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你是这样的西晋——真正的开始



曹魏咸熙二年八月，司马炎继位晋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西晋的故事终于正式开始了。

司马炎，字安世，人如其字，他真的安定了三国乱世。

司马炎是贵族出身。他的爷爷司马懿自不必说；他的叔父司马师是高平陵的阴谋家；他的父亲也是在西蜀边关喝了几年风，南征北战多年才从哥哥手里接过了基业。相比之下，承爵之初的司马炎还只是个三十岁的没什么经验的年轻人。但是，司马炎是个不一般的人，他很聪明，聪明得有些过头。

司马炎继承爵位之初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父亲的葬礼规格问题。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应不应该以天子之礼下葬。

关键时刻，一个人出面决定了大事，他就是石苞。石苞和邓艾的起家方式很像，都是司马懿提拔的人，石苞直接提出应该以天子礼仪下葬。

咸熙二年，司马昭死，以天子礼仪葬于崇阳陵。

安葬了父亲，司马炎算是正式上台了，上台之后，司马炎的第一要务就是稳定人心，其实他面对的问题和曹丕很像。曹丕当年就曾面临这个问题，他的父亲留下了一大帮功勋卓著、手握重权的功臣宿将，而他很难控制这帮人，于是曹丕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办法——称帝。

称帝，一方面可以给这帮老人加官晋爵，另一方面也可以培植自己的势力，让自己的根基稳固，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法。外加司马家掌握曹魏国政二十多年，代魏时机早已成熟，称帝也是顺理成章，众望所归。

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司马炎逼迫魏主曹奂禅位于己，即位称帝，国号大晋，改元泰始，官方语言是雅言，治国方针是“孝”。

禅位的那套程序颇为复杂，先得各地祥瑞（麒麟、凤凰等）现世，然后群臣劝进、三让受之。再选个黄道吉日，召集四方臣属、内附的少数民族以及藩国，司马炎开坛祭天，然后说一番魏德衰、晋有大功于魏的话（确实有点道理），然后当着四方少数民族以及群臣的面接受魏帝的禅让，大赦天下。其实这都属于禅让称帝的基本步骤，而司马炎接下来进行了一系列深远的政治安排，决定了未来几十年的天下格局。

首先，是对魏室的处理。

历史上，对待前代亡国之君，项羽直接杀了已经表示归顺的子婴，王莽对待被他篡位的孺子婴可以说是极其残忍，不仅夺走了他的一切权力，甚至禁止别人和他说话，导致孺子婴的情商和智商受到了严重限制，话都说不明白。曹魏篡夺汉室虽然文明了不少，封刘协为山阳公，待遇还可以，但是过程也是十分惨烈的，杀人夺玺。而一直被我们视为废一帝杀一帝的司马氏一族，居然是中国历史上对待亡国之君最好的。

司马炎先是将曹奂迁居到金墉城（司马氏专门安置废帝废后的地方），封曹奂为陈留王，食邑万户（基本等于中等封国），宫室安排在邺城，允许他使用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祭祀礼乐都仿照魏初制度，一切如旧，上书不称臣，受诏不拜。意思是他还是皇帝，只是没权而已，好好安度晚年就行了。而且，司马炎做到了善始善终，曹奂一直平安地活到了惠帝时期，西晋官方谥号“元皇帝”。在亡国之君里面，我没见过比这还好的待遇，比这还好的谥号。

有趣的是，司马孚在送曹奂去金墉城的时候痛哭流涕，表示自己永远是魏臣。

虽然司马孚表示自己是魏臣，但是，对这个为大晋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三爷爷，还有许多在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时期付出汗马功劳的宗室们，司马炎是必须要优待的，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二个政治安排——封王。这是决定西晋命运的措施之一。

司马炎首先追尊宣王司马懿为宣皇帝，景王司马师为景皇帝，文王司马昭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为皇太后，所住之宫名崇化宫，这算是安排了皇室。

