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原来是这样——稷下学宫，东方的雅典学派

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巨匠拉斐尔，曾有震撼世界的壁画力作《雅典学派》。

在这幅宽近8米的煌煌壁画上，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包括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的50多位古希腊思想文化巨匠，他们或高谈阔论，或精心演算，或慷慨激昂演说，或群情兴奋鼓掌。整个古希腊时代风云际会的先哲人物，不同年代、不同流派的文化，就这样跃然于画上，仿若历史风云再现。其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与人物场景布局能力，引得一代代欧洲人叹为观止。

这幅构造精心、技法高超的壁画，仿佛一个历史废墟上拔地而起的舞台，把整个古希腊时代所有的明星人物生动呈现。一代代的观赏者们，无不流连忘返，惊奇不断。该给的赞美荣耀，几百年来都给了。

当然，与其说他们惊叹壁画，不如说他们犹如身临其境，惊叹那个诞生了欧洲文明的古希腊时代。

而相比之下，中国战国时代的文化荟萃，非但不逊色于这个欧洲人为之神往的时代，甚至好些方面的技术含量，包括思想的先进程度与科学文明的进步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诸子百家的激烈争鸣，各个流派独具特色的思想，不但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战国文化，甚至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代，深深震撼了欧洲。就连法国大革命的宣言词，都引自儒家思想那句耳熟能详的箴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正如鸦片战争开战前，英国国会辩论里的一句话：古老中国的文明，他们的百家争鸣，其成就丝毫不在我们知道的古希腊文明之下。而作为足以比肩古希腊文明的战国文化，与《雅典学派》画卷中的虚拟场面相比，却有一个承载的真实舞台。在这个地方，不同学派的文化，得以自由辩论，激烈交锋，仿佛剧烈的化学反应一般，生动催进了中国历史的演变。

这个中国舞台，就是齐国的稷下学宫。

又一个齐桓公

稷下，本是齐国国都城门的名字。战国初年，田氏代齐后的第三代齐国国王田午，在此设立学宫，因此得名“稷下学宫”。

说起这位田午，名声并不太响亮，但说起他的尊号，却是赫赫有名：齐桓公。虽然和春秋时代雄霸天下的那位齐桓公比，此齐桓公没有这么霸气，但知名度却也毫不逊色，最出名的事件，当属“扁鹊见蔡桓公”的典故。里面那位讳疾忌医，有病不早治，病入膏肓追悔莫及的愚蠢国王“蔡桓公”，正是这位齐桓公——田午。

由于这段死得窝囊的经历，因此两千年来，此君一直被历代学者当作反面教材，“讳疾忌医”的名号流传得极广，特别到了言路通畅的宋明两朝，刚直敢言的臣子们上书骂皇帝，都常拿他出来说事，翻翻各类慷慨激烈的奏折，此君的出镜率相当高。

就是在这样的口水纷纷里，他另一样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业——创建稷下学宫，却也被默默地掩盖。

这个业绩有多伟大？这不单单是世界上第一所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高等学府，更是后来战国百家争鸣的土壤。战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流派，几乎都植根于此，开花结果繁衍生息。思想文明高度繁荣的战国时代，齐桓公正是最早的耕耘者。当然最初创办这高等学府的时候，齐桓公真没想得这么长远，也没太多伟大追求。他开创这历史创举，还是为了齐国自身统治考虑。

在战国七雄里，齐国王室的出身极为特殊，既不是韩赵魏这样的分家国家，更不是秦楚燕这样的春秋传统豪族。他们属于借着齐国的壳，建立了田家的统治，名分十分不正。那么为了证明自家统治合法性，除了要富国强兵，更得撑起思想大旗。

那咋证明呢？篡了齐国王位的田氏家族，出身于陈国。而道家创始人老子，同样也是陈国人。这下事情就好办了，高举起黄老学说的大旗，更把田家的祖先，追尊到黄帝，把老子的黄老思想，牢牢树立成齐国的国策，那就名正言顺了：我们田家秉承黄老思想，源流于黄帝，身份根正苗红，别说统治齐国，就是称雄天下，也是天经地义。

