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梦

“化声之相待”，只能是庄子齐物、齐论、齐生死之说在无法得到验证情况下的一个权宜之计，甚至可以说仅仅是庄子的一厢情愿而已。事实上，那些热衷辩论的“大知小知”“大言小言”，既不可能如庄子所愿就此“化声”，也不可能甘心“相待”。于是，庄子又提出了：“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就是说，要解决眼下的物论是非生死之争，只能“和之以天倪”，以“是”和“不是”，以“不是”和“是”；以“然”和“不然”，以“不然”和“然”。如此一来，就可通过暂时搁置是非，融合是非，达到无是无非，“振于无竟”，进入一种忘却是非，忘却生死，也忘却自己的逍遥游境界，这便是“故寓诸无竟”的意义之所在。

一篇《齐物论》从“吾丧我”引出的“三籁”开篇，继而展开了极富思辨的有关齐论、齐物的长篇宏论，再到长梧子与瞿鹊子有关生死的阐发，并针对由于“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而造成的无法判断是非、也无法“正之”，提出“化声之相待”“和之以天倪”的解决途径，最终落在“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上，从而将“振于无竟”“寓诸无竟”升华到一种虚幻而又富于美学意味的精神境界，正好与开篇的天籁遥相呼应，自此，庄子已可完满地为《齐物论》画上一个句号。然而，庄子却似乎总是不甘心就此收笔，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发出种种意犹未尽的感慨，插入一段又一段的议论或寓言。“即使我与若辩矣”便是其中之一，紧随其后的“罔两问景”亦是如此。如果说“即使我与若辩矣”一段目的在于要人或者“化声之相待”，或者“和之以天倪”，那么，“罔两问景”一段又要说些什么呢？

一 罔两问景的意义

庄子文章中惯用以问答方式引发出自己的见解，“罔两问景”亦不例外。

罔两问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罔两”，指影子之外的微影；景，即影，影子，有版本直接作“影”；曩，以往，刚才；特操，独特的操守，指影子独立的意志、行为；蛇蚹，蛇腹下赖以爬行的鳞皮；蜩翼，蝉的翅膀；恶识，怎么知道。这段话说，影子的微影问影子：以往你行走，现在你却停下来；刚才你坐着，现在又站起来，为什么你没有自己独立的操守呢？影子回答：我是由于我所凭借的才如此的吗？我所凭借的又有所凭借才是如此的吗？我所凭借的是否就如同蛇爬行时要依赖腹下的鳞皮、蝉飞起时要依赖翅膀一样呢？我怎么知道是什么缘故才是这样的？我又怎样知道是什么缘故才不是这样的？

“罔两问景”在《庄子》中是一则相对短小的寓言。这一段在行文句法上与“啮齿问于王倪”“瞿鹊子问于长梧子”十分类似，似乎都是通过问答的方式为庄子代言。但是，与前两段相比，“罔两问景”又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罔两问景”是一篇纯粹以拟人手法创造出的寓言，而啮齿与王倪、瞿鹊子与长梧子却不能排除在历史确有其人的可能性。就这个层面而言，“罔两问景”的寓言意义似乎更值得探究。其次，尽管王倪对啮齿的提问劈头来了个一问三不知，但马上又用“虽然，尝试言之”把话题转了回来。同样，长梧子对瞿鹊子的疑问也先以“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计”给予否定，旋即又以“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加以回答。显然，庄子在这两段中都是借王倪与长梧子之口直接阐述自己的看法。而“罔两问景”中“景”对罔两的质询却只用了一连串五个反问，然后便缄口不言，不再细说。这一方面可视为是庄子对“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则由于罔两说影子“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的行为方式“何其无特操与”并非只是简单表示疑问，其中传达出的是强烈的谴责与质询，颇具攻击性，与啮齿、瞿鹊子那种请教式的口吻截然不同。假如庄子还要回答的话，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一场无法证明孰是孰非、无人可以“正之”的无谓的争论。况且，罔两的责问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价值观，代表了一种“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品行操守的坚守，也代表了对庄子“顺应自然”、“万物一齐”主张的否定。因而“罔两问景”寓言实际上也是对那些所谓来自道德操守层面攻击的回答。

