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原来是这样——猛虎中箭：岑春煊的肃贪与挨整

清末官场有“三屠”，即“士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官屠”岑春煊。“三屠”来由，一则张之洞不谨细行，盛气凌人，士人深以为苦，遂有“士屠”之称（一说其主张废科举而获此名）；二则袁世凯练兵主政，心狠手辣，杀人无数（特别庚子年中），人称“民屠”（袁善于笼络人心，花钱如流水，又有“财屠”之称）；三则岑春煊性情刚烈，不畏权贵，任内弹劾了大批贪官、庸官，大小官员谈“岑”色变，一时有“官屠”、“猛虎”之称。

岑春煊，字云阶，广西西林人，1861年生于显宦之家，其父岑毓英曾位居云贵总督。岑毓英生七子，岑春煊排行第三，人称“岑三公子”，其年轻时放荡不羁，又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京城三少”。后来，其父为之代捐工部主事，后又报效海军经费而晋郎中。1892年后，岑春煊任光禄寺少卿，旋升太仆寺少卿，署理大理寺正卿，于冷衙门中打发光阴。

戊戌变法期间，岑春煊上奏请将自己任职的衙门予以裁撤，这一惊人之举令人大跌眼镜，倘若朝廷准奏，自己官位不保固不待说，尚且累及同僚，岂非自讨苦吃，惹人非议。不过从结果上看，岑春煊之举更像是“苦肉计”，因冷衙门虽被裁撤，但此举大获光绪赏识并蒙召见，随后岑春煊被特旨超擢为广东布政使。

光绪对岑春煊的擢拔并不奇怪，因变法期间各方热议裁汰冗余衙门，但整个部门全体下岗的事情落在谁头上都不好受，而身为长官的岑春煊敢于拿自己开刀，这种牺牲精神堪称表率，极为难得，由此获取回报也属当然（也有人说是政治投机，牺牲同僚为上位台阶，可惜的是，所有被裁撤的衙门在变法失败后一律恢复，倒是岑春煊从这些短促的人事变动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据岑春煊自述，光绪曾在其离京赴任前与之密语：“两广总督谭锺麟老迈不能办事，去后须认真察看，据实奏闻。”有此“尚方宝剑”在手，岑春煊在广州果然闹出动静。到任后，岑春煊雷厉风行，随即查出总督亲信、厘金局总办兼督署文案王存善贪腐百万（有“王半城”之名），当他请谭锺麟将其撤职查办时，谭断然拒绝。一怒之下，岑春煊未经总督认可即将王存善拿下。谭锺麟得知后拍案大骂，气得连眼镜都给摔碎了，而岑春煊不甘示弱，“亦拍案曰：藩司乃朝廷大员，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总督不应无礼至此。既不相容，奏参可也！”说罢，岑春煊“掷冠案上，拂衣而去。”

大吏相争，轰动朝廷。岑春煊以一布政使而公然与总督相拮抗，即便有理也难免在官场上招引非议。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即不以为然的说：“岑春煊性极粗莽，戊戌服阕入京，结交康党，入保国会，慷慨上书，急欲一试，遂由候补京卿外简广东布政使。莅任不数月，即与总督谭钟麟腾章相诋。太后恶之，荣禄为缓颊，乃调甘肃。”

岑春煊是否“康党”（即康有为之维新派）姑且不论，但他至少是以维新派面目出现并得以提升的。“戊戌政变”后，岑春煊从广东布政使“平调”至甘肃布政使，级别尽管不变，但从富庶之所调至贫瘠之地，其间自有天壤之别。不过这还算好的，岑春煊毕竟没有被守旧派清算，而其冒犯的上司谭锺麟却最终因老迈昏庸而被罢官（谭锺麟即民国闻人谭延闿之父）。

《国乘备闻》中说，岑春煊之所以安然过关，主要是慈禧太后的身边红人、时任军机大臣的荣禄为他说了好话。蛰伏边陲两年后，岑春煊再次抓住机会一跃龙门。庚子年中，八国联军围攻京城，各地勤王师迟迟其行，远在甘肃的岑春煊愤然请缨，后率一小队骑兵一路疾驰抵京，荣禄命其往察哈尔招募营勇，作预备队之用。京师陷落后，帝、后仓惶出逃，岑春煊正好就近接驾，由此深得慈禧宠信并迅速拔为陕西巡抚。

同样接驾有功的吴永（曾国藩之孙女婿）则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对其大加贬斥，他说岑春煊“本在甘藩任内，听说联军入都，自请带兵勤王。甘督知其人躁妄喜事，意不谓然，而以其名义正大，不便阻遏。因拨步兵三营，每营约四百余人，骑兵三旗，每旗二百余人，合计不过二千余人，并给以饷银五万两。岑因先行就道，自草地经张家口驰骑入都。陛见时，大后问带兵若干？以如数对。太后觉事近儿戏，意殊不怿。问兵在何处？曰尚在途中。因有诏令其办理察哈尔防堵事宜……盖聊以藉此安顿也。”