剩下的就是安排藩王了。封皇叔祖父司马孚为安平王；皇叔父司马干为平原王，司马亮为扶风王，司马伷为东莞郡王（地点在山东），司马骏为汝阴王，司马肜为梁王，司马伦为琅玡郡王；皇弟司马攸为齐王，司马鉴为乐安王，司马机为燕王；皇从伯父司马望为义阳王；皇从叔父司马辅为渤海王，司马晃为下邳王，司马瑰为太原王，司马珪为高阳王，司马衡为常山王，司马景为沛王，司马泰为陇西王，司马权为彭城王，司马绥为范阳王，司马遂为济南王，司马逊为谯王，司马睦为中山王，司马陵为北海王，司马斌为陈王；皇从父兄司马洪为河间王；皇从父弟司马楙为东平王。一共是二十七位王爷。在整个西晋时期，他们将成为一股巨大的政治势力，左右天下的命运。

司马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贵族，所以和他爷爷司马懿有很大不同。司马懿的人才储备充足，比如石苞、邓艾、州泰等人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司马懿用人大致分两派，前者属于寒门出身的寒门派，另外他也用士族派，比如陈泰、蒋济、高柔这些人，出身比较高贵，属于士族的代表。

司马师和司马昭基本继承了司马懿的人才遗产，但是从司马昭时期开始，朝廷就已经出现了人才凋零的倾向，比如我们提到的灭蜀之战，司马昭派的就是钟会和邓艾，邓艾是司马懿的老底子，出身寒门，钟会则是不折不扣的士族代表。

到司马炎时期，整个朝廷的士族阶级力量空前强大，而且九品中正制的恶果也显现出来，朝廷中门阀林立，除贾氏、裴氏、石氏、荀氏之外，还有琅玡王氏、东海王氏、何氏、陈氏、卫氏、杨氏，构成了西晋初年十大家族。他们手握重权，掌控国政，和司马氏息息相关，家族之间多有姻亲关系，构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如果这帮人掉转枪头，那就是十个司马氏，将会天下大乱。而且，更可怕的是，司马炎除了这帮人之外，几乎无人可用。

由于西晋实行九品官人法，“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所谓“资”，即门资、世资所构成的“门第”。所以西晋推行的九品官人法，门第高则品高，所授的官也高；门第低则品低，所授的官也低，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高级官吏的职位完全被门阀世族垄断的局面，当朝高官莫不是前代功臣的后裔，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

一个司马氏能篡夺大魏天下，十个司马氏，那就是世界末日。

司马炎是傻子吗？不是。司马炎一直没有忘记曹髦是怎么死的，高平陵的事情绝对不能在他的身上重演。但是如果不用这帮人只靠自己是玩不转的，在没有科举制的晋朝，司马炎只能靠这些树大根深的士族，但是也必须防着他们。所以他决定大封宗室屏藩中央，防止士族夺权。出于这个目的，他对以上的这二十七位王爷都是实封。

中国古代封王大致有两种封法：一种是实封，也就是既有封地也有兵权，说穿了就是独立王国，只是要效忠于中央罢了；另一种是虚封，也就是只有头衔并无封地与兵权。

凡是实行实封的朝代，都有一个共同点——在中央控制权削弱的时候，会发生藩王叛乱。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每一个朝代——

夏商时期就不提了，毕竟汤武的事迹在那儿摆着呢。

周朝分封八百诸侯，即便是在王室权力较强的西周时期，诸侯之间的互相攻杀也时有发生，西周初年共有八百多诸侯国，到东周初年就只剩一百七十多个，进入东周时期，争战连连，王室根本就是摆设。

接下来是西汉，西汉初年刘邦大肆分封同姓王，导致诸侯王居天下之半，内廷只统十五郡，到景帝时期更是爆发了“七王之乱”，使得西汉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接下来是西晋，先按下不表。

之后是隋朝，虽然短暂，汉王杨谅还是反了，虽然被杨素打得溃不成军。

再之后是唐朝，唐朝藩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割据之势，河北三镇节度使长时间不受中央管辖，完全就是独立王国，各地节度使虽然没有封王之名，但是却有封王之实。自玄宗朝始，到德宗成形，唐宪宗时期虽然有所削弱，但是治标不治本，有的藩镇和朝廷对抗甚至超过百年，成了唐朝的心腹巨患。

明代朱元璋封朱棣等同姓王镇守北疆等地，形成实封，结果朱棣的作为我们都是知道的，朱元璋尸骨未寒他就起兵反叛，直接打到了南京城下，把自己的侄子拉下马，自己做了皇帝，史称“靖难之役”。

