讨，名不正言不顺！

萧孝穆对国际时局有着敏锐的观察力，而且深谋远虑。当他见无法劝谏跃跃欲试的兴宗收回成命，失望之余上表请辞，不惜以撂挑子相谏。辽兴宗极力挽留，此事对他心底的触动极大。只是自己希望趁此机会转嫁危机，打压朝中太后与皇太弟重元势力的话无论如何也无法摊开来讲。

听了富弼的话，他心底若有所思，望了侃侃而谈得来使一眼，虚心请教道：贵使此话怎么讲？

富弼早在路间想好了如何应对，见辽兴宗在不知不觉间思维已经为自己左右，不禁心中暗喜。面上却平静如水答道：当年晋末帝昏无知，土宇狭小，上下离心，所以契丹人可以深入中原。即使如此，辽人也为此付出了壮士健马物故大半的代价；现在我朝封疆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万众一心。陛下欲用兵，能保必胜乎？即使是战而胜之，战争带来的损失是由大臣们担当？还是由陛下一人担当？如谨守盟约，无疑利将尽归于陛下！相信其中利弊得失，陛下不会视而不见的。

辽兴宗听罢富弼所言，面上虽是不动声色，心里却早认同了他的说法。

08　富弼出使3

富弼见兴宗沉默不语，再接再厉游说道：我朝塞雁门，是为了防备李元昊来侵犯；而河北间的水塘也是始于通好之前，并不是现在兴修；而修缮城墙，增置民兵也不过是例行之事。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误会而已，并非是违约！

兴宗见富弼主动给自己台阶下，就坡下驴道：如果不是有赖卿家直言，寡人险些为臣下所误！吾所欲者，不过是祖宗故地，并不是其它！

见兴宗欲盖弥彰、言不由衷的神情，富弼心下好笑，然而却不点破，只是善意地提醒他如果大家讲道理，以史为据，前有石敬瑭割幽燕之地，后有周世宗攻取过关南十县地之事。大家都讲起收复祖宗故土来，只怕于北朝不利。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尊重历史、维持现状、着眼未来的好！

富弼一番话说的辽兴宗哑口无言，细思起来他的话还真的不好反驳。自己所要求的祖宗旧地原本就是宋人的祖宗旧地！

无言以对的辽兴宗安排富弼宋使一行下去安歇，南伐的事情就这样被宋人用言语搪塞过去，辽兴宗心有不甘。打发富弼离开之后，他与近臣紧急磋商应对之策。为使利益最大化，兴宗命刘六符再去馆驿试探宋人对待此事的底线。

刘六符领旨之后，向弼转了辽帝的态度——耻受金帛、坚欲十县，何如？

虽然心中明白自己此行只是与辽廷讨价还价，但对辽君臣的这种伎俩富弼仍是洞若观火。如果辽帝真的是耻受金帛坚持要割关南十县地土的话，怎么不和自己当面讲清，反而事后派人来转达？

富弼见刘六符主动登门，就知道自己将不虚此行，虽然是客场作战，却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见刘六符来问，索性装出坦诚的样子直言相告：我皇帝曾言，为祖宗守国，尺寸之地不敢与人，何况十县地土！北朝所欲无非是租赋而已，上天有好生之德，我皇帝恐两国失欢、兵连祸结，生民重陷于水火，所以不惜忍辱负重屈已增币。如果北朝再坚持地土要求，那么就是有意败盟，曲不在我。澶渊之盟誓约言犹在耳，如果败盟，人神共愤！兵以义动，名不正言不顺的战争终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刘六符听了富弼的说辞，作声不得，只好讪讪而去。富弼在辽人朝堂之上的一番言语，辽文武百官听的清清楚楚。富弼的话已经把战和之事拔高到了忠与不忠、上纲上线的程度。如果主和，显然是与辽帝的初衷南辕北辙了；再有人执意南伐，居心如何就很让兴宗怀疑了。主战与主和，都成了两面不讨好的事情。计之上者，就是保持缄默，是战是和等待兴宗的宸纲独断好了。

第二天，辽兴宗请入乡随俗的富弼一同打猎，领略北地无限风光。蓝天白云碧草黄花之间，蜂飞蝶舞、阳光明媚，二人并辔而行、相谈甚欢。趁此机会，兴宗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如果想要保持辽宋的传统友谊，最好还是把关南十县地还与辽人！富弼见辽兴宗贼心不死，不得已反复表明了宋方的态度。委婉地指出——北朝既然坚持以得地为荣，由此必然会引发南朝以失地为耻。两朝既是兄弟之国，又岂能一荣一辱？理应是荣辱与共才是！

辽兴宗碰了一鼻子灰，打完猎之后，再次派刘六符表达了他的想法，打算与宋人通婚。

辽兴宗此举，慕雨认为应该是退而求其次的想法，不应该简单的视为贪图宋人钱财之举。或者作为一国之君，联姻一事，可以为他在群臣面前多少找回一些尊严也未可知。试想，皇帝陛下与宋皇已经成了亲家了，还打个什么劲啊！

哪知道，求婚一事，也被富弼婉转的拒绝了。可能他心中认为，辽人希望得到一笔庞大的陪嫁才是本心。况且通婚容易产生矛盾，因为夫妻之间的矛盾进而会影响到国与国之间的友谊。碗与盘难免会有磕磕碰碰的事，如此一来，为两国长远利益来看，还是不通婚为好。

辽兴宗之子耶律洪基过几年，就到了适婚年纪。这位皇子正是金庸大侠《天龙八部》中的辽道宗。金大侠书中因为行文的需要，将壮年的辽道宗邂逅了青年的完颜阿骨打，虽然二人可以勉强说成同一时代的人物，但是发生这样的情形显然不能。如果按阿骨打当年为二十岁计，耶律洪基时年就应该是年近六旬。而耶律重元与其子反叛的事情发生在完颜阿骨打尚未出生之时，可能金大侠写作之际虑不及此！小说家言，慕雨姑妄言之，大家姑妄听之好了！

富弼的理由也很充分，彼时，仁宗皇帝的女儿芳龄四岁，就是出嫁最快也得等个十年八年。虽是金枝玉叶，谁又敢保证没有夭折、猝死的事情。让兴宗之子等到花也谢了，也确实不太合适。通婚一事，解决目前的政治危机，显然行不通。

辽人的联姻之议，辽人出使之时，就已经提出。辽兴宗现在旧事重提，本是意料中事，仁宗皇帝也对此已有心理准备。对辽廷的政治讹诈，宋廷有意委曲求全，也为之做了两手准备：一，增加岁币，二，宋辽联姻。

从宋人将联姻与增币等而同之的看待来分析可知——赵宋一朝在对待与异族之间的通婚一事上，有着与汉、唐等前朝迥异的认识。富弼反对和亲，并不是秉承仁宗意旨，而是设身处地的在为仁宗着想。能不和亲还是不和亲的好，议婚之事不如增岁币。

09　胡汉和亲未必高

做为人臣，富弼对此事本来无权置喙。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宋君臣对于和亲之事，在认识上居然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依仁宗本意，如果辽兴宗坚持和亲之议，他就把信安郡王的女儿、宗室之女封为公主嫁与兴宗之子梁王。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出塞，赵官家还没有一大二公到那个境界。这种以宗室女充作公主和亲之事也是国际惯例，辽廷也是这样做的，所以辽兴宗对于兴平公主的死也并不是特别的难过，仁宗作此想也无可厚非。

富弼反对和亲，并非是他固执己见，而是宋廷上下的一种共识。宋祁认为和亲非久安计；贾昌期更是直言不讳和亲辱国！南宋理学名臣朱熹从狭隘的民族偏见出发认为：中国结昏外藩是自取其辱。宋人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也是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之时，中原王朝仍坚持华夷之辩的历史原因。不可以单纯的视作民族不自信，倘若有人敢发胡汉和亲识见高（董必武题青冢语）的异论，等待他的将是不尽的口水与板砖！

当辽兴宗听到宋人坚持议婚则不加岁币之时，不由地大皱其眉。让他等待四五年再议和亲之事，这莫非是宋人的缓兵之计？敲猪缸本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事情，让他傻老婆等花心汉子的话，岂不是竹篮打水！

对于南北通好，富弼也替辽兴宗分析了得失，双方一旦谈不拢开打的话，一定是件旷日持久的事情，以辽人国力并不能确保必胜之道。倘若重归旧好，岁币等物尽归辽主；一旦开打，掳掠所得只怕尽为军士所得。打仗是需要经济支撑才可以进行的，得与失之间的利弊相信辽兴宗自己也可以拎的清。坚持和亲，显然为梁王娶妇之事不具可操作性。剩下只有兴宗为自己娶妇了，而依宋人成例，长公主出嫁的嫁妆只有十万缗。（宋制，当朝皇帝长辈女性称大长公主；同辈姐妹称长公主；女儿称公主）辽兴宗真心希望成为仁宗的妹夫的话，就要合计一下，那样做的结果是只有陪嫁可得，而保护费却是每年必须的！

辽兴宗一时间也没了主意，富弼站在他的角度急他人所急的国际主义精神，令他感到不解。他总感觉这个宋使此举大有深意，只是一时无法尽窥其中原委。如果听从了富弼的建议，难免会在国际间落下一个躺棺材里伸手，只知道死要钱的坏名声；而讨个南人婆，只得十万缗的陪嫁，这与每年有钱可收比起来，又觉得不值。赵官家胡乱打发个宗室女子充作公主嫁过来，自己岂不是成了冤大头？

无奈之下，辽兴宗只得礼送富弼暂时归国，一来去取国书，二来，到底是要钱还是要人，给自己一段时间好生权衡一下其中利弊，再做最后决定。

富弼风尘立刻动身，仆仆赶回汴京复命。他此番出使可说是不辱使命，赵官家见他安然归来，也是心下轻松不少。解铃仍需系铃人，再次出使的事情更是非富弼莫属了。这次的国书仁宗不敢再马虎行事，而宰相吕夷简却节外生枝——看到富弼无恙归来，他心中既惊且佩。如果富弼达成议和之事，在朝中威望更增，年富力强的他取代自己出任宰相也不是没有可能。苦思冥想之后，吕夷简另出奇招，他为富弼安排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宋辽议和有一个附带条件，需要辽兴宗应允做为中间人，居中调停与西夏人的战事！

令自以为得计的吕夷简怎么也没有想到，不但他是他有此想法，富弼同样做此想！吕夷简以为富弼能把宋辽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已经是件撞大运的事了。如果趁宋辽议和借辽人压服西夏李元昊，岂不是奇功一件？事情办的漂亮，军功章里有富弼的一半，也有自己的一半；没有办成，也不会影响到宋辽和约的签订，更可以借此事打压一下富弼在朝中的名声；而且事情还会出现第三种情况，就是和约议定之后，契丹人再有反复。澶渊之盟白纸黑字俱在，辽人也可以寻找种种借口败盟，安知富弼与辽人议和之后，辽人不会背盟？那时的权术，绝非是寻常从政者可以想的出来的。事情果然不出吕相所料，富弼出使的事情，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件遍地荆棘的事情。吕夷简在仁宗一朝圣眷优渥，并非幸至！

吕夷简机关算尽，也没有想到：富弼不但做到了，而且做的十分漂亮。富弼不但用最少的代价为宋人争得了最大的利益，而且通过这次议和，撬开了辽夏之间坚固的同盟，更把战火引向了辽兴宗与李元昊二人。

八月时候，富弼晓行夜宿，再次出使契丹。前番出使夭折了一个女儿，二次出使家中填丁进口，多了个儿子。富弼不敢因私废公，急匆匆踏上北行的征程。这次仁宗皇帝做足了未雨绸缪的工作，不只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居然准备了两份国书、三份誓书。馆伴使辽臣得知宋人居然准备了如许多，也不禁莞尔。

依仁宗君臣所想：如果兴宗坚持和亲之议，就只有一份誓书；如果辽主不能约束西夏，那么只增十万的保护费。国书一份、誓书一份；如果辽主答应约束李元昊，那么岁币可增二十万。国书一份、誓书一份！宋人的保护费要缴，但是不能简单的一缴了事。辽兴宗如果能令西夏向宋人臣服，那么保护费每年增加金帛二十万；如果做不到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话，所得只好拦腰砍半，五折十万！

辽兴宗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他明智地选择了钱！南婆虽好，但是在金帛面前，美人也将是浮云。辽人也是人，人同此心，他们在汹涌的经济大潮中沉沦了，也崇尚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揶揄的金钱至上论！

10　庆历增币

辽兴宗终于想清楚了：与宋作战，辽人并无必胜把握。战争只不过达成和平的一个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的最高境界。战争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南北保持和平，不但符合宋人的利益，而且是辽廷上下人心所向。现在的辽廷与前朝不同，那些能征惯战的将帅之才多已作古。如果战端一开，万一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岂不是灰头土脸、自寻无趣？前线辽军如果作战不给力，消极怠工，劳师糜饷，还会削弱国力；略有斩获，功劳又将为统兵在幽燕的皇太弟所得。出现这样的结果，是与自己初衷背道而驰。只凭宋人设关河洽壕堑的行为就兴师动众，师出无名。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却难有什么好结果。

听了富弼知冷知热的一番游说，辽兴宗怦然心动。只是自己乃一国之尊，为稍存体面也要保持应有之矜持，不能当了使臣与臣下的面直承自己只收现金不要支票。对于宋人提出欲借重辽人压服李元昊之事，辽兴宗未做深思就满口答应。他心中认为只要自己金口一开，李元昊便可指麾立定。哪知道事情远非他作画填词那样简单，很快，他就为自己的草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辽宋对再倡和议形成共识之后，接下来所作的就是对一些细节部分的商议了。对于富弼的再次到来，为显郑重其事，辽兴宗在亲自接见的时候，皇太弟重元、皇子梁王耶律洪基在座。礼节性的寒暄之后，辽兴宗直奔主题，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宋人在国书中对输送岁币之事应表述为‘献’！

对兴宗提出的这个小要求，富弼想也没有多想，就斩钉截铁的表示NO！称献不可，献者乃以下奉上之意，运用于两个实力相当兄弟之国显然不适合。况且宋仁宗为兄，辽兴宗为弟，只有兄友弟恭之事，焉有兄献于弟之理？

辽兴宗对富弼的表现心中十分理解，受汉文化浸淫已久的辽兴宗知道他在文字间寸步不让，只不过是在为宋廷稍存体面。做人不能太不光棍，出来混的终究是要还的。许多时候，给别人面子也是给自己脸上涂金之举。辽兴宗汉学造诣颇深、心念电转又提出了自己的折衷意见：用‘纳’字！对于这个略显中庸的纳字，富弼仍坚持认为不妥。

辽兴宗一见去而复返的富弼忽然之间心性大变，不明究竟的他也担心因为细节问题影响了议和大局，于是只好对此事搁置不议。兴宗见无法说服富弼，只得再次遣使前往宋廷商议，九月辽使刘六符至汴京商议增币细节。仁宗不顾富弼苦劝，听从了晏殊的主张，同意在国书中称纳。官家自己都认栽了，富弼如果再固执，不但会前功尽弃，更会被视为破坏议和，所以也只有保持沉默。

辽使一行不虚此行，又为辽廷争取到了许多实惠——从前岁币的交割地是在宋雄州地界，在辽使的坚持下，官家又一次做出让步，从此保护费运送至辽界白沟交割。单此一项，宋人运费又不知增加几何了？宋在与契丹西夏所作的和谈之事，无一不是体现着以金钱换和平的缺钙外交。尽是些口惠而不至之事！

不管怎样，经过辽宋双方的外交努力，一场政治危机终于消弭于无形。在辽廷郑重其事的答应对李元昊施加压力之后，宋仁宗也爽快的答应在从前三十万岁币的基础上每年新增二十万。其中十万是代替关南十县地的赋税，另外十万是辽兴宗居中调停的辛苦所得。这一段历史，宋人称庆历增币，辽史称重熙增币。

宋仁宗用自己的委曲求全吹散了笼罩在两国上空战争的阴云，宋辽之间又迎来了和平的曙光。宋人的金钱换和平之举，仔细分析的话，也是种迫于无奈。表面上看，宋人吃了大亏，历史的分析，宋人与辽廷达成的议和，是一种明智的胜出。面对辽兴宗的政治讹诈，宋选择了避重就轻，这样做无可厚非。综合实力远胜辽与西夏的宋，在军事方面是先天发育不良的侏儒。以与大国身份不符的军事力量去与辽、西夏在同一时间死磕，是一种脑子进水的愚蠢行为。

从宋真宗澶渊之盟的签订之日始，在宋人心中就有了‘凡是可以用钱摆平的问题，统统不能称之为问题！’辽兴宗也正是瞅准了宋仁宗人傻钱多，才敢于大敲特敲猪缸的。而辽兴宗改变初衷罢兵议和，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当得知皇太弟背了自己与宋廷暗中书信来往后，他的心中既有感激，又不得不对御弟有所提防。宋人此举既是在向他示好，同时也是有意敲山震虎。辽兴宗当然会明白季氏之忧在于萧墙之内的道理，冒失的对宋用兵，兵败之日便是自己易位之时。见好就收，把注意力集中到内政和巩固皇权之上才是应有之义。战争所得与宋人拱手奉送的成本哪个更划算不言自明，只有傻瓜才会不计成本不考虑后果的折腾。辽宋议和是一种必然，况且双方重归于好，辽在与宋的双边关系中始终占据上风，这次猪缸不但敲的干脆、漂亮，而且注定将以成功范例的形势载入史册。如果辽兴宗意犹未已的继续敲下去，极可能会把猪缸敲破，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

观庆历增币一事，虽然可以勉强视为双赢。但无法忽视宋人在辽人政治讹诈面前蒙受屈辱的事实。只是令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是——庆历二年闰九月，宋人答应增币的消息传到北地，辽兴宗大喜过望，在昭庆殿大宴群臣奖赏有功之臣。是年，此次敲猪缸中表现可圈可点的刘六符知贡举。为了表达辽廷上下与宋和好的诚心，特意用宋仁宗御赐飞白书八字‘南北两朝、永通和好’为赋题。这既是对宋廷的希望双方和平共处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仁宗金钱换和平政策的肯定与鼓励。

与此同时，在汴京城中的宋仁宗君臣也在额手相庆，庆祝这一得来不易的外交胜利！宋人在低三下四的破财免灾之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炫耀本朝无穷兵之忿，无和亲之辱！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精神早在中世纪的两宋就在大行其道了，我们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时候，只有寄希望于未来之中国类似的历史不要重演。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11　将军白发征夫泪

宋廷与西夏血拼，双方都是损兵折将，辽人在作壁上观的同时却成了战争的最大赢家。辽兴宗为与宋人达成议和，不惜牺牲传统盟友西夏人的利益，在捞得实惠之后，既在宋面前充当了一回救世主的角色，又在李元昊面前充当了战争的调停者。兴宗本以为此举好处大大的，哪知道接下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幸福来的太过突然绝非好事，往往会变成乐极生悲。

宋康定元年、即1040年，面对西夏李元昊咄咄逼人的攻势，慌了手脚的宋仁宗重新起用吕夷简这个能臣出任相职，希望借重他的才具应对各方危机。吕夷简重出江湖，也并没有什么建树，宋与西夏的几次交锋败的狼狈不堪。反而是范仲淹、韩琦在国家用人之际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表现的可圈可点。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吕夷简，见辽宋和议已成，在宋辽联手打压之下，西夏李元昊将难以有所作为，情知自己如果再恋栈的话就是极为不智，及时抽身离开是非之地才是应该，前思后想过后主动上表以年迈为由自请罢相。

他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朝中谏官蔡襄已经在弹劾他，指出西战不利、内变蜂起的责任完全在宰相一身。好在仁宗还算厚道，没有做出缷磨杀驴诿过于人之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把国事靡烂归咎于吕夷简一人也不合适。不过吕夷简的职场生涯也走到了尽头，庆历三年四月，吕夷简被蔡襄与欧阳修等谏官的一再弹劾之下罢相。之后不久，枢密使兼同平章事章得象与晏殊同时拜相，范仲淹与贾昌朝任参知政事，杜衍任枢密使，枢密副使为韩琦与富弼。

宋仁宗调整宰执班子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意在有所作为。李元昊自立称帝以来，宋廷暴露出来的许多弊病沉疴令他触目惊心。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为了振衰起弊，惟有修明政治，除故布新。

宋辽和议达成，在辽兴宗牛不喝水强按头的作用力之下，李元昊虽然心下有一万个不乐意，也只好克制怒火重新与宋人坐到了谈判桌前。识时务者为俊杰，再执意折腾下去也难以有所斩获的。虽然战和之事未定，但前景却已明朗。范仲淹等人经营边事数年，随着边境之事日趋稳定，政治改革的呼声在朝野上下高涨。

范仲淹亲历三年多边塞生活，深切体会到了干戈不休给人民带来的苦楚。感慨之余，写下了边塞词史上的开山之作《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笛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词如其人，读来清雄悲壮，在宋初词坛异军突起，开后来豪放词派的先河。

五十多岁的范仲淹忧国忧民的同时，仍以功业未竟、时不我待而夜不难寐。在得到仁宗皇帝的征召之后，即刻启程进京。希望可以从此一展平生所学，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京城士民对这位年过半百、数次遭贬的国之重臣重回朝中抱以极大热忱，奔走相告。大家盼望范仲淹出任相职，从此天下太平、生民乐业，海内晏然。然而，范仲淹多年的宦海沉浮，饱经世间沧桑，早已非从前空有满腹热情的谏臣模样。他清楚自己此番进京肩负重任，而入京前朝中发生的一件事更加让他心情沉重：此事不管吉凶如何，已经在他心中留下了阴影。

事情还得从夏竦讲起，本来仁宗是任命夏竦出任枢密使一职的，夏竦也已经载奔载欣的准备入京出任军界一哥了。哪知道事情起了反复，出任使相的事情成了泡影，夏竦竹篮打水空欢喜一场。

仁宗皇帝收回成命，对他另有任命，枢密使一职改由老臣杜衍担任。当夏竦得知事情原委之后，他不禁对一个人恨之入骨。事情所以起了变化，本来是因为朝中谏官反对。夏竦对这些谏官却恨不起来，他恨的是另外一个人。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让夏竦记恨了一生一世的人也非凡品，乃是仁宗朝后世人称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大儒石介。原来就在吕夷简罢相之后，宋仁宗重新提拔了一些官员充实到谏官队伍当中，这其中就有欧阳修、蔡襄、余靖、王素等四人。这四位都是敢犯颜直谏的，朝野对赵官家这项英明决定拍手称快，时议号称四谏。这四位新谏官受仁宗皇帝知遇之恩，当然得努力工作以思报效君王。对于枢密使一职授予夏竦不约而同的上疏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该同志虽然久任边事，却无丝毫之建树，而且与内侍勾结。任命这样的人担任朝廷要职，不但误国误民，还有损君王知人善任之名，显然不能。

几人的弹劾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夏竦确实出任此职太过勉为其难。康定元年，知谏院富弼上疏认为接替饭桶出任陕西都部署缘边招讨使的夏守赟庸怯、寡方略，都钤辖王守忠所用非人，要求仁宗皇帝裁撤二人。夏守赟虽是武将，却可以出任都部署一职，在北宋中期出现这种咄咄怪事也是有着特殊原因的。王守忠是个身体被阉割了的公公，而夏守赟兄弟却是精神被阉割的佞幸。仁宗将边事付以这样的奴才并不是他二人爪牙可用，主要是考虑放心而已。