“有待”是庄子谈物与物之间相互关系时常常涉及的一个重要概念。在《齐物论》中，“待”既用来表示等待，也包含着相互依赖、相互凭借之意。“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庄子连用了四个“待”字，强调的就是物与物之间的依存关系。这里庄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到“物与物”之间的主宰，却通过一连串的反问暗示了决定这一切的都是无所不在的“道”。诚如成玄英所说“影之所待，即是形也。若使影待于形，形待造物，请问造物复何待乎？斯则待待无穷，卒乎无待也。”就是说，无论是影子，还是影子所依赖的形体，乃至形体所依赖之物，归根结底是“无待”的道。当一切都是“道”的体现时，“我”与“物”之间不再存在任何界线，而是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所以接着影子又说：“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这两句紧承上文“和之以天倪”，以然“和”不然，以不然“和”然而来，是说一切都是顺应自然的，既不需要知其所以然，也不需要知其所以不然。

“罔两问景”的另一层意义，还在于“罔两”与“景”是两个虚实共存，有无同体的特别之“物”。它们不仅依附于形，而且在白昼交替的过程中随着“光”的变化而呈现出时隐时现的特征。有光，才能看得到罔两与影，看到影所待之形。无光，不仅罔两与影之间彼此不见，甚至连它们所所待之形体也无法看到。但是，看不到并不等于罔两与影以及形体就不存在。就这个层面上看，罔两与影以及所待之形，其所待之形与其所待，无一不受到自然的制约。可惜这一点连罔两也由于自身的局限而无法看到，否则的话，它一定还会发出“曩子有形，今子无形”的质疑。

有形与无形、看得见与看不见、影子与影子之所待、白天与黑夜、醒与梦，都是周而复始的自然现象，在庄子看来，既用不着穷根究底，探寻谁依赖于谁，是否具有所谓“特操”，更用不着为有而喜，为无而悲。这与庄子所要表达的生死一齐、人生如梦、人的形体从无到有再回归于无的人生历程正相契合，也是“罔两问景”这则寓言所要表达的。

理解了“罔两问景”的寓意，也就很容易理解这则寓言在《齐物论》中所起的作用。“罔两问景”之前，长梧子与瞿鹊子集中探论了死生问题。庄子用梦与觉来说明生死不过是自然的变化，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像罔两与影，影与所待之形，都不是罔两所待之影、影所待之形、形之所待所能决定的一样。决定其有形抑或无形、隐或现都不是它们自身，而是自然的变化。对于自然的变化，无论其表现形态是从有形化为无形，从看得见化为看不见，不管如何去“化”，物依然存在，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这种有形无形之“化”，恰如庄周化为蝴蝶，蝴蝶化为庄周，境界形式虽不同，内涵则一。在这样的变化面前，庄子认为所谓“特操”是毫无意义的。

由此，可以说“罔两问景”这则寓言在《齐物论》中架起了从生死梦觉的讨论向“蝴蝶梦”过渡的桥梁。清刘凤苞《南华雪心编》点评说：“末段推倒物之化而为一，无可齐也。借罔两之问，引起庄周之梦，以类相从，幻出一片化境。罔两为影外之影，行坐起止，其理轻微而可征妙道。胡蝶为身外之身，梦境变化，其道融合而全无滞机，归重在‘物化’依据。胡蝶与庄周，意境两不相同。当其觉也，各适其适，固不得谓之无所分。而当其梦为胡蝶之时，则不知蝶之为周，周之为蝶，蝶与周合而为一。”刘凤葆的看法很有见地，揭示了“罔两问景”与“蝴蝶梦”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 蝴蝶梦的象征

“罔两与景”要人忘“我”顺物，不求“特操”，顺从于自然之“化”，以达到“忘年忘义，振于无竟”，进入“寓诸无竟”的惬意人生，唯其如此才能过渡到一个梦幻般的逍遥境界。这就是《齐物论》所描绘出的著名的“蝴蝶梦”：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栩栩然，描述蝴蝶自由自在飞舞的样子；喻，愉悦；适志，合于自己的心志；俄然，很快的样子；蘧蘧然，吃惊的样子；物化，物的自然转化。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过去庄子曾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在空中翩翩起舞，从内心深处感到自己所向往的正是这样一种与自己的心志完全相适的境界。在梦中，庄子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蝴蝶，完全忘了自己是庄周。而当从梦中醒来时，庄周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又成了庄周。此刻的庄周完全处在了一种迷幻的状态，不知刚刚是庄周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周。庄周和蝴蝶一定是有分别的，可是，庄周可以化为蝴蝶，蝴蝶也可以化为庄周。这就是“物化”。

