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原来是这样——石碏“大义灭亲”与祁奚的“举贤不避亲仇”

周朝的爵位分为五等，周天子以外，以爵位高低排列，分别是公、侯、伯、子、男，即著名的五等爵位制度。

在泥腿子陈胜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前的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王侯确实都是有“种”的，老子打江山，儿孙坐江山，从来没有人质疑过。

周朝的等级制度极为严格，凤凰生的儿子，天生就是凤凰，麻雀生的只能是麻雀。和诸侯有五等之分一样，官僚阶层也分为五等，即上大夫（也可单独称为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和诸侯的爵位高低要看与周王室的关系亲疏而定不同，诸侯辖下的官僚阶层并非铁板一块。能力出众的，又生逢其时，就可以挤进官僚统治集团，最典型的就是百里奚和孙叔敖。

在春秋诸侯的官僚体系中，二大夫的地位要高于三士，士是统治阶层的最低一级，再往下就是庶人（自由民），之下还有奴隶。虽然士在官僚体系中地位不高，却是权力金字塔的基座，人数最多。历代的官僚体系，都是以帝王（天子）为塔顶，高级官僚（大夫）为塔身，士人为塔基。

在周朝各级统治阶层的政治待遇名单中，士都列入其中，比如按制度，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大夫有三庙，士有一庙。再如统治集团所冠戴的冕旒，天子有十二旒，诸侯有九旒，上大夫有七旒，下大夫有五旒，士有三旒。这应该是上承夏商两朝的礼仪制度，可见早在夏商之际，就已经有了士的存在。

大夫的政治待遇虽然比士要高一些，但都是领工资的打工仔，不过大夫算是金领，士算是白领。在春秋诸文献中，大夫和士被连称为“大夫士”，直到战国之后，逐渐演变成“士大夫”。不论是大夫士，还是士大夫，他们都有着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属于知识垄断阶层，也就是知识分子。

“士大夫”的存在意义，大致从三个角度可以切入解读：

一是文化意义，这是士大夫的根基，没有文化便谈不上士大夫。

二是道德意义，在春秋以后的语境中，“士”和“君子”基本上是同义词，而这两种身份到了唐宋以后，基本实现合流为儒。在他们看来，士君子应当临危不苟免，行事磊落，坦荡无私。

三是政治意义，食君之禄，谋君之事，以天下之忧为己忧。

在这三重意义上，士大夫群体最看重的是第二种，即道德意义。《孔子家语·儒行解》中着重讲了士的道德标准，“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不求厚禄，推贤达能，不望其报；君得其志，民赖其德，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从道德层面解读儒家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洁身自好，不贪不佞。《孔子家语·儒行解》：“儒有委之以财货而不贪，淹之以乐好而不淫，劫之以众而不惧，阻之以兵而不慑；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能做到以上举的这两条标准，基本上就符合了儒家士大夫的行为规则。

儒家之士在社会人群中的存在，讲究的是以德服人，以仁义教人，如以上所举的“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春秋时代的卿大夫们多出身贵族，如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所举的臧文仲、子罕、吴季札等二十人，但后人从春秋的高级官僚身上已经看到明显的儒家行为特质。

正如钱先生所说：“其人虽都是当时的贵族，但已成为将来中国典型学者之原始模样。他们的知识对象，已能超出天鬼神道之迷信，摆脱传统宗教气，而转重人文精神，以历史性世界性，在当时为国际性社会性为出发点。专在人生本位上讲求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而推演到政治设施，决不纯粹以当时贵族阶级自身之狭隘观念自限。”

虽然儒家思想因为孔子而发扬光大，实际上儒家真正的创始人是周公姬旦。孔子的儒家学说只是集大成而已。孔子平生最大的偶像就是周公，他曾经说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从西周开始，卿大夫们就开始积极地融入政治生活中，如反对周穆王穷兵黩武的祭公谋父、劝周厉王多听社会下层民意的邵公虎，以及和郑桓公姬友进行国运大讨论的太史伯等人。

“道德”一词，不仅为道家所用，也成为儒家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只不过各方对“道德”的解读不尽相同。儒家经典著作《礼记》开篇就讲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说明儒家思想在早期阶段就已经非常注重培养知识分子兼爱天下的普世情怀。

