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机械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关系

在很多历史书里有一种倾向，往往把我们这里所说的机械革命和工业革命混为一谈。机械革命是人类经验中的一种全新的事物，发生于有组织的科学的发展，像农艺的发明或金属的发现；而被称为工业革命的社会和财政的发展，则已有过历史的先例，在起源上是和机械革命迥然不同的。

这两种过程一同前进，不断地相互影响，但在根基上和实质上它们是不同的。即使没有煤，没有蒸汽，没有机械，也会产生某种可以说是工业革命的东西；但在那种情况下，它大概会更加紧跟罗马共和国末年的社会和财政发展的路线。它会重演失去土地的自由耕作者、伙役劳工的劳动、巨大的地产和巨大的金融财富以及带有社会破坏性的财政过程的故事。

甚至工厂方式，也是在动力和机器之前产生的。工厂不是机器的产物而是“分工”的产物。在水车被用于工业生产过程以前，有训练的受剥削的工人们就已经在制造女帽、硬纸箱、各种家具，以及彩色的地图和书籍插画等等。罗马在奥古斯都时代，已经有了工厂。例如，新书是在书商的工厂里，向一排排的抄写员口授而写成的。关心笛福著作和菲尔丁政治小册子的研究者应当体会到，在17世纪结束之前，英国已经流行一种想法，即把成批的穷人赶进厂房，使他们为自己的生活而集体劳动。甚至早在莫尔的《乌托邦》（1516年）里，对此也已经有所暗示。工厂是一种社会发展而不是机械发展的产物。

直到18世纪中叶以后，西欧的社会和经济史，实际上是走回公元前最后三个世纪罗马国家的老路。美洲在很多方面是一个新的西班牙，而印度和中国则是一个新的埃及。但是欧洲的政治分裂，反对君主政体的政治动乱，平民的抗拒，也许还有西欧的才智更接近于机械观念和发明，这些都把这过程转入了一个崭新的方向。主要是亏得有基督教，使人类团结的思想在这个较新的欧洲世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加以政治权力又不那么集中，因此精力旺盛的人急于求富，非常乐于把对奴隶和伙役劳动的观念转到机械动力和机器的观念上来。

机械革命，机械发明和发现的过程，是人类经验中的一种新事物。它不顾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及工业的后果而径自前进。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却和人类大多其他事务一样，过去和现在却因机械革命引起的人类状况的不断变化，而使它受到的改变和偏转越来越深。一方面是罗马共和国较后几世纪的财富的积聚，小农夫、小商人的消灭和巨大的财政局面，另一方面是18、l9世纪非常类似的资本的集中，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机械革命所带来的劳工特性的深刻差别。

旧世界的动力是人力，事事主要靠愚昧的驯顺者的肌肉的推动力，另辅以少许兽力，如以牛的曳引、马的牵引等作为补充。哪里有重物要抬起来，把它抬起来的是人；哪里有岩石要开采，把它凿开来的是人；哪里有田地要耕种，把它耕犁的是人和牛；罗马时和轮船相当的是划桨的帆船，装有流汗划手们的桨座。

在早期文明中，人类的绝大部分都被当成机械一般的苦力来役使。动力开动的机械起初似乎并没使这种愚笨的苦役得到任何解除。大帮人力被用来挖掘运河，修筑铁路路堑和堤坝，等等。矿工的人数急增。但方便的设备的范围和商品的产量增加得更多。随着19世纪的进展，新局面的明显的道理才更加清楚地表现了出来。人类再也不必只成为到处滥用的动力源泉了。一架机器所能做的，比一个人能机械地做出来的更快且好。现在只有在那些必须发挥选择力和智慧的地方，人才是需要的。人类只是作为人类，才被需要。先前一切文明所赖以支撑的做苦工的人，绝对服从的家伙，头脑都成为多余的人，对于人类的福利都是不必需的了。

不但最新的冶金工序，就连农艺和采矿那种古老工业也是这样。在耕犁、播种和收获上，快速的机器前来代替了过去需要数十人才能做的工作。在这方面，美国领导了旧世界。罗马文明建立在廉价和贬低了的人力上，而近代文明则是在廉价的机械动力之上重建起来的。一百年来，动力日廉，而人工日贵。如果说大约等待了一代之久在矿坑里才有机器，那恰恰是由于人工一时还贱于机器的缘故。在诺森伯兰和达腊姆煤矿开采初期，人工是这样不值钱，以致对死于矿祸的尸体进行检验，都被看作是异常的事情。为了改变那种事态，就需要工联主义了。

这种用机器补足和代替体力劳动的总的趋势，在人类事务中是一桩头等重要的转变。在古代文明中，富人和统治者主要的挂虑是维持充分的做苦工的人。当时除人力外别无财源。随着19世纪的进展，聪明的管理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平民是比苦工更好一些。即使仅仅为了保证“工业效率”，平民也必须受教育，他必须懂得自己是在干什么。

从基督教最初的宣传时起，民众教育在欧洲就一直在暗暗发展。这正如在亚洲，伊斯兰教传到哪里，哪里的民众教育便暗暗发展起来，这是因为必须让教徒领悟一些使之得到拯救的信条，必须使他们诵读一点传达其信仰的圣经。基督教内部争夺信徒的论争，也为民众教育的收获进行了耕作。

