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原来是这样——改革家之死

变法令秦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周天子特地派人送祭肉给秦孝公。在周代，诸侯得到天子的祭肉，这是莫大的荣宠，只是如今周室衰微，所谓的荣宠也就有名无实了。不过既然天子表了态，其他诸侯也装模作样前来祝贺。如今秦孝公已完成一个心愿了，秦国不再被人瞧不起，他打心里感激商鞅，没有商鞅，就没有秦的光荣。

有一个人高兴不起来。

他就是魏惠王。

自从与赵国和解，魏国似乎恢复了些霸气。首先是入侵秦国，迫使秦孝公签订城下之盟；紧接着，魏惠王又发动对燕国与楚国战争，攻城略地；最令魏惠王得意的是，泗上十二诸侯全部尊他为老大，魏国仿佛又回到了魏文侯雄霸天下的时代。

然而，秦国的崛起又令魏惠王相当担忧，若不出手，恐怕夜长梦多。

秦孝公十八年（前344），魏惠王纠集十二个小诸侯，以朝天子为名，打算向西攻略秦国。怎么办？战或是不战？商鞅力主谈和。原因有二：其一，魏国挟十二诸侯之威，以多打少，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其二，虽然魏国的霸业回光返照，其世界老大的地位并不稳固，与赵、韩、齐、楚等国的矛盾依然很深，一个在地理上被诸强包围的国家，不扩张就会陷入死地，一扩张就会引来敌人的联合。秦国应该耐心等待机会，不应该与魏国硬碰硬。

魏惠王想开战，商鞅有办法避免战争吗？

有。

对魏惠王这个人，商鞅太了解了。这个人好大喜功，野心很大，但才能与其野心不相匹配，缺乏战略眼光。只要给他送上糖衣炮弹，就容易搞定了。

送什么呢？

王的头衔。

为了叙述方便，我把魏称为“魏惠王”，其实他现在还没有称王，而是称侯。在战国七雄中，只有楚国称王，其余六国仍是称为侯。商鞅打算给魏送上一顶王冠。他代表秦孝公出使魏国，先是赞扬魏的伟大功业，把他吹得晕乎乎的，然后又略为惋惜地说，有这么伟大的功业，却只能领导鲁、宋、卫这样的小国，实在与世界领袖的实力不相般配，不如称王，先有“王”的名号，然后可成“王”的事业。

商鞅信誓旦旦地说，秦国支持魏国称王。

魏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只要称王，便当之无愧成为世界领袖。既然秦国服软，还要尊他为王，他很快就把攻打秦国的计划抛之九霄云外。不久后，魏自称为夏王，在逢泽召开诸侯大会。只是去的都是小诸侯，六大强国中，只有秦国派公子少官出席会议，其余五国都不搭理魏国。

商鞅略施小计，不仅化解了一场战争，还激化了魏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矛盾，可谓是一箭双雕。

被视为小弟的韩昭侯居然也不来参加大哥的盛会，魏惠王愤怒了，他出兵攻打韩国。这一冒失的举动，彻底葬送了魏国的未来。

齐国再度出手，军神孙膑在马陵之战中一举消灭十万魏兵，魏国太子申、大将庞涓都死于这场战役。

秦国的机会再度降临。

商鞅乘机对秦孝公说：“秦国与魏国就是死对头，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为什么这么说呢？魏国西部是险峻的山岭，跟秦国以黄河为界，独占殽山以东的地利，一有机会就能向西出击，侵略秦国，倘若没有机会，它还可以向东扩张。自从主上即位以来，赖主上圣明，国家强盛，多次打败魏国。如今魏国在马陵遭遇新败，太子申被俘，庞涓被杀，诸侯反叛，这是攻打魏国的良机。倘若我们能一举打败魏军，魏国必定放弃西部而全力谋求向东发展，这么一来，我们将占有黄河、殽山的险要地势，向东控制各路诸侯，这可是帝王的伟大事业。”

一支强大的远征军组建起来，由商鞅亲自率领，杀入魏国。“兵者，诡道也。”在这场战争中，商鞅极尽阴谋手段。镇守魏国西疆的公子卬是商鞅的老友故交，商鞅写了一封书信，差人送到魏军兵营。这封信是这样写的：“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欲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

这封信，写得极为诚恳。公子卬本是心胸坦荡之人，哪知老朋友一肚子坏主意呢？他还真信了商鞅的话，动身前往秦国兵营，打算罢兵会盟。可是他也不想想，倘若商鞅真的“不忍相攻”，带着这么多人马来干吗呢？