三川口一战宋人大败，眼见的边事吃紧，关键时刻奴才挑不动大梁，赵官家只有从谏如流将二奴才召还，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都部署负责西北边防事务。

赵官家本打算通过走马换将整饬边防，哪知道夏竦此人在西北不思进取，一到任，就闹了一个国际大笑话——他不是急于巩固边防、整军备战，反而上演了一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闹剧。他可能自觉武功一途难以胜出，于是就先声夺人的发了一张悬赏令：有得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西平王！

12　人傻钱多

五百万贯加王爵之位，宋人果真是人傻钱多的可以。夏竦此举，只是希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人看到赏金如许之多，不惜以身犯险，深入虎穴杀死僭逆李元昊，国家从此再无干戈不休之忧。即便不能，也要先声夺人，在气势上拔得头筹。

哪知道李元昊乃是个心高气傲之人。现在自起炉灶称帝于西北，新败宋人，更是自信心爆棚、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时候。哪里会咽下这口恶气？

李元昊对夏竦的悬赏令针锋相对，派人潜往宋境。陕西特产芦箔很是高大，几个扮作贩卖芦箔的夏人走的又累又饿，进入城中一家饭店吃饭。吃饱喝足之后，抹抹嘴埋单后就径直离开了。到了晚上打烊时候，也不见有人来认领失物。那店主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喜不自胜。店主人担心这几捆芦箔和他的饭菜质量一样有金玉其外的可能，打开来验看却发现里面别有洞天——里面有李元昊的悬赏布告，白纸黑字写明：有得夏竦之首者，赏钱三贯！

夏竦虽然极力封锁消息，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李元昊的头颅与夏竦脑袋价格比为5000000：3！玩笑开大了，居然成了国际笑话。此事如同生了翅膀一样很快在西北地方传的尽人皆知，夏竦弄巧成拙，被李元昊狠狠地羞辱了一把。

北宋九帝中，宋仁宗做为守成之君，表现的尚属差强人意。他在位的四十二年，成了有宋一代甚至华夏封建专制史上最伟大的一段历史时期。经济发展迅速、科学文化空前发达，涌现出一大批名垂千古的人物。文学方面有杰出成就者除范仲淹、欧阳修之外，还有王安石、司马光、三苏父子、曾巩等人，大科学家沈括、苏颂，理学家周敦颐、张载、二程兄弟，金石学的开创者刘敞，世称宋初三先生的大教育家胡瑗、孙复、石介。其中胡瑗、孙复都曾为范仲淹举荐与奖掖，几人与范仲淹、李觏一起兴立宋学，在思想上、理论上积极支持范仲淹。

最是广为人知的就是时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对于宋仁宗收回成命、改任杜衍为枢密使，起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之事特意做了《庆历圣德颂》一文以纪其事。文中对范、韩、富等人不吝赞美之辞，却对落职的夏竦极尽嘲讽之能事，称夏竦为‘大奸’、‘妖怪’。

石介道德、文章虽无可厚非，然而却不谙政治、为官之道。《庆历圣德颂》一文很快就传播的海内尽人皆知，观其本意，原是为范仲淹入朝主政做舆论引导工作，文章做的花团锦簇、饱含激情，却在无意之中将范仲淹等人推到了与夏竦的对立面。

《庆历圣德颂》一文风行于世，其中有‘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之语。因为这个缘故，石介从此成了夏竦的眼中钉、肉中刺。对此事，据史料记载，恨石介入骨的夏竦：岁设水陆斋醮，设一位立牌，书曰‘夙世冤家石介’！

退隐泰山的孙复闻讯，对石介的孟浪行为十分担忧，叹息道：介祸始此矣！

前往汴梁赴任的范仲淹读了《庆历圣德颂》之后，忧心忡忡：石介此举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范仲淹刚正不阿，做事有自己的原则——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在要求自己操守清白的时候，只论政事是非曲直，不做人身攻击。石介多此一举的攻击夏竦既与范仲淹行事风格不符，而且在范看来石介如此偏激的言论无济于事不讲，反而会适得其反。授人以柄不说，为他将来的施政还增加了难度与阻力。

范仲淹的担忧并非是杞人忧天，事情的发展也如他所料，只是更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无独有偶、和石介相比，欧阳修的行为就更令人无语了，他的作为套用当今人的戏说正是：有困难要克服，没有困难要创造困难再去克服！历史再次证明，作官不是做文章，不是温良恭俭让！热心与赤忱并不是从政者的全部，欧阳修与石介不适合作官，而只合适呆在‘环滁皆山也’的地方发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浩叹。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都是出身中下层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对于赵宋政治积弊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当仁宗表露出有意更革弊政的时候，就积极推荐范仲淹。范仲淹数年经营边事，已经成了国之柱石。这次回京出任宰执，也是众望所归之事。

新任宰相的章得象时年已在六十开外，做为首辅重臣，虽对朝野上下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心下不以为然，但立身于朝，明智地保持了低调，议事时候总是闭了眼一言不发。如同寺庙中的佛像高高在上做出莫测高深的样子，享受人间香火的同时却从不见有求必应。

而晏殊数十年的宦海沉浮，深知官场险恶，他既是范仲淹的举荐者，又是富弼的老泰山。因为身份地位特殊，持政之后仍一如既往的保持圆滑，为政模棱两可，不偏不倚、两面讨好。韩琦与富弼正是年富力强时候，如此一来，五十五岁进入宰执集团的范仲淹俨然成为政坛领袖，登上政治权力中心的范仲淹从此有了大展宏图的舞台。

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被正式任为参知政事一职。九月时候，仁宗皇帝在天章阁迫不及待的亲自接见了他。首先官家问以御边大略，然后赐手诏令范仲淹、富弼等几人措置改革事宜。殷切希望范、富二臣‘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

13　庆历新政

数日之后，范仲淹与富弼相继上疏。范仲淹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此疏一上，标志着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而这篇文章也就此成为这次改革的纲领文献。

范所上条陈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名虽为十事，仔细分析其实可概括为三事：一为整顿吏治，二为发展经济，三为加强军备。其中重中之重为整顿吏治！

范仲淹把改革的重心放在了吏治的整顿之上，可以说是颇有见地。自古吏治真文章，没有好的制度执行人，再好的政策也是空谈。

范仲淹首先提出了‘明黜陟’，希望一改从前官场之上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政风。宋初的官员升迁有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的磨勘制度。不论干的好坏、政绩如何，只要是时间一到，大家就官升一级。如此一来，不论是京官、地方官，大家都存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思。人人只知做天和尚撞一天钟，朝九晚五的混日子。如果能勉强完成上面有关部门交待下来的任务，那更是可以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模之类的了。

倘若有个别人希望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卓越的成绩来，那么就势必会出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情形。甚至有的官员力求在任上无事，不惜包庇纵容属吏。出现了牛吃赶车人的咄咄怪事！有意瞒报、露报矿难，天灾之事也就更不足为奇了。时间一久，为官只知报喜不报忧。从村到乡、从乡到县，从县到州、从州到路，从地方到中央层层欺瞒，习以为常，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

范仲淹针对此弊政，提出的明黜陟就是要一改从前只循年资的旧规，循名责实，以考课实绩为官员升迁的主要依据。有政绩政声的官员不论地方官、京官一律可以不次进用，而庸常官员不能非时进秩。这样做，可以使官员知荣辱羞耻，人人自励。

二，抑侥幸。范仲淹早在天圣二年、即公元1025年，上执政万言书之前两年就曾表奏朝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恩荫制度乃是冗官过滥的原因。只可惜当时人微言轻，无人理会。现在他旧事重提，指出恩荫之滥已经造成了‘百姓贫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轻、政事不举，俸禄既广、刻剥不暇，审官院常患充塞，无阙可补。’

其实，恩荫制度并不是赵宋一朝独有。读史可知，李唐的恩荫制度无论是授官还是升迁，都远较赵宋优渥。然而却并无赵宋冗官之滥，这可能与他的科举取士数量有限有极大关系。赵宋一朝的恩荫与李唐迥异，所以如此，也是有它深刻历史原因的。

赵宋王朝之前，门阀世家把持政治，这些百事不会，只会作官的人，当官成了他们的专业。寻常百姓根本不能侧身其间，一人为官，子子孙孙、家族中皆是官，根本无需另外搞一套别的办法来实现对权力的完全占有。五代朱梁开始，门阀制度开始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此风光不再，割据势力军阀成了新贵。

赵匡胤在代周自立之后，首先要考虑新政权的巩固问题。想要王朝长治久安，惟有消除五代以来武夫主政的积弊，铲除了军阀政治势力之后，出现的政治权力真空就需要有新生力量来充实。在权衡利弊之后，赵匡胤明智的选择了文士。他的继任者赵光义，出于去兄长化的考虑，加大了科举取士的力度，迫不及待的扩大官僚队伍完成政治大换血。即使是进士及第的人数由太祖朝至太宗朝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但可以加入进士集团的人仍属于凤毛麟角。

真正实现文官政治制度的却是在宋真宗一朝，有幸经过层层选拔考试，一路过五关斩六将从地方到中央的参加最后的考试，并不是件容易事情。录取比例低的可怜，与之截然相反的却是参加科举的成本很高。所有有志跻身仕途的人，首先要做的是十余年如一日的寒窗苦读，甚至是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流传甚广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就足以说明这种情形。

一生皓首穷经的读书，发生范进中举发疯的事情，实在是不足为奇。曾经有过的穷文富武之说不再适用于宋廷，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读书也是一种奢侈事情。老、少、边、穷地区的学子跋山涉水在读书破万卷之后，还得行千里路进京参加足以改变一生命运的科举考试。这些学子人在旅途，风餐露宿一路行来，吃穿用度相信不是个小数。有身体免疫力低下者，在途中感染上‘非典’、‘禽流感’之类的时疫，说不得此一去就得埋骨他乡。可以从众多的应试者之中脱颖而出毕竟是少数人，而其他陪太子读书的落榜者，只得打道回府，从哪里来再回哪里去。满怀希望兴冲冲而来，却落的垂头丧气名落孙山而归。有的人从穷乡僻壤乍到繁华天街的汴梁城，不能抵抗声色犬马的诱惑，就此放松了对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流连忘返，最后沦为洪七公徒子徒孙者也不在少数。

财力雄厚、科场蹭蹬之人，为了博一个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咬紧牙关，再苦读三年参加第二次、第三次的科考大战。不是所有人都会象范进那样执著于科举的，许多的人都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仕途无望之后，会望峰息心，就此躬耕陇亩，不求闻达于世了。

14　万般皆下品

为使庞大的科考队伍产生不竭之动力，宋廷必须抛出足够分量的饵，看不到希望的未来不能称之为未来！许多时候，明明知道不可知的事情就如画饼充饥一样，但仍要一本正经地将饼画的又大又圆才可以。对于不远千里赶来应试的举子，诱惑力最大者无过于当官了。倘若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到头来真的是只做个人民公仆的话，估计用八抬大轿去请，也不会有人来趟这浑水了。当官之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话虽说的略显夸张，但在宋时，一人当官，家族沾光。不仅仅是儿孙可以以恩荫作官，不再劳神费力读什么圣贤书，而且三亲六友也可以利益共享，甚至门房、车夫、厨子也有机会混个一官半职。

因为朝廷有了恩荫制度，从此参加科举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成了泽被亲故的大好事。考生本人有动力，家属也有动力。如张仪嫂子前倨后恭之事在有宋一代再不会发生，考生在发愤苦读的时候，亲友也会鼎力相助、力所能及的事情根本不用你开口，你所做的只是努力读书。家人不会给你白眼与非议，因为他们也把美好未来寄托在你一人之身。砸缸少年司马光正是因为他年少聪颖，家族才会无怨无悔地支持他们父子读书。他们的亲人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时候心里也美滋滋的。

读书应试从此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不认真读书成了大问题，这样做你对得起众人的期盼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俗谚流传也是情理中事。

世人皆知博彩骗人，但用两元钱去博五百万，这样的机会虽然与一日之内连遭数次雷击不死的概率高不了多少，但人们仍趋之若鹜。这并非他们智不及此，而是因为巨额资金的诱惑太过巨大。对于每天生活在憧憬之中的人来讲，不可能会再保持清醒之头脑的。因为参与者众，博彩业也因此而成为一项恒久事业。

一代雄主李世民看到天下士子鱼贯进入科场，兴奋之余，一语道破天机‘天下英雄入吾榖中矣！’任何事物自诞生之日，就会随之出现与初衷相反的一面。科举同样如此，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固然给天下读书士子带来了入仕的一线希望，吸引着他们争先恐后的步入考场，希望通过一考定终生。

真实的情况却是理想的丰满难敌现实的骨感！

赵宋统治者啖以骨之举，因为狼多肉少的原因注定了名落孙山者远多于春风得意者，当每次的希望都变为失望之后，希望幻灭的落第士子由绝望而恼羞成怒，一些人不惜铤而走险，公开走上了与政府决裂的不归路，寻求实现自我人生价值。这种不走寻常路者并不是赵宋王朝所独有，唐末有黄巢者，通过贬私盐虽然完成了原始积累，却总觉得有钱并不能代表成功。有意步入仕途的他，只是没有想到科考远较走私要难上许多。在多次失意于科场之后，愤然揭竿而起。历史在重演，同样的情形在赵宋也有发生。而且出现了与时俱进的新问题——士不南奔，则北走尔！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栖的情形再次出现，许多史家把中世纪的中国看成是一个后三国时代，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些失意于科场的士子被科举逼上了不归路，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他们选择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干脆投奔了宋廷之外的敌对政权。出逃境外成了他们的最终选择。诚然，他们的非法移民与当今高唱红歌者多是外籍爱华人士有质的不同！这些卖身投靠的行为危害性之大，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赵宋立国之后，只是统一了农耕区域。与之并存的政权除了北朝契丹之外，还有数个。宋太宗后期，李继迁为首的党项羌人又崛起于西北，到李元昊继位时候，干脆自立称帝，与宋为敌。在宋廷屡试不第的士子，潜往西夏朝中却成了炽手可热的香饽饽。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张元与吴昊二人，从落魄江湖载酒行，到奉为座上客，冰火两重天的对比之下，这些人心中的感激之情，又岂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

15　叛逃

史载，张、吴二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相与友善。二人因为累举进士不第，多年的寒窗苦读却输在了这最后一哆嗦之上。二人自负所学不凡，退而求其次希望在陕西边事中一展所学。然而却无人会、登临意。一怒之下，闻听李元昊称帝之后有意窥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果断越界去投西夏李元昊去了。

李元昊与语大喜过望，立刻引为谋主，从此张、吴二人得到重用。西夏数次用兵大败宋军，皆是张元、吴昊二人经度、运筹帷幄之中。雄才大略的李元昊立国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非常重视培养人才。除了兴学之外，积极延揽宋廷失意知识分子为我所用。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现成的人才不知利用，却去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话那绝对是呆子！

张、吴二人为李元昊的帝业立下了殊勋，自己虽青史留名了，但因他二人所死的宋夏军民又不知有几许了。据此可知，简单地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怕也不尽然。

科场蹭蹬的绝非只是张元、吴昊二人而已，居‘宋初三先生’之首的胡瑗，被后世誉为开宋学先河的大儒：七岁善属文，十三通《五经》，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和孙复、石介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寢。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忧心也。如此人物、如此用功，科举也与之无缘。四十多岁，仍然在吴中地方做民办教师。景祐年间，才被范仲淹举荐入朝为官。皇祐中，迁国子监直讲、管勾太学，成了大宋最高学府的校长。他科场失意，弟子却占到科场登第者半数。这只能算做造化弄人，时也！命也！

张元在宋廷是个否到家的倒霉蛋，史料记载——旧制殿试皆有黜落，或三取二，或二人取一，亦有屡经省试取进、而见摈于殿试者。头磕的脑袋出血的张元，总是输在这最后的一哆嗦之上。一次、两次可以视作偶然，次数多了难免会在心中认为这是一种必然，天意如此！考试考到恼羞成怒，继而怒发冲冠也就可以理解了。

张元投奔西夏，无意却做了一件牺牲我一人，幸福千万人的好事。张元出逃最后引起了赵官家的高度关注，痛定思痛的仁宗皇帝立即亡羊补牢，传旨从此但凡是参加进士殿试者‘皆不黜落、永为定制’。从此之后，如张元经历者，无需再外逃了，芝麻官虽小，但聊胜于无，小官也得有人作。从此大家可以安心于职守，心无旁骛了，张元的出逃功莫大焉，历史功绩不可一笔抹杀。仁宗的不得已，无疑再次增加了宋廷的冗官之滥。其间的功过是非，又怎么能辩的清呢？

范仲淹对待这个弊政，也只有稍加抑制，无力从制度本身上加以废止。所以如此，范仲淹也是出于现实之考虑。做为扩大科举考试、实行文官政治制度的衍生物，恩荫制度只能做为科举制的补充出现。废止恩荫制，非但不现实，而且没有实际操作性。

从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熬到有资格享受恩荫这一制度，没有二十年的宦海沉浮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以三十岁入仕计算，五十岁时候方始有资格享受恩荫制。那么到了这把年纪的时候，眼见得要离休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了，心中所想应该是怎么样趁在位时候为家小谋福祉，胆大的人还会拼死吃河豚，来个最后的疯狂。又有哪个人会对恩荫制度说三道四呢？史料证实，庆历新政的倡导者——范仲淹同样是恩荫制的受益人。

简单的取消恩荫制，不但会打击士子参加科考的热情，还可能导致进士素质的降低，继而影响到政权的稳定。保持恩荫制利大于弊，在最宋最高统治者眼中，凡是可以用钱搞定的问题，统统不是问题。明知恩荫制本身问题多多，却只好唱着新歌、弹着旧调子走向覆亡。

简而言之，存在即合理！看似简单的冗官问题，实则是不可救药之事。除了眼睁睁瞅着它侵蚀赵宋王朝健康肌体，却只能徒唤奈何。任何高明的政治家也无计可施，悲哉！而今冗官之滥，远胜赵宋之时。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着实是件令人忧心忡忡之事。数千年的华夏历史，对此事的解决之道除了空白、就只余革命一途。

三、精贡举，科举取士制度到了赵宋一朝虽然得取空前之发展。在严格了考试程序之后，又于真宗朝采取了密封试卷、誊录试卷的防作弊之法。这些措施的实施，更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平竞争原则得以贯彻落实。范仲淹对科举的改革，只能是对考试内容的改良了。考试这一先进制度，直至今日仍在影响着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西方社会在研究中国历史之后，惊喜的发现——科举是唯一可以保证文官政治制度顺利实施的一项发明创举。人类在尚未发现其它更优秀的制度代替考试制度之前，考试不但将会存在，而且仍将占据主导地位。科举考试不但影响了华夏千年，而且也在影响着全世界。

科考在赵宋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之后，在宋仁宗一朝考试内容已经不再能够适应社会的要求。对此，范仲淹指出‘专以词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于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困危，乏人如此，将何以救？’那些只知道读书、读死书的呆子讲起诗词曲赋来眉飞色舞、头头是道，然而对于世事人情却懵懂无知，更遑论经纶天下了。这样的考试结果，只会造就无数的冬烘先生。只有改革科举，为国拣拔经世致用之才，方是正道。

针对科举弊端，范仲淹主张：在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庆历四年三月，宋廷实行科举新制，科举取士方面：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以三场优劣定去留，取消了从前的帖经墨义考试。

帖经类似今日考试之填空题，墨义是要求将某处经文连同注疏背诵出来。二者主要考的是应试者的背文章功夫，至于文章中的微言大义理解与否并不在考虑范围。范仲淹的改革措施，正是要天下士子知道——光凭背诵儒家经典或擅长吟诗作赋从此难以取得科场及第，想要出人头地，从此之后，必须不断开拓知识面。培养独立之见解与分析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考场竞争中最终胜出。

为保证考生质量，规定举子必须在地方学习满三百日，才能参加州、县试；地方解发进士诸科人也要先考其履行，然后取以艺业。对于德不胜才之辈、心术不正、品行不端的人直接关闭了考场大门。

与此同时，号令全国州县立学，普及教育。一时间，州、府、县学如雨后春笋，教育的推广普及，远至穷乡僻壤。即使是在偏远山村，也形成了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的喜人局面。北宋诗人晁冲之有诗《夜行》为证——

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

庆历四年四月，赵官家从判国子监王拱辰所奏请：以锡庆院改为太学，置内舍生200人，是赵宋太学与国子学相分享，自行成立学校之始。从此太学成为赵宋王朝最高学府，延聘孙复、石介等鸿儒执教，生员也增加至四百名。宋人的最高教育学府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史称庆历兴学。

精贡举在北宋历史上掀起了兴学高潮，不但推动了宋文化、思想的发展，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件意义重大之事。

16　白衣秀士王伦

四、择官长，此举意在严格选任地方官员。官员的任免事关生民休戚，尤其是地方官员贤愚与否直接关系到一方百姓的生计。

针对从前选用地方官员‘不问贤愚，不较能否，累以资考、升为方面’的旧例，范仲淹希望通过选任，使他们可以恪尽职守，均徭役，宽赋敛，以缓和阶级矛盾。

庆历三年，京西、陕南发生饥荒，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农民揭竿而起，出现了张海、郭邈山、党君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这些农民军转战于陕、西京、唐、邓、均、房、襄等地，据史所载——赵义军所到之处，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吏逃窜。起义军攻打金州、今陕西安康，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居然大开城门，开门揖盗。更有甚者，邓州顺阳县令李正已见义军杀到，用鼓乐欢迎入城，酒菜招待，尽一方地方之宜。把办公地让给这些不请而至的食客，恣其劫掠。

无独有偶的是，京西路如此，京东路沂州地区也发生了饥民以武力夺取官仓粮食，继而发展成为饥民起义的事情。宋廷派禁军前往镇压，结果屋漏又逢连阴雨，军队发生哗变，乱军共推王伦为主，与饥民兵合一处，军民一家亲了。王伦所部义军在青州受阻之后，南下进入江淮高邮地区，知高邮军晁仲约不敢抵抗，命令百姓犒以牛酒。这些义军吃人嘴短，吃饱喝足之后，只好抹抹嘴走人。如此维持地方治安，令人吃惊之余，不禁感慨万千。

如果翻检史籍，读到欧阳修的记载‘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之时，相信所有人会认为赵宋王朝已经乱至不可收拾了，白衣秀士王伦也逼上梁山了，赵官家江山倾覆似乎指日可待。哪知道事实真相却令人大跌眼镜——王伦、张海率领的义军人数最多时候也没有超过三百人，其他的起义部队就更少的可怜了，区区数十人而已。与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动辄数十万的规模相比，不啻有霄壤之别。

正因为如此，更加暴露了宋地方官员的无能与庸昧。有宋一代的农民起义与兵变之事也表现出了它异于其它王朝的特点！最为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真实的历史是这些好汉只有三十六人。只是这三十六人组成的造反队伍却可以冲州撞府、纵横齐鲁大地，风风火火闯九州。这种天方夜谭式的传奇故事在北宋年间真实的上演着，而李逵闯入县衙断案之事，也绝非是施耐庵先生天马行空的小说家言。而是有着历史真实版本可供参考的。