清代，清军入关之后分封吴三桂等三藩，康熙十二年康熙帝决定撤藩，导致三藩反叛，一度占据西南半壁江山，成了清廷入关以来的最大危机，历时八年才平叛成功。

纵观历史，可以看出，夏商周、西汉、唐、明、清分封的实封诸侯王和没名分但中央默认无力征讨的藩镇都有同样的举动——反叛。历朝历代，莫不如是。

既然实封有这么巨大的隐患，那么历朝历代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分封呢？

我们来分析这一问题不能先入为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王朝建立初期实力不足，或存在外部威胁，要靠藩王镇守边关，协助朝廷治理天下（夏、商、周、明、清）；

第二，要保卫皇室，保卫中央，防止权臣篡权（汉、晋）；

第三，历史遗留问题，朝廷只能默认（唐、清也有一部分算在这里）。

封建王朝第一代统治者考虑的问题不是疆域，不是一统，而是核心的两个字——社稷。保证新政权不被消灭，是他们的第一目标，也是重中之重。而有趣的是，这些朝代除了夏、商、周由于不是中央集权，剩下的封建国家中央集权政府，对待这些诸侯王或藩镇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个态度——削藩。

西汉削藩引发了七王之乱，藩王们为了避免权力被夺联合发动叛乱；唐代唐宪宗等君王针对藩镇屡次发兵征讨，一直到晚唐时期；明代建文帝削藩引发靖难之役，结果把皇位都丢了；清代削藩引发三藩之乱，清廷和吴三桂等三藩打了个你死我活，持续八年才算收场。

纵观中国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往往是第一代君主分封，第二代君主就削藩，然后藩王反叛，双方拼个你死我活。

西汉的贾谊准确地指出了削藩的本质：“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意思是，无论亲疏远近肯定要反。为什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是经济上，诸王都有自己的封国：西晋封王分三等，第一等大国食邑三万户，第二等一万到两万，第三等五千左右，这帮人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就有造反的本钱。

其次是军事上，西晋诸侯王和历代实封诸侯王都有自己的军队，大国人数上万，小国也有数千，而配合封邑的人口，则可瞬间变出数倍的大军，自己的常备军则可以成为亲兵骨干。事实上，很多人就是这么干的，比如朱棣。

最后是政治上，历朝历代都有一些政治举措，以降低诸王在中央的地位，限制他们的势力，但是历朝历代的藩王都不遗余力地在朝中安插耳目，贿赂重臣。比如明代的宁王叛乱；清代的吴三桂选官号称“西选”，时人更是有“西选之官遍天下”之说。晋朝藩王们在朝中的势力更是达到了历代之最，安平王司马孚总领军国重任，齐王司马攸堪称王中王，总领诸王，到了后期，这帮王爷们动辄就是各种大将军、都督诸军事，势力庞大，不可一世。

然而回到晋朝本身看，又有很多更严重的问题。

司马炎不是不明白这个弊端，毕竟西汉的七王之乱就在那儿摆着，但是曹魏宗室无权皇帝被欺负得那么惨他也是知道的，所以他有了一个神奇的想法：我封一大堆诸侯王，让他们互相牵制不就没事了吗？所以，在他执政的二十多年中，他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政治平衡。

司马炎不止利用司马氏的王爷们替他防着士族，还授予他们许多人以军国大权，让他们平衡朝廷中的士族势力，这构成了晋朝的二元政治结构——士族和皇族共治天下。

还好，至少目前司马炎给这帮人设置了四道枷锁。这四道枷锁是：

第一，限制他们回到封地，防止其发展自己的势力。这点很关键，有很多人直到去世都没有到过自己的封地，那么阴谋造反就无从谈起。

第二，在朝堂中，以士族限制他们的势力。

第三，诸王之间互相牵制，并且重用老王爷等血缘近的王爷，对血缘关系远的和野心勃勃的年轻王爷们少用或不予重用。

第四，各地州郡兵马的牵制作用。

正是这四道枷锁限制了诸侯王们的反叛能力，使得西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处理完封王的事宜，就得处理一下对群臣的赏赐了：

以骠骑将军石苞为大司马，封为乐陵公，车骑将军陈骞为高平公，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鲁公，尚书令裴秀为钜鹿公，侍中荀勖为济北公，太保郑冲为太傅、寿光公，太尉王祥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为太尉、郎陵公，御史大夫王沈为骠骑将军、博陵公，司空荀顗为临淮公，镇北大将军卫瓘为菑阳公。这些人将成为未来几十年中另一股巨大的政治势力。

