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原来是这样——战国商业：和战争一样热闹

战国时代最吸引眼球的热闹事，莫过于战争。

千军万马的厮杀，奇招迭出的兵法，骑兵射箭的改革，战车的淡出，战争规模越来越多，战争之外的博弈越来越丰富，核心就一个字：战！

但如果仅以为战国的历史，就只在战场上，那其实就把战国看简单了。

这段战火纷飞的岁月，既是对生产的严重破坏，但同样也是一种催生。列国为了打赢战争，都要卖力发展本国经济，生产技术和农业产量高速进步，带来的一个附带后果，就是有一件事情，居然变得和战争一样热闹：商业。

战国的商业有多热闹？我们看看《史记》里的一段话就知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而按照孟子的说法，这个变化更形象，在孟子的记录下，最早的商业贸易，都是官府操纵的，基本都是以物易物，价格也是官府说了算。就算有些人搞私人贸易，也只能到乡间去活动，这种人被孟子称为“贱丈夫”，也就是最初的商人。后来由于这种活动多了，贸易的地点，按照《公羊传》的说法，就被称为“市井”。

进入战国以后，生产已经高度发达，商品交易也越发热闹，原先被人看轻的私商们，非但不再被人瞧不起，相反却是名流充斥、富商云集，很多人的影响力，更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步。战国是战争的苦难时代，却也是商业高度繁荣的黄金时代。甚至可以这样说，左右战国命运乃至中国命运走向的，也有这些商人们活跃的身影。

商人赚钱门道多

早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就有很多商人奔走于列国之间，靠倒买倒卖大发横财，但他们真正成为一种规模化的政治力量，却还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特别是春秋晚期范蠡经商的成功例子后，进入战国起，公卿大夫身份投身商业的人物，也是越来越多。最典型的就是战国的白圭，这位魏惠王昔日的相国，更是中国商人中的祖师爷人物。以《史记》的赞叹说，他最擅长把握商机，懂得各种货物的需求情况，能够准确按照市场的要求买进买出，转手就是暴利。特别经典的几次妙笔，有在丰年的时候用丝来换谷物，到了荒年时又出售谷物，一下子获得巨大收获。所谓“人弃我取，人去我与”，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商业的黄金箴言。

当然商业的发达，也不可避免带来另一种商业现象兴起：信贷行业。

战国商业的一大流行景观，就是高利贷横行。比起普通商业可以各行业参加，这个行业却是硬标准，必须得是富豪甚至是政治权贵才可以。最典型的一位，就是号称“四君子”的孟尝君。

这位齐国的宗室贵族，战国时代有名的门客，历史上最出名的，就是门下三千各怀绝技的门客，但相对不太出名的，却是他养门客的主要资金来源：放高利贷。他的封地薛地，就是他投放高利贷的主要市场，而且由于利益巨大，以至于每年到收钱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都十分痛苦。因此也有了一段美谈：孟尝君的门客冯看到人们实在还不上钱，干脆灵机一动，假托孟尝君的名义，把所有的高利贷债券都烧了，结果老百姓高兴了，孟尝君气得跳脚，大骂我这三千门客吃什么。冯却不慌不忙说，你啥都不缺，就缺人心，我帮你免了债，是给你买人心。

后来的结果也正如冯所料，孟尝君垮台倒霉后，狼狈回到薛地，却见薛地的老百姓扶老携幼，热烈欢迎。孟尝君这才感叹说，您说的人心，我总算看到了。

两千年来，这个故事通常被很多人引用，不是用来说冯的聪明，就是用来夸奖孟尝君的大度，但从前因后果上可以看到，当时的高利贷生意，已经成了战国时代普遍的现象，甚至普通的耕作百姓，都要遭到这新兴生意的无情盘剥。孟尝君可以免了薛地的债务，但是更多的老百姓，恐怕还挣扎在这债务之下。

战国时代高利贷的流行，不但成了老百姓的沉重负担，甚至就连某些国君，都为此遭了灾。最典型的就是周赧王，这位堂堂的周天子，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彻底成了摆设，如果说春秋时期还有些价值，那么战国时期就已经彻底被闲置，甚至连日常生活都成了问题，为了维持王室的开支，就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贷，谁知道一来二去就还不上，吓得惊慌失措的周天子，一度连王宫都不敢回，干脆造了一个高台，自己成天躲在里面战战兢兢，成语“债台高筑”就是这样来的。

这段啼笑皆非的故事，既说明了当时高利贷风气的流行，却也阐述了另一个无情事实：能放高利贷的，都绝对是当时惹不起的人物。

而这样的惹不起，也正是战国商业另一个现象的缩影，经商已经不再是下贱的行业，相反商人们更是每个国家举足轻重的力量，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改变历史的人物，正是吕不韦。这位知名的土豪在邯郸做生意的时候，认识了秦国公子异人，立刻就像找到投资项目一样，与之热心结交，竟然就通过巧妙运作和大气砸钱，把这位亲爹不疼奶奶不爱的落魄王子，成功扶持成秦国国君，他自己也得以青云直上，成为执掌秦国大权的重臣。