如此说来，岑春煊的“勤王”之举更多是精神层面，其本人也《乐斋漫笔》中承认所带骑兵不过百数十人，如此兵力，当然不堪大用。不过，来得早不如赶得巧，慈禧太后出逃的路线正好经过他驻扎之区，机缘凑泊而成大功。护驾过程中，岑春煊也确实有胆有识，做事很有魄力，他曾在太后舆前亲自手刃一乱兵，由是沿途安靖，无敢放肆者。某夜，太后梦中忽惊呼，庙外彻夜看护的岑春煊朗声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慈禧太后深感其恩，至西安后曾泣谓曰：“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

1902年，岑春煊署理四川总督，上任伊始，即计划一次性弹劾300余官员，后因幕僚苦劝而作罢，但仍有40多名官员因此去职，官场风气为之一新。1903年，岑春煊调任两广，随后又展开大规模的“肃贪”风暴，任内共劾罢不法污吏、贪渎官员1400多位，举国为之震动，一时有“官屠”之称。

岑春煊在广东办的两个标志性案件，一是南海知县裴景福的贪污案，另一是粤海关书办周荣曜的侵蚀巨额税款案。骇人听闻的是，这两大案主所贪赃银均为上百万两之多，而周荣曜不过一介书办，竟以巨款买通庆亲王奕劻，进而摇身一变为出使比利时的钦差大臣，诚可谓官场奇闻。

清末官场腐败，买官卖官之风盛行不衰，在弹劾并罢斥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后，岑春煊也因此开罪了这些官员的后台——人称“庆记”权钱交易所的老板庆亲王奕劻。只是，岑春煊深获慈禧太后的宠信，奕劻一时也拿他没办法，只能暂时隐忍不发。

当然，岑春煊也不是一味地“屠官”，对于有功有才的能员干吏，他同样不吝提拔，譬如后来的风云人物陆荣廷（民国后任广西督军）、龙济光（民国后的广东军头）等，而后任广西巡抚乃至两广总督的张鸣歧，也曾是岑春煊最为赏识的亲信幕僚，其出任封疆大吏时不过三十出头，若无岑春煊的保举，这在当时官场上是不可想象的。

清末新政中，岑春煊的表现极为抢眼，1905年他曾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疏请求废止科举；1906年，他又支持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派幕僚郑孝胥出任会长，俨然以立宪派领袖自居。清末地方总督中，袁世凯和岑春煊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政坛之星，时称“南岑北袁”，一时无副。刁诡的是，此二人均为荣禄识拔，但最终成了权力场上的死对头，两人从清末缠斗到民国，至死方休。

清末官场中有一谈资，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无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至于岑春煊，则“气”多于学，亦多于术，他与袁世凯最大的区别，也是最大的弱点，就是意气用事，并一再开罪当时最有权势的庆亲王奕劻。庚子年后，奕劻不仅为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而且是领班军机大臣，权倾一时。在岑春煊不断与之为难时，袁世凯却与奕劻结成了坚定的政治同盟，双方的争斗最终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得以彻底了结。

1906年冬，云南片马交涉事起，奕劻趁机请调岑春煊任云贵总督，理由是，云南边患，非得干练知兵之大员不能胜任，慈禧太后顾念边防安全，不能不同意，而奕劻的真实用意却是将岑春煊贬到边陲僻远的贫瘠之地，一则假公义而报私怨，二则企图将之政坛边缘化，让他远离权力中心。

对于岑春煊的被贬，奕劻的朝中对手、军机大臣瞿鸿禨心知肚明。巧合的是，瞿鸿禨也是在庚子之役中护驾有功，由此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重用（瞿鸿禨在庚子之难中为代慈禧代拟诏旨，从而成为军机重臣）。在与奕劻、袁世凯集团的争权过程中，自成清流一派的瞿鸿禨势单力薄，于是趁机联手岑春煊，意在放手一搏。

在瞿鸿禨的策划和帮助下，岑春煊决意要亲见慈禧太后，以求事有转机。初接调令时，岑春煊在上海称病不行，奕劻见其不肯就范，又请将之调补四川总督，而且“毋庸来京请训”，排挤之心，昭然如揭。岑春煊将计就计，他随后假装离开上海前往汉口，走到半路却突然来了个大转折，乘火车“迎折北上，坚请入对”。

