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原来是这样——志在长远：秦灭巴蜀之役

在张仪二度出任秦相的这一年（前316），中国西南两个蛮夷国家爆发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巴国，一个是蜀国。

巴国与蜀国位于今天的四川、重庆一带。巴国首都是巴，位于重庆嘉陵江北岸，是西南重要蛮夷国家，军队以强悍勇猛而著称。战国七雄先后称王，巴国君主也自立为王，称为巴王。此时巴国国力已经衰微，邻国蜀国崛起成为西南最有实力的国家。

蜀国是西南古国，立国时间大约是东周初。古代蜀国的文明已达一定规模，在三星堆出土的一系列蜀国青铜器、金器、玉石等证明了这点。特别是青铜器造型夸张、离奇，富有想象力，器形巨大，结构复杂，闻名天下。蜀国虽属蛮夷之国，但文明程度较高，在西南称雄一方，被称为“戎狄之长”。

由于蜀国地处富饶肥沃的成都平原，号为天府之国，秦国自然对之虎视眈眈。不过从秦入蜀的道路险阻难行，秦惠王迟迟未对其用兵。攻打蜀国的关键是要在崇山峻岭之中打通一条道路，难度可想而知。要如何修筑这条路呢？秦国人想出一个妙招。

蜀王是个贪财之人，人有了弱点便可以利用。秦国故意造出五头石牛，吹嘘说这石牛能拉出一粒粒的黄金粪便，称为“牛便金”。秦惠王放出风声，称若蜀国愿意与秦交好，便把这五头能下金的石牛送给蜀王。利令智昏的蜀王大喜，派使者前往秦国。秦惠王假戏真做，特地派一百人“养”这五头石牛。每天蜀国使者便收到几锭金子，据说是石牛拉出来的。蜀王闻讯大喜，当即向秦惠王请迎石牛。

秦惠王很“慷慨”地把石牛送给蜀王，不过石牛相当沉重，用人搬运到蜀国是不行，得用马车运送。有马车还不行，没有马车行驶的路，得开一条路才行。蜀王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崎岖山岭中修了马车可以通行的道路。在他看来，只要石牛送到，每天拉几锭黄金出来，很快就能把开山修路的本钱收回来了。

路修好了，蜀王派五名大力士去秦国，把五头石牛拉回蜀国。只是石牛到了蜀国后，水土不服，愣是没拉出一小粒黄金。蜀王天天盯着牛屁股发呆，总算明白过来了：他就是个大傻帽儿，被秦国人骗了！

秦国人略施小计，只花了小小的代价，就骗得蜀国修了一条车马行走的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待攻蜀时机的成熟。

公元前316年，机会不期而至。

蜀国发生内乱了。

这是兄弟窝里斗。

事情是这样的：蜀与巴两国本是宿敌，蜀王的弟弟苴侯偏偏与巴王交上朋友，老兄认为老弟勾结外敌，遂起兵讨伐。弟弟打不赢哥哥，逃到巴国，蜀王一鼓作气杀入巴国，两国战争爆发。

面对蜀军凌厉的进攻，巴王抵挡不住，只得派人前往秦国求援。

要不要救援巴国呢？

此时秦相张仪正推出征韩方案，当然不愿意临时变更计划，故而坚持己见：“应该先征韩。”

有一个人不同意张仪的看法，此人名唤司马错，他说：“应该先伐蜀。”

征韩还是伐蜀，秦惠王犹豫不决，只得举行公卿会议讨论。张仪与司马错在会上展开唇枪舌剑的较量。

张仪先发言，他滔滔不绝地大谈征韩方略：

“如今魏国已投靠我们，只要再拉拢楚国，就可以进兵三川（韩国战略要地），封锁韩国重要交通要道。魏国出兵攻打南阳，楚国出兵威胁南郑，秦国军队猛攻新城与南阳，韩国势必无法阻挡。只要控制了韩国，就可以把二周（周王室分裂为东周与西周）控制在手心，周天子穷途末路，必定要献出国家宝藏、象征权力的九鼎。到时我们占据了九鼎，又可以得到周室所藏的全国地图、户籍资料，挟天子而号令天下，天下诸侯，谁敢不听从呢？这才是王者的事业！至于蜀国，不过是西部偏远的国度，又是戎狄蛮夷之地，就算兴师动众去攻打，也不可能赢得什么功名，得到那片荒凉的土地，不能带来什么好处。我听说争功名就得在朝廷争，争利益就得在市井，现在明摆着周室、韩国的地盘不去争，而去争蛮夷之地，这不是王者所做的事。”

