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

“拘拘”，人体卷曲不能伸展的样子；“曲偻”，驼背；“发背”，脊骨向上；“颐”，面颊；“齐”，通“脐”，肚脐；“句赘”，发髻；“沴”，凌乱；“跰”，步履艰难。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四人相与为友后不久，子舆患了病，子祀前去看望。子舆一见子祀就说，造物主真伟大，把我的身躯变成了如此卷曲的样子。子舆弯腰驼背，脊骨向上，面颊贴着肚脐，双肩高过头顶，发髻朝天，阴阳二气错乱，可他心中却十分安闲，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子舆步履蹒跚地走到井边，照见了自己的形象，说，哎呀，造物者又把我的身躯变成了如此卷曲的样子。

人的一生中，生老病死不可抗拒。由于庄子在《大宗师》中写的都是现实社会中真实的人，就免不了遭受病痛的折磨。显然，庄子时代的“真人”是无法像“古之真人”那样“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也无法像至人、神人那样生活在“无何有之乡”“大漠之野”或者“藐姑射之山”，以致“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齐物论》）；“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逍遥游》）。既然是真实的人，他们就会有跟普通人一样的心理体验，尽管这种体验是如此与众不同：“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

对于自己的身体因病痛而带来的形体上的变化，子舆的第一个反应是对造物者的由衷赞叹，一句“伟哉”，道出了此中多少对“死生存亡之一体”的“道”的感悟与体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才“相与为友”。然而，当子舆在井水中真实地看到自己“拘拘”的形体，却情不自禁地感慨道：“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从“伟哉”到“嗟乎”，再加上这个“又”字，可知虽然子舆可以坦然轻松地看待自己的生老病痛，以及生与死之间的“物化”，一旦真真切切地亲眼见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还是很难保持住以往内心的安逸泰然，忍不住发出“哎呀”的惊叹。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正反映了生活于现实世界的“真人”的真实心理活动。这也说明，即使超脱潇洒如真人，也很难彻底摆脱现实生活的约束。这一点，从“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一事中，也可以看出来。朋友患病，子祀前去探望，这不也正是现实社会中的人情与友情在“真人”之间的体现吗？看来，庄子所说的“无情”只是针对那些尚未踏入“道”之门槛者而言，而对于真正领悟了“道”并在“道”的基础上产生的“大情”，至少庄子在潜意识中是欣赏的。

二 “哀乐不能入”

对于子舆前后两次感叹“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时所流露出的微小的心境与情绪的波动，子祀是感觉到了的：

子祀曰：“女恶之乎？”

子祀问子舆：“你对你的样子感到厌恶吗？”子祀来看望子舆，眼见子舆正在遭受病痛的折磨而呈“拘拘”之形，未置一词。听到子舆说“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时，所感到的也只是对子舆置“死生存亡之一体”的“莫逆于心”的欣慰。然而，在听到子舆再次提到“夫造物者”时，把充满赞颂的“伟哉”改为带有几分感叹的“嗟乎”，还在“夫造物者”后添加了一个“又”字，不免让子祀感到惊诧，于是立即插话问道：“女恶之乎？”细细体味“女恶之乎”的疑问，是不难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着的子祀对子舆的深深隐忧：其一，子祀担心子舆在身罹病患时，对“死生存亡之一体”的“道”产生了动摇，丧失了信念；其二，如果子舆果真不能“忘形”，子祀担心自己会失去一位“莫逆之交”的朋友；其三，也透露出子祀对自己所期待的回答还不是那样的信心十足。

曰：“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

“浸”，逐渐；“假”，假使；“时夜”，司夜，公鸡报晓；“鸮炙”，烤鸟肉。子舆回答说，不！我怎么会厌恶我现在的躯体呢？假使造物主逐渐将我的左臂化为鸡，我就用它来报晓；假使造物主逐渐将我的右臂化为弹丸，我就用它去打可做烤肉的小鸟；假使造物主逐渐将我的尾骨化为车轮，将我的精神化为马，我就乘着它行走，我怎么可能还需要换驾其他的车呢？

子舆“亡！予何恶”的回答，说得斩钉截铁，说明他马上就从子祀的疑问中意识到自己的慨叹引起了他人的误解，所以迫不及待地要表明自己对“道”的信念的坚定。在这一段话中，子舆一连用了三个“浸假而化”，表示自己对“化”的从容与坦然。“化”是庄子思想中又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从《齐物论》中庄周与蝴蝶之间的“物化”，到《德充符》中“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再到《大宗师》的“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善妖善老，善始善终，人犹效之，又况万物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都表明庄子的“化”是“道”的一个重要表现形态，“化”既包含了物我互化、生死互化的一体性，又包含了人生历程中生老病死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化”之中的持续性、不间断性。子舆说不论是“化”为“鸡”，“化”为“弹”，还是“化”为“轮”，自己都会顺从造化的安排，一任其变，正是对庄子“化”的理论的形象诠释。

真人，在《大宗师》中都是以得道者的形象出现的，自然会完美地体现道而不是背道而驰。所以紧接着，子舆又对自己对“化”的顺从做了进一步解说：

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得”，指生；“失”，指死；“悬解”，指对外在束缚的解脱。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所谓生是依从时运的结果，死也是顺应自然的必然。安于时运，顺应自然，哀乐就不会扰乱内心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彻底解脱。那些不能自己解脱的人，是被外物所束缚。况且，万物不能胜天由来已久，我为什么要厌恶自己躯体的变化呢？