这里，庄周梦见自己成了蝴蝶，不知自己是庄周。那么，究竟是蝴蝶梦见了庄周，还是庄周梦见了蝴蝶？在梦中，庄周无法分辨，蝴蝶也同样无法分辨。这就是“物化”的刹那间庄周和蝴蝶的切身感受。“蘧蘧然”是醒来的惊惧，“栩栩然”是梦中的欣然。两相比较，栩栩然当然要比蘧蘧然更让人感到惬意。庄子的“蝴蝶梦”做得很美，写得更美。这应该是一个写出来的梦，而不是做出来的梦，只有文学的梦才可能传达出这样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

蝴蝶梦写的是一种迷离而惬意的境界。进入了这种境界，人便可以完全陶醉于忘我的氛围之中，由现实世界进入到一个梦幻美妙的世界。这个世界，应该更接近于长梧子和瞿鹊子讨论的死后的世界，是庄子物我两忘之后所进入的“道通为一”的逍遥世界。在庄子的笔下，人从生到死的“物化”，就像庄周化成蝴蝶一样，“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就庄子描绘的这个美好境界来看，由生到死的“物化”，失去“特操”、失去“物我”之分别的“物化”，不但不令人恐惧，反而会让人感到欣慰。而醒来之后意识到自己并非蝴蝶而是庄周时，反倒会多生出几分惆怅。郭象说：

夫时不暂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梦，于今化矣。死生之变，岂异于此，而劳心于其间哉！方为此则不知彼，梦为胡蝶是也。取之于人，则一生之中，今不知后，丽姬是也。而愚者窃窃然自以为知生之可乐，死之可苦，未闻物化之谓也。

昨日对于今日是梦，今日对于明日又何尝不是梦？世上万物包括人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生死之化，不过是万“化”之中的一“化”而已。“知生之可乐，死之可苦”实在是“未闻物化之谓”啊。

蝴蝶梦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的第一梦。说它是第一梦，不仅仅在于蝴蝶梦是文人所创而非为占卜而做的，还在于蝴蝶梦是无数文人所写的梦中最美奂、影响最大的一个。蝴蝶梦开创了中国“梦文学”的先河。两千多年来，在庄子蝴蝶梦的影响下，千姿百态的梦文学连绵不断，终于以《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达到了梦文学的最高峰。在这条“梦文学”的长河中，庄子的蝴蝶梦无疑是其源头，同时也是其中最璀璨的一个。

三 庄子对写梦的贡献

其实，把梦记载下来并非庄子的专利。在无法科学解释梦的远古时代，具有神秘色彩的梦，往往被人们当作现实生活中某种事件将要发生的暗示。于是占梦师的职业便应运而生。如今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关于梦的记载见于甲骨卜辞。其中有关梦的记载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根据这些记载可知，中国商代就已经有了专门的占梦机构与专职人员。到了周代，这样的机构与人员更是十分普及。《周礼·春官》说：“占梦中士二人，吏二人，徒四人”，就专门负责“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诗·小雅·正月》中也有“召彼故老，讯之占梦”之说。郑玄《笺》：“召之不问政事，但问占梦。”春秋战国期间，还出现了专门的占梦书。据《晏子春秋·景公病水》说：“景公病水，卧十数日，夜梦与二日斗，不胜。……故请召占梦，是所为也。占梦者曰：请反其书。”其中“请召”的占梦人即为齐国占梦官，“请反其书”，指的就是翻阅占梦书。可见当时各国都设有占梦机构、占梦官，遇到难解之梦遂请占梦官占凶吉、查占梦书已是寻常之事。

先秦典籍中有大量关于梦与占梦的记载。其中尤以《左传》记梦最多，也最为详尽。例如，《左传·成公十年》有关晋侯之梦的著名记载：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文中一共记载了三段相互关联的梦。晋侯先梦到一个复仇的大鬼，十分恐怖。醒后，占梦师告之，他已活不到新麦入口了。不久之后，晋侯果真身患重疾。请医生来治病时，晋侯又梦见自己的病变身为两个小童，在商量寻找躲避良医的处所。梦中的情景竟与后来医生诊断的结果完全一致。由于晋侯已病入膏肓，最后果然在新麦做成的饭还没入口时便一命呜呼，占梦师的话得到了应验。第三个梦是晋侯身边一个小臣之梦。小臣梦见自己背着晋侯升天。后来晋侯死于厕所，小臣把他背了出来，并在下葬时，做了晋侯的陪葬。

从《左传》记载的这三个梦中，不难见出当时人们记梦的目的，就是要说梦有预言性质，梦预示着将要发生的事情，同时也让人相信梦在生活中的作用。庄子之前以及同时几乎所有典籍中有关梦的记载，大都与《左传》的这段记载相似，是对梦主梦中之事以及占梦后应验与否的记述，而不是要通过记梦、说梦来表达或者阐发一种思想或哲理。