这个思想宣传，从田氏代齐的第一天起，齐国就一直在努力。而到了田午这一代，由于此君得位也不正，靠杀害其兄长齐废公田剡上位，登位之后更是四面风雨飘摇，这个传统宣传工作，更得进一步加强，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办学宫。弄个大学宫，召集各方名士，反复宣讲齐国思想，树立自己名正言顺的身份和伟大形象，岂不更加快速方便？

于是稷下学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当然最早的稷下学宫，还没有后来那么繁荣，主要都是黄老道家学说的舞台，这一类在学宫里讲学的学者们，也被称为稷下学派。他们主要的任务，除了阐述议论，就是整理春秋时代遗留的各类学说资料。学宫里的辩论，也基本都是秉承大王的意思，做一些大王喜欢的研究，但比起后来的空前规模，还是相对冷清。但即使在这相对冷清的年月里，真正被齐国上下公认的，却是稷下学派无可争议的地位。能够成为其中一员的学者，都至少是在齐国声名显赫的人物，不但学问名望都是硬实力，身份受人尊重，待遇更是士大夫级别。其在政界的话语权，也是出名地大。

最典型的事件，例如曾经入选中学课本的《齐威王一鸣惊人》：初登位的齐威王，还是个不靠谱的浪荡公子，成天吃喝玩乐，眼看齐国的国事风雨飘摇，就要到被吊打虐打的节奏，却是稷下学派的名士淳于髡挺身而出，循循善诱地给齐威王讲了个故事——有一只大鸟，本该威武雄壮，可是长大之后，却是九年都没叫唤一声，大王您说这是咋回事呢？齐威王立刻心领神会，从此幡然真做，造就了齐国强大。“一鸣惊人”的成语，就是由此而来。

多年以来，这个故事一直用来形容淳于髡的聪明，或是齐威王的胸怀，但其中透露最重要的真相是：作为战国新生事物的稷下学宫，从诞生早期起，就拥有这样强大的话语权，稷下学士们不但拥有崇高的地位，更有着让国王都肃然起敬的权威。

就在这样的尊重与发展中，早期的稷下学派欣欣向荣，很快从初生的小苗长成参天大树，成为齐国大国地位的生动招牌。

但是从齐宣王起，这个原本就光鲜的金字招牌，身份竟再次华丽转换，原先是棵招牌树，这时却变成了招纳各方“神鸟”的奇树；原先以齐国的黄老思想为主，学者也主要是老子学派人物，这下却成为诸子百家各个流派的聚焦地。一个学宫，竟这样成为诸子百家发展壮大的温床，仿佛一个聚拢了巨大能量的火山，喷涌出汹涌的战国文化烈焰。

这个角色转换，又是怎样来的呢？

齐宣王的妙笔

稷下学宫的角色变化，以《史记》里的说法是这样的，“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也就是说，在齐宣王的改革下，稷下学宫从此打破了学派的界限，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接纳各个流派的名士。各路名流人物都给予崇高地位，享受上大夫的待遇，且权力还极大。所谓“不治而议论”，就是不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但是要参政议政、建言国事。在这样的大力扶持下，稷下学宫进入了其黄金时代，最热闹的时候，规模已有了千人之多。

如此华丽的转身，自然不只是因为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更深的追求，则是齐国的大国梦想。

这时候的齐国，状况和当年田午时候已经大不相同，不但是田氏家族王位稳固，其综合国力更蒸蒸日上，到了齐宣王执政的时候，齐国已经从中原六国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原唯一一支可以和秦国争雄的力量。战国的争霸战争，也正进入到另一个白热化阶段：齐秦两强对峙时代。

在战国这个特殊的时代里，一个国家如果要成为争霸的主角，那就需要抓两件事，众所周知的一件是战争，有了强大的军力才有超群的国家地位，但另一个与战争同样重要的事，就是抓文化。

看战国时代的发展脉络就知道，每个时代称霸诸侯的国家，也同样是这个年代文化最为繁荣发达的国家，以最早实现变法自强的魏国来说，一个魏国所云集的，几乎包括了当时战国所有的精英人物，而等到秦国和齐国也通过变法自强，后来居上时，其文化方面的软实力，也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成就。

