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原来是这样——时势造英雄：商鞅入秦

商鞅变法，非但是先秦时代最重要的一次变法，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变法。

作为变法的总设计师，商鞅毁誉参半。毁之者认为他刻薄寡恩，强化专制，限制民权，对中国专制制度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二千年之法，皆是秦法”，而秦法即是商鞅之法。誉之者认为他乃罕见的改革家，有魄力有胆识，富国强兵，使秦国迅速摆脱落后，崛起于七雄并最终完成一统中国的伟业。

时势造英雄。

正是战国纷争的时势，才给了商鞅得以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推行新法，革新政治，对保守势力毫不妥协。无论得或失，都不能不承认他取得的非凡成就以及对中国历史深远的影响。

商鞅，又称为卫鞅或公孙鞅，出身于卫国公室家族。他从小勤奋好学，特别喜欢刑名之学，也就是法家的学问。在他之前，中国曾有过几个著名法家人物，包括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郑国名相子产，以及战国时代魏国著名的改革家李悝等。对商鞅影响最大的人，乃是魏国之李悝，李悝著有一册《法经》，成为商鞅囊中必备的书册。

卫国是周代一个老牌诸侯国，到了战国时代，国力衰微，屡屡遭到赵国的入侵。每当卫国有难时，魏国总是出手相援，卫国人对魏国抱有深深的好感，商鞅也不例外。卫国不仅外患频频，国内政局亦动荡不安，弑君事件时有发生。商鞅在自己的祖国无法实现政治抱负，遂前往魏国，进相国府当一名中庶子（官名，相当于相国的侍从官）。

相国公叔痤是魏国出类拔萃的人物，十分赏识商鞅的政治才华。只是商鞅到来的时机不对，此时正是魏惠王统治时期，魏国最迫切的事，并不是政治改革，而是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

魏国处于四战之地，在那一段时间，它几乎与周边的大国都交过手。对魏国来说，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望不到战争的尽头。西与秦战，北与赵战，南与韩战，东与齐战，有时还与楚战，战争机器停不下来，魏惠王压根儿没考虑过政治改革的事。

一腔热血的商鞅，有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无奈。

几年后，连赏识他的相国公叔痤也死了。

公叔痤临死前，魏惠王前去探病。

望着相国瘦骨嶙峋的病躯，惠王悲伤地拉着他的手问道：“相国倘若有什么三长两短，国家以后要怎么办呢？”

老相国以苍老的语气答道：“我有一名侍从官，唤公孙鞅，虽然年纪轻轻，但有非凡的才能，希望主上能把国家大事交给他治理。”

公孙鞅？

魏惠王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相国在病重时居然推荐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魏惠王十分扫兴，沉默不语。公叔痤叹了口气，又说：“主上如果不愿意用公孙鞅，就杀了他吧，不要让他到别的国家去。”

唉，看来相国是被病魔折腾得糊涂了。魏惠王心里觉得十分好笑，但他没笑出声来，为了表示对老臣的尊重，他一口答应公叔痤的请求。

魏惠王离去后，公叔痤差人唤来商鞅。

他对商鞅说：“你快逃吧，不然会遭殃的。”

“我为什么要逃？”商鞅莫名其妙，他又没干过什么非法勾当，怎么会遭殃呢？

“因为我要魏王杀了你。”公叔痤毫不隐瞒，把对魏惠王说过的话重述了一遍。

“本想推荐你为相国，可是我看得出主上不会同意的。这时我要把国家、君主放在首位，把臣下放在次位，所以我劝主上杀了你，你一旦去了别的国家，会成为魏国的心腹之患。我把自己的意见先说给主上听，尽到臣子的职责；可是我爱惜你的才华，所以叫你赶紧逃跑。你还是快点离开吧，否则就来不及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一番话，推心置腹，既对得起国君，又对得起下属。

公叔痤可谓用心良苦。

那一刻，商鞅感动了。但他并不逃，他笑道：“主上如果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我呢？”

果不其然。

魏惠王回到宫中后，对左右的人说：“相国真是病得太厉害了。真可悲呀，他居然要寡人把国家交给公孙鞅治理，这岂不是太荒谬吗？”

过了不久，公叔痤死了，他的葬礼办得风风光光，他说过的话很快被遗忘了。魏惠王既没有给商鞅一个官职，当然也没有杀他。

商鞅被遗忘了。

就在这时，秦孝公推出“求贤令”，广求天下贤人，能令秦国强大者，裂土为侯。

此令一出，改写了商鞅的人生。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商鞅怀揣一卷李悝的《法经》，离开魏国，动身前往秦国。

