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原来是这样——史无前例的大变法

变法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目的是富国强兵。

固然，秦国并不弱，它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剽悍之师。但与其他诸侯相比，秦国也不强，否则沦陷数十年之久的河西之地，怎么迟迟没有收回呢？这是一个争雄天下的年代，战国七雄，无一弱者。要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只能比对手更强、更壮。

富国强兵不光是秦国的目标，也是诸侯们的目标。在此之前，各国的改革已如火如荼地展开。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齐国以邹忌为相，广开言路，政治最为清明；韩国以申不害为相，以权术治国。然而，这些国家的改革，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不及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理论核心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家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投入到农耕与作战中。农业是本，商业是末，把农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富国之本，也是战争后勤的根本保证。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力量，采取赏与罚两手硬的手段。赏是要激起百姓的热情，罚是要用恐怖手段来控制他们，双管齐下，把生杀之权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国家就如同一台大机器，所有人只是其中的一个零件。

秦国开始朝着高度集权迈进。

在集权主义之下，个人的自由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新法的条文相当苛刻。比如连坐法是这样规定的：百姓每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一家犯了法，其他九家有举报的义务与责任，倘若知情不报，十家连坐。不告发罪犯者处以腰斩的酷刑，举报者得到的奖赏与战场杀敌相同。窝藏罪犯的惩罚与战场投降相同。

连坐法的危险在于，你不再是个自由汉，你没犯法，也可以因为别人犯法而遭株连。所以你除了当一个守法良民之外，还得随时充当暗探与告密者的角色。只要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别想置身事外。

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事就两件：一是耕地，二是打仗。商鞅新法对农业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经济是国家实力强大的根本，而农业又是经济之本。秦人尚武，向来注重军功，却不注重农耕，商鞅把农耕的重要性与作战相提并论。要提高农耕的效率，就得压制商业，让商人无利可图，他们破产了，就只好去务农。国家要求每个人都是有用的人，对游手好闲的懒人只有一种处置手段：把他们充为奴婢。

军事制度的变革更是变法的重中之重。建立起绝对的军事优势，是商鞅最大的努力方向，这同样需要使用赏罚作为手段。凡是在作战中立功的，按照功劳的大小受封爵禄。由于秦人尚武，民间私斗十分盛行，这必须要坚决清除，对私斗者要视情节不同而给予不同的惩罚。一个国家全体国民，必须要成为有机体的一部分，要服从国家意志，不许自作主张。对于有军功的人，得给予显赫的声名，没有军功的人，就算富有也不光彩，公室宗族倘若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贵族行列。

法令制定出来了，如何推广实施呢？如何让百姓了解政府坚定不移的决心呢？倘若仅仅只是在城门张贴法令告谕民众，显然达不到目的。为此，商鞅精心构想一个立威、立信的方案。

他在都城的南门立了一根约有三丈长的大木头，对围观的人群说：“有谁能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大家觉得很奇怪，扛这么根木头可以得到十金的奖赏，不可能吧？

大家不相信，没有人自告奋勇站出来。商鞅站在台上高声说：“把木头扛到北门，赏五十金。”台下的人惊叫起来，议论纷纷，过了片刻，总算有一个人挤上前来说道：“我来试试吧。”

此人扛起木头，从南门走街过巷，一路扛到北门。站在路边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想看看他是否能真的领到五十金的赏钱。那人把木头扛到目的地，商鞅绝不食言，当场发放五十金赏钱。众皆骇然，所有人都后悔了，早知如此，自己就应一马当先冲上前去扛木头。

整个都城轰动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事。商鞅徙木立信，花费五十金，值！这是给政府打广告，给变法打广告，向国人表明：政府是讲信用的，绝不欺骗百姓，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紧接着商鞅公布了新法的各项细则，变法的大幕就这样拉开了。

新法所招致的不满，如洪水般袭来。

秦国各地的官员百姓，都感受到了新法的威力，他们全被卷入到变革的旋涡之中，以往的生活习惯完全变样了。每个人的生活，全都打上政治的烙印，不能游手好闲，不能无所事事，不能只顾着自家，还得盯紧邻人，否则哪天被株连都不知道。当习惯刚刚受到外力的剧烈改变时，人通常会感到很不舒服，有强烈的抵触心理。于是乎数以千计的人从全国各地集中到都城，抗议新法，其中有的是个人行为，有的则是有人在背后操纵。