岑春煊的突然到来，令奕劻、袁世凯等人颇有些措手不及，但也只能静观其变。在瞿鸿禨的帮助下，岑春煊不出意料地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老太后谈起当年蒙难之事，君臣未免一阵唏嘘。想起岑春煊当年的护驾往事，慈禧太后也颇为动情，她指着光绪说：“我常和皇帝讲，庚子年要是没有你，我们母子何有今日？”岑春煊就坡下驴，乘机向太后表明自己“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请求开去四川总督之任而留在都中效力。慈禧太后当即表示：“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我总不会亏负于你！”

很快，岑春煊从四川总督任上开缺而获任邮传部尚书，这也标志着瞿鸿禨和岑春煊的正式结盟。尚未就任，岑春煊就来了个大动作，中招的不是别人，正是其第一下属、邮传部侍郎朱宝奎。朱宝奎系奕劻私党，平时声名狼藉，靠钱打点关系才获得这个副部级的位子，没想屁股还没坐热，其上司便要将他罢官。在给慈禧太后谢恩时，岑春煊向太后力言朱宝奎的恶行劣迹，“不能与此辈共事”，并说要不将此人革职，就不到部里去就职。慈禧太后劝慰无效，只好卖一个面子给他，将朱宝奎革职——长官未到任而先将副手革职，这种事情在中国官场上可不多见。

首战告捷后，瞿鸿禨等人再度发起攻势。朱宝奎去职不到三天，御史赵启霖上奏弹劾奕劻父子受贿卖官的劣行，要求查办。原来，当年4月发布东三省督抚任选，其中徐世昌为总督，唐绍仪、朱家宝和段芝贵分别为三省巡抚，这实际上是把东三省划到了奕劻、袁世凯集团的势力范围之下。对此，瞿鸿禨等人十分气愤，之后便伺机反击。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其它人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是段芝贵的把柄被人抓了。段芝贵是袁世凯之私党，有一次奕劻的公子戴振（后任农工商部尚书）前来天津，袁世凯命段芝贵好生接待。段芝贵心领神会，他在设宴给载振接风时，将当时的名伶杨翠喜请来助兴。翠喜姑娘色艺俱佳，把载振迷得是神魂颠倒。段芝贵也不是傻子，事后一掷千金，将翠喜买下并给了她一笔价值不菲的妆奁费，把她打扮的漂漂亮亮送给载振。载振高兴得合不拢嘴，回去后便在老爸面前大力夸赞小段能干懂事。于是乎，段芝贵连升三级，由候补道摇身一变，成了署理黑龙江巡抚。

这事被捅之后，慈禧太后下令彻查，段芝贵最后鸡飞蛋打，巡抚位子没坐热便被撵了下来。至于载振，不仅到手的美人离己而去，就连农工商部尚书的位置也最终不保。面对“瞿岑联盟”的步步紧逼，奕劻、袁世凯十分恼怒。不过，相对于瞿岑“激于义愤”式的书生手段，奕劻的反击可就老道许多。他首先指使亲信在军机处档案里精心查找，将当年瞿鸿禨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三份奏折和岑春煊保举立宪党人张謇（翁同龢的门生）的奏折翻出，随后奕劻带着这些证据去见慈禧太后。奕劻这招很阴险，因他深知慈禧太后最恨康、梁、翁三人，虽然此番搬弄没能将瞿鸿禨等人立刻掰倒，但足以让慈禧太后有所警觉。

后招还在后头。由于广西革命党人频频起义，袁世凯先是在慈禧太后大夸了岑春煊一番，然后推荐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意在拆散“瞿岑联盟”。慈禧太后知道岑春煊不愿去外地任职，正犹豫间，袁世凯不紧不慢的说了一句：“君命犹天命，臣子宁敢自择地。春煊渥蒙宠遇，尤不当如此。”

“尤不当如此”的大帽子一盖，在京城刚呆一个月的岑春煊只得回广州去了。这次，岑春煊故伎重演，他到上海后称病不行，想静观事态能否好转。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传来的消息却是瞿鸿禨被赶出了军机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岑春煊被逐出京城后，瞿鸿禨将奕劻贪黩无厌的劣迹加以禀报，慈禧太后听后微露罢免之意。但不知何故，奕劻要被罢免的传闻竟然于次日登载到英国的《泰晤士报》和都中《京报》，英国驻华公使的夫人在参加慈禧太后游园招待会时，不意中问起此事，慈禧太后大为惊讶，矢口否认。事后，慈禧太后十分生气，她怀疑瞿鸿禨口风不紧，泄漏于外人。奕劻趁热打铁，随即买通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写了一份弹劾奏折，其中列举了瞿鸿禨的“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种种罪名，这下打得又准又狠，瞿鸿禨很快被开缺回籍，就此一蹶不振。