先贤的表率作用，也深深影响了春秋时代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的大夫士们，促使他们坚持自己的道德及政治操守。今天讲两个故事，有两位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用实际行动完美阐释了“内称不避亲”和“外举不避怨”。

先来讲一下“内称不避亲”，代表人物是卫国的大夫石碏。

历史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成语“大义灭亲”，这个成语的创造者就是石碏。在讲述石碏的故事之前，先把卫国的世系简单地介绍一下。

在春秋前期，卫国是个非常重要的诸侯国，处在晋、宋、齐、郑之间，统治区域大抵在今晋冀豫鲁四省交界之处。以与周朝王室的关系亲疏来说，卫国是正宗的龙子凤孙出身，卫国的第一任君主卫康叔是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弟，深受千古一相周公旦的喜爱。

卫国是姬姓诸侯国中比较严格遵从周公政治思想的国家，卫康叔是卫国最著名的贤明君主，能“和集百姓”，曾经被周成王通令表扬。卫国国祚传到卫武公姬和时，已经是第九代了。

可以说姬和是小一号的卫康叔，他在位期间，奉行祖先康叔的仁政，史称“百姓和集”。卫国本来是侯爵，但在著名的幽王之乱时，姬和曾经出兵帮助周平王，所以平王很感激姬和，把卫国的爵位由侯升为公。姬和在位时间相当长，足有五十五年，公元前758年，姬和寿终正寝，太子姬扬即位，就是卫庄公。

姬扬在历史上没什么名气，但他有幸娶到了一位著名的美女，跟着老婆在历史上出了一把小名。这位美女就是庄姜，因为她出身姜齐，又嫁于卫庄公，所以称为庄姜。关于庄姜的爱情故事，以后会专门讲述。

除了庄姜，姬扬旗下还有两个女人替他生了儿子，一个是陈国宗室女，生下了公子姬完，还有一个无名妾室，生下了公子姬州吁。姬扬非常喜欢那个无名妾室及她所生的儿子姬州吁，虽然姬完是长子，又为夫人庄姜所养，按礼法有资格继承大位，但姬和却让姬州吁控制军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姬州吁有夺嫡的野心。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国君“嫡庶无别”的，就是上大夫卿石碏，他反对的理由非常明确，“庶子喜欢舞枪弄棒，掌握兵事，则置长子于何地？若国君立州吁，请即立之，如果不立州吁，则请罢州吁之兵，否则州吁持宠夺嫡，大乱将启。”

同时石碏还提出了六逆、六顺之说，六逆是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顺是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州吁之所以不入石碏的法眼，主要原因就在于州吁的身份和行为不符合石碏坚持的以春秋礼法为内核的先儒思想。

石碏滔滔不绝、大义凛然讲完了，差点口吐白沫，结果姬扬全都当成了浮云，根本听不进去，继续听任姬州吁胡作非为。石碏实际上是希望国君能立长子姬完为太子的，但并没有达到目的。

更让石碏忧心的是，他的那个宝贝儿子石厚似乎已经看出姬州吁得宠，将来必能继承国君之位，成天和姬州吁在一起鬼混。石碏已经认定了姬州吁将来必成为作乱卫国的祸首，劝儿子不要上这条破船，石厚已经鬼迷心窍了，对于父亲的劝告根本听不进去。

卫国的二子争嫡，几乎就是之前郑国二子争嫡的翻版，只不过郑国有个偏心老妈，卫国有个偏心老爸。不过姬扬虽然疼爱幼子，但并没有易储，等姬扬去世后，姬完很顺利地继承了国位，史称卫桓公。

姬完为人忠厚，性格偏于怯懦，在气场上很难压制弟弟姬州吁。其实姬完也不是无能之辈，至少他已经看清了弟弟的野心，根据《史记·卫康叔世家》的说法，在姬完即位的第二年（前733），姬完以姬州吁为人骄纵不法为由，罢免了姬州吁的所有职务，轰出国都。

说来好笑的是，姬州吁虽然流落江湖，但他结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外国朋友，就是同样被国君兄长打败，逃到国外的郑国京城大叔共叔段。共叔段的失败，深深刺激了姬州吁，如果自己不有所作为，下场可能还不如共叔段。

