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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丁解牛

历史大观园 历史典故 2020-05-29 10:25:21 0


《养生主》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开篇,上承《齐物论》对“知”与“死”的论述,下开对“生”与“养生”的阐释,特别其中“缘督以为经”五个字,提纲挈领,将《齐物论》中所提出的“得其环中”“寓诸庸”的说法简单化、形象化,并把论说的重点放在人在现实社会中当如何居于“环中”、以“寓诸庸”的方法处世、实现与“道”的融合上。这个过程就是《齐物论》中所说的“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但与《齐物论》的纯议论不同,《养生主》用“缘督以为经”把原本十分抽象、有着浓厚形而上特点的推理论说简化为可视、可感的具象,并且进一步用极富动感、画面感、音乐感、韵律感的“庖丁解牛”寓言,把“得其环中”之后,当如何以“寓诸庸”为“用”,并且在“技经肯綮”之间缘“督”而行的处世之道,形象地演示出来。

一 从技到“道”

应该说,“缘督以为经”不但是人们“养生”的根本,也是《养生主》一篇的灵魂。“缘督以为经”的处世之道,为那些无法逃避现实社会,却又不得不与之周旋,只能在乱世中求生存的人,指出了一条“保身、全生、养亲、尽年”之路。但是,具体来说,如何去“缘督以为经”?“缘督以为经”的途径又是什么?显然,仅仅这么简单的五个字还远远无法让人充分领悟其中的奥秘,无法让人真切地掌握“缘督”的具体操作。于是,庄子把目光投向了任何凡夫俗子、村野民妇都不会感到陌生的“解牛”,把“缘督以为经”转化成一场带有戏剧性的“解牛”表演给世人看: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庖丁解牛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庖丁”,名丁的厨师;“解”,切宰;“文惠君”,即梁惠王;“踦”,用膝盖顶住;“砉”,骨肉分离的声音;“騞”,与砉同,也是形容庖丁解牛时刀与牛体接触所发出的声响;《桑林》,商汤时的音乐名;《经首》,尧时的音乐名,是《咸池》乐中的一章。这一段与其说是“庖丁为文惠君解牛”,不如说是“庖丁为文惠君操解牛之舞”更为确切。原本是一场血腥的解牛场景,在庄子笔下,却成了融合着多种艺术元素的精美绝伦的表演:庖丁手、肩、足、膝如同舞蹈般的动作,配之以“砉然向然,奏刀騞然”,“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声响,仿佛电影的特写镜头一般把庖丁推到了聚光灯之下。这种极富艺术感染力的解牛之“技”,自然引发出“观众”的喝彩: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解牛”实在是再寻常不过的厨师之技。这种充满血腥之气的场面,常人大概是唯恐避之不及的,而庄子却偏偏要文惠君被庖丁“解牛”之“技”的娴熟美妙所吸引,不仅直呼“妙极了”给予赞叹,更以“技盖至此乎”表示出欲了解“庖丁”如何达到如此出神入化地步的渴望。而这,也正是庄子行文的绝妙之处。因为这一问,恰恰可以很自然地引出庄子下文所真正要大力发挥的: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释刀”二字充分表现出庖丁的轻松自如,同时,也准确地描绘出庖丁对自己解牛之技的自信,但其中最精彩的还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一句直逼主题,原来庄子所真正要渲染的并非是解牛之“技”本身,而是要通过“技”的炫耀,表明“道”才是主导这一切的关键。也就是说,“技”与“道”两者之间非但不相抵触,而且可以实现高度的融合:“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庖丁解牛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并不仅仅是“技”发挥到极致的必然,更是“道”融于“技”中的展现。

由于“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是理解“庖丁解牛”寓言的关键,而其中的“道”与“进”又是理解这句话的两个关键词,因此有必要首先剖析庖丁所喜好的这个“道”究竟指的是什么。郭象认为:

直寄道理于技耳,所好者非技也。

在郭象看来,“道”就是“道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规律,意思是说庖丁把如何解牛的规律“寄”存于技艺之中,他所喜好的是解牛的规律而非技艺。成玄英的解释则比郭象的又进了一层:

(庖丁)舍释鸾刀,对答养生之道,故倚技术,进献于君。

成玄英明确指出“道”是“养生之道”,也就是养生的“道理”或“方法”。成的说法似乎更切题,以致当今一般注本都采用此说,把“道”释为“养生之道”。然而,如果仅仅把“道”限定于“养生之道”,不仅在释义上过于狭窄,更重要的是,还失去了与《齐物论》中提出的“道”这个重要概念的内在联系。我们认为,《养生主》中所说的“道”就是庄子一贯主张的“道通为一”的“道”。早在北宋吕惠卿作《庄子注》时就说过:

物以有而碍,道以虚而通。人未闻道,则所见无非物;既闻道,则所见无非道。神遇不目视,喻闻道者能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而识识也。

即是说,庖丁所好之“道”与存在于万物之中,以万物的不同形态所呈现出的那个涵盖一切的“道”一以贯之,既然“道”无所不在,无处不有,那么只有心存此“道”,庖丁才“能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而识识也”,才能把“道”融于“技”之中,于是才能“视”牛而不见,完全凭着“道”与牛“神遇”。唯其如此,庖丁才得以在错综复杂的牛体中“以虚而通”,游刃有余。

由此可知,庖丁所好之“道”是“大道”而非解牛的规律、方法。那么,“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又当如何理解?成玄英在说“道”时,提出“养生之道”,是颇有见地的,但他把“进”解为“进献”显然不着边际。不过,他又补充道:

又解:进,过也,所好者养生之道,过于解牛之技耳。

自此,把“进”解为“超过”便成为定论。这样,“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的意思就成了“我对养生之道的爱好,已经超过解牛的技艺了”。

那么,这是否果真就是庄子的原意?释“进”为“超过”,表面上是说庖丁对“道”的爱好超过了“技”,“道”高于“技”,但这样的解释实质上割裂了“道”与“技”之间的内在联系。庖丁对“道”的爱好尽管超越于“技”之上,但在这样的关系中,“道”是“道”,“技”是“技”,二者是割裂的,彼此独立的,不存在任何相互的联系。

因此,我们认为庄子这里所说的“进”应当不是超过的意思。前面我们提到郭象把“道”释为“道理”,不免狭隘,但他说“直寄道理于技耳”,认为“进乎技”是把“道理”寄于“技”之中,这对理解此处的“进”颇有启发。“进”的本意是“登”。《说文》:“进,登也。”《诗·大雅·桑葇》也有“进退维谷”之句。所谓“进乎技”,其实就是“进入了技”,借用郭象的说法就是“寄”道“于技”的“寄”。将郭象对“进”的诠释与吕惠卿对“道”的解说合在一起,“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所要表述的就成了:

臣之所好者,道也。(道)进乎技矣。

这样理解的话,“道”就不再是建立在“技”之上的一个主体,而是与“技”高度融合的“进乎技”的“道通为一”的“道”。如此,原本各自独立的“道”与“技”便以“进”为途径,融合在一起,实现了“道”“技”为一,道升华了技,而技又展现着道,于是庖丁才能“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总之,这个“道通为一”的“大道”才是使庖丁得以出神入化地解牛的根本所在。

二 从“道”“进乎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果说庖丁所好是“道”,“道”进乎于“技”才成就了庖丁的“技盖至此”的话,那么,下一步要探讨的就是如何才能让“道”进乎“技”,进入“道技为一”的境界。在庄子看来,这个过程是需要时日与功夫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这是一个长时间的渐进的体验、积累、感悟与实践的“悟道”过程,也是一个由“道”去提升“技”,又由“技”去展现“道”的“道技”相互融合的渐进的过程:

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

初入解牛之业的庖丁,手中虽有利器,却也只能“折”牛。那时庖丁的眼中,牛是牛,刀是刀,除了完整的牛以外别无所见。不要说“缘督以为经”了,就连牛“督”何在也不甚了了。然而,三年来,庖丁对“道”的体悟不断加深,“道”越来越融入“技”中,解牛之“技”也随之愈加精湛,从“折”牛过渡到“割”牛,从见全牛到不再见“全牛”,一步步逐渐进入了“缘督”的境界。而如今,庖丁所好之“道”已完全融入其解牛之“技”,进入了“道”“技”同一的境地:

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庖丁解牛乎!

