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的两个“大戒”



由于庄子早已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现存的任何政治制度、政治主张、道德体系、理论建树对拯救现实社会可能起到的推动作用，因此，庄子的着眼点全然不在君子士当如何在社会政治中有所作为，如何在现实中凭借道德的完善、对正义的坚持、对理想政治的向往去改变现实、改变社会上。与此相反，庄子所要讨论的是文人士子如何在艰难困顿的社会环境中找到生存的夹缝，如何通过对宇宙本体的重新认识，通过“丧我”“心斋”等途径，在不得不与之周旋、相处的社会活动中，得以“全生”“保身”“养亲”“尽年”。

如果说《人间世》第一段“颜回请行”是为准备踏入仕途的君子士讲解如何通过“心斋”与“其年壮，其行独”的暴君相处的话，那么第二段“叶公子高使齐”则是为已经踏上仕途的君子士揭示如何摆脱现实社会给予的两难处境，理解“命”与“义”之间的关系，从而以一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来应对一切。

一 “阴阳之患”与“人道之患”

在庄子的时代，入仕之士子，除侍奉于君王之侧以外，往往还会被君王派作使臣出使他国，担负这样的使命所面临的远比侍奉于君王之侧要复杂得多，也危险得多。周旋于朝政之间，尚可“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而作为出使的使臣却没有这样的选择。处在毫无选择却又无法逃避的困境之中，出使的士子当如何全生保身，找到生存之路，就是《人间世》第二段“叶公子高出使”所要探讨与揭示的问题。

第二段一开篇，庄子首先着力渲染了叶公子高出使前对自己作为使者将要面临的险境的极度恐惧心态：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

叶公子高，为楚庄王玄孙，楚国大夫，封于叶，姓沈，名诸梁，字子高；“使于齐”，出使到齐国；“栗”，恐惧。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叶公子高就要出使齐国了。他问孔子说，楚王派遣我出使齐国，责任十分重大。齐国对待使者，表面上恭敬，做起事来却拖拖拉拉，一点儿也不着急。我连普通人尚且说服不了，何况是诸侯呢！我实在是恐惧之极啊。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极不稳定，今日两国交战，明日却可结为联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周旋于各国之间，担负着调停、游说、谈判重任的外交使节，对本国的兴衰存亡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叶公子高出使齐国究竟担负着怎样重要的使命，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从“王使诸梁也甚重”一语中可知他此次出使齐国不但责任重大，时间紧迫，更重要的是，齐国“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可以想见楚王派叶公子高出使齐国，很可能是楚国有急而求助于齐国，但此事却会受到齐国怠慢，因而更增加了叶公子高出使的难度。凭着叶公子高对楚王与齐君的了解，他深知此次出使，自己担负着的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而惊恐万状。如果说“颜回请行”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责任感、使命感，渴望成就“其国有瘳乎”的抱负，那么，叶公子高出使则代表了那些已经踏上仕途的士子，他们虽已掌握“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的保身全生技巧，但凡事仍需格外谨小慎微，但求无过，以“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就是有这样的准备，当叶公子高面对如此两难的困境时，也不得不前来向孔子请教：

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子”，指孔子；“寡”，少；“道”，言；“欢”，快乐；“成”，成功；“人道之患”，指人为的刑罚祸患；“阴阳之患”，人体的阴阳失调，指用心过度给人带来的病患。叶公子高对孔子说，您曾经对我说过，无论大事小事，少有不通过语言沟通就能给人带来欢乐与成功的。所办之事如不成功，一定会遭受刑罚之祸；如成功，又会因用尽心智造成身体阴阳失调而患病。无论成功与否都能使自己不受伤害，唯有有大德的人才能做到。

从叶公子高见孔子时的这番开场白中，不难看出他不但十分谨慎，善于外交辞令，而且也是一位能巧妙引人入彀的高手。叶公子高一见孔子，先开门见山地点明自己所遇到的棘手难题，并把自己的惊恐惧怕渲染到了极点，“吾甚栗之”；然后才引经据典，直接引用孔子的话，说“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这才点明自己已经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好在曾听孔子说过“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的话，所以才不得不向孔子求救。在这样的情势下，无论孔子站在什么角度，出于何种考虑，都不能不帮叶公子高找到一个既不伤身、又能完成使命的“两全”之法。鉴于孔子曾说过，两全之法的关键在于“唯有德者能之”，那么，叶公子高究竟算得上算不上是“有德者”？如果还不是，又如何才能成为“有德者”？“德”究竟包含了怎样的内容与含义？

二 叶公子高为什么“内热”

按照孔子的标准，“唯有德者”才能“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这是唯一可以拯救担负着出使重任的士子的两全之法。“有德者”才能“无患”。由于对“德”的理解、“德”的定义与标准都因人而异，在孔子心目中，叶公子高是不是一位有德之人呢？是否符合孔子所说的“有德者”的标准呢？按照叶公子高对“德”的理解，有德之人首先应该是清心寡欲、节俭清廉的：