变法的最大阻力，并不是来自底层的百姓，而是来自上层的贵族与官员，他们想方设法要中止改革，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商鞅必须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手段，杀鸡吓猴，让所有人都知晓，新法的威力绝对是不可抗拒的。

改革，就要有硬碰硬的勇气。

小官小吏容易搞定，大官大吏则不容易摆平。

阻力巨大，要突破阻力，势必与权贵周旋到底。

机会来了。

这次，触犯新法的不是别人，正是国家储君，当今秦国太子。

这时太子年龄还小，没遵守法令，也是底下人纵容的，太子党显然认为根本不受新法的约束。商鞅借这个机会，向太子党开刀。这真是疯狂，太子是未来的君主，其他人巴结都还来不及，怎么敢与之作对呢？然而商鞅真的豁出去了，只要太子党屈服了，还有谁敢对新法阳奉阴违呢？

商鞅谒见秦孝公，说道：“新法得不到强有力的执行，就是因为上面的人触犯了它。太子犯法，依法应当查办，只是太子作为国家储君，不能施刑，但太傅公子虔、太师公孙贾两人，作为太子的老师，其过不可恕，请允许我将此二人法办。”

对秦孝公来说，这是考验他变法决心的时刻。

刑不上大夫，这是那个时代官场的潜规则。商鞅公然挑战权贵，挑战传统，挑战潜规则。改革进入一个关键点，能否顶住压力，变法成败在此一举。令他欣慰的是，秦孝公的支持是毫无保留的，对年轻且雄心万丈的君主，富国强兵是压倒一切的大事。为此，秦孝公不惜砸碎一切绊脚石，与一切反对者为敌。

在伟大秦孝公的支持下，嚣张的太子党遭到当头重击。太傅公子虔与太师公孙贾两人被依法惩罚，公孙贾被处以黥刑，就是在脑门上刺字，一辈子都得留下耻辱的烙印。全国震惊！谁也没想到新政府动真格的，拿权贵开刀问路。太师下场尚且如此，其他大大小小的官吏岂敢再吭一声呢？

在商鞅霹雳般的一击下，所有反对新法者噤若寒蝉，无人敢抱怨了。所有人都知道商鞅背后有国君的支持，而且是无条件的支持。固然，许多人心里怨恨商鞅，但商鞅毫不在意，我行我素，他充满使命的狂热，他才是创造历史的人，其他人只是庸庸碌碌的无名之辈。

新法推行的进程越来越顺，在短短几年里，秦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老百姓路不拾遗，山里没有盗贼——这是儒家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商鞅全做到了。他能做到，是因为手段不同，儒家强调教化之功，而商鞅则迷信强权的力量。人皆有恐惧怵惕之心，商鞅看清这点，采取恐怖、强制之手段，故而能收一时之效。当然，商鞅也明白，光以恐怖手段难以长久，怨恨久了，人心必如火山喷发。因此，还要利以诱之，只有让百姓尝到甜头，享受新法的好处，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新法带来什么好处呢？人人都丰衣足食，家家富裕，社会治安相当好。同时，私斗几乎绝迹了，国人怯于私斗，勇于为国家战斗，军队的战斗力比以前更强大了。只要秦国还能不断地从其他国家掠夺土地、财富，就可以转移百姓的注意力。当一个国家走向强大时，膨胀起来的爱国主义热情，能有效抵消对新法的抵触心理。

与变法同时进行的，是秦国一系列的军事扩张。

从秦孝公始，秦国开始崭露咄咄逼人的锋芒。

孝公元年（前361），秦军东攻魏国陕城，西伐戎人、斩獂王，亮出闪闪的刀锋。孝公三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韩国连战连败，秦军攻到怀地（河南武陟西南），在附近筑城，作为长期威胁韩国的堡垒。孝公四年，秦军再度攻韩国，在西山战役中再创敌军。

当秦国的威胁越来越大时，三晋之间仍热衷于战争。秦孝公八年（前354），赵国发动对卫国的战争，魏国出手阻止，以十万大军包围赵国首都邯郸。魏国重兵集结于东部，西部已露出大大的空当。秦孝公绝不浪费机会，再攻河西，大败魏军于元里，斩首七千，一鼓作气夺下河西重镇少梁城。尽管河西仍未全部光复，但秦国已经获得少梁城这座桥头堡，随时可以渡过黄河进攻魏国本土。

少梁城尘埃方定，秦孝公又把战火引向韩国。秦公子壮包围焦城，初战不利，转而攻略上枳、安陵、山氏诸地，在这些地方修筑城堡。秦人的势力，已如一把尖刀，插入魏、韩交界处。