说是商业影响了战国历史走向，毫不为过。

货币花样真难认

战国另一个商业发达的标志，就是货币。

拜《封神榜》这类古装神话剧所赐，电视剧里凡是有买卖情节，基本都是黄金白银，以至于好些神话剧票友也认定：三四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有白银铜钱了。对照真实历史说，这实在是瞎掰。

虽然按照史料说法，中国铸造货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的时候，但是考古出土的物证却证明，直到商周时代，中国人买卖东西的主要货币，依然还是贝币，也就是贝壳。用贝壳做货币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史上十分漫长，商朝周朝的文物出土中，各种五花八门的贝币极多。当然比起商朝来，周朝进步的有一点：商朝主要是天然贝，周朝却是人工铸造的贝币，主要是铜贝币。这种货币的生命力十分漫长，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才彻底取消。

而在战国时期，货币的一大进步，就是出现了新的贵金属货币：黄金。

用黄金铸币，在战国时代十分的流行。而且十分标准化，每一种黄金币上，都有明确的铸造时间和地点。与黄金货币同时改变的，是战国时代有钱人的财富观，在战国之前，要形容一个人多有钱，一般都是看他有多少土地庄园和粮食，但到了战国时期，那就是百分百看钱。通常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文物遗址，都会发现有仓库储存大量的金钱，以荀子的说法，人们之间攀比财富，也都是说自己有多少钱。这真正是个看钱的时代。

虽说货币发展了，一个问题却很严重：货币门类太多了。

春秋晚期的货币，就特别不规范，每个国家都有好多种货币，不但国家可以造币，一些富豪权贵，也有铸币特权，一个国家市面上流行的，通常有好多类型货币。有时候买东西，都不知道该用哪个好。

到了战国时期，这个问题总算有所解决，各国都把铸币权收归政府。但市场已经越发统一了，市面上流行的，却是各个国际不同的货币，如果罗列起来，也是千姿百态。

在北方三晋地区流行比较多的，当属铲形货币。即铲子形状的钱币。这种钱币在当时，叫作布币，又以形状不同，分为各种不同类型。比如有圆足类型的，也有尖足类型的，而且以流传范围说，更是战国各类货币里，流传范围最广的一种，往北在今天辽宁、吉林地区都有出土，往南在今天湖南、湖北地区都有发现，出土最多的地区，则是河北、河南地区，也就是以韩、赵、魏，三国为核心流动地区。就材料来说，今天出土的铲形货币，绝大多数都是铜质的，1974年在河南扶沟县也出土过银质的货币，不过数量也十分稀少。

这一时期贝形货币主要在楚国地区流传，也叫作“蚁鼻钱”。还有一种比较昂贵的块形金版。这两类货币，主要都流行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四地，主要都是楚国的地盘。而在北方大地上，能与铲形货币分庭抗礼的，当属以齐国为代表的奇特货币：刀形货币。

作为战国时代东方最发达的商业国家，齐国的工商业独步中原大地，铸造钱币方面，更是遥遥领先。跟铲形货币比起来，刀形货币的岁数要更长，最早的刀形货币，竟然可以追溯到春秋中期去，而且和其他类型的货币相比，刀形货币最大的优势，就是技术含量，从出土的货币看，其货币的铜锡含量比例，是同时期各类货币中最为合理的。

更能证明刀形货币的实力的，却是这种货币在当时的购买力：一枚标准的齐国刀形货币，可以购买250斤粟米，也可以购买23斤食盐。按照一些战国史料笔记的说法，许多战国时代的有钱人，最好的储蓄财富的方法，就是把财富兑换成齐国刀形币。在战国大多数岁月里，刀形币就是这样信誉良好。

就流传范围来说，刀形币比起铲形货币来，好些流行区域都是重合的，就范围广度来说，不如铲形货币，可是出土量却令人震惊。比如在燕国旧地的河北承德地区，一次性就出土过4000多刀形货币，比起铲形货币的平民化来，刀形币更可以说是有钱人的游戏。

但是拜秦国一统天下所赐，前面这几种货币，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都成了历史的痕迹，真正一统天下，并且成为之后两千年中国钱币制式的，却是在战国时期，相对在中原不太流行的货币：环形币。

环形币，因为其圆形的形状，也被称为“圆钱”，这种钱币出现最晚，主要流行于秦国以及周天子的区域内。秦国的圆钱，主要以重量和“铢”来计算，这也成了后来汉朝起中国货币的计量规则。尤其值得说的是，环形币的制式，主要是圆形方孔，古人把财富称为“孔方兄”，最早来源就是这里。