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

“执粗”，食用粗茶淡饭；“臧”，精美；“爨”，烧火做饭；“清”，凉。郭象说：“对火而不思凉，明其所馔俭薄也。”按照这样的句读，这两句是说叶公子高为官清廉，每天吃的都是粗茶淡饭，不求精美，亲自下厨房，面对炉火也不觉得热，从未想到过要去寻找一个清凉之地躲避。在叶公子高看来，似乎只要能做到清廉节俭，就算得上是“有德者”了。但问题是，孔子所说的“德”，是否指的就是为官清廉，每天粗茶淡饭？如果把叶公子高这两句话与前文所说的“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一段联系起来看，叶公子高所说之“德”与孔子之“德”之间当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庄子》“内篇”中，孔子所说之“德”一般都是指人的内心修养，而非外在的生活方式。郭象在解释“唯有德者能之”时说：“成败若任之于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成玄英也说：“安得丧于灵府，任成败于前涂，不以忧喜累心者，其唯盛德焉！”他们所强调的都是有德者当不以成败忧喜累心，也就是把“德”的含义限定在人的内心修养范围内。以此来看，把“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解释为叶公子高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涉及内心修养，与“德”的本义相去较远。值得注意的是，据陆德明《经典释文》，这两句话还有另一种断句法，也就是将“爨”属上读：

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

这种断句法大概是意识到叶公子高所说之“德”当不仅仅限于清廉节俭，而是要讲人的内心修养，试图把理解重点放在“无欲清”上，于是将“爨”属上读。但“爨”的意思是烧火做饭，如《孟子·滕文公上》：“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朱熹《孟子集注》：“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把“爨”属上读，后面一句的确更切合庄子思想，但前一句仍语义不通，故很少被人采纳。不过，假如把“爨”与前后句读断开，独立成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真正找到这两句之解了：

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

由此看来，“吾食也执粗而不臧”，描述的是日常生活方式，犹如颜回“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之“斋”。而“爨”指做日常家务，被当作是一种“德”的修炼。如《应帝王》中说列子“三年不出。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无与亲，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纷而封哉，一以是终”。这里列子之“爨”当与叶公子高的“爨”一样，都是以从事日常琐事进行修炼。“欲”，指“欲望”；“清”，不是清凉，而是内心摒除各种欲望杂念后所达到的清静，类似于“颜回请行”中所说的“虚”。如此解释的话，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吃的是粗茶淡饭，甚至亲自烧火做饭，是一个心中没有任何欲望杂念之人。叶公子高以“无欲清”来解释“德”，强调“无欲清”对“有德者”的重要，一方面透露出以往孔子可能对叶公子高有过这样的对“德”的解说，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叶公子高对孔子之“德”的领悟。叶公子高之所以在处于困境时特别强调“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如此的“德”是合乎孔子“有德者”之“德”的，可是他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还是承受不住此次出使齐国的使命给自己带来的重压。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内热”，形容心中焦躁不安。这两句话是说，我今早刚接到出使齐国的使命，到晚上却需要喝冰水，我心中简直像着了火。

从起初的“吾甚栗之”，到此处“我其内热与”，寥寥数语，不但把叶公子高惊恐万状的心态表露得酣畅淋漓，更重要的，还是揭示出了文人士子出仕之后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的险恶黑暗、残酷混乱。正如成玄英所说：“诸梁晨朝受诏，暮夕饮冰，足明怖惧忧愁，内心熏灼。”尽管叶公子高自认为已经达到了“无欲清”，却仍无法摆脱“朝受命而夕饮冰”的内心恐惧，实际上，是因为他已经预见到了自己此次出使的结局：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

“是两也”，指叶公子高此番出使所面临的两种祸患。几乎所有《庄子》注本都将“是两也”三字属下读，其实，这三字属上读意义才更为完整。这几句实际上是叶公子高对自己受命出使齐国之事前前后后的概括与总结。意思是说，我还没接触到事情的实际，就已经遭受到阴阳失调的病患；假如出使失败，必定会受到君主的惩罚。这就是我出使所不得不面对却又无法逃避的两种祸患。

根据叶公子高的陈述，可以看出，“事若成”，他所遭受的只是眼下身体所经历的阴阳之患，但他更恐惧的还是“事若不成”之后的“人道之患”。那样的话，他就会遭受阴阳与刑戮的双重祸患。这就是为什么叶公子高迫不及待地要向孔子求教：

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其他《庄子》注本都将“是两也”置于此句之前，意思是说，面临这双重祸患，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先生可以告诉我当如何去做吗？

如何断句更符合原意，要看这两句中的“之”字究竟指的是什么。林疑独《庄子注》说：“今朝受命而夕饮冰，内热可知矣；未至于行事之情，而阴阳、人道之患皆不可免，为人臣者不足当之，宜有以语我。”赵义夫《庄子注》也说：“初无内热之病而胸中已如焚，是不待事之成不成而二患集于吾身，夫子何以教我？”陈鼓应翻译这两句说：“这两种灾患降临在身，为人臣的实在承受不了，先生可以教导我吗？”以上注解都认为此中之“之”指的是叶公子高所说的承受不了的“成与不成”的两种祸患。但是此句的主语是“为人臣者”，是相对于君主而言的，因此，“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之事，应当指君主所指派的使命。可见此处的“之”，指的不是“两种祸患”，而是出使齐国的使命。成玄英解释这两句话说：