卫桓公十六年（前719）三月十六日，野心勃勃的姬州吁纠结大批流亡的卫国人，在卫国发动叛乱，杀掉了毫无防备的姬完，自立为卫公。姬州吁弑君夺位，开创了历史的先河，后世的宋元凶刘劭、后梁废帝朱友珪、金海陵王完颜亮，都是姬州吁的徒子徒孙。

从人生轨迹上来说，姬州吁和完颜亮的相似度极高，二人都是杀兄夺位，在位期间穷兵黩武，民不聊生，最终又为弟弟干掉。对于姬州吁的为人，鲁国大夫众仲看得非常透彻，他和鲁隐公谈论姬州吁就说：“州吁为人刚忍，好弄兵，众叛亲离，无德无行，必将玩火自焚。”

事实也证明了众仲的判断，姬州吁杀兄夺位仅仅半年后，就被愤怒的卫人除掉了，迎立了州吁在邢国做人质的弟弟姬晋，是为卫宣公。而设计除掉姬州吁的，正是已经告老居家的上大夫石碏。

如前面所讲，姬州吁即位之前的所作所为就已经和石碏的政治理念相冲突，而州吁弑君杀兄，以暴治国，残虐百姓，更是突破了石碏政治理念所能容忍的底线。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让年迈的石碏挺身而出，不惜一切代价铲除乱臣贼子姬州吁，以及他那个助纣为虐的儿子石厚，他要对历史负责。

石碏在江湖上闯荡久了，从政经验非常丰富，他并没有采取力取之计，就像东汉末年老太尉陈蕃那样，带着几百个学生，悲壮地要与太监集团决斗。双方实力悬殊，以力拼之，石碏未必是姬州吁的对手，只有智取。

石碏智取姬州吁计划的核心，就是“调虎离山”，想办法诱使姬州吁离开他的大本营卫国，去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一举擒之。至于把姬州吁骗到什么地方，石碏想到了一个最合适的所在——陈国。

被弑的卫桓公姬完正是陈桓公妫鲍的外孙，姬州吁杀了自己的外孙，妫鲍对姬州吁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当然，姬州吁也不是不知道陈桓公对自己的态度，但最终他还是听从了石碏通过石厚转达的建议，带着石厚赴陈国转一圈。

姬州吁成功夺位，大权在握，威福自专，但他还少了一样东西，就是合法认证。根据制度，诸侯即位，必须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否则就是非法夺位，政治上非常被动。石碏设计说，陈桓公是周桓王身边的红人，“有宠于王”，只要陈桓公在周桓王面前美言几句，就能拿到合法执照。姬州吁为了得到天下的承认，只好硬着头皮去了陈国。

与此同时，石碏已经派出心腹之人，抢在姬州吁之前赶到陈国，把自己的除贼计划通告了妫鲍，由于利益一致，二人一拍即合。双方达成协议，只要姬州吁和石厚来到陈国，妫鲍就立刻拿下姬州吁。

石碏始终坚持自己的士大夫情操，为国为民，儒之大者。虽然石厚是他的亲生儿子，但由于石厚的“反动立场”，让石碏对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由怨转恨。而且石碏在给妫鲍的请求中，明确指出，姬州吁和石厚二人合谋弑君。说明石厚在石碏的心中，父子之情已经断绝。

事情办得非常顺利，姬州吁和石厚刚到陈国，还没见过陈桓公，就被陈国的武士拿下，关进牢狱。妫鲍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处置权交还给石碏，虽然妫鲍知道石碏必杀此二人，但他还是想把脏水泼给石碏，自己落得一身干净。

接到妫鲍的请求后，石碏没有做任何犹豫，派出官员右宰丑去陈国杀掉了姬州吁，同时，石碏派出自己的家臣儒羊肩杀石厚于陈。这个细微的用人区别显示了石碏的政治成熟，姬州吁是前国君，只能由卫国官员出面杀掉，而石厚是自己的儿子，可以家事处置。如果右宰丑和儒羊肩互换，那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不清楚石碏总共有几个儿子，也许就只有石厚这个独子，但在私爱与公器的选择中，石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大义灭亲”，是《春秋》对石碏以义灭子的肯定，“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评价不可谓不高。