到了秦都栎阳，商鞅没有急着去见秦孝公，他还不了解秦孝公这个人。秦孝公改革的决心有多大呢？他的才能如何呢？是真心求贤，或者只是摆摆样子呢？“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商鞅毕竟是卫国贵族，对官场上的那套游戏自然心知肚明，要取得秦孝公的信任，只靠自己的才学是不够的，还得要有人举荐才行。

很快，商鞅找到一个人。此人名为景监，乃是秦孝公最宠幸的一个大臣。商鞅登门拜访，又送上礼物，托景监把自己引荐给秦孝公。

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商鞅显然小心翼翼。游说君王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后世韩非子曾写了一篇《说难》，专门论述此门学问。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没有洞悉君主真实内心想法之前，说一些“高大上”的东西总是万无一失。

古代中国人有崇拜先祖的传统，言必称“三皇五帝”。其实三皇五帝时间久远，多是些传说故事，既是传说，越传越高大上，最后成了毫无缺点的完人。商鞅在秦孝公面前大谈三皇五帝的“帝道”，孝公听着听着，无精打采，中途有几次差点睡着了，最后听得不耐烦，没好气地把商鞅赶走了。

商鞅初战失利。

秦孝公批评景监说：“你所推荐的门客是什么人哪，哪里值得用！”

景监挨了骂，把怒气倾泄在商鞅身上。

商鞅不慌不忙地说：“我今天跟主上说的乃是帝道，这个学问太深了，主上思想不开悟，与帝道无缘。”他请求再安排与秦孝公见面，也许是他那无与伦比的自信心征服了景监，这位宠臣答应再帮他一次。

五天后，商鞅第二度与秦孝公会晤。

这一次，他不说帝道，而是说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夏王禹、商王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先王政治理论，这些人都是被后世推为“圣人”，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有大成就。这回秦孝公没有打瞌睡了，只是还有不满意之处，因为禹汤文武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人，生活的时代与今天迥然不同，把他们的政治理论放到今天用，牛头对不上马嘴。

诸位读者，商鞅不是研究刑名之学吗？他不跟秦孝公谈论刑名之学，却大谈帝道、王道之学，岂非奇怪吗？

其实不然。

刑名之学，向来上不了台面。华夏政治文明传统，都是讲求道德至上，即便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也得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总之一句话，把“道德”二字挂在嘴边，保管不犯政治错误。商鞅在未知秦孝公底细之前，当然得小心谨慎，不能犯政治错误的。他先说了三皇五帝的帝道，又说了禹汤文武的王道，这些圣人都是历史上的英雄，秦孝公为什么不爱听呢？靠修德取天下，时间太长了。就说大禹吧，治水治了十几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如此辛苦，才积累些德行，容易吗？秦孝公可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在积德上，他要的是速效药。

通过两次面谈，商鞅摸清秦孝公的底了，自己的那套刑名理论，不正是速效药吗？下次见面，必定可以征服孝公的心。

很快，秦孝公第三次召见商鞅。

商鞅不说帝道，不说王道，只说霸道。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经验，这里也包括孝公最推崇的先祖秦穆公。商鞅剖析霸业，入木三分。霸道之说，太合秦孝公口味了。春秋时代几位霸主，他们称霸的模式各有不同，但都是因势利导的结果。理论与时势相结合，才能迸发出强大的力量。比如说第一代霸主齐桓公，当时周室衰微，诸侯争战，蛮夷威胁，他不失时宜地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顺应天下民心，故能成就一代伟业。

秦孝公越听越兴奋，不住地点头。事后，他高兴地对景监说：“你的门客很不错，可以跟他讨论问题了。”

三次见面，商鞅的人生在此转折了。

秦孝公召见商鞅的次数越来越多。两人一熟，孝公也把心里话掏出来说：“您最早说的五帝三王那些道道，用他们的方法来建功立业，花费时间太长，我等不了。贤明的君主，应该在位时就扬名天下，而不是默默无闻地等上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成就帝王之业。”

商鞅答道：“要使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大起来，方法是有的，但是这个方法，在德行方面，就无法与商、周时代相比了。”

儒家就是鼓吹德行，理想固然高远，可是实行起来，成功遥不可及。且不说后世儒生，就连鼻祖孔老夫子也混得不行，遑论他人？商鞅与秦孝公本质上是同一类型的人，他们要在活着时就名扬天下，而不是像孔子那样活着时如丧家之犬，死后却成了至圣先师。孔子是理想主义者，商鞅则是现实主义者。

现实主义者，注重今生而非来世。

秦孝公也是现实主义者。对他来说，道德家不是理想，他的理想是雪耻，是夺回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改变中原诸侯把秦国当作蛮夷看待的“种族歧视”。