忝为人臣，滥充末使，位高德薄，不足任之。子既圣人，情兼利物，必有所以，幸来告示！

成玄英的意思是说，叶公子高认为自己作为人臣的能力不够，以自己的德行能力，实在是承担不起这次出使的重任。可惜成玄英的解释没有引起后人的注意，所以才将“是两也”属下读，将“之”解作不可避免的双重祸患。如果把“之”解作出使之任，那么，“子其有以语我来”所表达的就是叶公子高希望孔子能为自己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推辞掉这次出使的使命。此段开篇，叶公子高已明确表示自己“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此处再次提及“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不但与前文呼应，同时也很自然地引出了下文孔子对天下有“大戒二”的阐释。

三 逃不脱的“命”与“义”

《论语·子路》中虽然的确有叶公子高问政于孔子的记载，但叶公子高并非孔子的弟子，因此孔子不可能像回答颜回那样把话说得直截了当。况且，孔子深知于公于私叶公子高都无法推托掉此次出使的重任，于是他不得不以儒家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来说明叶公子高出使齐国不仅是君主的委派，也是叶公子高不可推卸的责任：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

“戒”，指法则，人所必须遵守的法则；“命”，天命，不可改变的命运；“义”，道义，指人为的社会道德规范。孔子在此告诫叶公子高说，天下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两大法则，其一是命，其二是义。子女爱父母，这是天性，不可用言语解释；臣子侍奉君主，这是义。只要你处于天地之间，就不可能逃到没有君主的地方。这就是“人世”中两个“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根本法则。

在孔子看来，叶公子高出使齐国，是他于命于义都不可推卸的责任。

“命”，是不可改变的，这是“大戒”。“命”的观念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形成，如《尚书·汤誓》中已经有：“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如《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毛公鼎》：“丕显文武，皇天弘厌厥德，配戎有周，膺受大命。”“命”属于天。在“命”的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孔子曾多次谈及“天”“命”以及“天命”，如《论语·宪问》：“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尧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认为人不可抗命，人抗不过命，人应该知命、认命、从命。

那么，庄子又是如何看待“命”的呢？《人间世》中所谓“其一，命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是《庄子》中首次谈“命”。而后，在《德充符》中，庄子也数次言及“命”：

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幸能正生，以正众生。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大宗师》中也有：

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

《庄子》“内篇”中，无论是借孔子或他人之口谈及“命”或者解释“命”的内涵，都与先秦其他典籍中所记载的孔子有关“命”的论述一脉相承。由此也可见出，《人间世》中孔子关于“命”的阐释，虽出自孔子之口，实际却是庄子在孔子有关“命”的论述基础上，对“命”的概念的发展与完善。

孔子在介入解决叶公子高所面临的难题之前，首先提出了“天下有大戒二”，并用“父子”比喻“君臣”关系，就是从“天命”与“道义”的角度告诫叶公子高，无论如何，他此次出使齐国都责无旁贷。孔子从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方面为叶公子高分析了他不得不出使齐国的原因之后，他又进一步强调说：

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事”，侍奉；“安之”，使父母安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这是为什么子女侍奉父母，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都要使父母感到舒适，这是“孝”的极致；臣子侍奉君主，无论遇到什么使命都要能使君主安心，这是“忠”的极致。从孔子这几句话中可知，“忠”与“孝”是孔子心目中两个最重要的道德责任。在孔子看来，“事其亲”与“事其君”相同，如何对待亲，就当如何对待君。能以对父母“孝之至”的态度去对待君王，这就是“忠之盛”。如此，无论君主是尧舜还是“其德天杀”的“卫君”，臣子都当以“忠之盛”的态度去侍奉。只不过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

“事其心”，指修“德”。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修“德”之人，不会因外界的“哀乐”而改变内心，明知世事艰难且无可奈何却又能安然处之，把这一切当作是命的安排，这就是“德”的极致了。为人臣子，一定会遇到不得已之事。但是有了至“德”，自然会按照实情行事而忘记自身，也一定无暇考虑个人的乐生恶死问题。“夫子其行可矣！”

这一段话可视为是对叶公子高所说“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的“德”的诠释。“夫子其行可矣”，一般《庄子》注本认为指的是假如你可以按照“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方法处世就可以了。然而，根据上下文来看，这一句应当是孔子对叶公子高“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的回答。意思是说，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包括命、义、孝、忠，你都没有理由拒绝此次出使齐国的使命，你只管去就是了。成玄英说：“夫臣子事于君父，必须致命尽情，有事即行，无容简择，忘身整务，固是其宜。苟不得止，应须任命也。”成玄英对孔子“夫子其行可矣”一语的解释，很有见地。因为只有确认了叶公子高于命、于义、于忠都必须为君主出使的前提，才会有下文孔子为叶公子高出使时当如何具体操作的出谋划策，也就是如何求全生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