“官”,器官;“官知”,人体器官对外界的感觉作用与功能;“天理”,牛体的自然结构;“批”,劈;“郤”,筋骨间的间隙;“导”,引,入;“窾”,骨节之间的空隙;“因”,循,缘,顺着;“固然”:指牛体本来的样子;“技”,枝;“技经”,牛体经脉连接之处;“肯”,紧附在骨上的肉;“綮”,筋肉盘接处;“庖丁解牛”,大骨。这一段是庖丁对方今之时解牛经历的描述。从“始臣之解牛之时”到“三年之后”,再从“三年之后”到“方今之时”,如今庖丁之刀不但从未碰触过牛的大骨,甚至连筋肉都不曾碰触到。

庖丁是怎样把“牛”“解”到如此神奇的地步呢?“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两句道出了此中的奥秘。因此,正确解读这两句,是打开这个奥秘的钥匙。历来对这两句的解释是庖丁的感官知觉停止了活动,只有心神在运行,所以他是在用“心神”“解牛”,而不需要用“技”。如成玄英就说:“经乎一十九年,合阴阳之妙数,率精神以会理,岂假目以看之!”不错,庖丁“解牛”的确已经到了不须凭借眼力的地步,但这种“神遇”“神欲行”却必须是“道通为一”之“道”化入解牛之“技”之后而进入的一种独特的心神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道”与“技”完全自然地融合为一体,“刀”与“人”与“牛”不再是分离的、彼此独立的个体,而进入了人、刀、牛的“化境”,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庖丁才能够顺势而为,“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表现得如此得心应手,运刀自如,以至于“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庖丁解牛乎”了。

这一段的深刻性在于庄子是以这样的“解牛”方式来告诉世人只有好“道”,并以“道”进乎“技”的人,才可以不受眼前实实在在的物体的局限,才可能超乎于现实之外,凝神于“道”,视人与刀与牛为一体,进入人、刀、牛合一的“化境”,这种“化境”是在人认识到“道”与“物”原本一体之后才会进入的境界,也就是《齐物论》中所提出的“得其环中”的境界。同时,这个“悟道”的过程是渐进的,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与体验才能够完成。

至此,庄子已经把庖丁高超神奇的“解牛”之“技”渲染到了极致,但庄子这一切描绘的重点并不要人停留在对庖丁技艺的惊羡上,而是要通过这种高度的夸张与渲染,点明人的生命原本是可以如此美好神奇的。只要掌握了如同庖丁解牛一般的“养生”之道,一步步地去体验、去领悟,最终就可以进入“道技合一”的化境,就能“保身、全生、养亲、尽年”。也就是说,“养生”,才是“道”进入“技”之后,或者说是进入“人刀牛”合一的境界之后所追求的终极目的。

如果说前文中,庄子是以纵向的个人经历描述,展示了庖丁如何从“始臣之解牛之时”到“三年之后”,再到“方今之时”一步步以“道”入“技”的渐进的“悟道”过程,那么,庄子在下文中则转而从横向的“良庖”“族庖”以及“庖丁”三者的比较中进一步揭示从“族庖”到“良庖”再到“庖丁”的“养生”秘籍: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族庖”,普通的厨师;“硎”,磨刀石;“新发于硎”,如同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节”,骨节;“间”,间隙;“恢恢乎”,形容空间宽绰。这一段把着眼点放在了“庖人”使用的厨“刀”之上:首先说“良庖”之刀,每年需要更换,因为他们是用刀“割”牛;再说“族庖”之刀,每月需要更换,因为他们是用刀“折”牛;最后才说庖丁的刀,已经用了十九年,“解牛”数以千计,却始终完整如新。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庖丁所好的是“道”,并且是以“道”“进乎于技”,所以他解牛时,眼前的全牛可以浑然不见,完全凭着“道”“技”合一之后的“神遇”,便可在牛的筋骨缝隙中“缘督”而行,如入“环中”,他手中之刀不仅丝毫没有被牛的筋骨肯綮所损伤,反而感觉是“以无厚入有间”,可以游转自如地在宽宽绰绰的骨节中运行。

至此,庄子虽仍未明确阐发人当如何养生,但通过对三种厨师的对比,对他们手中三把“厨刀”的命运的比较,特别是对庖丁之“刀”的描述,已足以让人理解庄子的目的是要以“刀”的运行来比喻人的处世养生,教人如何经过渐进的“悟道”过程,逐步掌握在现实社会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生存之技,以避免由于“割”或“折”给自己的生命带来的伤害。