征韩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消灭韩国，就可乘机夺取二周，抢夺政治制高点。

张仪的铁嘴是何等厉害，司马错并没被他吓倒，寸步不让：

“不是这样的。王者的事业，必须有三个坚实的基础：第一，要使国家富裕，必须要扩大国土面积；第二，要使军队强大，必须使百姓富有；第三，要称王就得广施恩惠。这三点做到了，王者的事业就具备条件了。

“现在秦国土地还不够大，百姓还不够富有，当务之急是要先解决这两件事。蜀国是西部偏远的国家，又是戎狄之长，国内面临危机，秦国如果能乘势发动进攻，就如同狼对羊群发动突袭一样，必定手到擒来。夺取蜀国的土地以扩大秦国的地盘，夺取蜀国的财富来充实秦国百姓的腰包，改善军队的装备。蜀国实力不强，我们不必付出重大伤亡，就可以令他们举国投降。救援巴国，师出有名，灭掉蜀国，天下人也不会说我们残暴；捞足了好处，天下人也不会说我们贪婪；真是一举多得、名利双收。

“倘若攻打韩国、挟持天子，背上不义的恶名，未必能得到多少实际好处。为什么这样说呢，请听我的分析：周在名义上是天下诸侯共尊的王室，韩国与齐国是盟友。如果周王室面临丧失九鼎的危险，韩国面临丢失国土的困境，必会困兽犹斗，向齐国、赵国借兵，谋求与楚国、魏国和解。楚国一直觊觎周室的九鼎，若是周天子情急之下把九鼎送给楚国，楚国必定会一马当先出兵相救；魏国一直想得到韩国的三川之地，韩国迫于无奈之下，将三川之地拱手相送，魏国势必会与韩国联手对付秦国。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攻打韩国的战略，不如攻打蜀国来得圆满。”

司马错的看法是，秦国攻打韩国，必定会引来其他诸侯的围攻，未必能收到预料的战果。攻打蜀国，师出有名，中原诸侯也不会为一个蛮夷之邦而出手相救，可坐收全功。

对比两套方案，征韩显然急功近利，伐蜀则志在长远。

秦惠王拍板决定：伐蜀！

指挥伐蜀之役的秦国将领，包括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

秦惠王支持司马错，是因为他早有伐蜀之打算。他以坑蒙拐骗的方法，诱使蜀王开凿通道，便是为伐蜀做准备。若论军事力量，蜀国当然不是秦国的对手，伐蜀成功与否，关键看能否克服地形的障碍。

秦军入蜀所行的通道便是石牛道，又称为金牛道，就是蜀王开凿的道路。这条通路是蜀与秦的交通要道，大约是从今天陕西勉县向西南行，越过七盘岭，入四川境，经朝天驿趋剑门关，一路上有许多险隘之处。道路虽已开通，却只是简陋的路，行几辆马车没问题，一支大部队要穿行就有许多困难了。且不说是战国，就是在一千年后的诗人李白眼中，蜀道仍是“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只要蜀王在沿途要隘险关布下重兵，凭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优势，秦军想顺利挺进就不是容易的事了。蜀王只想着灭巴国，岂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张仪与司马错已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越崇山峻岭了。

蜀王麻痹大意，因为历史上从未有一支大军能穿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只是历史总是不断被创造出来，旧例总会被打破。

当秦军入蜀的消息被证实后，蜀王面如土灰。他赶紧把军队从巴国调回，屯兵于葭萌，抗拒秦师。

司马错发动强攻。秦军武器精锐，训练有素，个个都是如狼似虎的斗士，蜀军士兵还没上阵就心胆俱裂了。这一战，蜀军大败。狼狈而逃的蜀王运气着实欠佳，逃到武阳，被秦军骑兵逮个正着，几刀捅过去，便倒在血泊之中。

蜀国太傅、宰相、太子等人率残兵败将退守逢乡。眼看不是秦军对手，连国王都死于非命，他们还能怎么办呢？这几人凑在一起商量，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向张仪、司马错投降。

号称“戎狄之长”的蜀国就这样灭亡了。

灭蜀之战是打着救援巴国的名义，蜀国灭了，巴国又如何呢？

俗话说，唇亡则齿寒。巴国与蜀国本是唇齿相依的两国，秦国灭了蜀，又怎么会独存一个巴国呢？

据《华阳国志》记载，吞并巴国是张仪的主意。打动张仪的，是巴王与苴侯的财富。我们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到古代巴蜀的富有，黄金面具就是其中一例。可以想象张仪那贪婪的眼光，既然干掉了蜀国，何不把巴国一同吞并呢？于是秦军继续深入，以雷霆万钧之势攻破巴国。

