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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

历史大观园 历史典故 2020-05-29 09:44:36 0


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原本是一个“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道通为一”的世界。但是,自从由“一”引发出了“二”,由“二”又引发出了“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于是,各种各样的物论是非,各种各样的道德观念也都随之泛滥而出,以至于“隐没”了“道”。所谓“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有感于此,庄子明确提出了“道通为一”的思想主旨。庄子不但追溯了远古之人对“物”的认识的产生与发展,说明“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而且也从宇宙的起源的角度,揭示了“有”与“无”之间的关系。然后,庄子再次回到“道”与“言”的讨论上,从“道”的无疆无界入手,进一步阐述“道通为一”的基本内涵。

一 “八德”之“德”是“道德”之“德”

在庄子看来,“道”是万物共通的内在因素。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远古时代到如今物论是非纷纭的现实社会,无论“物”的外在形式如何千差万别,“道”不但无所不在,而且始终如一。然而,人们的观念、物论是非的标准却是“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以至于“巧历不能得”。针对这种由“一”与“言”引发出的无穷无尽的“物论”,庄子接着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思维困境: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

这段话中,“封”,指疆界;“言”,指各种言论,尤其是物论;“常”,指衡量“言”之是非的标准;“是”,指“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畛”,界;“有畛”,分出界限,这里指将物划分出种类、类别。这几句话的意思是,道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从不曾变化,无疆无界。而评判万物“是非”之“言”却总是在不断地变化,没有一个可以让人所共用的定准。由于这样的原因,才出现了评判是非的界定,也就是“畛”。那么,“畛”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

“其”,指“言未始有常”之“言”,也就是是非物论。“请言其畛”,是说让我试着来谈谈左、右、伦、义、分、辩、竞、争这些有“常”之“言”的界定吧。

鉴于“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故有“请言其畛”之说。可是令人费解的是,庄子列举了“左、右、伦、义、分、辩、竞、争”八个概念之后,不称其为“八畛”,却称之为“八德”。这“八德”之“德”究竟指的是什么?这当是理解这段话的关键。

或许是由于“八德”的字面义看起来过于简单,或许是由于其中所蕴含的深意过于难解,相对于《庄子》中出现的其他概念而言,后人对“八德”的解释甚少。郭象只笼统地说:“略而判之,有此八德。”成玄英进一步解释说:“德者,功用之名也。群生功用,转变无穷,略而陈之,有此八种。斯则释前有畛之义也。”在现实生活中,“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这八个概念确实都有实际功用。成玄英着眼于此,遂将“八德”之“德”释为“种”“类”,“八德”也就成了“八种”或“八类”。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也接受了“德”为“种”的说法,认为“八德”是指“儒墨等派所执持证论的八种”,并且把这几句译为:“为了争一个‘是’字而划出许多界限,如有左,有右,有伦序,有等差,有分别,有辩论,有竞言,有争持,这是界限的八种表现。”只有王先谦《庄子集解》把“德”释为“得”:“德之言得也,各据所得,而后有言,此八类也。”

然而,如果释“八德”之“德”为“种”或“类”,那么“德”的意思就与“畛”重复。既然前边庄子已经说过“请言其畛”,假如“畛”就是“德”,这里完全可称之为“八畛”,而不应称为“八德”,可见“八德”与“八畛”不同,“德”不作“种”或“类”解。

先秦典籍中,“德”的确可训为“得”。“得”为动词。但假如以“得”来解释“德”,这里所说究竟是“得左、得右、得伦、得义、得分、得辩、得竞、得争”,还是在左、右、伦、义、分、辩、竞、争之中各有所得?而且“得”与前面所说的“请言其畛”的“畛”在逻辑上也毫不相干,所以释“德”为“得”也不妥。