魏国运气着实差劲。北线战场与赵国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西线被秦国收复少梁城，此时齐国忽地从背后插入一把刀。齐威王围魏救赵，孙膑献计大破八万魏军于桂陵，生擒魏将庞涓。南方的楚国乘机浑水摸鱼，夺取魏国若干城池。魏国在东西南北四面受敌，狼狈不堪。

孝公十年（前352），商鞅被提拔为大良造，这也是秦国最高官职，相当于相国兼将军。

商鞅不当战争的看客，他也要过过战争瘾。

大家都知道商鞅是大政治家，他作为军事家的一面总被忽略。其实商鞅有很高的军事素养，曾钻研过兵学，写过《战法》《兵守》等文章，论述作战方法、防守手段等问题。他在新法中鼓吹战功，没有军功就不配享受爵禄。这条法令，对别人适用，对他也适用，他要以身作则，在实战中捞取军功。

在商鞅的指挥下，士气高昂的秦军东渡黄河，迅速向魏国境内挺进，包围安邑城。安邑是魏国旧都，重要性仅次于大梁城。只是魏国主力在北线战场与东线战场均陷入战争的泥潭不可自拔，如何还有兵力解安邑之围呢？安邑守军在孤城无援的情况下，被迫向商鞅投降。

安邑对商鞅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在此生活许多年，始终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彼一时，此一时，当他再回到这座城市里，不再是当年落魄人，而是带着征服者的骄傲与光荣。

一年后，商鞅再度带兵杀入魏国，兵围固阳城，迫使守军献城投降。

魏国西线频频告急，魏惠王不得不放弃吞并赵国的企图，与赵、齐等国陆续握手言和，集中力量对付秦国。魏国的军事力量仍然不可低估，魏惠王大举反扑，杀入秦国，兵围定阳。这次进攻，雷声大而雨点小。魏惠王的战略重心在中原，对秦国的反击，显然只是报复战。商鞅看清了这点，遂提议秦孝公与魏惠王议和。果然不出商鞅所料，魏惠王赢了面子后，撤兵回国去了。

西线无战事。

商鞅利用这个时机，实施第二阶段变法。

第一阶段的变法，主要是变更法令，强化赏罚手段，限制民众自由，让他们服从于国家。在商鞅铁腕之下，变法取得极大成功，但仍不够深入。酝酿十年后，商鞅二次变法隆重推出。

二次变法，主要是完善、强化国家的行政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迁都咸阳。

秦国历史上曾数次迁都，秦献公二年迁都于栎阳。栎阳并不是十分理想的都城，更像是一个临时军事指挥中心，难以担当行政中心的职能。相较之下，咸阳的地理条件更好，四周有山河之险，易守难攻，扼东西、南北交通要冲。建都咸阳，中央政府对国内四境之地都有很强的掌控力。另外，作为新都，咸阳的保守派势力绝对不像雍、栎阳这些旧都那么强大。

第二，完善行政区。

商鞅把秦国的小乡小邑、村落整合为县，全国总共有四十一个县。每个县都设置县令、县丞、县尉，分别掌管县的民政、军事。以上三个要职都由国君直接任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理力度大大加强了。

第三，废井田，开阡陌，“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

农业是经济基础，是战争的坚实保障。秦国地广人稀，三晋地狭民贫，针对这种情况，商鞅从三晋引进劳动力，分给他们田地与住宅，允许三代人不用服兵役。这样做，既增加了秦国的劳动力，又削弱了魏、韩、赵三国的兵源后备力量，可谓是一箭双雕之计。商鞅又颁布法令，鼓励开荒，只要是力所能及，不限土地数量，任由百姓耕种。这一政策实施数年后，秦国一举成为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第四，统一度量衡制度。

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能异军突起，标准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兵器制造为例，统一度量衡后，有了标准的量器、容器，国家要打造一批兵器时，只要在设计图中标明规格，如大小、重量、尺寸等，无论在全国的哪个工场打造，出来的兵器规格都是相同的。除了秦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这点。

第五，革除戎狄陋习，禁父子兄弟同室而居。

秦国僻居西北，受戎狄风俗影响至深。中原诸侯看不起秦国是有道理的，中原礼法，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儒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以“齐家”为本，秦国习俗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在中原人看来，不合礼制。商鞅变风俗，把中原家庭礼制引入秦国，给这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带来了文明的气象。

后来秦国名相蔡泽高度评价商鞅的二次变法：“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