商鞅假惺惺地请公子卬喝酒，公子卬一点疑心也没有。正当公子卬喝得有点醉意时，事先安排埋伏在外的甲士突然杀出，将他生擒。统帅被俘虏，魏国军队群龙无首。商鞅果断地对魏军发动致命一击。

这一战，魏国人惨败，伏尸数里，血流成河。

此役对魏国的打击力度，堪比孙膑所指挥的马陵之战。这两大战役，使魏国在东、西两线全部遭到惨败，魏国的霸业就此泡汤。魏国的强盛始于魏文侯，经魏武侯而终结于魏惠王。后世学者雷学淇曾这样评论说：“惠王之败于齐、秦，此盛衰一转关也。”此后，“齐威奋起于东夏，秦孝起于西陲”，天下重心，由魏国分移到齐国与秦国。

连遭惨败的魏惠王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迫切希望与秦国和谈。

商鞅狮子大开口，要求魏国必须割让河西之地。河西之地对秦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魏国修筑有坚固的长城，成为秦国向东扩张时不得不防的心腹之患，只有把这根楔子拔掉，才能解除后顾之忧。河西经魏国几代人耗费巨大财力物力经营，目的就是遏制秦国，如今已经无力压制了。除了忍痛割爱之外，魏国如何能换取和平呢？

谈判的结果是魏国割让一部分河西之地给秦国。虽然还有若干重要城池控制在魏国人手中，但已经不足以威胁秦国了，因为魏惠王耗费巨资所营造的河西长城防线已经支离破碎。秦军收复河西，只是时间问题。

自秦孝公上位，便把收复河西作为雪耻的第一目标，如今这一伟大事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一切成就，归功于伟大的商鞅。他非但是变法的总设计师与执行者，也是卓越的统帅，智擒公子卬、大败魏师、光复失地，这一连串的伟大胜利，把商鞅推向人生的巅峰。

公元前340年，秦孝公兑现“分土”的承诺，把於、商封给商鞅，共计十五座城邑。商鞅把其地改名为“商”，故而后世不称他“卫鞅”或“公孙鞅”，而是叫“商鞅”。时人也不敢直呼其名，而是尊称为“商君”。

这一年，是商鞅入秦的第二十二个年头。

秦孝公与商鞅的合作，是双赢的选择。秦孝公得以复仇雪耻，只用二十余年的时间便赢得世人的尊敬，不复是被人嗤为蛮夷的君主，连续重创魏国后，河西之地虽未完全收复，业已看到希望的曙光。商鞅以秦国为政治实验田，大展宏图，实践其富国强兵的改革理念，最终名利双收，裂土称孤，实人中之杰也。

然而，亢龙有悔，高处不胜寒。

在登上顶峰的那一刻，人生已没有上升的空间，四面却是悬崖峭壁，一个不小心，就可以摔得粉身碎骨。

许多双不怀好意的眼睛都紧盯着商鞅，特别是曾被他打倒的太子党，更是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反扑。

太子党有两大巨头，一为公孙贾，一为公子虔。从两人的名字来看，他们都是秦国公室成员，非但位高权重，背后还有庞大的家族势力撑腰。遇到商鞅，这两人倒霉到极点。先是公孙贾被施予黥刑，后来公子虔更惨，被施予劓刑。一个脸上被刺字，一个连鼻子都被割了，这怎么见人？公子虔躲在家里，八年不敢出门，但没有一天不想着手刃商鞅。

其实商鞅对这两人已经算手下留情了，其他人运气可没这么好。譬如一个名为祝懽的权贵，反对新法，被商鞅一刀“咔嚓”了。

商鞅摇身一变成为“商君”，春风得意，马蹄疾驰，一日览尽咸阳之花。迷信权力的人，常死于权力，因为他们往往低估了对手。反对商鞅的人，早已凝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之所以迟迟未动手，只是投鼠忌器，只要秦孝公还活着，他们就没有机会。

表面上威风八面的商君并没有意识到，权力是很空泛的概念，拥有它时，认为它是万能的神，失去它时，它就是脆弱的芦苇。表面上，商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他的权力只是来自于秦孝公的恩赐，没有这座强有力的靠山，他就什么也不是了。

