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原来是这样——科技革命改写战国历史

要说春秋和战国之间有什么不同？归根结底到一点上，却只是一件事：经济基础不同。

按照政治学的说法，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型期，种种大变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最终还要落实到老百姓生活状态上的变化。综观从春秋到战国的所有变化，从根本上说，战国，改变的是中国人的生活。

且去看看，战国究竟改变了中国人生活中的哪些方面呢？

地主是这样来的

战国改变中国人生活的一大方面，就是基层社会关系的变化。如果国家的经济体系是一个房屋的话，那么奴隶制的屋顶，是奴隶主，地板是奴隶，这也是春秋的社会关系。而在战国时代，这个关系随着变法的深入，各个国家的转型，奴隶制小国的被平灭，早已经不复存在了，拔地而起的是一栋新房屋：封建社会关系。这个房子的屋顶，是地主；房子的地板，是佃农；房子的墙壁，是大大小小的自耕农。

在战国时期的风云变幻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活动家，纵横捭阖的国君们，挥斥方遒的将领，或许立场不同、阵营不同、观点不同、敌友关系不同，却有一点身份是相同的，他们都是百分百的地主阶级。

有关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问题，各类史料讲过很多，讲得比较少的却有一点：这个社会转型期的各类新阶层，他们究竟是怎么来的？比如，地主是怎么来的？

战国时代的地主，是战国风云的绝对主角。在战国早期瓜分奴隶制国家的狂潮里，主角是地主；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学子们，背后的利益团体，也大多是地主；在战国时代风云变幻的变法运动中，那些或刚硬或阴柔的改革家们，他们真实的身份还是地主。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地主更不是一天冒出来的。战国时代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地主们，其实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形成过程。

战国时代的地主，主要来源于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原先的奴隶主贵族，他们的身份，很像后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新贵族。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里，他们的鼻子比较灵，嗅到的风向比较准，很早就主动转化了生活方式。本属于体制内的奴隶主，摇身一变重新做人，在这个社会转型期里谋取了新的利益，成为新型生产方式的既得利益者。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如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族，取代了姜氏齐国的田氏家族。

这些“新贵族”的普遍特点，就是脑子很灵光，而且在原来的奴隶主贵族内部，也大多很不受待见。在旧体制下，他们虽然拥有封地，甚至和统治者有亲戚关系，但是他们不具备世家大族那样的特权，没有对军队、政权的掌握能力，他们最主要的权力，就是在封地里收取出产，保持富足的生活。

因为地位低，既得利益少，所以在这个社会的转型期，他们的脑袋敢于转弯，比如在自己的封地里，主动改变了剥削的方式，变以前的奴隶关系，为后来的地主与农民关系，尽可能地给予各种政策，提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这个变革中，他们最早尝到了甜头。尝到了甜头，就要争取更多的甜头，所以他们就要扩大自己的权力，向旧的贵族抢班夺权，甚至执掌一个国家的政权。这部分人的共同点是，他们本身就是从旧体制内蜕变出来的，身上无法割裂与旧体制之间的联系，这也注定了他们进行的各类转型活动，发起的各类封建化改革，最终是不会彻底的。

战国时期齐国、魏国、赵国、韩国的国家政权，都属于这种情况，按照过去历史书的话说，它们最后的衰弱，也是因为“保留了大量奴隶制残余”。

在整个的春秋战国时代，“新贵族”们还有另外一个群体——君子。这里的君子，不是指的道德高尚的好人，而是说战国时代脱胎于旧贵族，又在新经济形势确立后，实力迅速壮大的新贵族群体。这些人的普遍身份，就是各个国家的王族宗室，他们的普遍特点，就是拥有大量的土地，其财富富可敌国。他们经营大量的新兴产业，包括农业和工商业，也放高利贷。他们自己的庄园里，也有一套完全忠诚于自己的势力班底，普遍的叫法叫“门客”。门客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几千人，有时候甚至可以左右国家局势，在中央集权制度初建的战国时代，他们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衍生品，又是一群掣肘中央集权的“异类”。

这些人与国家的统治者之间，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约，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势力。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而结束，门客盈门的盛况，也只能给后人徒增谈资。这些人里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君子”——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他们活着的时候，大都是本国的骄傲，他们身后的几千年里，一直被后人看作传奇，但是真正完成统一大业的，却是改革最为彻底，没有君子的秦国。

地主阶层的第二个类型，就是战国时代的官僚阶层。他们取代了过去的旧贵族，成为战国时代国家政权的执行者，成为国君中央集团的帮手，而他们成为地主的方式，就是通过建立功勋，得到国君的土地赏赐。