“德”在《庄子》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凡144见。在这144处用法中,无一处可以解作“种”或“类”,只有3处可释为动词“得”。而绝大多数用到“德”字的句中,“德”都可释为“道德”“品德”之“德”,或者其义与“道德”“品德”相关联。如《逍遥游》中对神人的描述:“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孰肯弊弊焉以天下为事”;《齐物论》后文还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而《德充符》通篇说的都是“德”以及如何修“德”得“道”。这里“八德”之“德”应该如同《逍遥游》《德充符》中的“德”一样,用的是“德”的本意,作“道德”“品德”之“德”解。

二 “八德”与“八畛”

确定了“八德”之“德”是“道德”“品德”之“德”,我们再来看“左、右、伦、义、分、辩、竞、争”的内涵以及庄子为什么要把“请言其畛”之后所说的八“畛”称为八“德”,“畛”与“德”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从字义上划分,“左、右、伦、义、分、辩、竞、争”可分为相关联的四对,即“左右,伦义,分辩,竞争”。

“有左有右”的“左右”,成玄英解作“阴阳”,这让人很难理解。中国哲学概念中的“阴阳”囊括了天地间万事万物,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面,如此一来,只需“阴阳”二畛便足矣,何必再有“八畛”?也有人认为“左”指“卑或下言”,“右”指“尊或上言”(蒋锡昌说,见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以“卑尊”释“左右”虽有先例,但“八德”中的“伦”已包含这一内容,故而释“左右”为“卑尊”,与“伦义”有重复之嫌,也不妥。其实,“有左有右”取的就是“左右”的本意,指方位,也就是物理世界最常用的界定。谈方位,不举“东西”或者“南北”,而独独举“左右”,恰恰是因为“左右”的概念正是“言未始有常”的最好说明。东西南北也是用来确定方位的,但是相对而言,却有着更为清楚的界定,唯独左右却完全以人所面对的方向或所处的“立场”所决定。因而用“左右”来说方位,正好做“未始有常”的极好例证。

“有伦有义”,说的是社会道德准则。“伦”,指人伦、纲纪、尊卑、法度;“义”,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见义不为无勇也”之“义”,指合宜的道德或者行为准则。但是,现实社会中的伦理纲纪常常遭到破坏,尊卑、法度亦随着人的社会地位与社会秩序的改变而不同。特别是“义”原本应维护“伦”,可事实上,“义”往往成为破坏伦理纲常尊卑法度的武器。如《庄子·胠箧》中就有:“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可见“伦义”所包含的伦理纲常尊卑法度从来都是“未始有常”的。

“有分有辩”,指的是人类对周围事物的辨析与认知。郭象说:“群分而类别也。”成玄英说:“辩,别也。飞走虽众,各有群分;物性万殊,自随类别矣。”“分”指物的分与识别,即郭象所说的“群分”。“辩”,就是“别”,指从同一类事物中分析出各物的特性,认知物与物之间的异同。庄子在谈“朝三暮四”时,已经指出人们“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的主观性,就是说人类对周围万物的认知很容易为自己的主观意志所左右,很难采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或尺度。这也是之所以产生如此纷纭的物论与是非之争的由来,也是庄子之所以要做“齐物论”来“齐论”“齐物”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在庄子看来,人们在认知的过程中,对物的“分”与“辨”,同样也“未始有常”。

“有竞有争”,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方式与行为方式。郭象说:“并逐曰竞,对辩曰争。”《说文》:“争,引也。”段玉裁注:“凡言争者,皆谓引之使归于己。”“竞”指人们为了达到某一目标或者获取某一利益而进行的追逐;“争”有以武力相夺、将物占为己有的意思。在各种各样的竞争中,究竟哪种行为方式对?哪种行为方式错?同样的事,也许此时是对,而彼时则错;甚至同样的竞争,也可能对此人为对,对彼人则为错。可见“竞争”虽然说的是对人为达到某一目标或者获取某一利益方式的评判,却也“未始有常”。