有一个人提醒商鞅了。

这个人名叫赵良。

一天，商鞅颇得意地问赵良：“你觉得我治理秦国，与五羖大夫百里奚相比，谁更强呢？”

赵良没正面回答，而是说：“要我说实话有个条件，你不要杀我。”

商鞅不由得一怔，随即满口答应。

赵良说：“五羖大夫百里奚执政时，没有车马随众，从不操持兵器，夏天时不张伞，劳累了也不坐车。他死的时候，秦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都为他流泪，小孩子也不唱歌，连舂米的人也不吆喝。这就是他的德行。而您呢？当年您能见到秦王，是靠宠臣景监的推荐，当了秦相之后，用严刑峻法来残害百姓，对太子师傅施刑，这不明摆着累积怨恨与祸患吗？您不断地树立自己的权威，老百姓几乎只知道您而不知道君主，这不是教化之道。可是您还不满足，还依靠旁门左道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自称寡人，用新的法度来压制秦国贵族。自从公子虔受劓刑后，八年不敢出门见人，您还杀了祝懽，对公孙贾施黥刑，这些都是不得人心的。您每次出门时，前呼后拥，身后的车辆数以十计，车上满是全副武装的甲士，两旁还有两排卫队，手持长矛与戈戟，威风凛凛。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摆设，您绝对不出行。您这样做，大概也是害怕遭人暗算吧。恕我直言，您的生命就像清晨的露水，瞬息之间就可能消失无踪。如果能及时补救，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我建议您归还国君所赏赐的十五座城邑，在郊野灌溉田园，劝谏国君起用有才华的隐士，赡养老人，抚恤孤寡，敬重父兄，尊崇有德。倘若您还贪图财富与名位，增加百姓的怨恨，一旦国君有所不测，到时想要杀你的人难道还会少吗？您的死期不会远了。”

听完这些，商鞅两眼发愣，无言以对。

只是，他没有听赵良的劝告。要他拱手让出辛辛苦苦奋斗得来的权力与土地，那还不如把他杀了。

不过，他没料到，他真的被杀了，而且是以最残酷的手段杀死的。

五个月后，秦孝公死了。

靠山倒了。

即位的正是当年被商鞅指责触犯新法的太子驷，史称秦惠王，又称秦惠文王。太子党得势了，被割掉鼻子的公子虔终于走出家门，他等这一天，等了八年了！秦孝公尸骨未寒，对商鞅的反攻倒算就开始了。公子虔迫不急待地在新君主面前诬告商鞅，罪名是：谋反！

商鞅意识到自己后台垮了，好日子结束了。现在坐在台上的是自己的仇家，留在秦国死路一条，只能跑路了。

他一路狂奔，一直跑到边关附近。

当时天色已暗，商鞅饥寒交迫，实在没有气力，得找个小店歇歇了。他连续找了几家旅店，店主要求出示证件。他拿不出证件，店主说：“那不能让你住宿，这是商君的命令。留宿没有证件的人，是要犯法的。”

商鞅不禁苦笑了。他本以为自己是制造法律的万能上帝，现在却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原本制造了一个大囚笼要把别人锁在里面，到头来发现囚笼造好之后，自己却被锁在里面了。

当一个人从山峰坠入谷底，那滋味绝对不好受。他早习惯了华丽的厅堂、众奴仆的服侍，如今连住个荒村小店竟也成为奢侈。无奈之下，他只得强打精神，步履蹒跚地向国境线奔去，终于逃出秦国，进入魏国境内。

问题是，魏国能收留他吗？

魏惠王对商鞅的痛恨程度，不亚于秦惠王与公子虔。想想这些年商鞅都干了多少落井下石之事：攻破魏国旧都安邑；表面奉承拍马魏惠王，背地里却捅一刀；施诡计以卑鄙手段生擒公子卬；逼迫魏国割地求和……每一件事，都令魏国蒙受巨大损失，令魏惠王脸上无光。这样的人，魏惠王会收留吗？

不能怪别人，只能怪商鞅自己做事做得太绝了，不给别人留活路，别人岂会给他留活路呢？

魏惠王不怀好意地下一道命令：“商鞅是秦国的犯人。秦国强大，得罪不起，犯人逃到魏国，必须把他遣送回去。”把商鞅遣送回秦国，与杀了他有什么不同？魏惠王不必亲自动手，他要幸灾乐祸地看看秦国人如何处死自己的英雄与救星。