而宋江的投降，无疑是明智之举，想作官、受招安的民谚早就告诉了他应当怎么样做！想要成为人上人，除了科举、恩荫之外，这些希望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好汉们只有杀人放火受招安这一终南捷径可走了。据此可知，官匪一家的说法并非完全属于无稽之谈，而是事出有因、查有实据的。在两宋，真正成规模、有档次的农民起义应该只是四川王小波、李顺与浙江青溪的方腊起义。其它的多介于兵与匪之间，在条件没有完全满足之前做做贼也无妨，条件得到满足或者大事不好祸到临头那么作官亦不失为‘上好佳’的选择！

在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的举荐下，庆历三年十月，诏张焕之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邈为京东转运按察使。官家命几位组织部的新人分行各路，考察地方官员是否胜任本职工作，根据职场表现，加以升黜。

最高领导发了话、捧了尚方宝剑的几人到任之后，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开展工作，裁汰幸滥。看到朝廷这次不似儿戏，要动真格儿的了，一些老病昏昧的官员纷纷上表请求致仕。以免被黜落，落个晚节不保，混来混去到头来和小老百姓一起吃个低保，那时候想要安享晚年也将成为一种奢求！官场从来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庸者去位之后，一批能干的地方官得到任命，史称‘自是县令得人，民政稍稍举矣！’

对于全国监司官员的任命，范仲淹尤其严格。每看到有不合格者，就用笔划去。富弼在一边见状，认为他此举太过苛刻，忍不住开口提醒他：一笔勾去容易，但要知道被勾去的一家人都要啼哭了。范仲淹不为所动，坦然解释道：一家哭总比不上一路人哭吧？

17　猪八戒大战菜园子张清

五、均公田，所谓公田，是指职田，乃是宋地方官员俸禄的一部分。范仲淹此举，是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导致政府低级官员收支不能平衡，所采取的高薪养廉办法。

每论及宋代官吏的俸禄水平，就是史家学者也是见仁见智，意见难以统一。如果从清代学者赵翼所述‘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来分析，似乎赵宋最高统治者对待官员无不是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了。仔细推究，赵翼言过其实多矣！

在经历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六十余年的发展之后，北宋仁宗朝物价飞速上涨。民以食为天，仅以粮食为例，斗米的价格已经是立国之初的一倍。而官员的俸禄增加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位尊权重者，收入不但是低级官员的数十倍，还会有许多名目繁多的各种补贴、津贴。这些工资基本不用的官员们，当然不会感觉到物价上涨给他们带来的生活压力。更不会体会到低级官员‘月光族’的生存窘迫情形。

千里作官，也是为了吃穿。低级官员收入有限，靠俸禄养家糊口、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也成了一种奢望。做为官员就免不了有应酬之事，在沉重的经济压力面前，有的人选择弃官经商，有的依靠借贷举债度日。这官作的不但没有前途，反而是苦不堪言。

恩荫制造成了官位的‘僧多粥少’现象，一个萝卜一个坑，虽然在朝中有许许多多的占了茅坑不拉屎的主儿，但是个官却没有位置的人仍有无数。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大家只有耐心排除等候缺额的出现。这种期盼的心理，一如棺材铺老板盼人多死一样，这些人盼的是当官的早死。而他们补缺之后，又成为别人祈盼早死的对象。如此循环不已。等的时间越久，他们的经济状况就越糟糕，甚至会出现捉襟见肘的窘相。

这样一来，心中的怨气与不满也就与日俱增。当骂了娘老子之后，终于有一天怨气上达天听。赵官家无法再坐视，为了安定大局的考虑，必须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苦无良策，惟有宋廷让这些不安定因素及早到位一途。君臣群策群力之下，还真的找到了一个权宜之计——加快官员的任免，缩短周转期。

从此之后，官员由三年一任，改为两年半，后来干脆缩水至两年、甚至更短。虽然短期内排除摇号的官员少了，但相应又出现了极大的弊端：这些官员在任期内，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政绩如何，而是处心积虑的琢磨如何刮地皮。生恐错失良机，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草民身。

其实，这些官员活的也不容易。偶尔打次牙祭、有幸吃了一次猪肉，那么当天夜里就一定会梦到八戒大战菜园子张清的情景。

如此有损国体、有辱斯文之事，最高当局岂能坐视？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减轻低级官员守选待阙时间过久、生活困难引发的吏治腐败问题，赵官家不但缩短了官员待选的时间，而且听从范仲淹所上建议，开始实行‘均公田’。希望籍此改变低级官员赤贫的现状，‘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大幅度的为官员加薪，提高待遇本来希望有利国家廉政建设，让这些低级官员稍存体面，活的象个官样。哪知道许多事情，初衷本是好的，在实施阶段却总是走样。一样的亩数田土，原本就有薄瘠之分的。名虽为‘均’，实际操作起来，却根本难以做到平均。范仲淹的均公田并没有完全落至实处，广大的低级官员在空欢喜一场之后，生活仍一如从前的贫寒。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还得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贪不占的官员，那是神不是人了！

前文中所提及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历官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通判濮州等。然而就在庆历五年死后，家中就出现了‘妻子冻馁不自胜’的困窘之情，如果不是韩琦、富弼出手相助‘分俸买田以活之’的话，还不知会栖惶成什么样子！另一位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于熙宁六年（1073年），任太常博士从七品的杭州通判之职。却因为拿不出陪嫁外甥女的钱，不得已向好友、当朝驸马爷王侁借200贯应急。

石介与苏轼有人施以援手，而那些寅吃卯粮的大多数低级官员就不会那么幸运了。众所周知，敢于借贷者不是不怕死、就是具备偿还能力的人。宋时的放贷者与今日之国有、民营银行一样，都是只认钱不认人的主儿！在利益面前，仁义道德只能算做个屁，有时候甚至屁也不是。这些放贷者敢借钱给他们，完全看重的是他们有偿还能力。如慕雨者，就是想悲壮一次被银行按倒了揭皮，也不会有银行乐意接我的卖身契。这些放贷者与借贷者，约定官员到任之后，就是欠债还钱之时。如此一来，把治平天下、泽被苍生的厚望寄予在这些人民公仆身上，实在是太过一厢情愿。这些终于等到有实职差遣的官员心底，应该是在走马赴任的途中就在寻思如何的巧立名目大肆搜敛了。这正是两宋三百余年中清官者屈指可数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简单地把吏治腐败与官员收入划为因果关系，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今日之中国人民公仆，（不知从哪里还看的出这些眼睛生在脑壳上面的群体，有一丝仆人模样？）国家政府对待他们完全可以用无微不至来做概括形容！房子、轿子、票子应有尽有，吃穿用度、居家物事等细节之处无一不体现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就是这些衣食无忧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官僚们，表现出来的贪婪与无耻已经让人们在吃惊之余，慢慢麻木。对于他们的无耻人们从最初的震惊到熟视无睹，变化之快丝毫不逊于居高不下的物价飞涨速度。

世风的偷薄，已经成为事实存在。而这些官吏居中所起的作用也同样有目共睹。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政府对待这些贪腐官员的处罚！似乎我们的法律忽然间变的极具人文关怀之精神，对于惩治贪腐竟然表现了出人意料的宽容与仁慈。不但寄希望于这些人的良心发现，而且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不了而了的做出低调处理。纵观历史可知，就是在封建历史最为黑暗的时期，统治者对于贪腐一事也是采取从重从快从严的坚决惩治，就是以最善待士子温和著称的两宋，在惩治贪腐官员的事情也是毫不手软。因为贪腐而身首异处、弃市的记载更是不绝于书。

吏治本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学问，慕雨小民本无权置喙，只因无知者无畏，所以斗胆在此发表个人观点——如果说北宋官员的贪腐行为尚属于情有可原、罪无右恕之事的话，那么当代中国官员的贪腐行为就是不能饶恕的。对待此起彼伏的贪腐官员，惟有痛下杀手诛除。此议看似鲜血淋漓，有失仁恕之道。但却是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的良苦用心！借部分人的腔血来儆示后来者，让这些欲行贪腐的官员知道国法之无情，从此心生戒惧。杀部分人，却可以阻止更多的官员前赴后继。在以生命为代价去不惜以身试法的时候，令他们头脑清醒多做些思考。对于遏制贪腐、改变世风将大有禆益！

一味的操妇人之仁，执政党也将沦为看客。当成为在野党时候，再高举反腐倡廉的大旗岂不是愚不可及？在保有统治权、还是惩治贪腐二者之间需要作出决断时候，孰重孰轻，不言自明。一切流于形势，势将成为历史的浮云。细节决定成败、吏治绝不是细节，而是大节！它决定执政党可以走多远。

18　祖宗家法

六、厚农桑。

战争，是烧钱的机器。在量入为出的农业社会中，一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首先都要保障农业的生产。在战争机器高速运转的时候，为支撑战争的继续，不论是战胜一方还是失败一方，都无一例外需要勒紧腰带过日子。当然，再穷也不能穷了赵官家与他领导下的庞大官僚队伍，何况这些官僚中早已经有人两袖清风、一屁股债了。

为应付战争，宋廷理所当然的会想到用之于民、敛之于民。国家承平时期还会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到了战时，无疑更有许多的正当理由搜刮民脂民膏。与西夏的战事，宋廷调发了各地的民夫支前。此举，严重影响到了地方的农业生产。为国戎边的范仲淹深知战争对农事的影响与破坏，现在宋夏双边关系趋于缓和，必须抓紧时间医治战争疮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庆历四年春，宋廷颁旨劝农兴水利、植桑枣，招纳逃户，开垦荒田，鼓励生育。并且把此事当成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内容，厚农桑的措施意在恢复农业、缓和政治矛盾，希望做到耕者有其田，人们安心于农事。从政策的具体落实来看，执行效果差强人意。事情与地方官的政绩考核挂勾之后，已经影响到了官员的正常升迁。是作官的无一不是想着向上进步的，有了动力之后，地方官对待此事的执行力度当然不会小，兴修水利一事在全国范围内卓有成效。

七，修武备。做为主持陕西边事的军政大员，数年的边塞生活，范仲淹有感于宋兵的作战力低下，适时的提出了修武备的建议。

从北宋立国至庆历的八十余年间，北宋的作战人员禁军与厢军的数量连年增加。宋太祖开宝年间，禁军、厢军总数计有三十七万八千人，这个数字到了仁宗庆历年间已经膨胀至了令人吃惊的一百二十五万八千人。禁军马步合计八十二万六千人，此后宋职业兵的数字又呈递降之势。名著《水浒》所言八十万禁军是据庆历年间而言，宋徽宗在位时期全国军队数字亦不足八十万矣。这个冰冷数字的背后，却透露出许多现实情况——从宋太祖朝天下军兵不足四十万来说，泱泱大国的作战部队并不是很多。但正是这不足二十万的禁军人马东征西讨鲜有败绩，到了宋太祖之后，军队人数与日俱增，战斗力却不增反降，仁宗朝时候宋军已经成了百万熊师。

令人纳罕的是，国家草创，正是征战杀伐的多事之秋。全国军人却不足三十八万，而仁宗时候，早已完成了统一数十年的和平国度却有百万军兵。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形，溯本追源，还需要从赵宋立国之初的祖宗家法说起。

赵匡胤在如愿以偿的代周自立之后，亲身经历了五代数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更迭之事，有感于此，立国之初的赵匡胤就是以防弊作为立国之法的。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保证新生政权的稳固，革除晚唐五代以来的弊政，以免重蹈覆辙。宋太祖在位的十余年里，无时不在处心积虑地思考如何防微杜渐。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更何况赵匡胤在憨直的外表下，更有一颗缜密的心。日思夜想之下，还真的让他琢磨出了一条安天妙计——这便是宋的募兵制！

据史载，一天赵匡胤令赵普等重臣献策‘可以为百代之利者’。赵普等人纷纷建言献策，赵匡胤却大摇其头，要他们‘更思其上者’。赵普几人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出什么妙策，只好老老实实地向太祖请教。

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赵普等人听的心悦诚服，不服高人有罪啊！这计策实在是高，以他们几个做大臣的还真是虑不及此。赵匡胤此举，意在把兵与民做为两个社会阶层的人完全隔离开来，彼此成为绝缘体。这一招乃是釜底抽薪的妙计，普天下的‘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帖帖然不敢出绳墨。平居食俸廪，养妻子、备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战斗，弱者给漕挽。则向之天下失职犷悍之徒，今皆为良民之卫矣。’

赵匡胤将天下失业的流氓无产者，好勇斗狠者，尽数征召入伍，转社会不安定因素为我所用。反过来皆为良民之卫。这办法确实高明的很，赵光义作为继承者，玩弄阴谋诡计还有些伎俩，根本无法超越兄长的政治智慧。只好老老实实地露布天下‘谨当遵承、不敢逾越’！

北宋王朝把天下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与蕃兵四种，禁军也称为正兵，属于主力作战部队；厢军多是海拔略低、体力略逊的，无法编入作战序列，只能在各地从事杂役，虽有兵的名，却无其实，属于打杂的。做些修路、铺桥的事情。二者都属于政府招募，按月付以薪酬、衣、粮等。一旦成为政府军，就会成为终生职业。单以禁军为例，一个禁军士兵，每年宋廷要付与百千的薪金，这个数字尚不包括将领与厢军，养兵的费用已经成为宋财政中一个最重的包袱。它所消耗的财政收入占到了百分之八十。

据蔡襄《强兵篇》记载，宋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用如此庞大的军费支出维持的禁军作战水平如何呢？先来看号称精锐的宋龙卫骑兵在对西夏作战中的表现如何：禁军精锐龙卫骑兵竟然有‘闻其间不能披甲上马者’，宋时的铠甲重量具体如何已不可知，但出现了披甲就无法上战马的战士，实在是令人错愕。而那些其他部队的表现又如何呢？‘况骁胜、云武、武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以贼甲之坚，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西夏士兵根本不用穿防弹衣，只管奋勇冲锋好了。宋军射出的箭与鲜花无异！

宋禁军已经从国初的百战精兵堕落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对小民耀武扬威、欺压良善还勉强可以，对付契丹、西夏游牧民族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在与辽、西夏接壤的边境之上，有大量少数民族聚居。宋廷按照居民户数人口，以三丁抽一，五丁抽一抽调、编制成乡兵，亦称土兵。在农闲时候加以训练，他们是专供诸路随时调用的预备役，属于机动作战部队。西夏军兵只要一听说来应战的对手是宋人禁军，辄以手加额；而听说是以土兵为主，就相戒不敢轻犯。民兵的战斗力之强，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些挣薪酬的职业军人。如果简单的把宋军事懦弱说成不是宋人不行，是XX军太狡猾了，又岂能令天下人信服？

后人每谈及两宋，总是一脸不屑地认为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似乎羞于提及，而造成这种原因一则是由于偏见与误导，但也必须承认也有它的道理。之所以会贫会弱，正是由于宋太祖所创立的荒年募兵制度。把失地、失业的人民变成职业军人，长期与寻常百姓分离。当有人民因种种问题不满现政权，奋起抗争的时候，这些从前的‘民’转而协助政府对‘乱民’进行武装镇压，成为政府的鹰犬爪牙。如此，本来应流入反政府阵营的潜在力量，华丽转身之后，竟然成了极力维护现政权的中坚力量。这正是宋禁军数量于和平时期不见减少反而却越来越多，即使是成为政府财政负担之后，仍奉行不违的真实原因。

与稳定、巩固政权相较，财政出现赤字危机也只能想办法内部消化。把这些社会不安定因素尽数释放出来，无疑将成为江水猛兽。

赵宋江山如何会有三百二十年之久？

怎么会两度灭亡于异族之手？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两宋的农民起义有着异于其它王朝的特点，而兵变此起彼伏也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一切皆如赵匡胤所料，部队在发生哗变之后，很难得到地方人民的支持，在没有折腾出更大动静就会被顺利平灭。这正是赵宋家法‘荒年募兵’制度收到成效所致，它正体现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国策妙用！

而范仲淹主张于京畿内和近辅州府招募强壮之人充京师卫士，以助正兵。这样做，可以节约部分军饷费用，但他初衷再好，却难以改变赵宋既定国策，让官家违背祖宗家法。恢复推行李唐之时的府兵制，明显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赵宋的不抑兼并土地政策已经深入人心数十年，再实施从前的府兵制，不但不合时宜，而且没有可操作性。

因此，范仲淹这一主张，甫一提出，就遭到朝臣的极力反对。在刚开始的瞬间，就匆匆结束。再高明的政治改革家，也有他的短视之处。范仲淹的出发点是立足于臣子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当然不会如最高统治者那样，一切皆从维护一家一姓的统治出发。而赵官家在变法还是守旧的取舍上，一切以权衡利弊出发，在关键问题上绝不稍作妥协。不论怎么改革，势必与时政息息相关。庆历新政的历史作用固然巨大，但从开始，改革就注定了只能是无言的结局。

19　不作官，做什么？

八、减徭役。范仲淹在推行精兵失败之后，又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简政。针对一些地方人口少而官职设置冗滥的问题，范仲淹主张载并机构。如此达到控制官员的数目，减少役人负担太重的问题。

庆历四年五月，将河南府颖阳等五县并为镇，此举触动了许多官员的切身利益。本来已经是排队等待数年都捞不到的实缺，还没有等放开手脚搜刮，就面临了下课。范仲淹此举，无疑是捅了马蜂窝！减徭役实施没有多久，就在一片反对声中，一切又重新归于平静。

范仲淹把此事想的太过简单，官员的再就业不能等同于普通工人的下岗。虽然在需要的时候会适时的提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政治口号，甚至会号召全民管你叫叔叔。可是本叔叔做来无趣的紧，自从下岗之后，再无一人理会过我的再就业问题。之所以没有表示丝毫的不满，也是因为我等小民有着与身份不对等的高度觉悟！而那些高高在上、趾高气扬久了的官员如何会甘心从此变为草民呢？这些官员对新政群起而攻之，也成了情理之事。

不让他们作官，他们又会做什么呢？

范仲淹新政提出的第九条覃恩信与第十条重命令，旨在强调增加政府诏敕政令的作用，同样也是属于整顿吏治范围之内。

许多从朝廷颁发的宽赋敛、减徭役，存恤孤贫等诏敕，虽是良意美法。只可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官有的敷衍了事，有的有意拖延不落实，更有的干脆置之不理。赵官家惠民之政，多成空谈，一些法令根本无法落至实处。

对待这些阳奉阴违的官员，仁宗也没有办法完全查办。法不责众，在许多地方还需仰仗他们。日子久了，官场上下人浮于事，尸位素餐、因循守旧成风。范仲淹请官家加重处罚力度，主张对三司、转运使、州县不能实施皇帝大赦所颁行天下的宽赋税、减徭役等旨意者；及国家新政者，皆以违制论，追究相关官员责任。一些地方将中央的政令当成耳旁风，赵官家只有三令五申的颁发诏旨催督，如此一来，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圈子。不但是小民，就是一些官员也对朝旨的朝令夕改而无所适从。针对这种情形，范仲淹相应制定了重命令。此举，是希望朝廷颁行制定条例、法令慎重。这样可以做到令行禁止，有违令者严惩不贷。只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自己一腔赤忱的新政条例推行不久，就成了过眼烟云，令人岂能不扼腕叹惋再三？人生可恨之事，莫过于此！

庆历新政的实施，是因为宋仁宗亲政以后，对内外交困的政治形势心底严重不安，也是因为范仲淹为首的力主改革集团对于时局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做为封建社会官僚地主中的杰出人物，范仲淹担心的并不是敌国外患，他认为‘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股心之疾，深可忧。’

他认为，解决目前政治危机和日益尖锐的国内阶级矛盾，首先要做的就是整顿、改革吏治。从改革官僚制度着手，推行广泛之政治改革，方可以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在范仲淹提出的十条改革建议中，除一条修武备被众宰辅之臣共同认为不妥之外，其它都得以次第颁行实施。

新政在国内一定范围内开始实施、推行，得以推行的新政中，除了厚农桑与减徭役侧重于发展经济之外，其它七条都是关于整顿吏治的尝试。而其中的明黜陟、抑侥幸更是改革吏治的重中之重。这些关系到每个官员切身利益的政令一出台，无疑是在朝中扔了一枚重磅炸弹。一石击起千层浪，朝野上下掀起了轩然大波。首先被范仲淹指为侥幸之徒的人叫嚣喧腾，率先表示强烈反对。侥幸之徒主要包括被载撤的诸路、监、司、州县官员，失去特权利益的宦官和恩荫任子制度受到限制的大官僚、贵族，特权阶层。据此看来，侥幸之徒的存在并不是个数，而是群体。这些遍布朝野的侥幸之徒上蹿下跳、迫不及待的尽弃前嫌紧密团结到了一起，希望因为反对者众的原因，让一切再回到从前，继续过那种波澜不惊的安逸宦海沉浮生活。

事情果真如范仲淹担心的那样，夏竦很快成了反对新政的领军人物。而反对派挥舞起的利器正是‘朋党’的大棒！夏竦虽在对西夏作战之时并无高明之处，然而勇于内讧的他，外战外行，内战却是个中翘楚！不出手则可，一但有所动作，就一击中的、抓住了改革派的痛脚。朋党是最为统治者所忌讳之事，尤其是在处处设防的赵宋一朝，立国之初，赵匡胤就有感于李唐因党争导致的覆亡，而深恐朝臣结党。每一项重要国策的出台，无不是贯穿着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制衡精神。到了真宗一朝，赵官家更是公然声称自己对官员的任命、升迁、罢黜，就是有意要让臣子们异论相搅的。

宋人书法艺术虽然未能超越唐人，但也留之后世有苏、黄、米、蔡，宋四大家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排名，并非是因为苏轼的书法成就居于首位，而是可能这样读来平仄合辙顺口的原因。世人对前三位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并无异议，却对排在第四位的蔡是指蔡襄，还是蔡京而争论不休。

依慕雨的粗疏理解，此蔡似应以蔡京为是。万不能因为他是大奸巨蠹的原因，而轻忽了这厮的书法成就。蔡襄书法成就斐然是真，但也是因为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推崇有关——

欧阳修与蔡襄二人的关系，也因为二人政治地位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当二人同为朝廷重臣时候，已经不能象在庆历新政时候那样在官场中公开的朋比为伴。多年的宦海沉浮，已经让他们多少知道收敛，相互之间的交往主要改为书文互动。欧阳修与蔡襄，相互之间的文墨切磋仍十分频繁。欧阳修认为蔡襄的书法‘独步当世’，以一代文宗的地位，犹借蔡襄之书以传已文。投桃报李，蔡襄当然会称颂欧阳同年的文章乃是‘并包夷夏数千里，行历周、秦、汉、魏以来数千百年……’了。

文章作的好、字写的飘逸不俗，并不能等同于政治水平高超。北宋年间这样的人物有许多，万幸的是他们生在了北宋，没有因为政治上的不成熟而失了卿卿性命。而蔡襄的诗与他的书法成就相比也不遑多让，一度曾经因为写了一首诗而引的洛阳纸贵。

20　汴梁纸贵

事情还得从范仲淹的三度被贬说起，景祐二年，范仲淹上章弹劾吕夷简，结果反而被吕夷简指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因此被贬官知饶州。朝臣余靖、尹洙上书为范仲淹抱不平，结果同遭贬官。欧阳修激愤之余，致书指责时任知谏院的高若讷，认为他身为谏官却不能就范仲淹被贬一事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现在三缄其口乃是不知羞耻。欧阳修在书信中写道：倘若你认为范仲淹当贬，那么我正是范之朋党。把信直接交由朝廷处置好了。

谏院是赵宋一朝御史台之外的另一个中央监察机构，谏院从宋仁宗一朝不再附属于别的官府，而成了一个独立的中央机构。其中长副长官名为‘知谏院’、‘同知谏院’，设立这一机构，就是要这些谏官规谏皇帝、拾遗被阙，指出朝政得失的。