西晋初年的十大士族的政治势力大致可以分两拨：比如石苞、后来的张华，都是属于寒门或者名气小的士族，根基不深，算是寒门权贵；另外就是以琅玡王氏和平阳贾氏为代表的豪门大族，他们都是累世高官，树大根深，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那么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首先是石苞，这位和邓艾有一拼，都是司马懿在洛阳发现的人才，然后将他一路提拔。石苞的军事才华确实也是不可小视，在曹魏大败的东兴之战中，只有石苞的部队全身而退，之后在东吴交战中多次获胜，并且坐上了诸葛诞的老位置——镇守淮南。作为西晋初年的权贵，骠骑将军、大司马石苞，堪称柱国级别人才。

第二就是贾充了，他为司马昭鞍前马后做了很多事，最关键的是，贾充在司马炎和司马攸争夺储位的关键时刻选择了司马炎，这也对司马昭最后的决定形成了巨大的助推力，司马昭死时对司马炎说：“知汝者贾公闾也。”堪称顾命大臣级别的人物。

第三就是陈骞了，作为东阳陈氏的代表人物，其父亲陈矫是曹魏司徒。陈骞可是司马昭的心腹肱股，常年在外控制重兵，现在也是西晋最重要的门阀势力之一。

第四就是以裴秀和他儿子裴頠为代表的河东裴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家族之一，在他们家族漫长的做官历史上，光宰相就出过五十九位，大将军五十九位，七品以上官员达到三千人，包括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堪称官场巨无霸。

第五就是颍川荀氏了，颍川荀氏可谓是司马氏的老班底了。西晋朝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勖一开始是曹爽的人，高平陵之后无人敢去给曹爽吊丧，只有他大摇大摆去做了。“荀氏八龙”出将入相，在西晋朝廷那是呼风唤雨，子孙也在西晋朝廷出任重臣。司马昭临死之时，荀勖和羊祜共掌机密。虽然荀勖历来被认为是奸臣，不过他却做过一件堪称伟大的事情——校译《竹书纪年》。

第六就是琅玡王氏了，这家虽然没有之后在东晋时无与伦比的地位，也是豪门大族。征伐东吴的王叡，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以及在上面那张名单里面任太保的著名孝子王祥，乃至后面的王敦、王导，都出身琅玡王氏。

第七就是东海王氏了，作为太后的母族，王朗王司徒的后人，他们在西晋一朝活得是相当滋润，最关键的就是——有钱。著名的斗富精英王恺就是太后王元姬的弟弟，东海王氏的杰出（腐化）代表。

第八就是以卫瓘为代表的卫氏一族，他们也是皇亲国戚，他儿子卫宣娶了晋朝公主，成了驸马爷。卫瓘是司马昭的心腹，官高德厚，在这之后，他还当了太子司马衷的老师，也就是传说当中的帝师。虽然，这个职位对他这种绝顶聪明的人来说是个折磨。

第九就是以何曾和他儿子何劭为代表的何氏一族，他家也是累世公卿。

第十就是以皇后杨艳和其父杨骏为代表的，赫赫有名的超级大族弘农杨氏。这个家族出过很多历史名人，如西汉的杨震，隋朝的杨坚，唐朝的杨玉环，北宋的杨家将。

除了上述十家之外，还有许多势力，不过相比之下小了一些，或者有些势力没能延续下去，在此就不赘述了。另外杜预和江东陆氏这些人属于后起之秀，之后也会加入这个利益集团。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太傅郑冲，比如羊祜。

十大家族外加二十七位王爷，这朝代也真够乱的。

司马炎按照五等爵位制度给予士族们加官晋爵，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司马炎的支持率明显上升，基本上继承了老爹司马昭留下的人才，并获得了世家大族的信任和拥护，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也为后来的励精图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封赏完毕，司马炎就要开始最后一项工作——改革法度与经济制度了。