听到这个消息后，岑春煊仰天长叹，只得打点行装，前往广州就任。但还没等他动身，朝廷一纸诏令飘来，岑春煊顿时傻了眼，只见诏令上写着：“岑春煊前因患病奏请开缺，迭经赏假。现假期已满，尚未奏报启程，自系该督病未痊愈。两广地方紧要，员缺未便久悬。着岑春煊开缺调理，以示体恤。”

杀人不见血。岑春煊头脑都没摸着，就被赶出了清末政坛。这事不用怀疑，当然是奕劻、袁世凯在背后搞的鬼。清人笔记《一士谭荟》中说，这事乃袁世凯委托他的儿女亲家、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给陷害的。端方是个新潮人物，酷爱摄影，后来这门手艺还真发挥了作用。他利用冲洗技术将岑春煊与梁启超的相片合在一起，PS成了岑梁两人的并肩亲密交谈照。

袁世凯接到相片后，立刻将之呈递给慈禧太后过目。据说，慈禧太后看到相片后默然不语，十分的伤感，最后说：“春煊竟然也和乱党勾结，这天下的事情真是不可预料啊！虽然，彼负于我，我不负他！准他退休罢。”（另有一说是袁世凯指使上海道蔡乃煌伪造岑春煊与康有为的合照）

说来可笑，被伪造相片陷害的事情，岑春煊并非第一例。《异辞录》中说，“摄景之法极其浅近，两片相合尤轻而易举。光绪十年间，招商局得旗昌洋行业产，浸以盛大。李文忠以马建忠总办局务，沈能虎为副。建忠嫉之，密以能虎与妓女合影献之。文忠雄才大略，本不以为罪，嗣见能虎，仅加斥责而已。能虎末秩微员，谒见上司，殊不敢对；文忠既未明言，尤难申诉。退而告人曰：‘苟以傅相影加于其上，无不合也。’时传为笑柄。后二十年而有岑西林之事。”换句话说，早在光绪十年（1885年）时，马建忠曾伪造相片陷害对手沈能虎，可惜上司李鸿章并未上当，而岑春煊这次却中招了。

短短几个月时间，瞿鸿禨、岑春煊及相关的数人（包括御史赵启霖和共同参与弹劾段芝贵的军机大臣林绍年等人，当时均为是瞿鸿禨一派）相继罢官，而奕劻、袁世凯集团在这场政治大对决中大获全胜。这一事件，史称“丁未政潮”。

其后，岑春煊寓居上海，直至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在“川路风潮”已无可收拾时，清廷命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总督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但岑春煊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他最初称病，后至武汉而迟迟不行。武昌起义爆发后，岑春煊立刻返回上海，清廷任命他为四川总督，他也以“道路梗阻”为由拒不就任。在清廷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世受国恩”的岑春煊竟领衔发出共和通电，要求清帝退位。由此可见，功臣之后也未必可靠，特别像岑春煊这种多变投机之人，但凡有风吹草动，君臣之义即可弃如敝履矣。

民国后，袁世凯执掌大权，岑春煊当然是靠边站。1913年“二次革命”时，岑春煊被革命党人遥举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但举事很快失败，岑春煊也因被通缉而逃往南洋。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广西督军陆荣廷电请岑春煊回国主持讨袁战争，据说岑春煊曾以个人名义向日本政府借得日币100万元供应两师之枪械，岑本人也被推为护国军都司令。此期间，有一事颇值一提，那就是曾陷害岑春煊的蔡乃煌当时正在广东军头龙济光帐中，后龙济光在岑春煊的压力之下将蔡杀死，算是给岑春煊报了一箭之仇。

袁世凯死后，岑春煊被西南军阀举为名义领袖，直至1920年10月护法军政府取消。此后，岑春煊寓居上海，不再介入政事。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岑春煊曾捐助3万元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次年4月，岑春煊因病逝于上海，年73岁。

岑春煊初任两广总督时，广州的米商们给新任总督送上例行的“公礼”——在禀贴中夹带了一张40万两的银票。岑春煊收到后严加拒绝，米商们非常惊恐，以为岑春煊将要对他们不利，但没想到的是，没有收礼的岑春煊较那些尽情收受钱财的官员们更加爱护商民，以至于岑春煊离任时，商民们含泪相送，连称“知不收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

《国闻备乘》中说：“春煊每主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污吏，则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矣。”岑春煊以“屠官”而闻名，在百姓眼中他是个“好官”，其参劾的管吏也大多罪有应得，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行事过于操切，处置有失公允，则亦有可商榷之处。

岑春煊的一生复杂多变，若以“三屠”论，张之洞有识，袁世凯有能，岑春煊则是有气，他虽然有胆有识，但失之过粗，辜鸿铭也曾说他“绝对不知思想修养为何物”（后一句则为“正因他完全不知思想修养，他是光明磊落的”）。在官言官，官必有术，这或许是岑春煊在官场上走不远的原因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