现在高若讷身为谏官之首，虽有风闻言事、独立言事的职权，但他上了年纪之后，不复当年之勇，已经在考虑致仕养老之事，慑于吕夷简的威势，不愿因为一个贬谪之人而得罪权相。本来打算装个孙子保持沉默的，自己明哲保身，最多是个失职、行政不作为的事情，竟然被口不择言的欧阳修指责为无耻！遭此刺激，高若讷知耻而后勇，他并没有上表章为范仲淹鸣冤，而是当真将欧阳修的书信交给了仁宗皇帝。

赵官家见欧阳修自己跳将出来，直承为范仲淹的朋党，没有不成全他的道理，果断下旨将欧阳修贬为夷陵县令。范仲淹、尹洙、余靖、欧阳修四人先后被贬，欧阳修的同年蔡襄据此事写了一首《四贤一不肖》的诗，公开赞誉范、尹、余、欧阳修四人，批评高若讷‘司谏不能自引咎’，直指其为不肖。

被贬的范仲淹并没有什么表示，应该在上谏书之时就想到了有此结局。反到是直接上书营救范仲淹的余靖、尹洙等人对党争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正是欧阳修与蔡襄的介入，更使得党争走向扩大化，欧阳修与蔡襄二人的参与方式方法也为两宋党争之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将被贬逐之臣贴上君子的标签，而将不施以援手的谏官就指为不肖小人。这样的行为实在令人无语，根本就是一种典型的党同伐异之举。

欧阳修、蔡襄把政治立场与个人品德混为一谈，以君子自居的同时，将政治立场不同的人直接归类为小人。将缺乏客观标准的君子小人论引入了政争之中，对北宋后期那种不以立场为标准划分君子小人，以君子小人划分党派的党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史称‘景祐党争’。

蔡襄的诗对君子有党论的阐释要早于欧阳修的《朋党论》，对肇始于北宋中期的朋党论实有开创之功，更对华夏历史文明产生了影响。在此，慕雨无意臧否前贤，历史人物功过是非从来都是一言难尽的！

对于宋诗，后世经予的评价远低于宋词。这与宋诗爱讲道理、喜发议论有关，而且道理往往粗浅，议论也是老生常谈，既无情趣可言，当然读来就味同嚼蜡了。其实，持这种观点的并不是当代人才有的。南宋时候，金国的士子们就嫌宋诗衰于前古……遂鄙薄而不道了。其实，这也正是宋诗的一个特色与长处。宋诗的针对性之强，远过唐人的蜻蜓点水。宋诗的直接以诗议政，堪称地地道道的政治诗。而历史的看就会明白，以农业立国的数千年中，普通民众对于参与政治的热情直至今天也不是特别热心的，更不用说对政治诗产生浓厚兴趣了。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宋人又继往开来的创造出了清新可人的词，此举，在卿卿我我这些方面更有了远迈前人的突破。

蔡襄的这首政治诗很快就传诵于京师，宋时的商业发达，人们的商业意识远超前朝，其中自然不乏有经济头脑的书商嗅出了其中具有的无限商机，立即将此诗刊行于世。果然不出这位书商所料，该书在短时间内就荣登图书销售排行榜第一。宋王朝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在友邦契丹人的密切关注中，此事很快引起了国际友邦的注重，史载——虏使至，密市以还。

庆历初年，吕夷简罢相之后，宋仁宗启用了欧阳修、余靖、王素、鱼周询等四人为谏官。蔡襄再次诗兴大发，作诗颂道：御笔新除三谏官，士林相贺复相欢。蔡襄的诗再次引起世人瞩目。鱼周询读到此诗之后，明智的对号入座之后，知道自己并不是士林相贺的对象，主动上表请辞。宋仁宗从其请，即除蔡襄代知谏院。时称四谏！从此之后，四人帮在政治舞台上亦步亦趋，同辱荣、共进退。

鱼周询出了谏院，奔御史台，成了御史台官员。在后来秉承王拱辰之意对苏舜钦等人大打出手，应该与蔡襄的诗作有关。庆历新政的失败，与革新派人物不知团结、四处树敌有莫大关系。

宋仁宗急于改革，这时也忽略了这几人原本就是朋党。六年之前，范仲淹就是被指为朋党而第三次遭贬的，这次夏竦勾结朝中宦官旧事重提，生恐仁宗忘记范、欧阳、尹、余等人为朋党。现在范仲淹把持朝政，谏官也尽是范仲淹荐拔之人。夏竦提醒赵官家，范仲淹这样行事是以国家爵禄树私人恩惠，乃是朋党势力在朝中的再次抬头。

好在仁宗皇帝求治心切，并没有如六年之前简单的将几人贬谪了事。现在新政刚刚在全国施行，还得多多仰仗范仲淹为首的变法派官员。仁宗是个最无主见的人，虽然并没有断然出手，心下却难免疑神疑鬼。心中忐忑的他亲自向范仲淹证实此事真伪如何，问他道：寡人从前只知小人结党营私，却不知君子也结党！

范仲淹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听出官家的弦外之音，只是引经据典回道：方以类聚、人以群分，臣在陕西，见主战者为一党，怯战者亦为一党，在朝中，亦分为邪正之党。如果朋而为国，又何害之有？

范仲淹是反对朝臣结党最力之人。当初，他从西北回到京师迟迟未获重用。欧阳修、蔡襄等人连袂上书，请求仁宗皇帝罢免参知政事王举正，任命范仲淹出任此要职。对于二人的这一举动，范仲淹也认为太过分，以‘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拒绝就任。

范仲淹认为自己行事无愧天地，光明磊落。只是他的回答，却等于是主动向官家坦承自己就是君子党。这正是他素来行事光风霁月，心底无私的原因。宋仁宗做为一国之君，却不如此理解问题。他想到的是，任由范仲淹的朋党势力在朝中坐大，朋党会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的呈细胞裂变似增长。数年之后，朋党递相援引，朝野之中尽是范党。如此一来，势必会对他的君权造成威胁。想到这里，宋仁宗不由惊出浑身冷汗。

似乎为了证明夏竦的攻击不是空穴来风，欧阳修再次暴露出了他的政治不成熟——他主动授人以柄，写下了千古名篇《朋党论》。此举，本来是对反对变法派进行反击、辩驳。不过他做事有欠考虑周详。文中，不但公开承认了夏竦攻击的朋党实有其事，还振振有词道：朋党自古有之，不过有所区别的是分为小人党与君子党。小人以得为朋，是伪朋。而君子则以同道为朋，乃是真朋！

欧阳修的表现让人欲哭无泪，最后他还一厢情愿的总结道：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他的文章只是从想当然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丝毫没有虑及赵官家看到此奇文之后会作何想？好的文章虽然可观，但也如好心往往没有好报一样，会出现搬起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的后果！

21　大嘴巴欧阳修

欧阳修的文章虽在唐宋八大家中当之无愧的据有一席之地，而且成就斐然，为后人所景仰。然而他的政治智商却至多是个学前水平，既不知官场险恶，且是身处政治漩涡而不自知。《朋党论》无疑是一步贻人口实的昏招！

有一些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极力战胜困难，迎难而上；而另有部分人却是没有困难，也是人为制造出困难，继而战胜困难。毫无疑问，欧阳修就是后者。

就在他炮制出《朋党论》一文对反对变法的官员口诛笔伐之前，还做过一件欠妥的事情。史实证明——光是依靠满腔政治热忱的人来革故鼎新，推行变法只怕是痴心妄想。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来形容欧阳修与石介在庆历新政中的表现极为恰当。文章做的花团锦簇，并不代表在官场、职场上同样可以游刃有余的指点江山、臧否人物。

庆历新政之初，知谏院欧阳修就上书指出两制官中奸邪者未能尽去，同时指责两制官推荐的御史台官‘多非其才’，把攻击的苗头直指两制官与以王拱辰为首的御史台众官员。欧阳修的草率，将这些本可以与在吏治改革中互通声气，相互声援的御史台官员推上了改革的对立面。为庆历新政的夭折埋下了隐患。

王拱辰与欧阳修二人其实大有渊源，二人既是同科进士及第，王拱辰更是在这年的科场中独占鳌头。二人同朝为臣之后又有了一层新关系：两个人都娶礼部侍郎薛奎之女为妻。令人解颐的是——也幸亏薛家多女，王拱辰先娶，欧阳修后娶；（欧阳修一生三娶，二十七岁之时已经两次丧妻。胥氏、杨氏死后，续娶了礼部侍郎薛奎之女。）王拱辰在丧妻之后再娶妻妹，这种奇事，被欧阳修戏称为‘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事，其实也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留待后文细述。

按常人理解，欧阳修与王拱辰应该关系亲密才对。然而，二人政见不同，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欧阳修可归为范仲淹的革新派人物，而王拱辰却属于吕夷简一派。欧阳修的观点虽然只是代表了他个人，但因为有明道年间的朋党余波，作为与范仲淹同为四贤之一的他一言一行，都理所当然的会被视为改革派集体意志体现。欧阳大嘴巴也被世人当成范仲淹改革派的代言人，话一出口，便是覆水难收。欧阳修既不会再做奇文去解释以上观点谨代表个人，更不会如某部发言人一样：当官不贪的是奇迹，至于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对欧阳修的攻击，王拱辰表面上不置可否，但却在心底恨的咬牙。他在等待反戈一击的良机，欧阳修的上书为改革派树敌无数，从此御史台官员与范仲淹等人在朝中形同水火。王拱辰与欧阳修本是同年进士，范仲淹尚在边塞之时，正是此人率领众御史与谏官连上十一道奏疏反对夏竦为枢密使，王拱辰还曾拉着仁宗的袍袖要求官家从其请。本来王拱辰对新政并无恶感，完全可以成为范仲淹新政推行的得力助手。欧阳修的一道奏章，把他为首的一大批官员直接化友为敌。读史至此，只有感慨叹息再三了。

很快，欧阳修表章的效益显现——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权知凤翔府的滕宗谅和并、代副都部署张亢贪污‘公使钱’。

公使钱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官给，类似于今日机关单位的小金库，而又有所区别。公使钱供地方官员迎来送往，年节之时相互馈赠之用，虽然可以吃吃喝喝，用国家的钱公然送礼，但不可以成为宦囊的额外收入。

这样一来，事情具体的执行起来，如何把握尺度就成了学问。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已！

说起滕宗谅，多数读者都不知道这厮为何许人也。如果一提起范仲淹的名传千古之作《岳阳楼记》来，相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位贬谪之臣滕子京正是滕宗谅。大家心下恍然，原来是这位爷啊！这位滕子京也是位话题人物，后世有为其抱屈者，也有人认为他咎由自取。

史实却是，滕宗谅首先成了庆历新政政治斗争的牺牲，说他是贪腐官员是比窦娥还要冤上数分的。从他死后身无长物来分析，说他是个贪官难以令人信服。事情究竟如何，虽然已不可尽知，但滕宗谅因为范仲淹《岳阳楼记》一文而名垂千古，即使蒙不白之冤，又何足道哉？

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中记载，庆历年间，滕宗谅‘治最为天下第一’，滕子京应该是位官场政绩不错的官员。他勇于任事、重视教育，与范仲淹为同年进士，二人引为知己。范仲淹入京主持庆历新政，滕子京接过负责陕西边事的重任，与张亢二人深受范仲淹器重。

现在御史官员率先弹劾滕宗谅，明显是顶庄舞剑，意在范公了。范仲淹对此心知肚明，只好见招拆招，在仁宗面前又吐唾沫又发誓的力保滕宗谅绝无贪腐之事，甚至不惜提出辞去参知政事一职。

对范仲淹的曲意回护，王拱辰也针锋相对。以辞职要胁，而且说到做到立即付诸行动，第二天就不到御史台视事。赵官家在中间左右为难，事情不能就这样僵持不下，不想办法解决，大家全撂挑子成何体统？仁宗只好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取证，事情闹的沸沸扬扬，远在凤翔的滕宗谅得知消息之后，在调查组尚未到来之前，他做出了相应准备工作——把历年来公使钱出入账簿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此据司马光《涑水记闻》所载）

这样一来，没有了证据，就无法坐实滕宗谅贪污公使钱的罪。不过从他对此事的处置上分析，滕宗谅此举有欲盖弥彰之嫌！如果真的是清清白白，又何必出此下策？所以贪污挪用公款的罪名也就无法洗清了，其实从史料相互矛盾的记载中也可以推测出事情大概。但凡有政绩官声的官员，都难以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既要有政绩，又无视官场潜规则，那么只有受排挤、靠边站和卷铺盖滚蛋两条道可供选择。

在目前国情下作官，想要做到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只怕也难。良墨与否惟有心迹可知，作官但行好事，又何须注重一些虚名小节，适当的融入社会，贪点、占点，只要觉得良心上过意的去也算是难得的好官了！如果永远是一副刀枪不入的冷面孔，立足官场也难。再说政绩官声岂不是痴人说梦？天下无官不贪，信矣！

22　岳阳楼是怎么建起来的？

滕宗谅虽然抢先毁灭了‘罪证’，然而他的贬谪也成了墙倒众人推的事情。其实，高若讷之所以支使下属攻击滕宗谅，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他这一手，套用江湖中的切口就是：本大侠轻易不出手，一出手就要伤人！

滕宗谅真正被贬谪的原因，却是因为他曾经公开批评过最高领导、英明领袖。如果只是不疼不痒的说上几句还好，滕宗谅曾经不留情面的说仁宗‘日居深宫、流连荒宴’每天什么也不干，只知道纵情声色。偶尔‘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滕宗谅与他人委婉提醒不同，劝谏官家自重节欲，不是一边察言观色，一边娓娓道来。却不知为尊者讳，有一说一不留丝毫回旋余地。

亲政之初的仁宗，正是急需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的时候，岂能不勃然大怒？做为九五之尊多临幸几个嫔妃也得忍受臣下的唠叨不成？

怒不可遏的仁宗，以言宫闱事不实为名，将滕宗谅谪出京师。从罪名上就可以看的出赵官家有点太过恼羞成怒了，言宫闱事不实？难道他在临幸之时需要谏官旁观不成？坐在朝堂之上意马心猿，哈欠连天难道不是纵欲无度？结合正史、野史的记载，仔细分析就可以得知，滕宗谅所说皆为事实。

王拱辰弹劾滕宗谅正是瞅准了他有前科，现在事情虽然早已经过去了多年，但宋仁宗仍是记忆犹新。不顾范仲淹的劝谏，坚持将滕宗谅贬知虢州。而王拱辰仍本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之心，累表弹劾不已，滕子京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

滕宗谅到了岳州之后，埋首地方，悉心治理。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是金子，走到哪里都会发亮的。世间所缺的，不过是揩拭的抹布而已。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重修岳阳楼提需要大笔的资金。地方百姓就算感激父母官滕青天，踊跃前来出几个义务工还是有的。木材、砖石等物还需真金白银去购买的。这次滕宗谅不敢再打公使钱的主意了，好在他智商并没有因为贬官而有所迟滞，一番寻思之后，很快让他想出一个不走寻常路的生财之道——

滕子京派出手下官吏，布告地方：凡是有陈年旧账、呆账、死账的人家，一律报官。官府负责催讨，只是钱执行回来就不还苦主了，等于是大家赞助重修岳阳楼的善款！

在经济空前贯彻落实的北宋年间，出现‘三角债’、‘老赖’、‘白条子’、‘执行难’的经济纠纷问题不足为奇。大家本来对这些陈年死账不抱希望，这时候见滕大人出面负责讨债，也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那些欠债不还的见债权人成了官府，立刻慌了手脚。

直至今天，平民百姓都知道凡是敢于成立讨债公司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有着难以言表的深厚背景。这些人是万万不能得罪的！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尽快的罄其所有还钱，历史上有破家县令、灭门知县之说，现在滕子京更是知州大人，滕总成立的北宋第一家有着官方背景的讨债公司，甫一挂牌营业，哪个人敢触其霉头？欠债还钱乃是天经地义之事！那些欠债人不敢亲劳滕大人玉趾，主动上门如数还债。滕大人没有和他们计利息已经很给他们薄面了！

在滕子京的努力下，再建岳阳楼的资金很快到位，再建工程如期开工、竣工。庆历六年九月，应滕宗谅之请，范仲淹欣然挥笔，直抒胸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下了脍炙人口千载之久的名篇《岳阳楼记》。

从重建岳阳楼一事可知，滕宗谅这个人物绝不寻常。说他没有经济问题，慕雨持保留之态度。从他秉性来看，花的少了也不是他的性格。只要不是把钱存到瑞士银行生息，花的多点也无所谓。《岳阳楼记》刊行于世方半年，滕子京就饮恨郁郁而终。呜呼，行大事不拘小节者，滕宗谅、滕子京是也！范仲淹‘闻其凋落，痛极填膺’（慕雨按：范仲淹祭滕宗谅诔文之句）。

范仲淹在朝中面对地方官员、宦官、御史台官员的群起而攻之，心力交瘁之余，对滕宗谅被弹劾一事虽施以援手，却对他最终遭贬爱莫能助。滕宗谅的事情还一波未平，就发生了仁宗朝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水洛城事情’。这次是变法派内部的纷争，事情发生在陕西边境。究其根本，还是韩琦主攻派与范仲淹主守派之间政见之争的延续。事件双方的不克制，险些发生激烈冲突。直至引起了赵官家的严重关注，派人出面调停，才总算是平息。

范仲淹奉旨回京执政，郑戬出任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可谓位高权重。郑戬与范仲淹既同朝为臣，又是‘担挑’。因此也赞同筑城固守的办法，极力推行范仲淹的既定方针。支持手下刘沪修筑水洛城，而知秦州文彥博与知渭州尹洙都不主张筑城。事情的起因是水洛城还没有竣工，郑戬就被调离陕西。

知渭州的尹洙乃是属于韩琦主攻一派，从前郑戬在位时候，不便公开表示反对，这时候见郑戬离任，少了顾忌，立即公然反对继续筑城。刘沪水洛城筑到多半，眼见尹洙阻止之下就要功亏一篑，当然不会听从。双方互不相让、剑拔弩张，发生了严重对立。尹洙盛怒之下，居然派出手下大将狄青率兵拘捕了刘沪。

本来，主边事的几人就立项筑水洛城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郑戬的强有力支持下，水洛城修筑工程得以强行上马。在奉诏还京之后，韩琦在仁宗面前奏请罢修。又请罢四路招讨一职，改郑戬知永兴军。宋仁宗正要倚重韩琦，对他所请无不允从。改知永兴军的郑戬上表详述筑城之利，坚持依旧议筑城。

一时间，朝臣中赞同者与反对者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议者纷纷不决’。赵官家再次发扬民主，派手下去做现场调研。最终水洛城终于修筑成功，正是今日甘肃庄浪。依韩琦、尹洙之见，水洛城根本没有修筑的必要，认为是一种劳民伤财的无用功。

从史料记载分析可知：水洛城的修筑得到了地方少数民族、边民的大力支持，筑城之事是各方意愿的综合体现。而尹洙却失去理智，居然要狄青往斩不听号令的刘沪等人。好在狄青虽是一介武夫，却心思缜密，没有听从他的乱命，只是将刘沪几人‘囚之以闻’。即使如此，仍出现了‘城中蕃汉之民皆逃溃，生户及亡命等争据其地’的情形。尹洙的孟浪行为，造成边境震荡，其罪不小。

23　政坛黑马

行文至此，有必要提及范仲淹的知人善任。在陕西边境数年，他发现提拔了大将种世衡、狄青，理学名家张载。

在赵宋立国之初，最高统治者就有意引导，历经数十年的潜移默化，于北宋中期的仁宗一朝，文官政治制度得以确立。文官掌握了话语权，引领了舆论导向，朝野之上形成了崇文的风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万般中就包括了武将。自从社会有了根深蒂固的歧视、轻贱武夫风气之后，武夫们也变的不自信起来。宋廷武将整体素质出现了大滑坡，一大批怯懦无能、见识平庸的武夫充斥军营行阵。偶有异于常人者，也会落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结果。两宋最著名事例无过于仁宗朝对名将狄青、王德用、种世衡等三人不遗余力的无端猜忌和压制。

狄青最初只是普通禁军一兵。在对西夏作战之时，因为作战勇敢，总是披散着长发，戴了一个青铜面具冲杀在前，西夏军兵当者立毙。狄青这种百万军中取上将人头如探囊取物的绝世武功，让西夏人吃尽了苦头，同时也引起了经略司判官尹洙的注意。

一次，尹洙不惜自降身份主动去和狄青闲聊起来。一接触说话，才知道狄青并不是他心中认为的只是一个‘杀人机器’，而是一个很有见地的人。尹洙就把狄青推荐给了范仲淹，范仲淹拔冗亲自召见了狄青。了解之后，也觉得狄青是个可造就之材。宋夏纷争不已，正是国家用人之际，范仲淹对狄青寄予厚望。于是赠他《左氏春秋》反复叮嘱：若身为将领，不知古今之事，只是一介匹夫而已。

得到三军总帅的慰勉，狄青从此在鞍马劳顿之余，手不释卷、阅读了大量的史籍、兵书。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自从听了范仲淹的指点、开始读书之后，狄青无异是脱胎换骨，很快就声名雀起。

宋廷在与西夏争锋中数尝败绩，痛感于军事的怯懦，赵官家急需在军中树立一个榜样。正在这个时候，狄青的名气越传越远，最后竟然传到了最高当局、英明神武的宋仁宗耳朵中。赵官家对这位昔日的禁军一兵产生了浓厚兴趣，很想一睹这个传奇人物的绝世风采。索性亲自下诏要狄青入京，此举，一国之尊降旨一个禁军士兵，让那些说宋人崇文不尚武的人大跌眼镜。

仁宗本想在天下臣民面前秀一下自己爱才不拘一格之心的，哪知道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的脚步。狄青接到诏书，正要入京面圣，参加巡回讲演之际，李元昊又发起了新一轮的军事进攻。抗击侵略者的事情重过入京面圣，狄青只好暂缓起程，投身于抗战之中。等的心焦难耐的宋官家，闻讯失望之余，更增加了心底的渴慕之情。专门派出宫廷画师前往陕西境上，将狄青的模样绘制成图带回汴梁以慰圣怀。

在武夫不受待见的北宋，狄青的际遇可以说是一种偶然。然而细思之下，就可以明白狄青的偶然也有着他的必然性。狄青能从一个禁军小卒最终脱颖而出，成长为一个朝野注目、名闻中外，举足轻重的将领与当时北宋内外时政息息相关。在与西夏李元昊的对决当中，宋廷损兵折将、颜面尽失，急需树立一面旗帜提振人心、鼓舞士气。狄青不但得到名臣范仲淹的赏识，更得到了赵官家的垂青。无形中狄青身价倍增，人们迫切想要揭开这位传奇英雄的神秘青铜面具。国家需要这样的将领与西夏争雄沙场，冲锋陷阵。

狄青在北宋政界成为黑马，冉冉上升的军界新星，缘自时代呼唤英雄的需要。而当战事趋于缓和，国外国内再无战事，狄青的好日子也很快走到了尽头。套用一句时下流行的歌词，完全可以说的清狄青的心曲——不要留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在崇文抑武的两宋，武夫的最终结局不外乎有两种：一、郁郁而终，二、身首异处。与岳飞的惨烈而死相比，狄青还算幸运，至少他得了善终！