巴王灰头土脸地成了俘虏，秦国并没杀他，给他封了个“君长”的虚衔。

在春秋时代，秦国是一个非常讲信用的国家，或者说风俗很淳朴。秦穆公曾以德报怨，在晋国粮荒时施予援手，曾力助晋文公上台；到了春秋末期，秦国又出兵帮助楚国复国，打败吴国的入侵；这些都堪称有信用、有道义。自从商鞅变法后，秦国的朴实便荡然无存，东方的法家、纵横家把生机与活力带到秦国的同时，也把尔虞我诈的阴谋诡计带到秦国。商鞅计擒公子卬，张仪毁约灭巴国，宣告秦国“无节操”时代的到来。

秦国把蜀国收入囊中，置蜀郡。秦惠王封公子通为“蜀侯”，陈庄担任蜀相，张若担任蜀郡守。巴国也成为秦国的一个郡，即巴郡。后来秦国政府又从巴郡、蜀郡各划出一块土地，置汉中郡。

由于有义渠叛乱的前车之鉴，秦惠王认为蜀国虽然投降，但作为西南地区“戎狄之长”，蛮族的势力仍然不可低估，反叛随时可能发生。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大量向蜀地移民。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迁移开始了，秦政府动员上万个家庭移居到蜀地。这个移民政策改变了蜀地的面貌，先进的中原文化开始在蜀地扎根。随着大量人口的涌进，蜀地的耕地得到更多的开发，“天府之国”的优势逐渐显露出来，这里成为秦国的粮库，也是秦国能进取中原的强有力的后方保障。

巴、蜀这块土地毕竟受制于交通，秦国中央政府对其掌控力度比较有限，故而只要稍有风吹草动，难免会发生叛乱。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秦国政府所任命的几任蜀侯的命运。

在张仪、司马错伐蜀后五年，即公元前311年，蜀侯公子通与蜀相陈庄发生严重冲突，陈庄杀死了蜀侯，据蜀而反。秦惠王去世后，继位的秦武王派庶长甘茂连同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军队入蜀，杀死蜀相陈庄，平定叛乱。

陈庄死后，秦武王以公子恽为蜀侯。公子恽担任蜀侯共计七年，颇得秦王的信任。公元前301年，公子恽以蜀侯名义祭祀山川，把祭祀的食物献给秦昭王，岂料招来杀身之祸。公子恽的后妈故意在进献的食物里下毒，等秦昭王要吃时，阻拦说：“这些食物是从两千里外的蜀地送来的，吃之前要试一下。”秦昭王便把食物分予身边的人，结果那人一吃便毒发身死。秦昭王大怒，派司马错入蜀，赐一把剑给公子恽，勒令他自裁。公子恽情知被陷害，难逃此劫，遂与妻子一同自杀。

公子恽死后，秦昭王封其子公孙绾为第三任蜀侯。

几年后，公孙绾年长懂事，得知父亲被人陷害获诛，便查明真相，上报秦廷。在秦昭王的同意下，公孙绾把父亲公子恽的遗骸从城郊迁到城内，为他立祠纪念。可是公孙绾最终的结局竟然与父亲毫无二样，封侯十五年后，即公元前285年，多疑的秦昭王怀疑公孙绾有反叛之心，遂将他处死，从此撤销了封侯，只保留了蜀郡太守作为蜀地最高行政长官。

连续三任蜀侯都死于非命，这证明一件事：秦国政府宁可错杀，也不愿冒着丢失蜀地的风险。由此可见吞并巴蜀对于秦国的重要意义。在取得巴蜀这块富饶之地后，秦国变得更加强大，既稳定了大后方，又获得了大量的兵源。

如果说商鞅变法让秦国获得内在优势，那么吞并巴蜀则让秦国获得外在优势。秦国占据辽阔的西部，控制“天府之国”的粮仓，在陆地则有高山峻岭为天然屏障，既能阻挡东方诸国的进攻，又能凭借居高临下的优越地理条件，不断向东方发动鲸吞蚕食。从水路上看，中国河流都是由西而东，秦国稳居上游，沿着水路正可顺流而下，对下游的东方诸国又取得另一个地理优势。占据巴蜀后，秦国获得了侧击楚国的机会，从此楚国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这样，秦国在地势上进可攻，退可守，据西河、殽山之险，控长江上游，居高临下，雄视东方，隐隐有窥视天下之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