三 从解牛到养生主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实际上透露了庄子所谓“养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就是不论社会冲突如何残酷激烈,周围环境如何恶劣黑暗,不管经历多少艰难曲折,保全人的生命,保证自己的身体不受伤害,才是人生在世的终极目标。正是出于如此的考量,庄子在说过庖丁之厨刀“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之后,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重笔写出庖丁解牛时极为慎重警觉的另一面:

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

“族”,筋骨纠结交错的地方;“怵”,小心谨慎;“视为止”,目光专注;“行”,指解牛的动作;“迟”,慢;“謋”,同磔,开,形容骨肉分离的声音;“委”,堆。这一段是说,虽然庖丁的解牛之“技”已臻于化境,但每当遇到筋骨盘结的难解之处,庖丁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丝毫不能懈怠,他也会立刻怵然谨慎起来,动作放缓,专心凝神,小心翼翼地运刀,直到牛“謋然已解”,如土一般堆在地上。

“庖丁解牛”寓言以展示庖丁的令人惊叹的解牛神技开篇,首先把人带进“道技合一”的令人叫绝的化境,貌似渲染庖丁解牛之“技”的神奇自如,其实庄子的真实目的却在于彰显“道”“进乎技”所能创造出的奇迹,而非“技”本身。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庄子看来,一旦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即便解牛之技高超如庖丁者,也不得不大为收敛,非但无法继续“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庖丁解牛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般挥洒自如地表演下去,而且不得不平心静气,全力以赴,专注凝神,全神贯注地对待每一个“难为”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庄子对庖丁如何“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的描述,才是此篇寓言中最为精华、也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这一部分可视为是庄子手把手地教人如何应对那个“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留如诅盟”,“其杀如秋冬”的残酷恐怖的现实社会。

由于在这个动荡混乱的社会求生存是如此艰难,庄子明确反对如“族庖”那样大刀阔斧、硬碰硬地向盘根错节的现实主动出击、挥刀而战,甚至也不赞成如“良庖”那样有分寸地切割,庄子的目的是要人通过庖丁“臣之所好道也,进乎技”的思路去理解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即使技高如庖丁,也仍需保持高度的警惕,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可有丝毫的掉以轻心,唯其如此,才可保证最终“解牛”的顺利完成,从而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由此,庄子再一次证明惟有以“道技”高度融合的方式在现实社会的缝隙中求生存,避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人生自由;也只有如此小心谨慎行事,经历过这一系列的“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的过程,才能进入“謋然已解,如土委地”的境界,也只有此时,庖丁才可以:

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可见即便对于庖丁来说,仍需经过这一番小心谨慎的解牛过程,才最终可以如释重负,潇洒得意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然后“善刀而藏之”。尽管各种注本解读这几句,往往都把注意力放在庖丁如何“踌躇满志”,志得意满上,其实,这里的重点仍然是最后一句:“善刀而藏之。”前者的描述不过是铺垫,是为了衬托出后者:所谓“善刀”就是“养刀”,“养刀”也就是“养生”。这里强调的是人当如何善待“刀”,以保证“刀”可以在错综复杂的夹缝中游刃有余。如果不能很好地养刀、收藏刀,就无法让“刀”在解牛数千之后仍能如新磨出的一样完好无损。

最后,庄子在展现了庖丁解牛的全过程之后,终于直接点明本篇寓言的主旨: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其实,就算没有文惠君的点题之笔,庖丁解牛的含意已经十分明晰,庄子是以刀喻人,以牛喻纷乱复杂的社会,以“刀解牛”的具体过程喻人在乱世中生存。问题是,庄子为什么要明确地点出这一笔,并且还要让一国之君的“文惠君”来点明这一主题呢?

文惠君即梁惠王,也就是在《逍遥游》中给惠子大葫芦籽的那位魏王。梁惠王在战国时期也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从魏王到梁王,魏国已经日趋式微。梁惠王从庖丁的“解牛经”中悟出的“养生”之道,对于君王来说,则是一个国家的养民、用民之道。文惠君在“庖丁解牛”中的现实意义体现了庄子对君主所寄予的希望。从《逍遥游》中的无名圣人尧,《齐物论》中“不从事于务“的圣人,再到《养生主》中“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的文惠君,可以清楚地看出,庄子是一步步地从他的藐姑射之山、大漠之野的逍遥游,回到了人世间。面对社会现实,庄子在图解普通人当如何养生的同时,也希望君主能够善用自己手中之“刀”,用庖丁解牛之法去解牛,而非“割”或“折”。惜“刀”便是惜民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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