庆历四年六月，因为水洛城事件的原因，知渭州尹洙被调离，仁宗皇帝决意任狄青知渭州，接替尹洙，此举立刻在朝堂之上引发了一场强震。朝臣纷纷上表反对，这一次，无论是改革派、还是反对派，就仁宗皇帝的任命一事意见竟然出乎意料的统一，一致强烈反对，尤其是谏官余靖接二连三的上书，他认为渭州乃是国家西北重镇，从前范仲淹都不能专任其政。如今却要让狄青一介武夫主持当地军政事务，实在是难以让人接受。多年来宋祖宗家法的浸淫之下，士大夫、文臣心中早已对武夫不得专任地方一事形成了共识。

宋仁宗的草率行事，引来朝中一片反对之声，已经是一种条件反射。为了让仁宗改变初衷，余靖特意提醒官家，本朝武将整体素质低下，所以才派文臣加以镇抚。武夫只有做二把手的份，想要把这个副字变成正职，微臣不敢奉旨！

史载，余靖此人不修边幅，长期不洗澡、不沐发，衣服也不换洗。如此，日子一久，身子难免会有些异味。好在赵宋一朝并没有如蒋公中正那样提倡新生活运动，也就无人对余靖的不讲个人卫生而说三道四了。更何况余靖乃是谏官，他不去吹毛求疵别人就已经是烧高香了，朝臣哪里会自寻没趣地对他横挑鼻子坚挑眼？这样一个有味道的贤臣在仁宗面前侃侃而谈，只是这口臭、腋臭就会将官家熏倒。史料中未曾载得仁宗有重口味的嗜好，也没有罹患鼻炎，余靖的慷慨陈词对于宋仁宗来讲，无异是种痛苦的折磨。

另据史料记载，余靖因为谏阻重修开宝塔一事，宋仁宗退朝回到后宫，对左右诉苦道：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估计因为谏阻狄青出任知渭州一事，余靖的口水也没少飞溅在官家的脸上。再加上其他官员的拼命反对，宋仁宗只有收回成命。

24　狄青之死（上）

宋仁宗在位虽是北宋承平时期，却也并非是高枕无忧的天下太平。皇祐二年、即公元1050年，宋太宗时期留下的隐患爆发。侬智高攻陷两广，朝野上下震恐。仁宗决定派狄青率军平叛，言官再次纷纷上书，指出狄青做为武将，不能总督各路军马。必须另派走马承受监督制约，以免日后狄青功高震主、成尾大不掉之势。

仁宗听了众臣谏言，又没了主见。难下决断的他去问宰辅庞籍的意见，庞籍为他指点迷津：从前宋军屡战屡败，都是因为没有大将居中指挥调度作战。各路军马各自为战，如此容易被敌人趁虚而入、各个击破。陕西与李元昊用兵以来，损兵折将就是因此。狄青智勇双全，独当一面完全可以胜任。希望官家不要担心，自取败亡。一番话说的仁宗茅塞顿开，这才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任命狄青为将节制各路兵马，进讨侬智高，去争取胜利。

走马承受一职是宋设立的一个官职。属于皇帝的特派员、身份公开的特务，多由太监担任，位卑而权重，负有监察地方的职责。表面上方便中央与地方联系，实际上是朝廷派往各地方的耳目。在军中虽无监军之名，却行的是监军之实。因为有随时写内参的特权，这些人在地方颐指气使，作威作福，而地方官员生恐有什么把柄握在这些人手中，不得不放低身段，对这些奴才曲意奉承，虚与委蛇。

即使没有了走马承受的掣肘，狄青仍不敢大意。久在行伍的他，深知宋军的积弊。所以人还在赶往岭南的途中，就传令前方各部，不得擅自行动，一切行动尽听节制。

接下来发生的事，很快就证明了他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广西路钤辖陈曙贪功，不听狄青将令，趁着主将尚未到来，贸然率八千宋军向侬智高发起了进攻。哪知军功章没有捞到，却被侬智高杀的大败。宋军新败士气沮折，军心大受影响。狄青赶至岭南，端坐中军大帐开始点将，当众宣布将陈曙及其手下三十二名违令将领一律斩首示众。

赵宋自立国以来，也没有对打败仗的武将处以极刑之事。更何况是一次斩杀三十余将领，顿时三军震肃，众将股栗。有幸躬逢其盛的大谏官余靖在一边看的挢舌不下、目瞪口呆，他身上的虱子也感觉到气氛有异于平时，急忙逃遁去也。主将立威，整肃军纪之后，狄青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数月时间就平灭了侬智高的叛乱。

岭南平复之后，宋仁宗认为狄青劳苦功高，打算任之为枢密使。哪知道才露出些口风，就立刻招来了朝臣们的一致反对。这次连宰臣寄籍也极力反对，认为多赏赐狄青些钱就足矣。

庞籍对待狄青的态度，出征前后竟然表现的判若两人。仔细忖度其实所以如此，却是应有之义：在庞籍为首的文臣心目中，早有了定式思维，如狄青这类武夫，本就是不应有思想的杀人机器。如刀一样，需要时候，取出来磨砺一番使之锋利异常；等到战事一了，最好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刀呢，最好是收在鞘中，好生保养看护，以利将来再使用罢了。倘若狄青是文臣的话，自然是另当别论了。试想，文彥博只因平贝州一城之乱，就授以了宰相之职；狄青平的是广南西路，莫说是枢密使一职，庞籍主动让贤也有可能。在文人眼中，每个武将都是社会不安定因素，都有选择造反的潜在可能。所以没有起来造反，正是由于文臣极力压制的原因。现在不造反，并不等于将来不造反。只要时机成熟、条件具备，这些心怀叵测的武夫就会蠢蠢欲动。基于此想，文臣当然不会轻易听从官家的旨意，极力反对了。在他们心底，所以压制武夫，完全是出于爱护、属于一种保护性措施。这些武人最好是俯首帖耳的看文臣眼色行事。如此国家幸甚、生民幸甚，皆大欢喜。

如果说庞籍反对狄青出任枢密使一职果然是如他所言，这样做本意是对狄青的保全与爱护的话，那么力挺狄青出任枢密使的参知政事梁适，细究其本意实在是其心可诛！

做到参知政事显职的梁适，政治上仍积极要求进步本来无可厚非，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做赵宋帝国的首辅之臣。不过只是这一步之遥，宰相之位就如同美女如花隔云端。伸手似乎触手可及，可总是可望不可及的难以捕捉。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其实这句话太欠商量。一个新兵蛋子，每天在心中希望的可能是先做班长才是人之常情。做将军必须在军界熬资历到一定时候方可，梁适做为副宰相，觊觎宰相之职乃是应有之义。

依照惯例，如果宰相之位出缺，应该是由任枢密使一职的官员继任。时任枢密使一职的正是被欧阳大嘴巴指为不肖的高若讷，梁适想要绕过高若讷直接上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现在赵官家提议令狄青出任枢密使一职，使梁适看到了自己将来接任宰相之职的可能。做为武臣，官做到军委主席一职，已经是顶了天了，在赵宋朝廷不可能出现武夫出任宰相的事情。如果狄青担任枢密使，那么梁适就可以顺利上位。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眼前，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谋定而后动的梁适在朝中上下立刻展开公关，在他的不懈运作之下，狄青终于出任枢密使一职，而不肖臣高若讷的宰相梦就此破灭。

25　狄青之死（下）

狄青得以成为军界一哥，心中定然会对梁适心存感激。做为身负绝世武功的大将，他的舞台本应该在军营与沙场，却冒失的闯进了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身处政治权力中心的他，怎么会明白官场远比战场要险恶数分的道理呢？战场之上敌我阵营分明，而且多是明刀明枪的厮杀与较量，而政治斗争则敌我的界线太过模糊，你来我往、你死我活的争斗多是在觥筹交错中进行的。施以冷箭，打冷枪的可能正是站在你身后的亲密战友。为朋友两胁插刀者固然有，但更多的却是背后捅刀子的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同样适用于这种不见硝烟的政争。

狄青根本不会想到自己只是这些同僚手中政治斗争的一枚棋子而已。狄青的人生际遇，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政治嗅觉不灵敏，不能尽识官场险恶的原因。一介赳赳武夫与文臣们斗起机心来，显然是没有机会胜出的。政治的险恶不是寻常人可以尽知之事，为官难，做一个有作为的官更难。

狄青从普通一兵凭着不懈的努力，因缘际会做到了枢密使一职的高位。他的人生经历，令无数长年受压抑与蔑视的禁军士兵看到了希望。他们将狄青视为草根阶层的骄傲，北宋新兵入伍，先要在脸上或者手臂间刺字，标明部队番号。抗金英雄岳飞除了背上有字，手臂间应该也有刺字。狄青虽然成为了枢密使，却没有听从仁宗皇帝的劝说，仍保留了从前面上的刺字，以激励后来者。这样的人物当然有资格成为万众瞩目的偶像，由于名气太大，每次他出府门，外面围观的总是人山人海。禁军士兵也侧身其间，争睹狄青风采。

狄青府门外的拥堵现象，很快引起了朝臣们的严重不安。众臣子并不是去知会相关部门做好交通管制等措施，而是心中恐惧——因为狄青‘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朝臣们对狄青深受军民爱戴之事忧心忡忡，其中的代表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欧阳修这位大嘴巴。

在滁州任上做了二年的醉翁后，欧阳修改知扬州、颖州，继而丁母忧……等到再回到京师之时，已经是十余年之后的事情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十多年在地方颠沛流离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治热情：重新出任翰林学士的他接二连三上书仁宗皇帝，指出：以武将掌机密而军心人情，绝不是社稷之福！狄青虽没有什么过错，但不能保证他手下军兵不会有所图谋。万一陷狄青于不义……欧阳修只差说出太祖黄袍加身的事情怕有历史重演的可能了。未雨绸缪，为今之计只有立即将狄青出知地方，消弭祸事于未萌。否则，悔之无及！

宋仁宗仍在犹豫之时，京师中又传出了许多关于狄青的谣言，有将他与篡夺李唐的朱温视为一类的，说他家狗头上生角的……各种流言不胫而走，病中的仁宗更增疑惧之心。

狄青见自己无端成了众矢之的，知道天子脚下乃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主动上表请辞枢密使一职。宋仁宗顺水推舟，命狄青出知青州。

狄青本以为离开京师这个是非之所，耳根会清净一些。哪知道谣言纷纷是既惹不起，也躲不起。人在青州，造谣、中伤、与无端猜忌仍紧紧相伴。流言令赵官家寝食难安，听从了文彥博的建议，一个月派两次中使去青州问候起居。每次听到这些太监扯了唐老鸭的嗓子宣诏，这位曾经的大宋战神总是惶惶不可终日。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狄青活的提心吊胆、小心翼翼，终于病倒，半年之后就不治而亡。

得知狄青死去的消息，朝堂之上的君臣悬起的心终于踏实了。没有人对一代将星的殒落表示叹惋，似乎只有用死来证明他不曾有过不臣之心。只有以死明志，才可以洗涮他的造反嫌疑。狄青的死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寿终正寝，而是死在了赵官家与朝臣们的联袂迫害摧残之下。

观史可知，历代统治者从来是不惮做烹狗藏弓之事的。其间的区别只是做来隐蔽与否而已！在承平时期，狄青的存在就成了宋帝国的隐患，不设法排除这颗不知何时爆炸的炸弹，如何让赵官家君臣心安？同样是为国家东征西讨，与岳飞的兔未死、狗先烹相较，狄青还算捞到一个‘善终’。而岳飞的死，与其说是死于赵构与秦桧的陷害，不如说是死于赵宋崇文抑武的家法之下。

‘莫须有’的罪名果如神来之笔！

这个罪名同时道出了有宋一代所有武将的真实境遇。正是有了几近二百年的积淀，所以秦桧这厮才可以脱口而出。这样的杀人借口都琢磨的出来，秦桧不做宰相都有点屈才了！对风波亭岳飞的惨死，举朝文武大臣都保持了惊人的缄默，是以知杀岳飞者，非独为秦桧一人。无声就是默许，当时的朝臣尽是帮凶。

即使是没有秦桧这厮，也会有张桧、王桧、李桧挺身而出的！

26　避祸

在最高领导的英明指导下，尹洙被调离渭州。水洛城的修筑工程得以重新上马，一场改革派内部的纷争终于平息。铁的事实给了欧阳修炮制的《朋党论》绝妙的反讽，范仲淹也从中深切体会到了改革的艰难。就在他喘息未定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令他惶恐不安的事情。这次出手的人是夏竦，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是你方唱罢、我即登场，彼此之间配合默契，应该是夏竦与王拱辰之间冰释前嫌了。

好水川一战，宋军死伤万余，任福以下几十名将领战死。这次战役，张元也跟随在李元昊左右大力襄助，宋军损兵折将大败，战后，张元奉李元昊之命于界上寺壁题诗道——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诗落款为：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张元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情跃然壁间。从大宋一介籍籍无名之辈，到成为李元昊的座上宾。身份地位变化之大令他欣喜若狂，也是情理之事。只是这位被他讥为‘何曾耸？’的夏竦丢人丢出了国门之外的他虽外战外行，内讧起来却是个中翘楚。

痛失枢密使一职的他，对石介的怨恨日甚一日。夏竦日思夜想的寻思如何出一口心底的恶气，绞尽脑汁之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偷天换日’的妙计：夏竦府上有一婢女写的一手好字，夏竦有意令她临摹石介的笔体。假以时日，那婢女写出来几可乱真。

庆历四年，在他指使下，婢女模仿石介的笔迹，故意篡改了石介写给富弼的一封信。将其中关键的一句，石介劝富弼‘行伊、周之事’改为‘行尹、霍之事！’一字之差，二者意思相去不啻千里。伊尹与周公都是辅佐天子的古贤臣，而汉霍光却是行废立之事的权臣。这一字之差，不但污陷石介，而且将改革派的中坚富弼也一同攻击。一石二鸟的同时贼咬一口，入木三分。

此事很快在朝堂之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多数臣子情知其中定有蹊跷，但消息仍是不胫而走。事情很快被仁宗耳目侦知，官家对范仲淹等人结党一事仍在心底纠结不已，一听竟有此事，心中更增疑惧。照此情形，范仲淹与富弼等人的新政步步为营，现在革命居然革到了自己的头上。仁宗仔细琢磨，又觉其中有诈：石介如此行为，于理不合，去年还在为自己歌功颂德，数月后就欲行废立之事。前后所说大相径庭，这个变化委实太快。

仁宗虽是无主见之人，但并不是个傻瓜。知道事情也绝非空穴来风，深知背后定有文章。官家做起文章来虽说没有石介那样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但他仍决定要借此事做做文章。趁此机会敲敲边鼓，有必要让范仲淹几人知道目无君父的结果。仁宗皇帝心中暗自盘算，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对此事不置一辞。赵官家此举，是要范仲淹自己给他一个合理的交待。范仲淹如何会感觉不到如山的压力？自己立于朝堂之上已经是天下人瞩目的风头浪尖，继续呆在京师如踞炉火，让他焦虑不安。范仲淹想到了暂避一时，想等事情过去，事态略平复再回朝中主持变法不迟。恰在此时，陕西边事又起事端，于是趁机奏请巡边。

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离开了京城是非之地。范仲淹前往陕西途经郑州故相吕夷简居处，在经历了多年宦海沉浮之后，范仲淹对于为政又有了更深的体会，身心俱疲的他也理解了当年吕夷简为相的艰难，于是主动登门拜访。

吕夷简见他不在朝中主政，却有暇过府相访，甚是惊讶，问他道：参政不在朝中，何故至此？范仲淹不愿吐露心曲，含糊其辞推说只是经抚陕西、河东两路，事毕即刻返京。

吕夷简虽身处江湖之远，却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对范仲淹推行新政受阻之事早已有所耳闻。这时候察言观色，情知范仲淹口不由心，此时的他，早已将富贵权势看的极淡，知道范仲淹新政有益于国家，索性直言不讳道：此番离京，怎么能再回去呢？如果只是经略边事，在朝中完全可以！

范仲淹闻言如醍醐灌顶，只是事已至此，开弓没了回头箭，也只有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好了。

姜还是老的辣，吕夷简置身事外，却对朝事洞若观火：范仲淹前脚离开汴梁城，攻击新政的奏章就如雪片般飞至御前。自范仲淹、富弼二人离京巡边之后，三位也清醒过来，自己身处是非中心，已是百口莫辩，只好也主动请辞。仁宗哪有不允不理，石介出为濮州通判，翌年死于任上。石介死后不久，‘妻子冻馁不自胜’富弼与韩琦知道后，‘分俸买田以活之’。只是从此新政少了一员得力干将。

范仲淹在朝时候，有他这个大个子在前面顶着，富弼尚感觉不到太大压力。现在范仲淹离京，富弼备感压力空前，只好也上表请辞。八月，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两个新政的主脑人物相继离开，新政也处在了停滞状态，改革陷入了泥淖。

范仲淹、富弼、石介离开汴梁不久，九月，仁宗皇帝罢了晏殊的相。杜衍升任宰相。晏殊的去职，更让朝野士民产生了丰富的联想。即使晏殊自任相职以来，一直刻意保持着与新政集团的距离。然而他既是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举荐者，又是富弼的泰山大人，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因为身份特殊的原因，就算他极力想要撇清自己，人们仍很容易地把他与新政派联系起来。他的被罢相，人们更是视为改革派在朝中失势的标志性事件。

与此同时，仁宗任命陈执中为参知政事，这次他不顾谏官蔡襄等臣子的反对，力排众议，把陈执中从地方召入了中央。蔡襄等谏官只知陈执中刚愎自用、不学无术，却不知陈执中于真宗朝时就曾谏请立太子，对当今皇帝有拥翊之功。仁宗此举，既是报恩，又是任贤不避亲故。蔡襄见反对无效，心灰意冷之余，也上表自求外任。正打算对朝臣进行政治大换血的官家焉有不从之理，毫不犹豫就允从。改革派在朝中又失去了与反对派斗争的喉舌。台谏官员已经多是反对改革者，改革派的骨干基本被排挤出朝。

27　公款消费（上）

即便是这样，反对者仍在担心有一天改革派会卷土重来，为防止他们死灰复燃，本了除恶务尽之心，反对派再次对改革派在朝中的残余大打出手。这次他们将斗争的苗头指向了新宰相杜衍，杜衍虽然年纪要比晏殊还要大上十多岁，思想却并不守旧。在朝中对范仲淹等人发动的新政极力支持，出任宰相一职之后，尤其对‘抑侥幸’这一改革措施执行最力。对于那些饶过自己，直接走仁宗后门的官员一律抵制。史载，‘每有内降，率寢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请官家收回成命。本来做为新政的追随者他已经被列为了攻击对象，如今更是成了众矢之的。

范仲淹人离开了京师，新政却因为杜衍的坚持并没有完全停止。杜衍也就此成为反对派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就在夏竦表演一番之后，王拱辰再次闪亮登场。这次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了范仲淹的追随者，备位馆阁的朝臣。其中首要人物苏舜钦既是范仲淹所兴荐，又是宰相杜衍的乘龙快婿。打击苏舜钦可以起到一箭双雕、一石数鸟的妙用。而从这些新晋的馆阁之臣身上寻找突破口，正是王拱辰老练奸猾之处。

苏舜钦是仁宗朝天下知名的酒鬼，此人身材魁梧，狂放不羁。别人是红袖添香夜读书，这位仁兄却是用读书佐酒。读书也是他饮酒的开始，每读到快意之处，就会拍案大叫，为之浮一大白。

仔细检索宋词，凡是与酒有关的词作佳构数不胜数。

如晏几道的‘归来紫陌东头，金钗换酒销愁。’为了喝酒，虽然没有诗仙那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豪迈之情，但以金钗换酒销愁，也得酒中真趣矣。

苏轼：‘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观苏学士一生虽然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时候很少，却也是经常诗酒自娱，时而自怨自艾要一蓑烟雨任平生，夜饮醒复醉后忽而又张罗着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就连欧阳修也是喜欢饮酒的，既有‘人生何处似樽前’的感叹，亦有对自己一生的写照之词‘一生勤苦书千卷，万事消磨酒十分。’居然把酒与书视为同好，可见醉翁之意亦不见得不在酒中！得酒中妙趣的宋人数不胜数，借他人酒浇自己胸中块垒者有之；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有之；而因酒误事，被弹劾丢官的也不是什么奇闻。

宋士人的诗酒人生与时代背景有关，他们喜欢饮酒是闲出来的结果。宋廷的官僚队伍庞大，好多机构都是叠床架屋，如此一来，势必造成人浮于事。故此，宋词中的闲愁多是感叹落花谢了春红等青春易逝，红颜易老、人生苦短之类的颓废言语；更有闲愁恨、相思之苦，檀郎寡情之类的无病呻吟语！

后人每提及两宋，异口同声认为那是一个文恬武嬉、不思进取的年代。这样讲虽有失偏颇，却也并非是信口雌黄。在北宋真宗朝承平之时，宋官员所享受的国家法定假日为一百天。相信仁宗朝除了庆历年间边境不宁之外，其它时间的节假日应该与真宗一朝相差无几。平均三天多就会有一天是休息日，也无怪在士大夫中会发出光阴须得酒消磨的感叹。无酒不欢、无酒不成席的中国酒文化历史悠久，宋的开创者赵匡胤也是个瘾君子。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并非传奇，而是实有其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家的榜样力量无穷，士大夫与小民好饮成为风尚。有宋一代，虽对武将百般猜忌提防，对文臣待遇却十分宽松。虽然因为贪杯会误事、闯祸，不过彼时尚无酒驾入刑之说。所以有幸生活在两宋的士大夫无需太多的担心。官家推已及人，对偶尔喝多了撒酒疯、闹个酒炸的臣子最多只是一笑置之、不予深究。北宋首都汴梁城的建筑规模莫说是与今天的紫禁城无法相比，就是与汉唐的长安、洛阳相比也显的太过寒碜。非但如此，门禁也不严，就算不是什么值得大肆庆祝的普通日子，官家也会召集近臣举行酒会。君臣在一起喝的生忘形、死忘名，陶然共忘机。没有臣子担心醉酒君前失仪而战战兢兢，只管开怀痛饮。而且留宿宫中的官员也在岗位上饮酒自娱，没有律令加以限制。也不会有谏官因为饮酒而弹劾大臣。

28　公款消费（下）

赵宋立国之初，一日，宋太祖在宫中设宴款待朝中的翰林学士。这些满腹经纶的士子尽是后周遗臣，赵匡胤悉数为我所用。赵官家虽然光风霁月，并没有丝毫轻视怠慢这些二臣的意思。哪知这些人都是宦海沉浮多年的，不敢在这个昔日同僚面前太过放肆。官家频频举杯劝酒，无奈众人矜持，一场酒会略显冷清而平静。赵匡胤酒吃在口中，只觉得意兴阑珊。又坐的片刻，见众人仍是点到为止只好挥手令众人退下。众文士闻此纶音，忙不迭的离座谢恩。正在这时，殿角却传来喧哗之声。众人看时，却是翰林王著喝醉了。这时候正喝的兴起，哪里肯就此走人？本来量浅，这时候更是不胜酒力，闹将起来。赵官家见众人一脸的惶恐，示意令侍卫搀扶王著离去。哪知道他仍赖在那里不肯挪窝，衣冠不整的甩开众侍卫之后，踉跄着走到殿角屏风处，以袖掩面、放声大哭。几个与他素日交好的同僚见状，担心官家大发雷霆，急忙上前七手八脚强行架了他离去。