到了宋朝，许多士大夫对石碏的大义灭亲高度赞赏，北宋人苏轼对石碏也称赞不已，在《论郦寄幸免》中，苏轼对石碏的杀子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石碏之子厚与州吁游，碏禁之不从，卒杀之。君子无所讥，曰大义灭亲。”

南宋人洪皓有诗：“恶吁及厚笃忠纯，大义无私遂灭亲。后代奸邪残骨肉，屡援斯言陷良臣。”石碏以义诛州吁和石厚，后世每逢帝王废嫡立庶，多以石碏事为史据，比如北魏孝文帝废太子元恂，唐高宗废太子李贤，但这并不是石碏的过错。明人徐三重在《授芹录》中也歌颂石碏的大义之行，“石碏以诡言杀州吁石厚弑逆之贼，春秋岂得非之哉！”

石碏杀子，并非石碏冷血无情，而是石碏拎得清私情与公器的轻重，想必石碏看到石厚的人头时，心里会非常悲酸，毕竟父子骨肉连心。明燕王朱棣攻进南京，以灭十族威胁一代大儒方孝孺，方孝孺眼睁睁看着亲人故旧一个个惨死在自己面前，却始终不降。这样的例子非常多，说明一点：真正人格独立的士大夫，往往轻名而重义，身可死，子可杀，但是他们的政治操守是不会动摇的。

前面讲的两个故事，郑庄公与母亲的恩怨情仇，石碏大义灭亲，因为被著名的古代散文选编《古文观止》收录，分列第一和第三篇，所以他们的故事为大众所熟知。

下面讲的晋国大夫祁奚，虽然他营救叔向的故事也被收录进《古文观止》，但此事是发生在祁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之后。祁奚以国事为重，先后推荐自己的仇人解狐和儿子祁午出任高级军职中军尉的故事，千载之下，仍然让人非常感动，所以接下来讲讲祁奚的坦荡胸怀。

祁奚，实际上应该称为姬奚，字黄羊，因为他的封地在祁地，所以世称为祁奚。祁奚出身非常高贵，他是晋献公姬诡诸的玄孙，正宗的金枝玉叶。严格意义来说，祁奚应该划为宗室贵族，不过士大夫阶层是开放式的，只要言行举止符合士大夫的价值观，都可以算进来。

当然，祁奚的政治起点远高于一些出身普通的大夫士，从史料中第一次出现祁奚的名字时，他就已经是晋国的中军尉了。春秋兵制，天子六军，诸侯三军，分为上军、中军和下军，中军尉是中军的主将，也称为元尉。

祁奚有能力，有人品，懂得谦和让人，又兼是晋国公族（即宗室），所以很受晋悼公姬周的器重。不过祁奚却在任官N年后，突然向姬周请求辞掉中军尉的职务，回家养老。

按春秋礼制，人生七十岁而称老，这也是官员退休的年龄。可祁奚生于公元前620年，到此年，祁奚也只有五十岁，远没有致仕年龄。而上文提到的祁奚营救叔向，已经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祁奚辞官的具体原因已经于史无考，推测一下，最大的可能是祁奚已经厌倦了官场生活。在官场中混，表面上风光无限，但容易人红是非多，不如撂挑子，落得一身轻闲。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晋悼公姬周并没有挽留祁奚，但这并不能说明姬周轻视祁奚，因为接下来姬周给了祁奚一个巨大的荣誉。姬周把下一任中军尉的选择权交给了祁奚，只要祁奚说出人选，姬周一定会无条件答应。

不过当祁奚说出“解狐”这个名字时，却让姬周吃了一大惊，祁奚莫非疯了，怎么会选择解狐？晋国高层都知道，祁奚和解狐之间有很深的仇恨，具体什么仇恨不清楚，但一定会是刻骨铭心的仇恨。

对祁奚推荐仇人解狐的这段历史，《左传》只用了一句话带过，语焉不详。其实这很好理解，国君让祁奚推荐的是下任中军尉的人选，这是国家用人大事，并非个人家事。祁奚公私分明，对解狐的痛恨并不影响祁奚对解狐能力的认可，仇人未必皆饭桶，亲人未必皆干才。

首先要承认，官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当一个人走进官场，他的私人身份和官方身份是几近重叠的。官员犯罪，特别是贪污罪，往往是因为当事官员没有分清公利与私欲的边界，把官场当成菜市场，摆摊做买卖，批零兼营，公器私用，大肥腰包。