子舆的这段话与《养生主》中“秦失吊老聃”时所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的用语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视作是对“生死存亡之一体”的高度概括。从死到生再到死，从无到有再到无，这就是道所呈现出的“化”的历程。面对“化”，人抗争也罢，顺从也罢，结局都一样，既然结局一样，人又为什么不能“安时而处顺”呢？一旦“安时而处顺”，人便摆脱了一切“物累”，达到“哀乐不能入”，也就真正得到了解脱。“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这既是子舆发自内心的感叹，也是得道者对自然、对道、对世界的一个深刻认识。不是“物”不想胜“天”，而是人在长期试图胜天的挣扎中，终于意识到“物”无法胜“天”的事实。“吾又何恶焉”，既然如此，子舆很坚定地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可厌恶的。无论子舆的回答是否包含着无可奈何的因素，但只要足以消除子祀的惊疑，足以显示“道”的力量，就够了。

三 以天地为大炉

与那些不食人间烟火、吸风饮露、居住于“无何有之乡”的神人、至人、古之真人相比，庄子时代真人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们不仅真实地生活在“当今之世，仅免刑焉”的现实世界中，而且随时随地经历着生老病死的挑战：

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

“喘喘然”，呼吸急促的样子；“怛”，惊动。不久，子来病重，呼吸急促，就要死去。他的妻子儿女围在子来身边哭泣。子犁前去探望，喝斥子来的家人说，走开吧，不要惊动了正在经历生死之“化”的人。然后子犁倚着门对子来说，造物者真伟大啊！它要把你“化”成什么呢？它要把你送到何处？要把你变成老鼠肝吗？要把你变成虫子的臂膀吗？

子来与子祀、子舆、子犁都是“相与为友”的得道者。面对子来之将死，其家人很自然地表现出了对亲人即将离世的悲泣。然而，这种对死的悲恸、对生的眷恋，在庄子看来，却有悖于自然法则，有悖于“安时而处顺”的“道”的精神，所以庄子一反人之常情，借子犁之口，竟大声赞颂造物者，也就是“道”的伟大，要求子来的家人不要打扰正在经历“物化”的子来，而让他可以安适从容地经历生死之“化”。子犁所说的“无怛化”，既是对子犁家人说的，也是对在“生死存亡之一体”的信念上与自己“莫逆于心”的子来说的。“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既然“道”无所不在，那么，活着的人形体现的是“道”，而将“物化”为的“鼠肝”“虫臂”同样体现的是“道”。人的生与死不过是宇宙间道“化”万物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不足以为意。子犁就是以这样一种诙谐轻松的心情与子来一起分享“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的“物化”过程，以示与友人之间的默契。

果然，子来与子犁之间“莫逆于心”的默契程度甚至远在“心有灵犀一点通”之上：

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不翅”，不仅，何止。子来回答子犁说，儿子对于父母，不管父母要自己去东西南北，只有唯命是从。造物者对于人，何止是儿子对父母的关系。现在，造物者要我死而我不依从，我就是强悍不顺，造物者没有任何过错。大地承载着人的形体，年轻时，让人操劳，年老时，让人安逸，死时，让人安息。所以，能让我很好地活着的，也能够让我很好地死去。

子来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对《大宗师》前文所阐释的“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之生死观的形象说明。其中“大块载我以形”几句，甚至是只字不差地对前文的重复。这一段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再一次透露了真人就是人世间真实之人的重要信息。由于真人就是真实的人，所以他们有家庭，有父母，有妻子儿女，有友人，有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有病痛与衰老的遭际。子舆的惊叹，子犁对子来妻子的呵斥，儿子对父母之命的遵从，都体现了真人的生活常态。庄子在《大宗师》中对真人日常生活的具体描述，大大缩短了真人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在某种程度上也褪去了得道者的神秘感。在现实社会中，真人也要娶妻生子，也同样过着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在家里担当起子与父母的责任。“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实际上也透露出庄子对人世间最普遍的家庭观、伦理观的认可。这种家庭观、伦理观延伸到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则有了君臣与君民的关系。所以，在《庄子》中，有圣人君主如尧、卜梁倚，有无功神人如得道后的郑子产，有大量掌握了“道”之精髓的至人、真人。这，就是庄子所建立的理想社会。

由于真人经常要面对生老病死，所以庄子在谈论真人时，特别强调“安时而处顺”，顺从于命，坦然面对生死之“化”的重要，再三强调每个人在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着不同的使命，生则劳，老则佚，死则息，人无法抗命，也不必抗命：

“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觉。

“大冶”，铁匠；“镆铘”，良剑名；“成然”，安闲舒适；“蘧然”，怡然自在的样子。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现在有一位铁匠在铸造一块金属。金属跳起来说，一定要把我铸造成镆铘宝剑。铁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块不祥的金属。而人，一旦有了人形，就高叫着，把我造成人！把我造成人！造化一定会认为这是不祥之人。现在，我把天地当作大熔炉，把造化当作铁匠，那么，到哪里去不可以呢？子来说完，便安然地睡去，又欣欣然地醒来。

“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实际上是“金”由于不甘心自己的命运而表现出的对“大冶”的对抗。然而，这块“金”究竟将造成什么样的剑，决定权却不在“金”自己而在于“大冶”。“物不胜天久矣”，对抗也罢，顺从也罢，“金”都不可能胜“大冶”。对抗，只能招致自己的毁灭。所以，庄子反复告诫人们，既然生存于天地这个大熔炉中，就应当“安时而处顺”，“道”如何安排你的命运，“道”要你以什么形式出现，你只有服从，才能获得真正的安适与宁静。无论是化作鼠肝、虫臂、镆铘，还是人，都应泰然处之，顺从于“道”之“化”。否则，“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必将遭受命运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