次日即有人上疏，说王著所以在宫中大放悲声，乃是思念前朝周世宗柴荣。原来在后周世宗朝时候，王著就深得柴荣器重，有意任他为相，令人叹息的是，正是因为他的贪杯原因，只得作罢。现在王著思及前朝旧主曾经的圣眷，酒醉之后痛哭失声也是应有之义。

哪知道赵匡胤看了奏疏，轻轻丢在一边，漫不经心道：王著一介酒徒，胸无城府。早在世宗幕府我就识得此人！他念旧也是可以理解的。

赵官家发话了，如果再有人敢嚼舌头难免会令英明领袖心下起疑：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从赵匡胤对此事的处理上来分析，他确有高明之处。一个武夫将政治玩至炉火纯青，为两宋奠定了三百余年的基石实在不是个简单的人物！赵宋草创时期，稳定压倒一切。如果穷治此事，就会令朝臣寒心，无利于他巩固政权；不予追究，既可以收拾人心，又显得自己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赵匡胤的代周绝不是一种偶尔，也并不是在陈桥受人拥戴就可以黄袍加身的。如果拿了两元还有机会可以中个500万的话，那么皇位可以这样得来的机率为零！只是赵匡胤可以将改朝换代的事情做到如此的温情脉脉，完全可以说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单是从这一方面来讲，称为千古一帝亦不为过！

赵匡胤不但没有对王著秋后算账，反而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以示不疑。而王著这个书生没有从此次事件中吸取教训，仍然没有改掉酗酒贪杯的劣习。反而变本加厉，一次宿值宫禁，又喝的忘乎所以，半夜三更拍打宫门，非要面见官家。赵匡胤见王著实在是闹的不太象话，担心长此以往，还会做出什么出格举动，将他罢为比部员外郎了事。

做为馆阁清要之臣，闲来无事也要寻个籍口共谋一醉。更何况是秋时举行的赛神会，就更应该开怀畅饮了。而且依照惯例，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饮酒，无需自掏腰包，而是公款消费。当然直接向官家伸手要酒钱还没有这个先例，这天饮酒的钱是‘承旧例以拆卖故纸钱祠神’。（据《渑水燕谈录》记载）供完神之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大家喝酒大快朵颐的钱。纸是奏邸的公文之类，北宋的物资再生利用工作做的有板有眼，节约、绿色环保意识也深入人心，这里赞一个！

苏舜钦任监奏邸，卖了纸的钱除祠神之处，当然由他支配了。史载，苏舜钦有逸才，词气俊伟，飘然有超世之格。如此人物，身边当然不乏文友与酒友。于是趁此良机呼朋引类，开怀畅饮。躬逢其盛者皆一时之才俊，与会者有王洙、刁约、王益柔、江休复、宋敏求等十几人。这些人多数是范仲淹所荐举，十几人喝的酒酣耳热，又觉的只是这样喝素酒，远不如喝花酒来的痛快。于是又召来伎女同饮，如此一来，一场酒喝的莺啼燕舞。有了这些女子秀色可餐、彩袖殷勤捧玉钟，众人便是不喝也醉了七八分。十几人喝的兴致高昂，又开始以诗佐酒。座中王益柔喝的七晕八素，乘兴做了一首《傲歌》，中有‘醉卧北极遗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之句。

众人喝的杯盘狼藉，酩酊大醉方兴尽而归。哪知人在忘乎所以之时最容易乐极生悲。几人滥饮无度，不知隔墙有耳。事情立刻被早在暗中收集黑材料的王拱辰手下侦知，王拱辰得报大喜，立即安排手下御史官员弹劾苏舜钦等十余人挟妓饮酒，诽谤周、孔的大不敬之事。强烈要求仁宗对这些人处以极刑，以正视听。

赵官家一听果然大怒：寡人尊儒重孔，为的是向世人彰显求孜孜求治的，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臣竟然敢将周公与孔夫子差遣做奴才？居然还要让自己也去搀扶！如此目无君父，是可忍，孰不可忍？仁宗皇帝盛怒之下，连夜派人将与会之人悉数捉拿，送至开封府治罪。朝臣闻讯也纷纷附和官家，其中宋祁、张方平几人更是表现的义愤填膺，上表章弹劾，尤其是作诗的王益柔罪在不赦。几人如此愤激，其实是希望通过此事借机打击范仲淹。王益柔得以任殿中丞、集贤校理，正是因为范仲淹的鼎力举荐所至。

29　不叫的狗才咬人

事件当事人苏舜钦的泰山大人杜衍因避嫌的原因不方便出面表态，这时候朝中新政派人物除了韩琦再无别人，韩琦避无可避，只得硬了头皮向仁宗当面陈情：苏舜钦几人只是醉饱之过，不宜深究；王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现在朝事急需处置的还有许多，而朝堂重臣却就此事穷究不舍，其中原由，实在是耐人寻味！一语点醒梦中人，赵官家也担心自己好不容易清除了范党，再生一朋党。前门拒狼、后门入虎，岂非不智？既作此想，仁宗皇帝便把高举起的屠刀又收归刀鞘。最终只是将苏舜钦、王益柔等十几人除名的除名，贬职的贬职，尽数驱出了京师。

苏舜钦仅比欧阳修小一岁，同时代另有与之齐名的人物梅尧臣。二人并称‘梅苏’，与欧阳修在诗文革新运动中鼎足而三。梅尧臣与苏舜钦的友情不只是建立在相同的文学主张之上，二人不但是文友，也是酒友。

梅苏二人的诗多是以表现民生、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著称于世的，梅尧臣的诗，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陶者》——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

时间过去了千年，种糖菜吃不上糖仍不是什么稀奇事。梅尧臣虽然好饮，却因阮囊羞涩无法滥饮而身体康健。苏舜钦在四十岁之时就英年早逝，应该是与他好饮不知节制与此次被贬谪有莫大关系。

王拱辰虽然并未达到预期目标，见这些人被尽数驱逐，仍无法抑制心底的欣喜，拍手称快道：此番终于一网打尽了！

范仲淹人虽不在京师，却密切关注着朝中的大事小情。得知苏舜钦、王益柔等十余人被除名贬职之后，更是心下不安。赵官家虽然并未深究此事，但自己仍难脱知人不明之咎。正在踌躇之际，十一月时候，仁宗皇帝颁旨天下，其中有‘至道之世，不为朋党。’之句，向朝野士民公开了自己欲尽去范仲淹朋党的决心。非但如此，更不点名的批评朝中大臣有‘阴招贿赂、阳拖荐贤’之事！话说的含蓄，但明眼人一看就是此语针对范仲淹而言。范仲淹一见到诏书，立即上表请辞。庆历五年正月，宋仁宗免去他的参知政事一职，命其出知邠州。

这次趁机落井下石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直装菩萨的重臣章得象。之前，他对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推行的新政在心底虽不以为然，却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反对。动物学家证实：最厉害的狗是从来不乱汪汪的那种，这种狗与那种见人陌生人动辄上蹿下跳的狂吠不止的有所不同，只咬不叫，最是令人防不胜防。而那些冲你乱吠的狗往往是心底发虚、胆怯的。

宋仁宗接到范仲淹的辞职申请，便要立刻允从。他虽做了皇帝已经有二十多年，却并不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章得象见他如此行事，在旁边提醒官家：范仲淹浪得虚名，向为天下士民拥戴，如今一请辞便立即允从，恐惹的天下人众口喧腾。认为官家这样做是轻黜贤臣，莫如暂且不允，如果范仲淹上表谢恩，就是他请辞乃是有意试探君王，其心可诛。那时再罢职，就名正言顺，让人无话可说！

仁宗皇帝听了章得象的话，心中汗颜不已。这个表面看上去沉默寡言的老头，原来竟然心底磁实的紧！做皇帝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事情，略有处置不当之处，就会惹的出许多的是非。

听从了老奸巨猾的章得象指点，宋仁宗依计而行。范仲淹的请辞原是出于无奈，并不是本意如此，改革正进行到关键时刻，自己拍屁股走人就会前功尽弃，怎么说也是心有不甘。这时候见仁宗不允，以为官家回心转意，真心挽留自己。于是果真如章得象所料上表谢恩。

仁宗皇帝一见范仲淹的谢表，更对章得象另眼相看。心底也认定了范仲淹此举是借了撂挑子为由，以退为进的要胁自己。心中得意的赵官家这次没有再犹豫，即刻颁旨罢去范仲淹的参知政事一职，将这位贤臣一脚踢出了政府。同时被罢职的还有富弼，他被出知郓州。

富弼的被罢仍是夏竦不放弃、不抛弃的努力结果。石介虽然已经作古，但仍没有逃过夏竦的攻击与污蔑。无巧不成书的是——正在所有改革派焦头烂额的时候，远在滁州地方发生了一件谋反的大要案。滁州地方有位名叫孔直温的狂生因谋反被诛，抄家时候，发现了此人与死去的石介有书信来往。贤臣远逐、佞倖得志，夏竦此时已经是任宣徽南院使的高官。石介死了，仍难消他心底的怨恨。很快朝野上下传言纷纷石介未死，而是奉了富弼之命北走契丹了，联络契丹人欲里应外合造宋仁宗的反。

30　欧阳修的羞1

赵官家本来对这种捕风捉影的话将信将疑，见夏竦说的有鼻子有眼，心底又信了数分。颠覆政权与别的事情不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为探明究竟，官家允夏竦所请：派出亲信左右会同地方官开棺验尸！夏竦为泄私忿，却陷仁宗于不义。好在时任京东转运使一职的吕居简并不糊涂，圣旨不敢违逆，但具体如何操作却是有弹性的！他提醒宫里的钦差太监：如果发棺是空的，石介举族诛戮亦不为过；如果石介的死尸真的在棺中，将如何收场？传至四方，恐惹物议。发人冢墓，非圣德事！

这位公公也是灵醒人，一听吕居简言之成理：如果自己坚持发棺验尸，官家将来下不来台，说不好会借他的人头来平息众怒了。伴君如伴虎的话可不是随便吓唬人的！下面干净了，还可以凑合着活。如果上面吃饭的家伙也没了，那可就是彻底清净了！

该公公仍不敢大意，自己的小命再要紧，须知君命难违。听从了吕居简的建议，将石介的家属、门人、参与丧葬之人传来，数百人一同结状保证：石介确实死了！

中使回京复旨，看到数百人以身家性命开具的‘石介死亡证明书’，仁宗皇帝也醒悟过来：自己被夏竦涮了，所谓石介未死之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之事。

虽然石介的事情已经被证实确是夏竦的攀污，但赵官家仍决意尽去朝中范仲淹朋党。在富弼被罢河北路安抚使、枢密副使、出知郓州之后，杜衍也被罢相。杜衍的罢相，却是新任参知政事陈执中的功劳。

最初，谏官蔡襄与孙甫二人极力反对陈执中出任参知政事重职。认为他‘刚愎不学’，恐难以担此重任。仁宗一意孤行，陈执中终于跻身执政行列。蔡襄与孙甫已经去职出知地方，陈执中一时间鞭长莫及，转而迁怒于孙甫的举荐人杜衍。趁着苏舜钦、王益柔的‘奏邸之狱’，陈执中将攻击矛头直指杜衍。说杜衍‘欺罔擅权、怀奸不忠’，此举正合赵官家之意。范仲淹、富弼等人遭贬谪，杜衍又成了新政的代言人。杜衍也成了仁宗的眼中钉，横竖看总感觉这糟老头才是范仲淹、富弼等人的‘黑后台’，隐藏在朝中的朋党残余。

官家认为杜衍在朝中‘颇张朋党之风，难处咨谋之地！’本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精神的仁宗皇帝下旨罢去杜衍的相职，将他出知兖州。

杜衍任相方百余日就遭罢黜，眼见得朝中新政派领袖与骨干接二连三的被排挤出朝，韩琦见官家逐步恢复从前旧制，知道自己如果再不开口，新法就会尽废。于是上疏替杜衍、范仲淹、富弼等人抱屈鸣不平，仁宗皇帝根本不予理会。

韩琦见上疏如石沉大海，无奈只好再思良策。还没有等他有所动作，就有人诣阙告御状，所告之人正是范仲淹、韩琦在陕西倚重的尹洙。事情还是因为水洛城，究其根本，仍是边事的战守之争、改革派内部矛盾的延续。如此一来，朝臣夏竦、王拱辰、陈执中、宋庠、贾昌朝等无不是幸灾乐祸。作壁上观的还好，更多的是于其间推波助澜，希望借此将朝中改革派人物悉数清理出朝。

尹洙因为水洛城的原因，最终被贬知晋州。韩琦本来与尹洙就是至交，现在却只能坐视他落难却不能救。情知自己再立于朝中也将是众矢之的，左思右想之后只有自请外放。这次赵官家连象征性的挽留也懒得做，就命他出知扬州。

自韩琦走后，朝堂之上坚定的改革派只余了大嘴巴欧阳修一人。做为硕果仅存的改革中坚，他也为新政做了最后的努力。上表为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等人鸣冤，奏疏上后，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将自己也暴露在了反对派的枪口之下。于是众人群起而攻之，这次是拿欧阳修的私生活说事儿。欧阳修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成了众矢之的。

众所周知，宋词之得以流传至今，是与李唐时期创立的官妓制度有关。宋沿袭李唐旧例，将从事演艺和准色情服务的女性编入一种特殊的户籍，即乐籍。这些女子必须在官府的酒会、节日娱乐活动中侑酒、歌舞助兴。许多脍炙人口、传颂至今的宋词百分之九十九是写给这些女性的，或者干脆就是以这些女性的口吻来填词。这些诗词有个专用名称——艳词！

31　欧阳修的羞2

自从词这个新生事物诞生之日起，词家多以它赠妓。而如果是写给亲密爱人，抒发一下夫妻之情的时候就是用诗不用词了。这个惯例终于被打破了，第一个吃螃蟹的正是千古风流人物苏东坡。伉俪情深的苏轼思念王弗，填了一首千古名作《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得夫如此，夫复何憾？

与王安石一样，欧阳修也有一位伟大的母亲。他四岁时候死了父亲，他的启蒙教育完全得自母亲郑氏。在缺衣少食的贫寒生活境况下，郑氏不但含辛茹苦的把欧阳修兄妹二人拉扯长大，而且用芦荻在沙地上画字教欧阳修识字。为后人所熟知的‘画荻课子’典故，正是出自欧阳修母子二人。

宋初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是史称西昆派的馆阁体文章，这种马屁诗文是形式大于内容，注重的是词藻华丽、对偶精工。读来朗朗上口，却又空洞无一物。西昆体主要人物中以杨亿、钱惟演、丁谓等数人为其佼佼者。杨亿为人刚介耿直，而丁谓则截然不同，善于阿谀奉承。传至后世的溜须之说，正是说的丁谓这厮。

欧阳修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无意间得到了一部《乾坤大挪移》的文学秘笈。原来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文集，欧阳修如获至宝，从此卧薪尝胆、废寝忘食的仔细研读。功夫不负有心人，数年后他下笔文思泉涌，一时间文名雀起，地方无出其右者。只可惜造化弄人，欧阳修参加了两次乡试无不是名落孙山。落榜之后，他一度曾经颓废不振。多亏有母亲郑氏鼓励安慰，欧阳修才重新振作起来，参加了高考复读。

天圣八年、即公元1030年，二十四岁的欧阳修进士及第，母子二人苦尽甘来。而欧阳修更是独步天下，成为文坛执牛耳者。在各类文体当中，欧阳修以散文的成就与地位最高，在北宋年间，人们就将他与韩愈并称，号为一代宗师。

据滁州地方志记载，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成文之后，‘远近争传’。当地商人都带了摹本，行走天下，遇到关卡征税，就取出相赠，以此偷税漏税，这一招居然百试不爽。从这些野史的记载中就可以得知：欧阳修的文章风行天下受欢迎的程度如何，更可知即使是负责征收过路费、税赋的小官吏亦是读书人。倘若这税官是个目不识丁、眼中只认的钱的蠢货，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至多在他的眼中是揩屁股纸罢了。说不好当时就会撕的粉碎，以天女散花的手法扔在空中，继而对这些试图行贿而又不得其法的商贾饱以老拳了。

欧阳修做为北宋年间的大文豪，为改宋初以来的浮靡文风，在他倡导之下发起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古文改革运动。虽然认为填词只是微末功夫，但他的词名也是声名远播，牢牢占据金曲排行榜的前三甲。《宋人逸事汇编》中有一则故事足以说明慕雨所言不虚！

仁宗年间，欧阳修曾经两度出使契丹。一次在契丹国中，大文豪享受了辽廷超常规格的接待。不辱使命归来的他，途经河北。时任河北安抚使贾文元得知消息之后，早早的就做了接风的准备，希望借着尽地主之谊的良机，结识一下文坛一哥欧阳修。贾文元有这样的想法，应该与他出身同进士，有自卑心理的原因。

做为食人间烟火的凡夫俗子，都喜欢别人的奉承。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人性弱点，许多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会有意无意的怀了不同目的做出投其所好的事情来。而‘投其所好’看似简单，实则操作起来颇具难度。怎么样将拍马做的行云流水一般，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拍的好的或者就此会飞黄腾达也未可知，而也有个别不擅此道者，拍马拍在了马腿之上，因不得其法而出现‘驴不胜怒、蹄之’的结果。

欧阳修是一代文章宗师，投其所好最好的办法无过于在他面前大谈文章之法。不过这贾文元虽有心结识欧阳文豪，却担心班门弄斧会弄巧成拙。他又不甘心错过这种良机，毕竟象欧阳修这种文坛达人不是可以如‘大宝天天见’的。无奈之下，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安排一场别具一格的‘工作餐’。

欧阳修有一个宋时文人士大夫共有癖好——擅风情！而且欧阳修赏花、赏月、赏佳人，与他的艳冶词一样是北宋官场尽人皆知之事。

32　风流不下流1

欧阳修取笑晏殊的词多是婉约笔写柔曼词，二人交恶也与此有关，相互攻击不已。然而历来学者谈起宋词来，都以‘晏欧’并称二人在宋词中的地位。欧阳修的词与晏殊的词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这样的句子在他的词作中比比皆是。

如果不是事先说明，会有人以为这词是柳永的作品。这种柔媚到极致的艳词会是著作等身一代文豪的作品？有人会认为这是伪作，也有人会对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说法而嗤之以鼻。事实却是——这的的确确是欧阳修所作！写艳词与他反对浮靡的文风并不冲突，文辞严谨、不苟言笑也并不等于不解风情。

这种看似不谐调之事，其实是与两宋的时代背景有关。在宋时，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实在是件太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两宋时除了官妓之外，社会上还有私营的娼馆青楼，官僚大户人家也有家伎。把两宋视为士大夫的天堂完全有道理，大家不会因为风流事而担心葡萄架会倒，社会风气使然！

直到今天，俗语仍有‘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交’来形容喜事连连。却不知这四大喜之说正是源自南宋。

欧阳修金榜题名之初，也正是他洞房花烛之夜。依常理忖度，有幸嫁得金龟婿的女子除了窃喜就是窃喜了。而食色性也，也是人之常情。新妇虽然知道丈夫满腹才华，等见到真容时候却不敢相信欧阳修生的如此随便：面白过耳、唇不著齿。继而会顿生父母误我之叹——包办婚姻害死人啊！从欧阳修一生三娶就可以知道第一任妻子对婚姻期望落空之后，一定是郁郁而终了。有理由相信，新婚妻子的失望也写在了脸上。依欧阳修的智商没有道理看不出来。

新婚妻子的言行应该严重打击了欧阳修的自尊心，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怕丑，欧阳修我腹有读书气自华啊，更何况丑也不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

新科进士、新婚丈夫欧阳修很快就得到了一份职务，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

时任西京留守的正是钱惟演，如果不是父亲吴越国主钱俶于宋太宗朝奉土称臣，钱惟演即使不能即位为君，做个太平王爷应该是情理之事。造化弄人，成为大宋官员的钱惟演可以在文人灿若星辰的仁宗朝以文胜出，足见他于文学之道有过人之处。钱惟演乃是西昆体诗人中的代表人物，这位仁兄好读书名声在外，用手不释卷来形容最为恰当。因为上厕所总是捧着本书，时间一久竟然得了便秘的毛病。而且此君有一个特殊的癖好，别人读书是默读，他却是高声朗读，越是便秘痛苦，越是读书之声朗朗。时间一久，左右只要是听到钱府的读书之声，都明白钱大人又在厕所里读书了。

无独有偶的是——据欧阳修《归田录》所载：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耳。

欧阳修与钱惟演相较之下，更多了两上。或者这也是他文学成就远过钱惟演之处的原因之一吧！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主官好文，当然会有一帮同气相求的文士围绕在身周，其中就有尹洙、梅尧臣等有志振兴古文的同道中人。大家见面寒喧并不是问‘你吃了吗？’，而是问‘最近读什么书啊？’

欧阳修来到西京，立刻和上下级打成一片。大家都有着相同的兴趣与爱好，臭味相投也是应有之义。

大家在公务之余，公署之上诗酒文会不断。欧阳修在洛阳如鱼得水，一展才华，很快在士林中打出了知名度。只是没有几天，人们就发现了欧阳修有些不对劲——他和一个官妓好上了！

情况应该是：只要这名官妓在座，欧阳修就会满面红光的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而且是‘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好到如胶似漆中的男女情热如火，眼中只有彼此，当然有时候会旁若无人了。

33　风流不下流2

这天，钱惟演按旧例设宴与僚属们诗酒自娱。到了开宴时间，大家都已经落座，欧阳修却没有按时出现。而且，那名官妓也不见身影。领导请客，下属居然敢迟到？

开会可以睡觉，可以迟到，但领导请客最好是识相点来帮趁着干点什么的好。胆敢迟到，明显是给脸不要脸了！

幸亏请客的是有涵养之人钱惟演，换作其他估计早会拍案而起了。

当他看到欧阳修与那句官妓前后脚的姗姗来迟，当着众人不便计较欧阳修‘先生何来之迟也？’转而责问那名官妓：“为什么来晚了？”

官妓托辞回答道：“天气炎热，在凉堂小睡，起来后发觉丢了发际的金钗，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慕雨注：如果这官妓答道‘别时容易见时难，一晌贪欢’的话，故事简直就太惟美了！）

钱惟演见欧阳修闪躲的目光，心下好笑，却不好意思当面点破。于是笑道：“既如此，必须欧阳推官作词一首，替你少偿过失。”

不等那官妓开口相求，欧阳修抢身上前，取了文房之物，即席填了一首《临江仙》——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

那官妓明明说金钗遍寻不见，欧阳修却又告诉众人‘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明明是在枕头旁边呢，怎么会找不见了呢？如果不是他亲身经历其间，又怎么会知道金钗是在枕旁呢？

显然，欧阳修知道这种风流韵事是好事不出门，八卦传千里的。宋人之中，私生活无懈可击者似惟有王安石、司马光等数人而已，就连后世称为两宋名臣第一人的范仲淹，也有恋雏妓的记载。与官妓交往不是什么有伤风化之事，与其成为同事间的笑料，不如索性大大方方直承其事。这样一来，大家反而不方便再说三道四了。

尹洙、梅尧臣几人见他这般才情，带头大声叫好。钱惟演也频频点头，故意让那官妓满斟了一杯酒酬谢欧阳修。然后令公库出资，补上那只丢失的金钗。

事情过后，钱惟演委婉的讽劝欧阳修要他适而可止，年轻人戒之在色！要知道这时候的他正是新婚不久，如果伉俪情深的话，又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官妓即使是生的再漂亮、才情再过人，也只有做妾的份。而且这种女子多是诗词曲赋皆略知一二的，心中只有对欧阳大人的钦慕，又哪里会嫌他生的太过随便呢！