商鞅被逐出魏国。事到如今，他只能铤而走险了。

他秘密回到自己的封地，拼凑起一支军队，做最后一搏。

在此之前，秦惠王是否要杀商鞅呢？这尚有疑问。固然，他对商鞅是痛恨的，再加上公子虔等人煽风点火，商鞅倒台已是必然。不过，商鞅既是孝公重臣，又有大功于秦国，秦惠王未必真有决心杀他。若非如此，以秦国律法之严密，商鞅何以能逃得出秦国，又何以被驱逐出魏国后，还能从容回到自己的封地呢？可见秦惠王是有所犹豫。

如果说公子虔“谋反”的诬告只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那么商鞅一起兵，谋反的罪名便坐实了。秦惠王不必有所顾虑了，他马上调动大军，镇压商鞅的叛乱。

以区区十五座城邑与整个秦国对抗，岂非以鸡蛋碰石头。

以一群乌合之众，去对付一支百战雄师，无异于自杀。

双方在彤地展开决战，战斗结果完全不出人意料，商鞅全军覆没，自己也沦为阶下之囚。他曾经手握生杀之权柄，只有他决定别人的生死，今天他被捆得严严实实，成为刀下之鱼，俎上之肉，一点自由也没有了。

等待他的，将是残酷的车裂之刑。

车裂是古代最残酷的死刑之一。

因为太残酷了，在政治文明颇高的春秋战国时代，绝少使用此酷刑。车裂又称为“车”或者“”，就是把囚犯平放在刑台上，用绳子或皮带把躯体固定了，手脚张开呈一个“大”字形状，头与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行刑时，用马或牛从五个方向拉车，把人体撕裂为六块。由于人的四肢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拉断的，受刑过程是极其痛苦的，正因为此刑罚太过于残酷，所以只用在罪大恶极的人身上，比如弑君者。

春秋时有几个车裂行刑的例子，都是针对弑君者。譬如周庄王三年（前694），郑国大夫高渠弥因弑杀君主郑昭公，被齐襄公以车裂酷刑处死。又如周定王九年（前598年），陈国夏徴舒因弑杀陈灵公，被楚庄王处以车裂之刑。

商鞅并未弑君，只是被逼反。包括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当然心知肚明，可是他们对商鞅的仇恨委实太深了，特别是被割了鼻子的公子虔，被脸上刺字的公孙贾，如何能让商鞅死得舒舒服服呢？不，一定要用最残忍、最痛苦的刑罚，唯有如此，方可解心头之恨。

从极乐天堂到阿鼻地狱，其距几何？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遥远。

几个月前，他还是天神，几个月后，他是待宰的羔羊。

吴起的悲剧又在秦国重演，而且更悲，更惨。是商鞅把秦国从一个军事大国变成政治大国与经济大国；是他让秦国在国内能抬头挺胸，以一个文明国而非野蛮国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是他令秦国从诸侯国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屈一指的强国。但等待他的，却是车裂的酷刑。

那一天，咸阳城万人空巷，齐聚刑场。

有人同情，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无动于衷……

商鞅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撕扯身体，支离破碎，在巨大的痛苦中死去。他的尸体被挂起来示众，血肉模糊……这样的下场，着实令人嘘唏，一个英雄，本不应当有如此之下场。

人生就是大赌局，不仅要赌输赢，也要赌生死。商鞅全身心投入到人生的赌局中，赌到最后一无所有。

但他并不全然是失败者。

他所创建的新法，比他的生命更长久。秦惠王恨商鞅这个人，却不恨他的法，也不废他的法，新法给秦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并结出丰硕之果，这是所有人都看到的。再说了，商鞅新法立足点是加强君主权力，哪个君主会拒绝呢？

关于商鞅变法的争议却延续了两千年。

他被指责最多的是刻薄寡恩。

大史学家司马迁这样写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则说：“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司马迁与贾谊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来批判商鞅，事实上也是批判他违背仁义之反道德主义。

也许只有政治家才能了解政治家的苦衷与事业之艰难。后世为商鞅辩护之人，不少是有名的政治家。

为秦一统天下作出卓越贡献的李斯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附。”

汉代著名的财政专家桑弘羊这样评价商鞅：“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宋代的王安石是古史中唯一能与商鞅媲美的改革家，他的说法颇有中恳之处：“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不论世人喜欢或厌恶商鞅，都不能否认他导演了历史上最深刻、最成功的变法，富国强兵的理想实现了，秦国吞并天下的大门也由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