在这个问题上，齐宣王是深受过刺激的，在他与秦国的几次较量中，最大的感受就是：为什么六国的人才都往秦国跑。经过痛定思痛后，他把改革的对象，放在了稷下学宫上。这个已经有了悠久历史的高等学府，不能仅仅是个门面工程，它更应该成为齐国繁衍孕育人才的温床，吸纳列国优秀人才为齐国服务。

在这样的强大追求下，稷下学宫各方面的条件，骤然升级。首先是待遇提升，比起以往来，那更是强得不能再强。以齐威王之前的话说：人才就像珠宝一样珍贵，列国争霸的关键，就是“得士则昌，失士则亡”。所以稷下学宫能否招揽到名士，这不只是个面子问题，更是个国家兴亡的问题，下的本钱也自然要更大。

于是，稷下学宫的待遇，立刻优厚得令天下人眼热。以《史记》的形容是“高门大屋尊宠之”，也就是要钱给钱要房给房，具体到每位名流身上，更是各个一夜暴富：比如田骈，不但享受上大夫待遇，而且门下弟子上百，全由国家包养。孟子不但高官厚禄，连出门也特别风光，每次都是数十辆车马，外带数百人跟着，场面十分壮观。而且这样的待遇，也是分等级的，不同的学者根据其学派声望的不同，享受不同等级的待遇。也就是说，在稷下学宫能获得怎样的礼遇，不只是个生活问题，更是个身份认证问题。只要在稷下学宫有过风光日子，名满天下的身份，就算是确立了。

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稷下学宫礼遇这些学士，也自然有其要求。而恰恰这一条，才是比待遇更吸引各路名流的原因。稷下学者的职责，同样照前文所说，就是“不治而议论”，也就是不负责具体的行政责任，但是需要为国家大事提供自己的思想和建言，这就等于既给了他们说话的权利，更给予了学者敢于说话的保护。包容，才是稷下学宫超越了战国时期其他国家之处。

这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平台，接纳一切学派的思想，允许学者们畅所欲言，更给他们以准确的定位，在这里不仅有良好的待遇和崇高的尊崇，还不用担心会如同在秦国这类国家那样，不幸卷入政治倾轧中。如果说同时期的秦国，给列国人才提供的地方是战场，那么稷下学宫，却是一个更加适合学问研究的世外桃源。当然，比起秦国这类国家政坛上的刀光血影，稷下学宫里也同样有战争，这里的战争，就是“吵架”，也就是辩论。

作为一个专业研究学问的机构，稷下学宫每天的日常工作，除了对于学术典籍资料的书写，就是不同思想之间的交锋争论，自从齐宣王时代，这个新兴学府实现华丽转身之后，这里就变成了诸子百家争锋的战场。在战国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里，任何一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主张和治国的理念，但并不是每个学派，都有真正付诸实践的机会。那么一个学派如果要得到更多的认同，甚至得到一展抱负的平台，那么在稷下学宫取得话语权，就是必须要经历的磨炼。

由于这一特殊职能，稷下学宫自齐宣王时代起，就吸引了整个战国时代的目光，不同的学派掌舵人不远万里而来，不只是艳羡这里良好的学问条件与宽松的环境，更是不能放弃这一展示自我的机会。

另一群渴望展示自我的人们，就是列国的政治家。

自从齐宣王时代起，战国历史进入了连横合纵相互交锋的阶段，作为仅有可以抗衡强秦的东方大国，齐国也自然成了两种不同思想交锋的战场。列国之间的出使活动里，齐国就是重要的焦点地区，而稷下学宫的辩论舞台，更成了两个不同学派之间的交锋场所，唇枪舌战的局面，几乎每天上演。

对这火药味十足的“战火”，齐国的统治者们却十分受用。而这一条，也是稷下学宫得以成功的一大条件，与强调专制的秦国不同，齐国一直有兼容并包的传统，尽管齐国自身的治国思想，偏重于黄老学说，但是这种思想传统决定了，齐国并不是一个用专制和强权压制言论的国家，恰恰相反，齐国行政的一大传统，就是擅长从不同思想的交锋里，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学说理论，正是这样的目标，成了稷下学宫热闹的催化剂。