例如在英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各种教派的纷争和抓住年轻信徒的需要，产生了许多夜校和主日学校，以及一系列争夺儿童的教育组织，如英国“非教派”学校、教会的国立学校乃至罗马天主教小学等。

较早、较不开明的制造商对其自身利益没有远见，憎恶并反对这些学校。在这方面，贫穷的德国又领先于其更富有的近邻。不久，英国的宗教教师发现图财逐利者和他们站在一起，对平民意外地热心起来，如果不是教育他们，至少也是“训练”他们，使得经济效益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19世纪下半叶，是整个西方化的世界民众教育飞速进步的时期。而上层阶级的教育却没有取得相同的进展——当然，有些进展，但很不相称——这样，迄今把世界分成读书人和不能读书的大众的巨大鸿沟，在教育水平的差别上就变得小得多了。在这种进程背后，就是机械革命，它表面上似乎不顾社会的状况，但实际上却坚持不懈地在全世界彻底消灭了一个全然是文盲的阶级。

罗马共和国的经济革命从未被罗马的平民清楚地理解过。罗马的普通公民对自身所经历的这些变化，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了解得这样清楚和广泛。而工业革命在它继续走向19世纪结束时，就已被受其影响的普通人越来越明确地看作一个整体的过程，因为他们如今已能读书、讨论和互相交流，因为他们可以到处游历并观察事物，而过去的平民是绝办不到的。

在本《史纲》中，我们已仔细地指出普通人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的意志和思想的阶级的逐渐出现。作者相信，“普通人”的群众运动遍及相当广大的地区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由于有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种布道者的宗教及他们对个人自尊心的坚持。

我们已经引述过作为开创一个社会历史新时期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平民的热忱。不过，在19世纪以前，就连这些群众运动也较受限制。从威克利夫时代以后，农民的平均主义暴动都局限在一定区域的农村社会，它们只缓慢地蔓延到受同样势力影响的地区。当然，城镇工匠也有骚乱，但只是地区性的。

法国革命中焚毁的城堡，并不是推翻一个政府的农民的举动，而是因政府被推翻而得到解放的农民的举动。巴黎公社使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城镇工匠初露头角。比起1830年以后任何西欧群众来，第一次革命中的巴黎群众是非常混杂、思想原始和野蛮的。

然而机械革命不仅促使全体居民受到教育，而且它导致了大资本主义和大规模的工业改组，这在普通人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特殊的思想体系，以取代过去目不识丁的平民单纯的困苦的顽抗和可怖的暴乱。

我们已经注意到，工业革命怎样使制造者阶级这个迄今居于中间而成分复杂的阶级，分裂为两个部分——雇主和雇工。雇主富足到可以同金融、商业和土地所有者阶级混在一起；雇工的处境每况愈下，跟纯粹的伙役和农业劳动者日益接近。在制造业雇工地位下降的时候，由于农业机器的采用及个人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地位上升了。

到19世纪中期，学识渊博的德籍犹太人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指出，由于占有财产的资本家集团的不断集中，工人阶级的组织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分等，以代替过去比较复杂的阶级体制。财产，就其作为一个权力而言，已经积聚在比较少数的大富翁即资本家的手里；同时，有少量或没有财产的工人们，即马克思叫作“被剥夺者”或“无产阶级”——此词系误用——也有一个大的混合，他们必然要发展一种共同的、和富人们的利益相冲突的“阶级意识”。

正在融合为新的被剥夺者阶级的各种较旧的社会成分，它们之间教育程度和传统观念上的差别，暂时似与上述那种笼统的概括相矛盾；各行各业小雇主们、农场主们等彼此之间的传统观念及它们与工人们的各种工匠的传统观念全然不同；但是，随着教育的传播和书籍的降价，这种“马克思式的”概括愈来愈容易被人接受了。

这些本来除共同的贫困外别无关联的阶级，其生活逐渐提高或降低到同一的水准，迫使他们读同样的书籍，受同样的不便。到了19世纪之末，为了反对积累利润和集中财富的阶级，各种各类的穷苦和无产的人们彼此互相团结之感，变得更加明显了。手艺人和户外操作工人之间、穿黑色上衣的和穿工装裤的人之间、穷牧师和小学教员之间、警察和公共汽车司机之间，旧有的差别正在消失。他们都得购用同样的便宜家具，居住类似的廉价房屋；他们的子女开始混在一起，互通婚姻；总的说来，老百姓们要成功地上升到上层社会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所预言的阶级战争，即被剥夺的群众反对少数侵占者的战争，尽管他并不那么鼓吹这种战争，至少在某程度上已被事变所证明。反驳马克思的人，有时会说在许多近代社会中，有积蓄来投资的人占的比重增多了。这些积蓄用术语说多少是指“资本”，而它们的所有主多少是指“资本家”，这就被认为是和马克思关于财产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里的论述相抵触的。马克思随便地用了许多名词，而且选择得也不好，他的思想比文字好。当他写到财产的时候，他指的是“作为一种权力而言的财产”。小投资者对其所投的资本，只有非常小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