然而，庄子写梦显然与《左传》以及先秦其他典籍中所记之梦不同。《左传》记梦虽叙述完整，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但其目的仍是记梦解梦，而《庄子》之梦已经纯属个人创作。例如《人间世》中的“栎社树之梦”，匠人认为“栎社树”是无用不材之木，于是栎社树当晚便托梦于匠人，解释自己成为不材之木的原因。虽然庄子也写到匠人醒来之后去占梦，但庄子写梦的目的是要借梦说理，表述“无用之用”的人生主张。可见庄子写梦，与其说是在记述梦，不如说庄子是在写梦，创作梦，而不是像《左传》那样去记录某人所做的真实的梦。《齐物论》中，庄子第一次写到梦时，就带有鲜明的以梦说理的特征：“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这虽然也可算作是记梦，但重点既不是占梦，也不像“晋侯梦大厉”那样去说梦的征兆会得以应验，而是以“梦饮酒，旦而哭泣”“梦哭泣，旦而田猎”来说明梦与觉的关系，说明人生如梦，梦如人生，进而以梦觉比喻人的死生，点出“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的哲理。而《齐物论》中最著名的“蝴蝶梦”，描绘出一个迷幻美妙的梦境，更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梦来说明何谓生死一齐的“物化”。可见庄子笔下的梦都不是在记梦、占梦，而是为了说理而创造出的梦，就如同他笔下的鲲鹏、蜩与学鸠、大樗一样，都是一种以寓言手法进行的艺术创作。

庄子的梦在先秦时期是独一无二的。庄子对梦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历史上的记梦、占梦发展成为写梦、借梦说理，将梦当作寓言、当作艺术作品来写。可以说，蝴蝶梦是庄子的独创，用写梦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主张，不仅使蝴蝶梦充满了哲理意味，同时也成为中国“梦文学”的滥觞，开启了后代源源不断的“梦文学”的创作。

四 《齐物论》前后的呼应

读罢“罔两问景”与“蝴蝶梦”，一篇洋洋洒洒的《齐物论》终于进入了尾声。此时，回过头来再看开篇时南郭子綦“隐机而坐”的描写，不禁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齐物论》的开篇与结尾呼应得是如此的巧妙。

《齐物论》开篇，说的是颜成子游见南郭子綦“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感到十分不解，于是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南郭子綦用“今者吾丧我”来解释“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又从“吾丧我”引出了“三籁”。可是，“吾丧我”中所丧之“我”、以及“天籁”究竟指的是什么，南郭子綦始终没有给予一个明确的答复。现在，当我们把《齐物论》开篇的对话与结尾的“罔两问景”与“蝴蝶梦”两段对照起来看，终于可以找到颜成子游所提问题的全部答案了。

原来这个“何其无特操与”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如出一辙，都是描述“吾丧我”之后所进入的一种随性自然、物我两忘的逍遥境界。所谓“吾丧我”之“我”就是这里提到的所谓“特操”，而“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的懵懵懂懂则是呼应“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而来。对于颜成子游特别想要知道的那个“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的“天籁”，其实就是蝴蝶梦所呈现的“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的这种惬意梦幻般的境界。如果说，南郭子綦的“丧我”说的是灵魂离开躯体，进入了一个自由无我、不受人形体局限的精神境界，那么，蝴蝶则是庄周的灵魂出窍，飞入了南郭子綦在“吾丧我”之后所达到的物我不分、物我齐一、没有了一切是非彼此的同一境界。颜成子游问南郭子綦，就如同罔两问景一样，蕴含了《齐物论》全篇的思想主旨，并在行文上，相映成趣。

庄子南郭子綦的寓言是以“吾丧我”的“天籁”齐了“人籁”与“地籁”，抹杀了人世间的一切是非争辩，而蝴蝶梦的寓言则以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的“物化”，同样齐了万物，取消了人世间的一切是非争辩，甚至连并庄子自己也一同齐了。清宣颖《南华经解》在评“蝴蝶梦”与《齐物论》整篇关系的时候说：“上面若干文，推倒物论者十居二三，连自己齐物论一并推倒者十居七八。至末忽现身一比，乃见己原是绝无我想，一丝不挂人，意愈超脱，文愈缥缈。……将‘物化’收煞《齐物论》，真红炉一点雪也。”以“齐论”开篇，以“齐物”连并自己一同齐了作为收束，首尾呼应，前问后答，这正是庄子的笔力所在，也是《齐物论》两千多年来魅力不减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