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王朝——在英国的流亡生活

身着将军制服，皇帝离开了被围困的地方，去见普鲁士人。在一个破败简陋的小屋子里，俾斯麦接待了这个战败者，试图与他达成一致，但并未成功。由于拿破仑三世表现得不屈不挠，他们只能与摄政的皇后进行谈判。尽管皇帝将剑放在了胜利者的脚下，但他拒绝与俾斯麦签署全军的投降书，他仍然希望军队的局势会有好转。从他的举动来看，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王朝统治也要尽力保全法国。在与普鲁士国王一次短暂的会面后，普鲁士决定将他带到威斯特伐利亚位于卡塞尔附近的威廉高地宫，也就是六十年前热罗姆统治过的地方。囚禁之路漫长而痛苦，精疲力竭的皇帝甚至出现了尿血的症状。不仅病痛让他无法得到喘息，精神上他也一蹶不振。在悲惨的流放之路上，他只有破败的房间可以落脚休息，在那里，他独自流着泪给欧仁妮写信。在出发去卡塞尔的第二天，即1870年9月4日，第二帝国被共和党控制。帝国的覆灭可怕而无情。当卡塞尔的总督见到丧权的皇帝时，他看到的是一副“死气沉沉、没有表情的面具”。被悲伤的阴影笼罩的拿破仑三世在普鲁士人的手里待了六个月。几个星期内，人们都在谈论帝国的复辟，因为俾斯麦厌恶共和党人。但当巴赞将军最终投降时，皇帝的希望彻底地破灭了。在法国，波拿巴主义者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失去的影响力无可估量。1871年3月1日，新的议会在波尔多聚集，并以多数票通过了对拿破仑三世的废黜，并认为他应该承担战败的全部责任（只有6名代表反对废黜皇帝）。在3月19日签订了和平协议后，色当的战败者被释放。此时，帝国已是法兰西的一个回忆。而另一个帝国——德意志帝国则在凡尔赛宫的镜厅被宣布成立，多么令人刺痛的羞辱。法国将割让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两省，并向德国支付巨额赔款。

在考虑过回到瑞士的阿伦南堡后，皇帝最终在英国肯特（Kent）的奇斯尔赫斯特（Chislehurst）得到了庇护。这几个月里，他都有欧仁妮的陪伴。当皇后与被囚禁的他重聚时，拿破仑三世十分冷漠地接待了她。几个月以前的政治危机他并没有完全忘记。随后，这对夫妇还是变得融洽了起来。在逆境中，他们团结一心。经受了这么多的考验后，这个男人第一次得到了情感上的安慰。在他最后的流亡中，皇帝一直与家人在一起，尤其是他最心爱的儿子。此外，他还远没有陷入贫困的境地。在帝国覆灭之前，欧仁妮成功地将数百万的财产转移到了国外，并卖掉了自己在西班牙的地产。多亏了她的预防举措，这意外的财产让这个皇室小家庭依然有60多个仆从围着他们转。在家人的围绕中，被废黜的君主又开始沉迷于写作的乐趣。他乐于在夜晚散步，生活似乎终于平静了下来。面对法国媒体的攻击，他以一种轻蔑的沉默来回应。恢复了健康与生机的他甚至又有了回归的愿望。尽管他曾被精英们谴责，但或许人民还会支持他？在那些出于信念或是利益来拜访过他并鼓励他回归的人当中，充满信心的路易－拿破仑让鲁埃为他安排了重回政治舞台的机会。由此，“号召人民党”（le parti de L'Appel au peuple）被创立，但波拿巴主义者的内部分裂已经如毒药一般地发散，这使得他们的声音难以被听见。不仅如此，民意也普遍认为皇帝应对帝国战败负全部责任，这就让他无法以任何民主的方式回归；而且，1872年的议会选举结果也令这位候选人感到失望。

这种反对声不仅没有使他放弃，反而使他恢复了阴谋家的雄心壮志，让他重新开始梦想“厄尔巴岛的回归”。于是他开始认真考虑去鼓励和煽动里昂地区的支持者，以压倒共和党的势力。他的计划很明确：他前往瑞士，越过托农（Thonon）附近的国境线，然后来到尚贝里（Chambéry）的据点。整个行动风险很大，但对于他来说，就算死亡也比苟活在英国的乡村里，让灵魂饱受战败的折磨更有意义。“在我身上能够发生的最糟糕的事，也不过是像那个可怜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一样被枪杀，但这也比死在流亡中值得。”他不断向周围人说道。然而，结石的病痛却阻碍了他进行最后一次冒险。翅膀被折断，这只鹰就飞不起来了。堵塞他膀胱的这个结石每天都在让他的行动愈加不便，直到无法动弹。当时的医疗技术可以为他进行手术治疗，但这种治疗存在极大的风险。这颗鸽子蛋虽然会消失，但病人也有可能因此丧生。在长时间的犹豫后，他的医生决定在1873年1月2日为他施行手术。第一次的手术干预以失败告终，结石顽强地抵抗住了医生的手术刀。而第二次手术后，他的肾脏和尿道出现了严重的炎症。1月6日，极度虚弱的拿破仑三世又被送上了医生的手术台。几个小时后，医生终于切碎了他的鸽子蛋。最后，手术似乎成功了，但皇帝也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的疼痛强烈到用氯仿与鸦片都无法缓解。此外，他的膀胱中依然残存着无数的钙质碎片。1月9日，他的情况忽然恶化，脉搏跳动异常缓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医生的意见是给他进行第三次手术。10点45分，他的肾脏停止了工作。拿破仑三世去世了，享年64岁。就像他的伯父一样，他死在了英国的流亡生涯中。

在他的死讯公布后，巴黎的媒体并没有吝啬对他尖刻的批评。比如《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就为他发布了一段无情的墓志铭：“这个男人，他曾给我们美好的幻景；但正是这个幻景，让我们最终输得彻彻底底。”然而，他的葬礼有超过6万人参加。除了他伯父遗体的归来之外，法国还没有任何君主拥有过如此的影响力。如伯父一样，他最后也未能善终，更糟糕的是，他的名字被人遗忘了。如今看来，虽不必唤起对他的崇拜，但至少也需要对他的统治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就像第一帝国的史诗不能用滑铁卢的灾难抹去一样，色当也不能掩盖这个非凡的男人为法国带来的二十年进步。毫无疑问，他是那个时代真正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