战国时代，国君对于臣下的最主要赏赐就是土地，尤其是在三晋地区的韩赵魏三国，当年曾经是商鞅主人的魏国丞相公叔痤，魏王一次性赏赐给他的土地，最高的时候就有100万亩。吴起当年因为守备西河要地有功，也被魏王赏赐土地20万亩。这一类地主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的是旧贵族转化来的，出身比较高贵，比如公叔痤；有的却是百分百的草根出身，通过建立功业一步登天，吴起就是这一类型。

除了国君赏赐之外，有些官僚也很有投资眼光。在这个时代里，他们喜欢把所得的俸禄用来购买土地，比如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对土地的热爱程度就很高，甚至外出带兵，一路看到好的土地就买下来。他母亲也因为这个，断定他没有带兵之能。而在当时，官僚阶层的这种情况很普遍，钱是容易贬值的，土地却是永远不会贬值的，有了土地，不只是身份的象征，也是经济的保障。

官僚地主阶层的扩大，也和战国各类变法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有关：奖励军功。这项政策最早实行在魏国，后来商鞅在秦国发扬光大。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把土地作为奖励方式，授予那些在战场上立过功的人。这些通过军功、战功获得土地的官僚地主，和普通的官僚地主身份截然不同，他们往往是战国政坛上的重要力量。

地主阶层的又一个类型，是很有“励志意义”的，那就是布衣地主。这一群体有两个类型，一种是平民中小地主，一种是从自耕农、手工业者，甚至奴隶转化而来的地主。他们获得土地的手段，主要是土地买卖。这个群体中比重最大的，就是工商业者出身的地主阶层，战国时代一句流行语是：“以经商来发财，以土地来保财。在秦始皇登基初期权倾朝野的吕不韦，就是这一类型人物里的杰出代表。”

而更有励志意义的另一个群体是，许多自耕农通过个人的辛勤劳动，逐渐拥有了土地。这一群体主要分布在早期人多地少的秦国、赵国地区。

当时的统治者，普遍采取了奖励垦荒的政策，国家给予垦荒者法律上的保护，并提供农具，特别是秦国，只要你敢刨地，要什么支持国家就给你什么支持。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废井田，开阡陌”运动，更成为这一过程的催化剂，许多早期的自耕农们通过锐意地耕作，占住了大量土地，摇身一变成为地主阶层。在当时的中国，秦国之所以人口迅速增长，六国人口大量涌入，是因为那里是从自耕农变成地主难度最小的地方。

农民的生活

有了地主，自然对应着要有农民，作为被地主踩在脚下的群体，战国时期的农民，主要包括自耕农、佃农、雇农三个群体。其中自耕农的来源，有两类：一是奴隶社会的平民阶层，但更多的却是奴隶社会的逃亡奴隶，那些早期摆脱奴隶主统治的逃亡奴隶们，通过积极的垦荒，流亡到新的地区开辟新土地，逐渐成为拥有合法财产的自耕农。这一类自耕农，普遍分布在当时的秦国和楚国以及吴国地区，随着中原地区的战乱频繁，大批奴隶逃亡，他们开始往地广人稀的地区迁移，今天的华东、关中、江汉平原，就是最好的目的地。

战国时期不同国家的变法，内容虽然不同，但其中一个目的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拼命增加自耕农的数量。因为自耕农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国家可以收取税收的税源扩大，保证新兴的封建制国家建立完备的财政收支体系。

在这一点上，战国变法的宗师李悝曾经有过精辟的概括：农伤则国贫。但是对于各路诸侯国来说，自耕农的增加是最困难的，因为国君下面的地主阶层，都在想方设法地隐瞒人口，把大量的人口变为自己的佃农。所以魏国变法的时候，采取的是国家提供农具和法律保护的方式，来增加自耕农数量，而到了秦国商鞅变法的时候，却采取了更加严苛的措施，严苛到一户农家里，兄弟成人后不分家，都要遭到法律的处罚，且大力推行保甲连坐制度。

赵国名将赵奢早年做税官时，之所以开罪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平原君，也是因为平原君故意隐瞒人口，逃避赋税。一个封建制国家勃兴的时期，势必是自耕农数量甚多的时期，而一个封建制国家衰落的主要起点，就是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这个经济规律从战国时期就开始了。

战国时期的自耕农，在富裕程度上，还不能和后来的汉唐宋明相比，那时候生产落后，土地产量低，一家自耕农的土地，在30亩左右。他们拥有种子、农具，也要承担繁重的赋税。

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税率不相同，以魏国强盛时期的魏文侯时代为例，当时的魏国改革家李悝曾经估算过，一家有30亩土地的自耕农，按5口人计算，每亩的粮食产量是3斗，他们需要承担的税赋，大约是十分之一。交完税的粮食除了自己吃以外，剩下能拿去卖钱的大约有三分之一。卖到的钱，算上每年的衣服等花销，也就能勉强维持一个温饱。这还是普通的生产年景，如果遭到水旱灾害，自耕农破产就会成为普遍的事情。所以战国时代，各国都非常重视水利的修筑，用以维持生产的稳定。即使如此，战国时代的自耕农，在贫困程度上，要远远大于后来统一封建王朝下的中国农民。