祁奚很好地把握住了公利与私欲的边界标尺，祁奚是晋国公族，从这个角度讲，晋国的安危也事关祁奚本人的利益。所以他推选解狐，只是站在晋国的利益立场上看问题，和私人仇怨毫无关系。

古往今来，在官场上捞饭吃的官员无数，但真正能做到祁奚这样举贤不避仇的并不多。面对官场中的仇人，挖坑埋雷、落井下石的不可计数。人品稍好些的，也不过冷眼旁观，黄鹤楼上看翻船。

祁奚更为难得的一点，是他明知道他推荐解狐后，解狐有可能利用新获得的权力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祁奚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选择。不清楚解狐为人如何，但祁奚只在乎公器的利益，他相信解狐的能力可以于国家有所裨益。至于解狐会不会打击报复他，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祁奚克制住自己对解狐的私仇，为国家社稷着想，力荐解狐。早在春秋时，就有一种说法，认为祁奚推荐解狐出任中军尉，是想通过此举向解狐献媚，化解二人的私怨。以祁奚的行事风格来看，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左传》作者左丘明也称赞祁奚“称其仇，不为谄”。

剧情发展到这里，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应该结束了，实际上这才仅仅是个开始，精彩的还在后面。

极富戏剧性的是，解狐天生就没有当中军尉的命。晋悼公姬周被祁奚深深感动后，已经同意了让解狐出任中军尉，委任状刚发下来，解狐就突然去世了。当然，从阴谋论的角度看，甚至不排除祁奚故意推荐解狐，然后设计谋杀解狐，自己谋得千古美名。这个推演的情节实在太过离奇，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没人相信祁奚会这么做。

解狐死了，中军尉的职务再度空缺，晋悼公姬周在惋惜解狐薄命的同时，再次让祁奚推荐合适的人选。之前祁奚推荐仇人解狐让姬周震惊，而这次的人选再次让姬周惊掉了下巴，因为祁奚力荐的第二位中军尉人选名叫祁午，是祁奚的亲生儿子。

官场上历来都有回避原则，推荐或安排自己的亲朋好友出任重要职务，很容易被人认为是结党营私。官场就是战场，身边没几个心腹帮手，就敢在官场上蹚浑水是非常危险的。祁奚的两次推荐人选让所有人感到莫名惊诧，祁奚在搞什么？先推荐仇人，后推荐儿子，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祁奚推荐儿子祁午出任中军尉，道理和推荐解狐一样。解狐因为有才干，虽然他是祁奚的仇人，祁奚以国事为重，推荐解狐，这就是祁奚的逻辑。同理，祁奚认为解狐能胜任中军尉，值得推荐，祁午同样可以胜任，所以祁奚不避嫌疑，推荐儿子。

很多人评价祁奚这两个举动时，都会突出解狐、祁午之于祁奚的关系，一个是仇人，一个是儿子。实际上祁奚在推荐二人时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层关系，当他推荐人选时，解狐和祁午的身份只是国家公务人员，至于仇人和儿子，那都是私人感情问题，不会影响祁奚对国家大事的判断。

晋悼公让祁奚推荐中军尉的人选，是国家大事，虽然姬周知道解狐、祁午和祁奚的关系，但那都是私人问题。姬周只问公事，祁奚自然也要把自己的角色限定在公事范围内。

推荐仇人，祁奚可以给人留下胸怀豁达的印象，推荐儿子，却很容易抵消祁奚推荐解狐时获得的印象分。祁奚当然清楚其中的利害，但祁奚在这两次推荐时都坦坦荡荡，没有任何私心。

其实除了对祁午“举贤不避亲”之外，祁奚同时还推荐了已经病故的中军尉副官羊舌职的儿子羊舌赤接任其父的职务。祁奚的理由依然非常简单：羊舌赤能胜任中军尉副，这与他是羊舌职的儿子毫无关系。如果因为单纯地回避制度，而造成高端人才的重大浪费，对政权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公职人员的自我身份界定，是对其政治品格的重要考量标准。多数人在进入官场中，经不起利益的诱惑，放弃自己的人格操守，徇私枉法、拉帮结派已成常态。在这种情况下，祁奚的坦荡胸怀尤其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