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诗——和陶酬刘柴桑

和陶酬刘柴桑

【宋·苏轼】

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

且放幽兰春，莫争霜菊秋。

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

淇上白玉延，能复过此不？

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

自陶诗产生后，就有了和陶诗，以宋元两代为最。当然，最有影响的和陶诗还是苏轼的。苏轼自云：“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和陶酬刘柴桑》就是苏轼的一首和陶诗。

刘柴桑，名程之，曾为柴桑令，后隐居庐山。陶渊明的《酬刘柴桑》主要抒写隐居躬耕的自然乐趣。

和诗简单说就是唱和，一唱一和。因此，一般与原诗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相似性。苏轼这首和诗，用韵与陶诗完全一样，内容上也很相似。什么“红薯”（不是今天的红薯。今天的红薯是明代由南洋传入中国的。苏轼时期的红薯指山药）呀，什么“紫芋”呀，什么“幽兰”呀，什么“瓮盎”（是两种用来收藏山药和紫芋的陶制品）呀，什么“玉延”（也是山药，特指淇上——今河南北部的淇水流域——产的山药）“能复过此不”呀……躬耕自给之乐，不亦乐乎！

我们知道，苏轼一生心仪“二靖”：一是“和靖先生”（宋仁宗赐谥林逋），那是苏轼梦里人；一是“靖节先生”（陶渊明私谥“靖节”），那是苏轼诗里人。但苏轼与两人的最大不同，就是永远积极入世，无论在怎样的境况中，都是“我行我素”，都将“光明”放大，放大到盖过“黑暗”，甚至消除“黑暗”。

这首诗是苏轼贬到儋州时所作。苏轼六十二岁被流放至海南岛儋州，是仅比满门抄斩轻一等的处罚，但他说“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施教，化民成俗。苏轼曾为他的学生姜唐佐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不久姜唐佐果然中举，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儋州人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至今还有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从诗里也可以看到，“远插”“且放”“莫争”“胜农畴”“过此不”“忘故山”“不思”，这些词语怎样充分地将“光明”放大，将“黑暗”缩小，甚至消除。

心仪“二靖”那是心之所归，“我行我素”那是行之所至。心归源于性洁，行至彰显性洁。

这首诗并不是专门写冬季的诗，但就苏轼的人生阶段说，确实已是冬季了。六十二岁至儋州，六十五岁即仙归。

儋州是幸运的，中华文化的高标人物苏轼，最后的时光留在了这里。也许这真是老天的安排，它需要苏轼来这里完成文而化之之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