从秦惠文王年间开始，随着商鞅变法的成功，秦国国力的上涨和扩张的加剧，秦国的环形货币，流通的区域也开始扩大。同时秦国有着战国时代最规范的军工生产体制，因此在铸造货币上，秦国虽然技术有所欠缺，规模化生产却十分强大。每次征服一个区域，货币的发行就紧锣密鼓，因此反映在考古发现上，秦国的环形币虽然从范围上无法和别的币种相比，但是每一次出土，年代都非常集中。基本上把出土环形钱的时间串联起来，就能把秦国一统天下的路线图画出来。

城市真热闹

与商业活动一样红火起来的，就是战国的城市。

不夸张地说，战国对于中国古代史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它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成熟时期。之后的两千年中国古代史上，中国的城市规模和形状，都是以战国城市为蓝本发展。

在春秋以前，中国古代的城市不能说没有发展，但实事求是地说，发展就如老太太走路。比如出土的西周的城市遗址，比较起商朝的城市废墟来，无论从规模还是大小，都得拿着放大镜找进步。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还是制度问题：城市在奴隶制时代，基本就是王公贵族的活动中心，就算是有平民百姓，好些也都要做农村的营生，所以从规模和热闹程度，都是十分有限。类似《封神榜》那样商朝都城里热闹的场面，也只有小说家才能编造出来。另外一些硬规矩，更完全限制死了城市的发展：国都长宽不能超过900丈，卿大夫的封地，也必须只有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稍微大一点，就是僭越大罪。人口多一些的5000来人，少点的也只有几百人。基本就是这么寒碜。

但从春秋晚期起，情况就不同了，到了战国年间，更是翻天覆地。

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就好比一支兴奋剂，把好些原本小规模的城市，全都给打膨胀了。城市的规模越发扩大，人口日益增多，所谓的硬规矩，也早给抛在了九霄云外，再硬的规矩，也无法阻挡这个强大的历史规律。

于是，旧城市的规模越发扩大，新兴的城市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战国时期哪怕是大国里普通的城市，也比春秋时代国家的都城要大得多，所谓“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才是最真实的写照。而且比起过去只有都城算得上城市的寒碜景象，只要数得上的大国，都是新兴城市林立。按照《盐铁论》里的说法，中原地区仅齐国、楚国、魏国这几个国家，叫得上名字，称得上商业贸易繁荣地区的城市，总数就有30个之多。放在之前的夏商周年代，这真是强大得不可想象。

更让前代不可想象的，则是城市的规模，比如齐国的都城临淄，史书上记载有7万户，而以已经出土的古城文物来估算规模，按照相关学者的保守估计，人口也要在35万以上。仅出土城墙的总长度，就有近42000米，总面积60平方华里，大小城门已发现10个，主干道宽8米，更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城市建设相当发达。

临淄城的繁荣程度，更是在当时天下闻名：集市上人挤人，抹一把汗就像下雨一样，车子挨着车子，而且城市里店铺林立，各种行业都有，天下各种奇珍异宝云集，场面十分热闹。甚至很多外国学者也来凑热闹：临淄的发达程度，放在同时期的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而更能证明临淄繁荣的，还要说其发达的娱乐业，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足球，当时叫蹴鞠，这是临淄知名的体育运动，并很快流传到列国，成为战国起非常知名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这一独家娱乐，国际足联也十分服气，2004年专门宣告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淄博（临淄）。

然而临淄的繁荣，也只是战国经济繁荣的一个缩影。七大强国的主要城市，不能说比肩临淄，也基本达到了这样的规模。不夸张地说，战国时代的中国，就是当时全世界经济最繁荣发达的区域。

而与城市繁荣同时发达的，就是交通。

各主要国家之间，除了军事道路外，更有了四通八达的商业交通要道。北方从齐国一直可以通到辽东地区的陆路，已经十分顺畅。南方楚国的商业贸易网络，已经可以连接到今天的印度地区，张骞通西域的时候，从中亚的集市上，可以看到来自巴蜀的绸缎，照中亚商人的话说，这些物资都是楚人经四川贩运到印度，再转手倒卖到了中亚。比起汉朝开始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战国时代通向世界的丝绸之路，产生得更早。

更值得一说的，却是海上贸易，作为东方最发达的商业地区，齐国的海上贸易，在战国就进入了黄金时代，今天山东的海阳地区，就是战国时代重要的贸易港口，以此为中转站，和辽东甚至吴越地区，都有商业贸易的联络。而在中原腹地，贸易网络更是四通八达，国力弱小的韩国，以及逐渐衰落的赵国和魏国，却成为战国时代中原贸易的集中地。以三晋国家为核心，贸易道路通向东南西北四地，各地的货物都云集。正是这样的交通演进，才为最后的天下一统，搭好了最厚实的戏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