极可能钱惟演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没有顾忌到欧阳修的感受。所以在欧阳修后来奉诏修《五代史》、《唐书》的时候，对吴越钱家痛加诋毁。是以知，以德报怨者，并非只是寻常百姓的专利。

事情虽然早已经过去了多年，但欧阳修的风流韵事仍为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贾文元虽是同进士出身，但跻身士林，不可能对此事一无所知。安排好酒宴之后，亲自唤来治下官妓叮嘱：准备一些好听的曲准备劝酒，既诚心待客，就要把欧阳修侍奉舒服了。哪知这名官妓却似浑不在意，只是口中唯唯、随口答应。贾文元见状，心中有些放心不下，又让都厅特意吩咐这官妓。哪知那官妓仍是一副不咸不淡的神情，贾文元心里拔凉拔凉的，一时无计可施，感叹再三‘关键是教育农民啊！’他以为这官妓乃是山野之人，哪里会解风情？懂什么艳词！

哪料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大跌眼镜——酒席筵前，宾主把酒言欢。那官妓‘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而且那曲唱来低回婉转，似有诉不尽的相思之意。却见欧阳修把盏静听，每当那官妓唱毕一首，不等贾文元开口，便为之浮一大白。那官妓连唱数首，欧阳修竟然连饮数杯。把贾文元在一边看的挢舌不下，待见欧阳修醉眼迷离，眼光只在那官妓身上扫来扫去，他还只道欧阳大人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矣。（慕雨注：史载，欧阳修是个高度近视，应该也有重度散光，看官妓当然是美女如花隔云端似一副色痨的样子）

34　艳词门事件

宴席散后，这官妓有无陪寢史未有载。只记有贾文元去问事情究竟，这才知道这官妓所唱的艳词，原来尽数为欧阳修大人所写。要知道宋词之所以可以流传至今，全靠的是这些官妓等从事第三产业的女性来传播的。这些官妓，即使不识得欧阳大人，但不能不会唱他所填的词。官妓当着欧阳修大唱他所作艳词，欧阳修当然会为她频频举杯了！

（慕雨注：贾文元、即贾昌朝，仁宗时名臣，谥文元。考此人为同进士出身，有辩才。庆历新政失败之后，一度曾接任杜衍出任宰相之职。欧阳修此次出使应在公元1054年之时，贾昌朝此举应该也有赎罪之意。事情原委详见后文！）

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等人尽数被贬谪，欧阳修不知韬光养晦，仍然上疏仁宗皇帝道：

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所以臣为陛下惜也！

欧阳修的奏章，惹来被他指为群邪的反对派大臣嫉恨。很快，政敌在他的冶艳词作与帷薄不修之事上大做文章，这正是北宋仁宗朝有名的‘艳词门’事件！

欧阳修有一个一母同胞的妹妹，这位美眉年幼克父、长大克夫、继而克兄，着实是个超级扫帚星。嫁给一个叫张龟正的男人没有几年，就守了寡。丈夫早死，本来没有子嗣的欧阳美妹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寡居回家的她将丈夫前妻所生的一个孩子带回家抚养。这与欧阳修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的张氏长到十五岁成年之时，由欧阳修作媒，把她嫁给了族兄之子欧阳晟。

欧阳晟在虔州司户任上被罢官，回到家中惊奇的发现——脑袋上的乌纱帽虽然没了，却被妻子戴了一顶碧油油的绿帽子。原来欧阳张氏在他不在家的时候，难耐寂寞，竟然与家中的管家勾搭成奸。欧阳晟无颜坦然面对人生中的‘帽子戏法’一怒之下，将淫妇张氏扭送至了开封府。

知开封府的官员名叫杨日严，名字中虽有一个严字，可惜却是严以律人，宽以待已。从前在知益州的任上因为贪赃枉法，曾经遭到欧阳修的弹劾。杨青天得知跪在下面的犯妇居然是欧阳修的外甥女，立刻就想到了要趁此良机公报私仇，暗中指示手下，想方设法，把案子攀污上欧阳修。

假公济私本来是杨青天的个人行为，哪知道人同此心的朝臣远不止他一人，嗅觉灵敏异常的谏官钱明逸也听说了这件事情。钱、杨二人一拍即合，钱明逸很快将此事就捅到了最高当局：欧阳修与外甥女早有奸情，证据便是欧阳修写的一首《望江南》——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间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得到上峰杨青天的授意，开封府的衙役们施展手段。在严刑逼供之下，张氏很快就承认了在自己没有结婚时候就和欧阳修之间有了奸情。现在与人通奸是惯性使然，张氏证实，这首艳词的确是当年欧阳修所作。在开封府办案人员的循循善诱之下，张氏为了少受皮肉之苦更爆出许多猛料——往事不堪回首！（此处略去若干字……）

鉴于案情重大，为正纲纪也有必要将此事彻查。欧阳修在朝野之上也有他的拥趸，开封府右军巡院判官孙揆只是劾查张氏与管家通奸之事，无意株连欧阳修。陈执中、贾昌朝等人见事情没有如他们之愿，心中大怒，再派出户部判官苏安世去复审。兹事体大，仁宗也很快得知了这件事情。为探明究竟派了宫中的亲信宦官王昭明参与复审。赵官家在心下嘀咕：这个文章作的正气凛然，被他依为肱股之臣的老先生怎么会做出如此令士林不齿的龌龊事来？

仁宗担心苏安世会趁勘察此案循私舞弊，所以又派出身边的太监来往监视。赵官家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许多朝臣确实打算趁此良机把‘艳词门’办成铁案。

35　关于太监（上）

在特定历史时期，太监做为一种刚性需求而存在。有宋一代，北宋宦官并非如史家所称的那样只是‘供扫洒而已’。他们不单纯只是皇帝家奴的身份，更多的是最高统治者的一种重要政治工具出现的。在《宋史》之中青史留名的43名公公中，曾经有统军履历的就有18人之多；出任钤辖、都监、巡检、走马承受，监视军队者就数不胜数了；更多名不见经传皇城司的小太监做的就是做一些类似‘包打听’的侦探工作，就是许多不在皇城司任职的公公，也义不容辞的担当起了千里眼、顺风耳的角色；这样的事情做的久了，小民百姓就亲切地称他们为‘狗太监’了。

对待奴才除了要经常性的‘饵以骨’之外，还要严加防范他们反噬主人。千年前的赵宋统治者明白‘绝对的权力就有绝对的腐败’，对这些没卵子的奴才既要充分利用，又要时不时收紧项圈：与文臣、武将相比，宦官的升迁颇有难度。想要爬到宦官级别中最高的正六品押班，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有五年的边任经历，带御器械五年，年龄五十岁以上，而且数十年宦官履历中不能有任何污点的。

如果一个正常公公的自宫之日按十五岁始算起，那么他必须要经历五年的军营生活，必须在最高领袖身边呆够五年，还得保证牙好、胃口好，身体倍棒、吃嘛嘛香的寿至五十之后，数十年间没有一点过错才能在众多的太监中脱颖而出。

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直至七十方可做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赵官家要求太监们在五十岁之前就要完成。

这不能责怪这些皇帝专业户，请为他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与其他朝臣相比，首先，太监不会被别有用心者施以性贿赂。他们已经具备了免疫力！太监除了喜欢钱之外，追求的东西还能有什么？更何况，哪个人是嫌钱多了扎手的呢？多多益善才是人的本性。也不要因为太监成了最高统治者的得力帮凶，而对他们这个独特群体而心生反感。这些公公们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已的。他人不作官，起码还可以做个堂堂正正大写的人。而他们在自宫之后，还是人吗？不紧密的团结在圣明领袖身周他们能去哪里？

做个合格的奴才真难！

一般人到了知天命的时候也没有了什么进取之心，更何况是少了重要原动力的太监群体。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公公们提纲主角的另一项光荣艰巨任务就是负责审理案件！许多时候，他们即使不是主审，也会抢个沙发、或者坐在板凳之上做陪审团的主要成员。赵官家任命他们临时出任这种职务，并不是这些公公在闲暇之余自学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原因，而是这些奴才会更多的体现人主意志。

有宋一代，可以说是政治最为清明的一个专制历史时期，士大夫可以对皇权说不！儒学自从成为主流文化以来，真正大放异彩的正是赵宋王朝。宋儒开创的理学，使儒学的辉煌再在汉、唐之后再攀高峰，将儒家文化渗透、传播至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宋人功莫大焉。虽然历史上因为范仲淹的事功盖过了他对宋学形成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范仲淹是宋王朝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开创者！这正是慕雨文章所要弘扬之外，南宋理学名臣朱熹如此评价范仲淹：“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从范仲淹谥号为‘文正’，就可以看的出世人对他历史作用及地位之肯定。

范仲淹被后世誉为两宋人物第一人，名至实归。

范仲淹主张‘儒者报国，以言为先’，正是基于此认识，范仲淹在入仕之后，极言敢谏，‘发必危言、立必危行’。虽然宋人的这种廷争面折精神是希望加强封建君王的自律意识，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但由此而流传下来的士大夫忠君思想仍在激励着世人。千余年前的宋儒精神，让现代的一些因循苟且，尸位素餐之徒感到汗颜。以史为鉴，更能照出肉食者鄙的丑恶面目！

千余年的宋儒这种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被深深植入了每一个后世知识分子的血脉之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只凭此一点，两宋人物就值得大书特书。实在有必要改变人们对赵宋王朝的误读！

令人叹惋的是，最高统治者从来认为：如果只是从方便使用的层面来看，奴才显然要远过人才得心应手。如此一来，许多案件在没有审理之前，就会知道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有宋一代，宦官参与审理案件敢于主持公道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万幸的是，欧阳修赶上了下面没了，良心却在的一位宅心仁厚公公。

36　关于太监（下）

苏安世与王昭明奉旨前来主持‘艳词门’的狱事，苏安世准备按照贾昌朝、陈执中等宰执的意思向王公公提议‘不如锻炼’！

苏安世并不是担心张氏在狱中出现营养不良或者消化不良的情形，让张氏加强身体锻炼。他没有安那个好心，他所说的锻炼，即是罗织罪名。

事实再次证明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无比正确性——苏安世敢于明目张胆的说出这种话来，也是有他道理的。

不久前，就在欧阳修担任河北转运使一职时候，曾出使辽国。仁宗当时给他安排了一个副手，正是这位宫里来的王公公。（慕雨按：重要职责、重要人臣身边安排一个官家的亲信太监，这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治术。太监之所以讨厌，就因为他们常常站在士大夫的对立面。其实人们不但要在打狗时候看一下主人，在骂狗的时候也需要看一下的。）对于官家放一个千里眼在自己身边，欧阳修不敢拒绝。仁宗皇帝这样做，也是源于祖宗家法。但是让自己带着一个公公去作一国使介，欧阳修发表了对此事的看法：‘以内侍为使介，国无人乎？’

北宋虽然设有隶属于内侍省的往来国信所专门负责与契丹通使交聘之事，但从目前所知史料来分析，这些太监们所作只是迎来送往，或者是做为随从暗中监视，并不是国家正式外交官员。据史料记载，宦官作使节的事情两宋只有5人。最为著名的应该就是北宋末年的史上最牛公公童贯了，即使是在朝中有‘媪相’之称，但对任命他为正使之事，蔡京也以同样的理由表示了非常之不满。宋徽宗一见自己的两个宠臣掐上了，只好居间调停，童贯最终以副使身份前往辽国。（事情始末详见慕雨拙作《覆辙——文明的挽歌》一文！）

见欧阳修明确反对以王昭明为副使，仁宗也就不再坚持。毕竟此事没有先例，自己开这个头不大好。史称仁宗是个万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人。这话虽然听着让人心底感觉别扭，但也可以知道，仁宗不是个极具个性的老板。他知道自己只配做领导，至于具体事务只有多听多信朝臣意见好了。这样的守成君主看似怯懦，但远比那些心中志存高远，做起来却眼高手低的英明领袖要强上许多的。

仁宗早把这事情忘在脑后，而苏安世却记得清清楚楚。依他的理解，官家此举意在让王昭明趁机报一箭之仇，故意送一个人情与王昭明，否则那么多没卵子的，为什么偏偏要派一个与欧阳修有过节的公公来此呢？既然已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自己就应该顺手牵羊来一个隔壁阿二不曾偷了。

苏安世太过先入为主，却没有想到看走了眼。王昭明表现出来的光风霁月坦荡胸怀，让他大感意外。王昭明随手翻阅着案件卷宗，婉转的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昭明每天在官家左右，欧阳修这三个字听的耳朵中也起了茧子。现在苏大人这样做，异日老奴难逃官家诛戳。

（史载：王昭明道：“上令某为监勘，正欲尽公道，锻炼何等语也？”）

苏安世一听这王公公绵里藏针的话，只道王昭明这样说乃是秉承仁宗的意旨。看了一眼身旁这位公公不生胡子的老白脸心中暗暗吃惊，自己人微言轻，这样做只是希几位宰执之意行事。如果一意孤行只怕会触怒了赵官家，到那时几位大人情急之下一定做出丢车保帅的事情，最终倒霉的只能是自己。况且，欧阳修与自己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也没有必要将事情做的太绝。

心中忐忑不安的苏安世，不敢再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去赌明天。只是就此把欧阳修解脱，又觉难以向几位宰相大人交待。有许多时候‘县官不如现管’，几位宰执商量着为他定制几双小鞋穿的话，这官也做的无趣的紧了。于是不再穷究‘艳词门’之事，最后以欧阳修用张氏嫁妆购置田产，却用欧阳氏的名义立田契为由表奏朝廷，了结了这桩传的沸沸扬扬的风流公案。

欧阳修因此事被贬知滁州，四十岁才出头就自号醉翁，数年的贬谪生活，须发尽白，可见当时心理压力之大。而《望江南》一词作者到底是何人，也成了一桩历史谜案。后世学者专家多有认为该词确系欧阳修所作，可惜却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而就此认为这词与欧阳修无关，显然也难以自圆其说。宋士人玩妓、赏妓是种红尘乐事，为妓女填词也是寻常之事。依了欧阳修自己的认识，这种情形不过是——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罢了！

37　君子与小人

欧阳修私生活的不检点，让他谤随一生，事情过了二十年之后，再次身陷‘盗媳门’事件。事情究竟如何？留待后文叙述！

宋士大夫的这种游戏人生心理，综合分析就会明白：大胆露骨的淫冶讴歌之词不过是他们在‘文以载道’之余的一种身体与精神放纵，一种本真的自然流露。是他们解压的一种方式，所以这只能称为风情；而那些官妓却总是把这种风情错解为爱情，这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原因而已……

做为士林翘楚的欧阳修久在江边站，难免不湿鞋。一代儒宗也是人嘛！

王昭明巧妙的假传圣旨，保全了欧阳修的清誉，也因此而名载史册。可见，太监群体里也是心地良善之辈居多。而苏安世也没有能做到两面讨好，时间不久，也被降职使用。多年之后，欧阳修在奉旨修《五代史》时候，在其中《吴越世家》部分对钱家多有贬毁之词，也与吴越钱俶后人谏官钱明逸的迫害打击有关。

欧阳修此举乃是文人心性使然，他的文章学自韩愈，也沿袭了韩愈排佛的思想。年轻时候也做了不少呵佛骂祖的事情，英雄到老皆皈佛——人到晚年的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其意为：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和一老翁。这时他始信释道之说，对年轻时候的孟浪应该有所反思了。

欧阳修被贬滁州之后，改革派人物已经被反对派尽数排挤出了朝廷。范仲淹等人所推行的新政全部废罢，一切又重新回到了从前老样子。

实施新政，宋仁宗并非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这样做是迫于内忧外患，不得以起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推行新政，是希望可以籍此振衰起弊，挽救宋帝国的危亡命运。改革是因为车到山前、迫不得已之事；尽废新法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缘故——京东、西路的兵变、民变之事渐次削平，国内动荡的局势已趋于平静；与契丹的边境争端顺利得到解决之后，和西夏李元昊的和谈也成定局。

埋首于改革之事的范仲淹几人，疲于应付来自各方的干扰，根本没有考虑到时事的变化。几个得力助手又是一派书生意气，按既定方针推行新政，而且丝毫不避朋党之嫌。

暂时摆脱了内外交困的宋仁宗，继而着手解决朝臣结党之事。既然范仲淹与欧阳修等人直承朋党之事，那就只好将这些不避朋党之嫌的君子们分贬各地了。

范仲淹与欧阳修简单、天真的把朝臣分为君子与小人两党，理论上看似无可厚非。其实仔细分析，理论正确的，实际操作起来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政治斗争的复杂与残酷远远出乎他们意料，范仲淹在最初攻击吕夷简结党时候，就已经把自己游离于潜规则之外的官场了。

把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简单的认作是朋党的原因也不尽然。但是将朝臣简单的分为君子与小人的行为，就是在人为的为改革设置障碍了。对于轰轰烈烈的新政，朝臣大多数是观望者与置身事外者。把这些人粗暴的归类为‘小人’岂不是在为改革树敌？事实证明，在所谓的君子与小人之间有许多中间派。改革的事情，最好是团结多数才能推行。只凭一已之力，任何事情也只能建立在理论阶段而难以深入开展。更何况‘君子’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者，容易被‘小人’欺之以方，最终被人主敬而远之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从某些方面来看，庆历新政的失败，与其说是反对者众的原因，不如说是自身不足的结果；庆历新政既是范仲淹等人顺应时代需求的产物，不如说是宋仁宗的个人需求。当这种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而产生动摇之时，新政的失败也就变成不可逆转之事。在改变所有的错与恪守祖宗家法相较的时候，宋仁宗理智的选择了后者。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曾经的优柔寡断、软弱无能变的不再。他虽不是具有开拓魄力的人主，但做为守成之君还基本合格。

当宋仁宗看到国家积弊丛生，急需改革的时候，立刻起用范仲淹等人、主动召见，这些求贤若渴的行为完全是顺应潮流的事情；当他看到改革遇到重重阻力、听到来自朝野上下的反对呼声，让他对改革产生严重动摇也是正常的事情。制定改革的方案容易，而具体实施起来就会困难重重。

38　吹牛的代价（上）

范仲淹推行的新政重点部分就是‘吏治’，在传统、守旧势力面前，改革的声音从来都是处于微弱状态的。在改革派成为少数派，被反对派群起而攻之时候，最高统治者出于自身政权稳固的考虑，当然会选择牺牲占少数的改革派，以换取反对派的理解与支持。

这种背叛与避重就轻的行为，对于寻常百姓来说可能会被人攻击为品质有问题，但对于宋仁宗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却正是一个合格君主的应有之义。因此，不论发起庆历新政的初衷如何，都无法避免失败的噩运。宋仁宗没有将范仲淹等改革派朋党人物诛除，而将他们贬往地方任职历练、发挥余热，也算是他‘仁’至义尽了。

就在宋廷推行新政的同时，陕西边境上与李元昊的政治斗争形势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鉴于形势，识时务的李元昊主动坐到了与宋人和谈的谈判桌前。他不打了，战争并不是他的目的，只是手段。所有的战争最终结局无一不是走到谈判桌前，不同的只是早与晚的区分而已。

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宋廷举全国之力疲于应付。而与宋廷综合国力相去甚远的西夏更是不堪重负，在战争之初，李元昊军事顺利展开的同时，还略有所得，勉强可以做到以战养战。然而随着宋廷采用了范仲淹的建议之后，宋的边策成了以守待攻。李元昊在军事上虽占据优势，但随了宋人步步为营，转战略进攻为防守的政策实施，优势也在一点点丧失。

李元昊在范仲淹坚壁清野的防御法面前，也无法继续施展他的绝世武功。连年的战争成了西夏国内脆弱经济基础不能承受的重负。与此同时，李元昊也无法漠视来自国内出现的厌战声音。宋廷有实力与西夏打消耗战、持久战，而李元昊却不敢舍命陪君子。战争需要经济来维持，新开张的西夏李氏集团有限公司财力薄弱，无法在短期内完成对赵宋集团的‘蛇吞象’计划。理智的在适当时机坐回到谈判桌前还可以保存体面，就在战事无法继续开展的时候，辽廷势力的介入，使得国际形势更朝着有利宋廷一方发展。

该出手时就出手固然是好汉，而在适当的时候选择金盆洗手更是英雄。李元昊虽然心有不甘，但情势迫人，只有低头。

辽兴宗在敲诈勒索宋人大有收获之后，转而不惜牺牲西夏利益，出面调停宋夏之间的关系，向李元昊施压命他重启‘三方会谈’。李元昊如果拒绝谈和，将有同时面临宋、辽两国军事力量合力打击的可能。以西夏国的穷家薄业，显然无法对抗这两个超级大国，与宋辽两国在同一时间叫板，无异是螳臂挡车。韬光养晦，在夹缝中委曲求全才是最佳选择。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李元昊不得不重新制定相应对策。直面现实与人生虽然痛苦，但识时务者为俊杰。

李元昊必须认真对待宋夏议和之事，如果可以从谈判桌上得到自己觊觎的一切，又何必甘冒奇险去大动干戈呢？与宋交恶开战以来，西夏国内经济极速恶化，首先经济来源中最重要的银万两、绢万匹，钱两万贯的宋廷赏赐成了泡影。宋廷关闭了边境榷场，西夏国中物资奇缺，物价沸腾，因为两个民族间的矛盾，加重了本民族内的阶级矛盾。李元昊本来希望以战养战，转嫁政治、经济危机与宋人。哪知道事与愿违：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在得到了宋人增加的岁币之后，拿人手软、吃人嘴短的辽廷与赵宋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握手，再次结为战略同盟；宋、辽、西夏三国关系的微妙变化，使李元昊备感‘鸭梨’空前。为避免腹背受敌的情形出现，与宋再开和谈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辽兴宗在宋人面前夸下海口，李元昊向宋称臣只是他一句话的事儿。哪知道，吹牛的代价之大令他始料不及——现在的李元昊已非当年吴下阿蒙，他争取自立就是希望可以在国际间增加话语权，总是做小弟能有什么前途？

李元昊在接到辽兴宗的‘圣旨’之后，先是表现出了十分的不屑，对兴宗这种背叛传统盟友的行为表示了应有愤慨之后，很快就派出使臣去与宋廷接洽议和之事。

在西夏递交宋廷的书信中，元昊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囊霄上书父大宋皇帝’。富弼对李元昊称臣于契丹而只称子不称臣的举动非常不满，提出只有李元昊称臣才能重启议和之事。蔡襄更对李元昊书信中称‘兀卒’之事愤慨不已，依他的认识，‘兀卒’者吾祖也。祖、显然是要比父高出一辈的，李元昊这是饶着圈子在占大宋王朝的便宜。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富弼、蔡襄等朝臣的表现，宋仁宗却自有见教。只要议和成功、李元昊不再公开称帝，对于文字细节上面又何必‘斤斤计较’！

39　吹牛的代价（中）

庆历四年十二月，宋夏再次达成和议。表面上李元昊接受了宋廷册封为夏国主，宋廷赐西夏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三万斤，西夏奉宋正朔，一切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从前模样。

宋人的金钱外交成效显著：对于李元昊的请和，如果宋廷上下再表现的略矜持一些，相信还可以节约一些钱财的。不过，从来不差钱的赵官家却没有等待的耐心，一心只想着息事宁人、破财免灾。