于是，在稷下学宫的黄金时代里，这里几乎云集了所有战国知名的学派：儒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而更有意思的是，不但是各个学派林立，而且很多学派更是派中有派；不但有学派之间的相互辩论，甚至同一个学派内部，也常有激烈的观点交锋，而且更常见的情况是，对于齐国当时的各种国策，凡是看不过去的地方，稷下学宫的学者们也都常大胆建言，“打脸”齐国国君的次数，也是相当地多。

稷下学宫的辩论活动，主要以政治军事为主，但同样可贵的是，其他各行业的辩论，也都非常热闹。甚至包括天人道理、五行八卦等学问，科学活动也十分热闹，比如战国一些著名的天文数学成就，都是在稷下学宫里完成的研究工作。而在这一点上，齐国的统治者们同样也非常开通，凡是来到稷下学宫的学者，虽然要为齐国的政治服务，但并不强求学者们一定要按照齐国规定的路子研究，相反是自由发挥，擅长哪个学派，喜欢哪一种思想，哪怕和齐国统治者的思维冲突，也是尽可能地包容，允许学者们按照自己的思路，走自己的道路。

以《尸子·广泽》的说法：“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其学之相非也。”也就是说，诸子百家各有各的学问，而来到稷下学宫，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向去学，齐国统治者只是从中选择自己有益的地方学习，并不强硬打断。

如果说战国的诸子百家，好比百花齐放，那么稷下学宫，就是最好的土壤。

造就齐国强大

齐国的这番苦心，从稷下学宫的热闹场面来看，确实没有白费。

这些分属各个派系的稷下学者，思想主张不同，但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建功立业的追求，因此在稷下学宫这个特殊平台上，他们也牢牢抓住机会，展示不凡的自己。仔细看看稷下学宫时代，这些学派的不同思想，就更能发现其中的可贵：没有一个派别，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求，盲目地修正自己的思想，相反一直坚持独立的人格，并且在相互的论辩中学习——诸子十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

最典型的就是学者慎到，这位今天相对名气不及孔孟的杰出人物，却是在稷下学宫时代，提出了独特的“非忠”说，所谓“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君以为君”也，在两千年前封建制度初创时期，却已经有了如此振聋发聩的非君思想。这样的大胆，也只是稷下学宫自由开放风气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在这个特殊园地里，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否定的，没有什么不可以质疑的，连三皇五帝都曾经被否定批判，齐国国君每天被骂，在这里更是常见的事。

对他们这种热闹辩论，齐国的国君们也很有兴趣，最典型的是齐宣王，经常饶有兴趣地跑来，出席稷下学宫的辩论活动。比起后世封建王朝，帝王每次出席儒学活动，各位儒生们立刻战战兢兢的样子，稷下学宫就从来不讲这一套，虽然身为国君，又是这些学者们的衣食父母，但来到稷下学宫，也得老老实实地做听众，去了不能享受特权摆架子，身为国君也是按照规矩老老实实听，各种国君们听了必然会不高兴的观点，当着他的面也会这样说。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齐宣王与稷下学宫学者田过的对话，两人为“君与父孰重”展开了争论。面对齐宣王的质疑，田过毫无惧色，侃侃而谈“君不如父”，也就是说国君比起父亲的分量要差远了，哪怕齐宣王非常不高兴，甚至与之激烈争论，田过也毫不怯场，硬是把齐宣王驳得哑口无言。

而比起胆大来，稷下学宫的另一大可贵之处，就是自由。这样一个平台，不可能让每个学派都满意，相反每个学派都会有很多的不满意，从认为自己不受重用到认为别人被偏袒，每天各学派间的纠纷也不停。而齐国统治者除了调解，另一个态度也非常明确：常年来去自由。每个学派都有随时来讲课的自由，更有随时可以走的权力。典型的如儒家圣人孟子，曾经在稷下学宫得到隆重的礼遇，但后来却深感自己的学说不被齐国接受，最后怅然离开。而从始至终，稷下学宫也依然给他隆重的尊崇。而以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著名学者，战国思想牛人荀子的说法，也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氛围下，各个不同的学派，才找到了自家的不足，自身的学问才得以丰富。以《荀子》里的说法，就是“以数具者，皆通之一遇也”。

在这个中国封建文化的初创成长期，特殊的稷下学宫，就成为一个成长的温床。中国文化的孕育和壮大，正是从此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