历朝历代都会推行一套新法与新的经济制度，来表明与前代王朝的不同。

先来说一下曹魏的经济制度。

曹魏时期主要实行屯田制，对屯田客实行分成制地租：使用官牛者，与官府四六分成；不使用官牛者，与官府对半分成。对自耕农，于建安九年针对自耕农（少数人）推行户调制：田租每亩纳粟四升，户调每户纳绢二匹、绵二斤。曹魏实行户调制，废止了汉代实行的口赋、算赋等人头税，改以户为征收单位；改分成制地租为定额地租。虽然自耕农交税比东汉和袁绍时期少了很多，但是屯田的居民赋税太重了。

由于曹魏的主体经济是屯田，所以屯田收取的赋税是非常重的。要知道中国古代一般是十取一，乃至十五取一，也就是官府取一成，曹魏则是对半分，乃至四六分成。

既然赋税如此重，那么为何人民没有造反呢？

其一，这是乱世，别的地方都是兵荒马乱，人命如草芥，相对而言曹操这里还是不错的，此外，曹操有时也会适当减免赋税，所以大家还能接受。

其二，曹操的屯田是强制劳动，不耕作是要挨鞭子的。那些没怎么遭受战乱的百姓自然是不愿意的，所以后来荆州人民一看曹操来收租就逃跑，毕竟荆州没怎么遭受战乱，自然不买曹操的账。但是曹操迁移这帮人到北方，在背井离乡的情况下也只有继续耕作。但是到了西晋初年，北方基本是天下太平，人民要提高生活质量，这种竭泽而渔的重税很明显已经过时。

司马昭在临死之前做了一件功莫大焉的事情——废除了屯田制。司马炎基本延续了父亲的政策，在即位之初他表现出了励精图治的一面，亲自到籍田里面耕作，以显示重视农业，还减免了很大一部分的赋税，使得西晋人民生活日渐富裕。此外，司马炎还亲自督办兴修水利，建立粮仓。

但是，到了咸宁年间，世家大族们拥有人口和圈占土地的情况日益严重，严重影响了西晋的社会经济，外加兵马和屯田客依靠这些门阀，使得接近半数人口不在耕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推出了门阀士族时代的终极经济制度——占田制。这一部分且留以后再表。

在司马炎的命令下，自泰始三年起，贾充、杜预、羊祜等人参考汉律与魏律，制定了著名的《泰始律》，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律法。后来经过杜预、张斐作注，形成了完整的律法，所以《泰始律》加注解又被称为《杜张律》。

《泰始律》又称为《晋律》，这部律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儒家思想浓厚的律法，它与前代律法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简明规范，二是量刑较轻。

这套法律条文与前代相比有了巨大进步，首先是条律很明确，篇目从十八增到二十，体例的设置、条文的安排更为合理，用词也更确切。《晋律》将《魏律》的《刑名》篇分成了《刑名》和《法例》，放在首要位置，完善了《魏律》的刑法总则部分。这套法律理解起来也较为容易。《晋律》中的法律概念更加明确，而且第一次正确区别了“律”和“令”这两个重要法律概念，将“律”解释为以定罪量刑为主的法典，“令”则是规定国家制度的法典。“律”是固定性的规范，“令”是暂时性的制度，违令有罪者，依律定罪。从此以后，“令”便成为和“律”并立的法典。杜预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晋律》的总字数从汉律的七百七十三万字减少到了十二万六千字。以前判刑得看好几车竹简，现在，终于可以变成一本书了。

另一方面，这套法律的量刑是比较轻的，“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晋书·刑法志》）也就是说有六百一十种死刑罪名，并且提出了“生罪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累作不过十一岁，累笞不过千二百，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月赎不计日，日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复加”的原则（用刑罚要有限度），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要知道，在当时这样的思想不仅是超前的，而且是非常仁厚的。

除此之外，《晋律》重申了不恢复肉刑的原则，确实是善莫大焉，后代的隋唐律法普遍受此影响，这部律法堪称是贾充、杜预、张斐等人为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

但是，《晋律》毕竟是封建刑律，也有很多搞笑和不合理的地方。比如：不孝可以判死罪（晋朝特色，以孝治天下的产物）；可以靠花钱、免官等免罪（明显包庇世家大族和有钱人），统称为“杂抵罪”；乱穿衣服也判刑，要按照规定穿衣服，不许奇装异服（这条目测是针对那帮狂士的）；“人治”色彩明显，“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晋书·刑法志》）判刑时会考虑亲疏远近的关系，还有财产纠纷也是如此。

即便如此，这也是一套在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