平安二字值千金，这点小钱又算得了什么！宋夏之间的议和，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实现了双赢。

出乎仁宗皇帝意料之外的是，辽兴宗从居间调停宋夏议和之事，忽然又变的反对宋夏议和。辽人前后表现的截然不同，最初仁宗错愕不解，继而大喜过望。

没有人可以在‘银弹攻势’面前保持镇定，辽廷上下在得了宋人的钱财之后，转而与西夏背盟：不但对李元昊上表‘请伐宋、不从’，反而遣使敦促他与宋廷议和。辽兴宗最终决定与西夏背盟，不能简单的认为他眼中除了眼屎之外就只有钱！做为契丹国的掌舵人，他必须综合考虑问题。宋辽交好已有三十余年历史，两国使节往来不绝于途。双边经济、文化联系日趋密切，这时候选择与西夏李元昊结盟，他并不能人辽廷带来什么利益，反而为了应付西夏的这个麻烦制造者，辽廷背负了沉重的包袱。

辽人冒着与宋人发动全面战争的风险，结果却换来了西夏与辽相侔的政治平等地位。这无论如何也是令辽廷朝野上下难以接受的事实！在实现与宋的正常邦交之后，再与西夏结盟就更失去了必要性。在利益面前，败盟之事并不会在辽兴宗的心底留下任何阴影，更不会因此而心存歉疚。

辽兴宗对李元昊表现出来的桀骜不驯感到颜面尽失，继面恼羞成怒。而李元昊对辽兴宗表现出来的背信弃义、见利忘义，也是同样的强烈不满。在宋使面前，李元昊毫不隐讳自己的内心真实：“朝廷议和，何必往问契丹？”他对宋人抬出辽兴宗来迫使他屈服深表悲愤。

李元昊对从前带头大哥的不讲江湖道义很快就还以颜色，在得知辽兴宗与宋人单方面媾和之后，他故意在辽夏边境之上制造事端，明里暗里的怂恿边境之地的部族叛辽附夏。

辽夏的边界线有一千五百余公里，在如此漫长的疆界上产生分歧争议本来也是平常之事，只是从前两国交好，一切矛盾就会因双方的极力克制而趋于弱化。当双边关系紧张之后走向公开破裂，种种矛盾就会随后爆发。边境部落问题也会成为双方冲突不断和扩散的导火索。因为族属一致、语言相同的历史原因，生活在辽境的一些党项部落对西夏有更多的归属认同感。西夏对这些部族也有强大的影响力，在羽翼未丰之前，李德明还经常违心的奉辽廷号令参加对自己同族部族的征讨。这种无条件的服从，自李元昊立国之后一切成为历史。在李元昊的支持下，辽境内党项各部落开始出现叛逃潮。这些党项羌人又在李元昊的支援下，打败了前来讨伐的契丹军兵。

辽兴宗遣使责问，李元昊态度不逊，极其傲慢：‘谓契丹为北边，又言请戢所管部落不要越界生事，失两朝欢好。’听了辽使的回报，辽兴宗不由的怒火上撞——从前的马前卒，现在胆敢不把老大放在眼中。这样做，无疑会使他在国际间的形象声望大损。盛怒之下，辽兴宗不顾群臣的拦阻决意御驾亲征。不把李元昊打的满地找牙，他就不长记性了。

辽兴宗亲率十万契丹铁骑前来与李元昊对决，辽夏双方大打出手，作壁上观的宋人就成了双方竭力争取的对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元昊顾不得再与宋廷较一时之雄长，一改初衷的主动请和，匆忙遣使向宋奉上称臣的誓表。他这样做，就是希望避免两线作战。而且和约之中宋人答应的岁赐与开放榷场也将成为他向辽兴宗叫板的本钱。

辽兴宗碍于个人形象，虽然没有要求宋廷出兵相助，但却提出宋廷不得与夏人继续议和。宋仁宗对辽夏交兵有些不敢相信，这幸福来的也太过突然了。这也正是范仲淹、富弼二人见新政受阻，急于离开是非之所的时候。事情恰逢辽夏交兵，仁宗皇帝本来就在心中担心辽、夏使诈，所以急忙分派二人前往陕西、河北等地经制边事，既可以备御辽夏兵分两路进攻，又能将范仲淹的朋党势力借机清除。

40　吹牛的代价（下）

在观望等待了一些时间之后，宋廷上下惊喜的发现——辽夏交恶实有其事，双方大战一触即发！幸灾乐祸的宋人为了坚定夏人对辽作战的信心，宋仁宗听从了出使辽廷归来的余靖建议：立即封册李元昊，使得李元昊安心全力对付辽兴宗。

辽夏大打出手，宋廷上下于其间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宋人如此举措，亦无可厚非，可以视为国际间政治博弈的你来我往而已。

辽兴宗为自己的吹牛之举付出了血的代价，损失之大，便是每天去敲宋人的猪缸也难以在短期内夺回全部损失——辽兴宗亲征，十万大军很快越过了夏辽边境，长驱直入400里向夏人腹地挺进。

李元昊不敢大意，亲自坐镇指挥军事行动。无奈辽军与宋军不同，在辽军铁骑怒潮般的冲击下，西夏军很快就溃不成军。见契丹军兵漫山遍野的杀至，真有一股‘踏破贺兰山缺’的气象。李元昊心生惧意，开始后悔自己横挑强邻的草率。只是势成骑虎，这时候已经是退无可退了。好在李元昊本是个烧杀掳掠界的高人，当然知道辽军作战的厉害所在。在做了番象征性的抵抗之后，李元昊就采取了避其兵锋、主动退却的战略战术，率部退守贺兰山捕捉战机。辽军见西夏军一触即溃，勇气倍增的同时也更生轻敌之心。

辽兴宗画作的妙笔生花，于军事一道却是一个十足的二货。不知道李元昊的败退乃是诱敌，只是一味地追击，结果数日之内再次深入西夏界百余里。战事进行的太过顺利，与之相伴的弊端尽显：辽军远至，对后勤军需之事心存以战养战、因粮于敌的念想。只是事与愿违，李元昊针对游牧民族的作战特点，相应的制定出了坚壁清野的对策——每退必尽焚其草莱！

李元昊釜底抽薪的手段直接导致了‘契丹之马无所食’。担心辽军从战场中及时抽身，李元昊再出奇招：因其退、乃许平，假意罢兵派出臣下向辽兴宗主动请降。议和可成，则会消弭大祸于无形；如果不成，也可以为自己完成对辽作战拖延时间，创造有利条件。

辽兴宗却不知李元昊狡诈如斯，以为他见辽军势大所以真心前来请和。李元昊既然知道错了，找足了颜面后的辽兴宗也就决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稍示惩戒，给他一个‘许以自新’的机会。

兴宗遣使先责备李元昊招降纳叛背盟的事情，在一番声色俱厉之后施以春风化雨——辽夏化干戈为玉帛，请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

见辽兴宗与李元昊约和之后，就张罗班师的事情。辽廷重臣萧惠感觉难以理解：十万辽兵跋山涉水，难道是为陪伟大领袖做一次难忘的远足不成？既来之，则安之。为今计之上者，莫如……

辽兴宗听从了萧惠的老成谋国之言，第二天，趁天色尚未大亮对西夏不宣而战。李元昊面对气势汹汹来袭的契丹军，指挥若定。西夏版的著名战例‘退避三舍’揭开了大幕——

李元昊率军主动战略大撤退，后退三十里以避辽军锐气，萧惠穷追不舍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灭此朝食。李元昊再次率军后撤，萧惠再追。在辽军的奋勇追杀之下，连续几天时间中，西夏军共退三次约百里。每次撤退，都‘尽赭其地，辽马无所食。’在辽军人困马乏的时候，李元昊又主动请降。

做为一个杰出的军事指挥家，李元昊在战争中学习兵法，此举深合兵圣所言‘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妙旨。见辽军将士放松戒备之后，李元昊率西夏军突然发起了攻击。面对李元昊的西夏军，萧惠却没有丝毫的恐惧。李元昊自杀式的冲锋，正好可以聚而歼之。李元昊前来，并不是和萧惠一人单挑，而是群殴。很快李元昊所率西夏军就陷入了重围，饿虎难敌群狼，更何况这狼群无边无际。

敌军围困万千重，李元昊无法做到我自岿然不动。就在他展开生产自救，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肠子也悔青的时候。天不灭曹，值此危急存亡之际，老天爷开眼了——一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改变了战局！

41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鸣镝乱飞、喊杀震天、遍地尸身狼籍的战场上忽然漫天舞黄沙。狂风卷集着乌云，荒凉无垠的戈壁变的天错地暗、飞沙走石，铺天盖地的沙尘呼啸而来。正在舍生忘死冲杀的契丹军慌了手脚，眼睛也无法睁开这仗还怎么打啊？

与契丹兵截然相反的是，西夏军多数是生于斯、长于斯，对漫天飞舞的黄沙早已经是见惯不惊了。李元昊暗呼侥幸，急忙趁天助我也的良机，率军展开了疯狂的屠戳。西夏军根本不需用刀去砍了，只需趁风扬沙子就可以战胜对手了。战场形势在瞬间发生了惊天逆转，契丹军乱作一团，大家争相逃命，现在比拼的不再是杀敌勇气，而是比哪个人的轻功了得。脚下黄沙被败退的辽军踩的荡起了更多的沙尘，大家都低了头如无头苍蝇一样乱窜，所有人担心的并不是这样漫无目标的逃跑会撞到西夏人的刀枪，而是担心自己跑的不是足够的快，无法超越身旁喘息如牛的同伴。史载，辽军大败，因此而‘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

李元昊得理不让人，无暇顾及打扫战场，挟战胜之余威就势向辽兴宗御帐所在的大本营发起来了进攻。胆寒之余的辽军一败再败，辽兴宗‘单骑突走、几不得脱’。辽兴宗鸡没有偷到，险些把本金也全部蚀了。

慕雨猜测，李元昊完全有能力做到‘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辽兴宗得以逃出生天，并非是他凌波微步素日勤加修习的结果，而是李元昊没有胃口消化他这样大的战利品，得饶人处且饶人，也好将来见面。所以‘纵之去’，是有意放走了辽兴宗这个漏网之鱼！政治在有些时候，也要考虑到推己及人。还需遵从江湖道义，明白‘出来混的，早晚是要还。’的道理。

把辽人皇帝也俘虏了，契丹倾国来攻，李元昊就算是有三头六臂，只怕也无法抵挡。适当的给对手留有余地，既有利于自己在江湖中扬名立万，也可以避免四处受敌，自取灭亡之道。

辽兴宗本来希望一战彻底解决李元昊的精锐，哪知道李元昊在双方尔虞我诈的交锋中技高一筹。艺不如人的兴宗如意算盘落空不说，还被昔日的小弟痛扁。此一战，因为发生在今日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地区，所以史称‘河曲之战’。是役，辽兴宗损兵折将不说，近臣也被西夏军活捉了数十人，连女婿也成了李元昊的阶下囚，夏人缴获的辎重器物堆积如山。

河曲之战不久，李元昊主动遣使向辽兴宗请和。为了表示诚意，不但没有象对待其他俘虏那样把兴宗女婿鼻子割掉，还把他完璧归辽。辽兴宗即使是对李元昊恨的咬牙切齿，但新败之余，一时间难以发动第二次对西夏的作战。万般无奈之下，勉强答应了西夏人的请和。

担心新败会引来宋廷的轻视与嘲弄，辽兴宗故意隐瞒真相，派人在宋辽边界张榜公告，大肆吹嘘此次征夏的战绩。没有不透风的墙，辽军被李元昊杀的‘舆尸重伤者，自西相继而至。’的实情，早已被宋人在辽境谍者上报了朝廷。辽兴宗的面子工程，却落的颜面扫地。辽兴宗欲盖弥彰的行为，更成了国际间的笑谭。

李元昊在与辽人相互交换俘虏之后，把其余的尽数施以劓刑，向宋仁宗献俘。此举与当年孙权杀关羽之后将头奉与曹操同理，摆明了就是嫁祸于人。宋廷君臣都是熟读史书之人，哪里看不穿李元昊的包藏祸心。元昊的捷报收下，拒绝接收俘虏，这样多没有鼻子的契丹人，实在是不好笑纳。

其实李元昊这次可以战胜辽兴宗，是应该好好的谢谢宋人的：首先，宋人与他适时签订了和约，使他没有了后顾之忧，也不用担心会腹背受敌的；其次，宋人不但为他提供了急需的物资与钱财，还数年如一日的为西夏军充当陪练。正是因为广大的西夏军战士经过与宋多年战争的洗礼与磨砺，在实战中锻炼提高了作战技能，才将契丹军打的满地找牙的。宋人这种陪上人、赔上钱，不计得失，不求回报的高尚精神感动天、感动地、也感动了李元昊，最终促成了双方的和议！

李元昊在三败宋军之后，随机应变、指挥有方再次取得了对辽作战的胜利，河曲之战也成了他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颠峰之作。他在战胜之后，立即不失时机的主动向辽兴宗请和，更是他政治手段日趋成熟老练的表现——

42　自作虐、不可活（上）

多年的对宋作战，已经使国内经济面临崩盘。国内各种不满声音高涨，这一切在军事胜利的掩盖下可以逐一化解。倘若对辽作战失利，他不但有身亡的危险，而且新成立的西夏帝国亦难逃覆灭的厄运；对辽的作战胜利，既有对手辽兴宗的优柔寡断，也是因为辽军承平日久，军事作战技能减弱的原因。在国际间，西夏的综合国力既不能也宋相比，与辽相较也相距甚远。战胜求和，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河曲之战李元昊的胜出，奠定了宋辽夏三国鼎立格局的形成。

辽兴宗率十万辽军远征，却落得损兵折将大败而逃。是役，暴露出契丹军的软肋，曾经纵横天下无敌手的契丹铁骑从此风光不再。反观西夏军，在李元昊正确战略思想指导下，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机动灵活的在运动战中相机消灭敌人，重创辽军。河曲之战过后，检讨战败原因的辽廷不得不重新审慎对待西夏政权，重视辽夏漫长边境的防务。重熙十三年、即公元1044年十一月，辽兴宗从西夏败归，改云州、今日山西大同为西京。显然，这样做是意在加强西南防务，镇慑西夏所采取的亡羊补牢之举。

辽夏之间的大战，以李元昊的完胜结束。心中吃惊、沮丧，后怕的不仅是辽兴宗，宋廷上下对战事的结果也瞠目结舌，李元昊的大获全胜虽然有自天佑之的因素，但是役中西夏军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之强确实令人生畏。

庆历八年，李元昊龙游大海，时年四十六。在权臣没藏论庞的授意之下，众臣拥立刚满周岁的谅诈为帝。上元昊庙号为景宗，尊谅诈生母没藏氏为皇太后。西夏遣使向宋辽告哀，宋廷与辽廷皆遣使慰奠。宋廷中有人主张趁西夏主少国疑时候兴兵讨伐，陕西安抚使程琳竭力反对。他认为‘幸人之丧，非所以柔远人，不如因而抚之。’

宋仁宗本来就不是个喜欢生事之人，这时见有人持此异议，也就乐的就坡下驴，遣使册谅诈为夏国主。宋人操妇人之仁，不愿意做伐人之丧的下作事。辽兴宗却不如此认为，四年前的军事失利，一直以来在他心底记忆犹新。李元昊虽然死了，但可以找他的儿子秋后算账。何况这时候的西夏国中‘母后干政，外戚专权’，正是用兵的良机。

辽重熙十八年、即公元1049年，兴宗再次发动了第二次伐夏之战。数路大军越过边境，气势汹汹来报数年前丧师辱国之仇。西夏人再次故计重施，坚壁清野严阵以待来犯之敌。辽军无法通过打草谷的传统方式筹集军需粮草，只好自备给养，运输的‘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为报仇辽人这次投入了大本钱。历史悲剧不幸重演——深入不毛之地的辽军主力，因为辽统军大将萧惠的自大轻敌，又一次被西夏军杀的大败。

主力部队作战失利，其它几路辽军亦无功而返。西夏人在大败来犯之敌后，主动提出议和。辽军事上失利，无力短期内大举，只好又一次同意议和。两次的战败，给辽夏双边关系蒙上了阴影，产生的裂痕只有靠时间来愈合。辽廷也对双方关系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极力扶持西夏周边的吐蕃势力对西夏进行牵制。

经历了祖、父两代人苦心经营，传到李元昊手中的党项羌人终于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区。随了实际控制区的扩张，李元昊的野心急剧膨胀，加快了称帝自立的脚步。公元1038年，自以为时机成熟的李元昊正式称帝，建立了西夏帝国。在形成与宋辽鼎足而三的政治格局时候，李元昊表现出了一个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雄才伟略。与宋、辽争锋之时，丝毫不落下风。成了宋仁宗、辽兴宗的梦魇。

他的英年早逝，却是因为自身猜忌、凶鸷、暴戾的缘故。没有死在沙场上，却死在了儿子的剑下。父子相残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李元昊是英雄，而英雄最难过的是美人关。好色是男性的通病，李元昊妻妾后妃众多。称帝以后更是变本加厉的寡人好色，因为欲壑难填，终于身死名灭，为人所笑。

李元昊的一些举止在宋人眼中看来，非但是难以理解，简直是禽兽不如。李元昊心狠手辣，可以将自己的生母鸩杀。有其父必有其子，李元昊之子敢用剑砍父亲，完全是一种青出于蓝的行为，有样学样而已。

西夏大庆三年、即公元1038年十月，李元昊称帝之时，就公开立长子宁明为皇太子。令人称异的是，太子却是心慕华夏文明之人。他有更高的人生追求，喜欢道家辟谷之术的太子希望可以功夫有成之后，白日飞升、肉身成仙。可惜的是，投错了胎的他却生在了帝王家，无法做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未能得到高人指点的他，自以为是胡乱修飞道术，竟然练的走火入魔。辟谷的功夫终于练成，人却因不能进食而死。宁明的死可能是因为他得了厌食症的关系，慕雨奉劝减肥中的男女，健康第一，减肥的最好办法无过于运动。操之过急反而会欲速则不达！

43　自作虐、不可活（下）

老大成仙去了，老二顺理成章的成了第一顺位继承人。而且老二宁令哥生的酷肖父亲，深受李元昊喜爱，被继立为太子。等到儿子成年，李元昊就开始为他张罗婚事。帝王家的婚姻之事只能是政治联姻，李元昊为儿子选择的佳妇乃是党项大族没移氏之女。

哪知道李元昊一见没移氏之后，惊为天人。本来是为儿子娶妇的事，竟然变成了为自己纳后。可能李元昊认为儿子年轻，来日方长。他预知了自己来日无多，希望可以尽可能的多享受一下艳福，基于此认识，本来应是儿媳的没移氏成了他的第七任正式配偶。

宁令哥见未婚妻摇身一变成了自己的小妈，事情变化、身份变幻之快令他措手不及，情何以堪啊？纵观史籍，如此荒唐的事情并非个例。无一例外的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无不伴有宫廷、人伦之变。李元昊也未能逃过劫难——

李元昊在笑纳了儿妇没移氏之后宠以专房，称为新皇后，在天都山为之大起行宫。对国主的这种无耻行径，士民钳口，朝臣更是保持了应有的沉默。元昊宠妃、太子宁令哥生母野利氏的兄长（一说为叔父）野利遇乞对野利氏长门冷落心下不满，不时有牢骚之语。风言风语很快就传到了李元昊的耳中，本就对野利遇乞心有疑忌的李元昊动了杀机。

宋夏战争之时，野利氏的两个兄弟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是李元昊的左膀右臂。兄弟二人不惧矢石的冲锋陷阵、功勋卓著，宋人对此二人恨之入骨。青涧城屯扎的宋军就如锲入西夏境内的钉子，令西夏人寢食难安。野利兄弟与种世衡各为其主，也在边境上演了一幕幕斗智斗勇的好戏。本来对野利氏兄弟早有猜忌的李元昊堕入宋人反间计之中，自断臂膀，将野利旺荣、野利遇乞斩杀。

皇后野利氏本来是向李元昊哭诉二人死的冤枉，希望丈夫为自己家族主持公道。哪知道事与愿违，又为自己找来了新的情敌——杀了野利二人之后不久，李元昊明白过来也后悔莫及。听了野利皇后的请求之后，就派人寻访野利兄弟亲族以示抚慰。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就找到了野利遇乞之妻没藏氏。没藏氏为避祸，躲入了庵中出家为尼。李元昊见她一袭缁衣仍难掩绝世风采，立时就魂不守舍，很快一对男女打的火热。未已，没藏氏为他诞下麟儿，这就是后来继承皇位的谅祚。

李元昊先是与没移氏如漆似胶，继而与没藏氏恩爱异常。野利氏见李元昊如此行止，难免口出怨言，传至李元昊耳中，喜新厌旧的李元昊索性将她废黜，幽居在冷宫。宁令哥先是娇妻被夺，很快母后被废，心中充满了对李元昊的怨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一切被没藏氏兄妹看在眼中。为了给尚在襁褓中的谅祚争夺帝位的继承权，琢磨出了借刀杀人的妙计。

第二年的上元夜，李元昊喝的烂醉如泥，被没藏讹庞撩拨的失去理智的宁令哥下定决心趁此良机弑父。宁令哥持剑闯入李元昊卧室，在父亲的积威之下，宁令哥心中胆怯。闭着眼睛向李元昊狠狠砍去，却只削去了李元昊的鼻子。巨痛之下，李元昊长声惨呼。听得外面脚步声杂沓，宁令哥慌了手脚，丢了剑扭身就逃。宁令哥径直来投没藏讹庞，以为此间是藏身的安全之地。怎知没藏府第不是避风港，他冒失闯入正是自投罗网。

没的藏躲的宁令哥与他的母亲被一同处死，罪名是谋逆。李元昊因为鼻创血流不止，辗转呼号数日之后，不治而死，遗令由从弟委哥宁令继位。人亡政息，此时的朝政大权已经尽在没藏讹庞掌握之中，朝臣们只有顺其自然，拥立刚满周岁的谅祚为帝，从此西夏国中军政重权，尽在后族没藏氏掌握之中。由此发端的母后干政、后戚专权，也发展成了西夏政治史的一个特色。

李元昊的死，与他的好色固然有关，但更多的却是疑忌之心所致。猜忌心使得李元昊疑神疑鬼，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称帝之后，战争‘所获器械鞍马，皆归元昊，其下胥怨，无所厚获。’审视历史，中原农耕民族很少在与游牧民族的PK中占上风，原因有许多，撇开农耕民族喜欢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安土重迁不说，可以实现耕植自给的农民，即使刀架在了脖子上也有人会选择放弃抵抗，说他们会主动攻击他人，既是勉为其难，更加让人难以置信；而游牧民族具有侵略性，一者他们生产资源结构不同，二来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要弱，所以他们非常乐意自带干粮去捡现成便宜，弓马娴熟更他他们的强盗行为动作起来事半功倍。

从前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一忽悠，一声口哨，追随者云集，大家都愿意跟着带头大哥越境生事抢掠，习惯了这种没什么就去抢的杀人越货生涯。等李元昊称帝之后，好处大家不能共享，辛苦却要比从前付出的要多。这样一来，虽然短期内不会出现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但其他部族已经对李元昊有了抱怨之词。集团内部的这种不和谐声音，甚至厌战心理，也正是李元昊为什么不惜再次称臣，急于与宋议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