强国之路有吗？

有。

两个字：变法。

商鞅对孝公说：“秦国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制度法令，很多都不适宜当下了。要改变国家，首先要变法。”他侃侃而谈，把多年的心得一一道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秦孝公听得入神，不知不觉之间，他的身体不断向前挪，膝盖已挪动到座席前，还浑然不觉。

整个宫殿里，似乎只有商鞅慷慨激昂的话语在回荡，秦孝公仿佛看到了一幅美丽的图卷，他与他的国家高高在上，傲视群雄，所有人都匍匐在他脚下。被人瞧不起的秦国，果真可以实现号令诸侯的伟业吗？

他的身体突然颤抖了。

变法，意味着要把历代先王的法令制度推倒重来，摧毁传统。这得有多大的勇气。人有惰性，国家亦然，传统就是惰性。当一件事成为一种习惯，就有一种巨大的力量阻止其变化。

秦孝公忽然想起吴起。这位秦国克星离开魏国后，前往楚国，在楚悼王的全力支持下推行变法。岂料楚悼王刚死，尸骨未寒，一群顽固派便反攻倒算，将他射死在楚悼王的尸体之旁，楚国的变法半途而废。这就是变革的下场！秦国顽固派的势力，比起楚国一点也不逊色，秦国的变法，也会无疾而终吗？秦国的强大，会只是一场不切实际的梦想吗？

想到这里，秦孝公焦躁不安了，吞吞吐吐地说：“我想变法，又怕天下人非议我。”

此时的秦孝公只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即便他是君主，要以一人迎战一国之人，他信心瞬间崩溃。

商鞅也只有二十多岁，比起秦孝公，更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他慨然道：“优柔寡断者不会成名，迟疑不定者难以成功。真正高人的做法，必定超乎寻常人的见解；有独立见解的智者，必定遭众人的厌恶。有智慧的人在事情发生之前便能看到结果，愚蠢的人即便事情发生了也懵然不知。智慧的人少，愚蠢的人多，主上要做成一件事，不可与民众商量如何开始做，因为他们不过是鼠目寸光。您只需要在事成之后，让民众享用现成的果实即可。有高尚道德的人总是不合于习俗，建立大功业的人总是独断专行，不与众人共同商量。因此，只要可以强国，不必效法旧的规章制度；只要有利于民众，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要成就不世之伟业，就要有超越凡尘的雄心。

雄心战胜胆怯。

秦孝公决心留下商鞅，推行变法，扭转暮气沉沉的秦国政治。此议一出，一片反对声浪，这原本是预料中的事。

这是一场没有刀光剑影的战争，却杀机密布。商鞅要舌战群臣，为变法辩护。面对疾风暴雨般的进攻，他能顶得住吗？

老官僚甘龙率先跳出来反对道：“你简直胡说八道。自古以来，圣人教化人民不改变习俗，智者治理国家不变更法令。顺着民俗来教化，不费力却易成功；沿袭旧法来治国，官吏习惯，百姓安心。”

说白了，像甘龙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最不喜欢改变现状，只要窝在旧的体制下，他的个人利益就不会受到冲击。

话音刚落，商鞅就给他当头一棒：“您所说的，不过是俗人的见解罢了。平庸的人被习惯所左右，学者们又拘泥于自己的见闻，不能突破常规。这两种人，不能跟他们讨论变法的事。历代的礼法制度都是不断革新的，而非一成不变。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不同，但都能称王天下；五霸的法度也各不相同，但都能称霸诸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揭示真相：智者创建法令制度，而愚者只是受其制约；贤者更改礼制，平庸者受其束缚。”

说到这里，商鞅用坚定的语气对秦孝公说：“受制于旧法者，不可与之谈变法；受制于旧礼者，不可与之谈政事。主上不要迟疑不决了。”

又一人跳了出来，杜挚喝道：“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变更工具。效法古制，可以不出差错，遵循旧礼，可以避免偏差。”

商鞅轻蔑地质问说：“您口口声声说要效法古制，请问是效法哪一代的古法呢？又是遵循谁的礼制呢？伏羲、神农教化却不诛杀；黄帝、尧、舜诛杀而不过分；周文王、武王时代法度、礼制又异于前代。事实上，治理天下绝不仅有一种方法，何必非要效法古代呢？商汤、周武王不受古法的拘束，却成就王者之业；夏桀、商纣不变更古制，最终走向亡国。因此，循规蹈矩并非就是好，突破常规并非就是坏，关键是要顺应时势而定。”

“说得好。”秦孝公拍案而起，说道：“我听说居住在偏僻小巷的人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只知道诡辩。愚者所嘲笑的事，正是智者所悲哀的。狂者所高兴的事，正是贤者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的言论，真是不值得一提。寡人对变法一事不再怀疑了。”

没有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就没有震古烁金的商鞅变法。

很快，商鞅被提拔为左庶长，变法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