“八畛”中所提到的“左右”“伦义”“分辩”“竞争”四对概念,每一对都既有切合之处,可相互转化,又相互矛盾。“左”可轻易地转化为“右”;“伦”与“义”之间既有冲突又相辅相成;而“分”时总需有“辩”;有“竞”就会有“争”。庄子之所以将左右、伦义、分辩、竞争称为“八德”,而不说左右、伦义、分辩、竞争就是“八德”,实际上是人要站在“德”的立场,以“德”去看待、处理左右、伦义、分辩、竞争之间的矛盾。

那么,“德”的立场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庄子前文一再所强调的“寓诸庸”。即站在左与右、伦与义、分与辩、竞与争的中间,不偏不倚地去看待、处理其间的是非矛盾,通过“寓诸庸”的途径,“处于环中”,“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以达到“两行”。庄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各种各样的“畛”化为“德”,于是,天下便只有“德”而无“畛”,自然也就达到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也就不会再有是非物论之争了。

这就是庄子化“畛”为“德”的方法,也是庄子为什么要称“八畛”为“八德”的原因所在。

三 圣人化“畛”为“德”

庄子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创造出了“藐姑射之山”“无何有之乡”“大漠之野”的逍遥游世界,也从理论上论证了那个曾经存在过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无是无非、“道通为一”的社会。然而,庄子并不是一位幻想家,他同时又是一位对现实生活有着深刻体验、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冷峻的现实主义者。他以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去追求浊世中孑然独立的人格,树立起精神世界的榜样,同时又以冷峻的现实主义者的目光去看待现实,审视人生,以图在“技经肯綮”盘根错节的现实社会中找出游刃有余之方。这种“因其固然”而不执着一“畛”的方法,便是以“寓诸庸”的平常之心化“八畛”为“八德”。

既然“八畛”可化为“八德”,可通过“寓诸庸”的方式将“畛”化为无形无界,化为“德”,那么,具体来说又当如何付诸现实呢?庄子举圣人为例说: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六合之外”,指宇宙天地之外;“六合之内”,指人间社会;“春秋经世”,指历史;“先王”,古代君王;“志”,记载、记录。“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说的是史书上记载的古代君王的所作所为。这段话中的“论”“议”“辩”三词很值得细细体味。“论”“议”“辨”三词的字面义虽然相近,但在庄子笔下却分为“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议而不辩”三个层次。“论”,指陈述,叙说,对事物或者言行只记录,不加评判,如同《论语》一书,就是孔门弟子专门记录孔子的言行事迹,却不对孔子其人其言加以评判。“议”,指评议,谈论,是要谈论事物的起因与成因,对事物加以分析,如《韩非子·五蠹》中的“故圣人议多少论厚薄为之政”以及《礼记·间传》的“大功言而不议”。“辩”,是辩论,争辩,辨明是非与对错。总起来说,这几句的意思是,宇宙天地之外的事,诸如“怪力、乱神”,圣人的态度是保留而不陈述传播;人间社会所发生的事,圣人只是陈述,并不分析其原因;对于历史记载的先王言行,圣人只是分析先王为什么这样说、这么做,而不去评论是非对错。

“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议而不辩”是庄子所主张的对待历史、对待现实社会、对待世上万物的一种态度和方法。这些问题,人人都可能遇到,但是只有圣人才知道“论”“议”“辩”之间的“畛”在哪里,所以才能以“寓诸庸”的心态“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议而不辩”,化极富争议的“畛”为“德”。

接着,庄子特别提出辨别物之特性的“分”与“辩”的方法,进一步说明圣人是如何化“畛”为“德”,说明圣人与“众人”之不同: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曰: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

对于万事万物,实际都存在着“分“与“不分”,“辩”与“不辩”两种态度。“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是一种“分”。在“分者”眼中,这八“畛”各自有“畛”,各有各的疆界,不容混淆。可是面对同一事物,从“左”与从“右”的立场所见会全然不同,于是在“分”者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出“辩”,最终带来无穷的是非争执。而圣人面对万物之“畛”,却是抱着一种“怀之”的态度。所谓“怀之”,郭象说“以不辨为怀”,王先谦说是“存之于心”,意思都是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去包容一切,对一切采取一种默认的态度,唯其如此,最终才可以以“德”化“畛”,化“畛”为“德”。所以庄子才说,众人“分”,而圣人“不分”;众人“辩”,而圣人“不辩”。可见圣人与众人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众人”在八畛面前,非但不能“怀之”,而且还热衷于“辩之以相示”,喜欢自以为是地争辩。在庄子看来,导致众人热衷于这种“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的不休争辩,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众人“有不见也”。所谓“不见”,是说“众人”受视野以及精神境界的局限,看不到如何以“德”化“畛”,无法像圣人一样胸怀博大,“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因此不可避免地为“畛”所困。