然而比自耕农更惨的，就是佃农。佃农，基本就是奴隶制社会的奴隶转化而来的，比起奴隶们的悲惨生活，他们的境况显然要好得多，他们租种地主的土地，有自己的生产农具。但是每年收成的一半要交给地主，同时还要承担土地的赋税，这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维持温饱就更加困难了。佃农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破产的自耕农，他们遇到水旱灾害，无力承载国家的赋税，只好扔下土地逃亡，依附于地主家中。《吕氏春秋》里就曾记录过：“在秦赵长平之战时，由于秦国不断通过增加赋税的办法来保证前方供应，造成大量自耕农逃亡，许多自耕农宁愿依附在地主家里做佃农。”

比起雇农来，佃农还算好的，因为雇农不但没有土地，更没有农具。他们有的给地主家做佣工，有的甚至在农忙时节，给富裕的自耕农帮佣。他们的生活水准，已经直追当年的奴隶，韩非子的书中曾说，三个雇农的经济收入，都不足以奉养一个老人，足见经济状况之悲惨。

战国时期同样是有奴隶的，当时大工商业地主家里，依然豢养着大批的奴隶，他们只有食物，没有收入，有的甚至和牛马一起放养。但这样的局面已经不是战国的主流。战国时期，是地主和农民这一对封建社会关系正式确立的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雏形，已经在这一时期奠定了。

拼的就是高科技

战国生产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生产水准的提升，确切地说，就是中国工农业生产科技的高速跃进。如果用横向对比来说的话，战国之前的中国，在生产水准上，与同时代的西方奴隶制国家是同步的，而战国之后的中国，却已经把当时的世界远远甩在了身后。

战国首先突飞猛进的生产进步，就是农业的进步。诸侯争霸，表面打的是军事力量，本质打的却是钱粮储备，所以战国时期的诸国，在农业技术改进上都不惜血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量铁制农具的使用，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现，北到辽宁，南至广东，都有战国中晚期的铁制农具出土。比如河南辉县的战国魏墓，曾经一次出土铁器160件，其中农具有58件，铁农具和先前的石制、木制农具的最大区别：一是生产效率提升，二是可以完成深耕，原先无法被发展成耕地的荒地，因为铁农具的出现，完全可以被开垦成良田，而且越来越多的个体自耕农，也可以因为铁农具的使用大力垦荒，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改变，更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

而另一个推动战国农业发展的技术，就是牛耕。战国时期，牛耕已经作为一种普通耕作方式被大力推广，用牛耕作，就好比现代农业的机械化耕作。不但生产效率大大提升，而且还改变了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比例。

在战国之前，诸国中公认的农业强国，当属中原的晋国和东方的齐国。然而在战国之后，西北的秦国一跃成为头号农业强国，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大力推行牛耕。然而，他们本身就有丰厚的畜牧业储备，耕牛的储量极其丰厚，所以推广牲畜耕作，也就比其他六国得天独厚。当时的秦国不但有牛耕，还有马耕，而且秦国还有“国家福利制度”，只要是开垦荒地的农户，国家就给予牛马补贴，即免费提供牛马等牲畜，这就使秦国的农业水准在短短几年内有了飞速发展。

秦国之所以能够在数次大战中获胜，特别是打赢诸如长平之战等相持战，其雄厚的国家钱粮储备成为重要原因。一种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战国时期中国的经济版图出现了颠覆性变化。

战国农业的进步，另一个重要创举，就是在肥料上有了大的改变。战国时期已经有了“粪种”，即运用动物的骨头和麻子煮成汁搅拌，作为肥料来增加土地的产量。荀子在他的《富国篇》里也曾说过：“施粪肥田，这是农民该做的事情。当时的农业肥料，除了粪肥外，还有把野草烧成灰做成的绿肥。”

这两种肥料，之后一直不断发展，沿用到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战国时代著名的学派“农家”，对于农业的耕作技术，有非常详尽的总结和阐述，包括深耕技术、粪肥的培育，以及种子的识别和种植，这些在战国时期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理论。秦始皇时期欲逐六国宾客，李斯就以水稻种植为例，劝谏秦始皇，他说“原本只在南方种植的水稻，都能够在秦国扎根，何况六国的人才呢”。这番话不但使秦始皇改变了“排外”的主意，更足见此时水稻在南方种植之广。

战国时期农业产量的变化，我们从魏国名臣李悝的自述里就可看出一二，李悝认为战国初期的魏国，一亩土地的产量是一石半，而在使用铁器农具以及使用肥料后，产量最高可以提升四倍，最少也可以提升一倍。也就是说，战国时期的一亩土地，产量最高当在三石到六石之间。即使是最普通的一石半，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比起同时期的欧洲来，也至少要高一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