四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在庄子看来,圣人之所以可以“不分”“不辩”,是因为他们心中有“道”,理解“道通为一”的道理,知道世间万物原本无“畛”,因而不需要分辨,这就是: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

“称”,叙说,陈述。“嗛”,同“谦”,指谦逊。“忮”,成玄英说:“忮,逆也。”指暴力。这段话是说,大道是默默地存在着的,因而从不张扬;真正的“辩”者,无须通过言论来表述;最大的仁爱是没有偏爱,不显示仁爱;最廉洁的人从不贪腐,因而也就无须谦逊地宣称家无余财;而大勇之人是不会用暴力显示其勇的。在庄子看来,称“道”、言“辩”、示“仁”、展“嗛”、现“忮”,都是“众人”所为。而不称“道”就能使人明“道”,不辩就能使人知其“言”,不示仁而可仁及天下,不展嗛却能让人了解其廉洁,不现“忮”而让人知其勇力,这才是圣人之所为。

那么,如何才能“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庄子提出:

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几向方矣。

“昭”,彰显;“园”,即“圆”,与“执于环中”“寓诸庸”的意思相似。这几句是说彰显示人的“道”就不是真正的“道”,争辩之言必定有所不及,仁爱常在就会有所不周,过于清廉就失去了真实,勇而暴力伤人就不会获得成功。只有能以“五者”(即道、言、仁、廉、勇)为“圆”而居于其中,才差不多能算是圣人了。

在庄子看来,理解“道”“辩”“仁”“廉”“勇”不难,难的是能“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从“大道不称”到“勇忮而不成”,庄子一连使用了十个极其醒目的“不”字,无论是正论还是反论,旨在强调“不”对理解“道”的重要。一般来说,就人的本性而言,自以为“是”容易,承认他人为“是”难;对他人说“不”容易,而对自己说“不”难;明知自己“不能”而又甘心在“不能”前止步,比承认自己“不能”更难。所以,只有“圣人”才知道“不”的力量,知道“不”对人的作用: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在这方面,庄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的思想。不过,庄子比孔子更强调“不”,要求人们不但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还要知道在自己“所不知”之前止步,这样才算是达到了智慧的最高境界。然而,进入这样的境界,又谈何容易。所以,庄子才感慨地说:

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

“天府”,即自然之府。一个人倘若懂得“知止其所不知”,懂得什么是“不言之辩,不道之道”,他的心胸便会像天地一样宽广,容得下日月星辰宇宙万物,自然也会像“道”一般“未始有封”,这样的胸怀,当然也就不会有“畛”的界限:

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

“葆光”,隐藏的光明。郭象说:“至理之来,自然无迹。”成玄英说:“夫巨海深弘,莫测涯际,百川注之而不满,尾闾泄之而不竭。体道大圣,其义亦然。万机顿起而不挠其神,千难殊对而不忤其虑,故能囊括群有,府藏含灵。又譬悬镜高堂,物来斯照。能照之智,不知其所由来,可谓即照而忘,忘而能照者也。”海之所以为海,是因为海纳百川。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圣人胸怀无畛,能包容一切。有了这样的胸怀,不仅能将“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的“八畛”化为“八德”,还能平息天下种种物论是非。这样的胸怀,就像大海一样,无论注入多少也不会漫溢,无论撷取多少也不会枯竭,不但如此,没有人可以知道哪里是它的源泉,这就叫作“葆光”—至光至明却含而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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